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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会客厅》：探索文化本相，回溯各自路程
本期嘉宾：陈庆，主任记者，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国家首届国产纪录片以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长篇奖获得者，一个以努力讲好别人的故事来书写自己生命故事的人。 2003年进入中央新影，创作和主持创作节目超过1000部（集），其团队为国内较早开始纪录片媒体融合尝试，为数不多的具有海外拍摄、制片以及传播经验的纪录片创作集体，获得过各种国家级奖项。 马尔：这回可能是我碰到的较为困难的访谈了。交流嘉宾我不曾谋面，所知甚少；而且要将“马尔会客厅”虚化为背景，访谈采用笔谈的方式。 对进入“马尔会客厅”拉呱的对象我大都比较熟悉，知根知底，有些还写过相关文章。对你不但不熟悉，你的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央视《文化大百科》栏目创始制片人身份，让我稍感压迫。纪录片与访谈有同质性，这个意义上说，你也是访谈的行家里手。 该马尔紧张、惶恐一回了。 陈庆：实际上您的邀约让我很惶恐。虽没跟您没见过面，但我的师友中很多人和您相熟。您多年笔耕不缀、每日更文，让人钦佩。 我也一直在关注您的公众号。很喜欢您的文字，喜欢您文字里那些姿态各异却自洽恣意的人物。有些人也许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大家，但是在您的笔下都活得让人心生向往。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念书时一直是学渣的我，要回答一中校长的问题，总有要赶着交作业、可作业还处在一塌糊涂状态中的心怀忐忑。 马尔：所以你开头婉拒了我的邀约。 陈庆：是的，因为《马尔会客厅》之前的嘉宾，不少是我认识或者听说过的前辈，他们大多学养深厚，个性丰满，具有极强的个人魅力。而我虽已人至中年，仍然是小字辈，忝入其列，不免诚惶诚恐。 您提到“一个回望的节点”，于我有触动。 2023年是我进入中央新影、从事纪录片创作的第20个年头，或许是时候该坐下来回头看看了。 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往前走吧。从这一点来说，我非常感谢您的邀约，“迫使”我认真地做一个回顾。 马尔：还是要明确一下我们交流的点：你是个从淮北走出去的女娃子，不管你在你的领域走得多远、多高，都是这个城市的女儿。 陈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认为自己是淮北人，对淮北也并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虽然我出生、成长都在淮北，加上后来在淮北工作的日子，前后待了23年，刚好是我目前人生的一半儿。 我从小在三十处工房长大。 “工房”就是父母单位的家属区，那个单位原来好像直属煤炭部，曾经一度辉煌。工房区幼儿园、医院、学校甚至冰棒房都有，各家各户吃穿用度都差不多，自成一个小社会。伙伴们念书也都在三十处子弟学校，邻居来自五湖四海，父母的同学、朋友也大多是外乡人。 真正跟本地人打交道比较多，是在高中以后了，很多地道方言也是那时候才开始接触。 从小时候的疏离，到少年时迫不及待地离开，此后一度不得己的回归，再到终究的远离，我对淮北这座城市的感情一直很复杂。但有趣的是，十多年前，我们新影和安徽北部的一座城市合作拍片，吃饭的时候就有老师介绍我也是安徽人，黄山姑娘。当我解释自己在淮北出生长大时，对方说，“看你喝酒亮杯的豪爽明明就是我们皖北姑娘。” 由此可见，生于斯长于斯，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这方水土还是给我极大的影响，或者说滋养。 马尔：那就在淮北这座城市留给你的烙印、情感痕迹这些点上发散。 陈庆：的确，年岁渐长，才愈发觉得一路走来，在这座城市里遇到的人和事在我的身上其实有很深的烙印。这种影响，看似无形，实则有迹。 我是1976年5月16日出生在淮北矿工总医院，当天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大多上街去开庆祝大会了；这也是我名字“庆”的由来。多年后，我爸爸的老同学、老同事见到我，都会戏称我“五一六分子”。 生我的时候，我妈是36岁的高龄初产妇。现在想来，那一天的举国狂热之中，我能顺利出生，实属侥幸。 马尔：你的父母原先都是矿建三十处的员工。爸爸是工程师，妈妈是教师。你算是出生于此的道道地地淮北人吧。
（1986年的全家福） 陈庆：我不算道地淮北人，我们家在淮北甚至没有一个亲戚。从小到大甚至到现在填表格，我的籍贯一栏都填“安徽黄山”。其实现在区域概念的黄山市跟我们也没有太大关系。我爸爸是皖南人，妈妈是苏北人，我记得小时候父母单位里有些本地的老工人开玩笑都是喊我“小蛮妮”或者“小猫子”。 我爸爸的家在今天的太平湖下，一座叫石埭的古城，有着1400多年历史。陈家在当地世居，也算是大家族。我爸爸1950年念高三，响应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投笔从戎，离开了家乡。1959年国家兴建陈村水库，我们家老宅被淹没在水下。一座古城完全消失了，亲戚们也随搬迁散落在皖南各地。 后来这个地方隶属黄山市黄山区，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籍贯上会出现“黄山”的原因吧。 我爸爸1960年合工大矿建专业毕业，分配到淮北参与煤矿建设。那时候淮北还没有建市。 至于喊我“小猫子”的缘由，就跟我妈妈有关了，她祖上扬州，曾祖一代去江苏沭阳县买房置地，所以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她就成了地主家最小的女儿。这也是她结婚生子都很晚的原因。 我最近看王安忆老师的新书《五湖四海》里提到“猫子”，说是水上人家的意思，这和我的理解不太一样。我觉得“猫”这个词还是与口音有关，“猫子腔”是我小时候常听到的词。我妈妈家乡的口音很独特，方言区域很小。我妈做了一辈子老师，但是普通话都不算标准。 马尔：我在淮北一中从工作到退休四十年，所以特别关注中小学教育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你小学、初高中在哪里念的？有难忘经历么？ 陈庆：这也是我特别想跟您聊聊的。 我女儿今年15岁，9年级。在陪伴她成长的过程里，我常常会回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有一个感觉：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如果一直能遇到良善的老师和不错的伙伴，一直保有向上的动力，青春期不出大的波折，人生终归不会有大的问题。 我一直是在子弟学校念书。小学、初中是三十处学校，高中是特凿公司学校。我五岁三个月就上学了，妈妈是我小学的数学老师。 我年龄小，又是老师的孩子，同学们通常不带我玩，做游戏也往往是个“捎儿”。那时候喜欢看课外书，喜欢写作文，常常在大课间去学校广播站朗读美文，每年都是学校“六一”演出的主持人。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一回背诵高尔基的《海燕》，杨晓媛老师评价说：“庆庆，我这人眼窝浅，听你的朗读，眼泪都要下来了。”在一个孩子心里，这句话的鼓舞力量简直太大了。 杨老师是安徽怀远知青，出身也不好，后来调去上海了。三十多年后我跟她重提这段往事时，她已经没有丝毫印象；但在我，似乎连那一天的天气都清晰可见。 我小学升初中时语数两科很好，父母给我的学科基因都还不错；而从初一开始，数学就明显出了大问题。初中的班主任是教数学的董老师，董老师是河南某矿业学院地质专业毕业的，女性去野外现场并不方便，就改行做了子弟学校的老师。现在回想起来，她一定不太喜欢我这类活泼外向，话多、爱漂亮、爱表现的女孩子。那时候我个头小，永远坐在第一排，同学给起的外号都是“小芝麻”。我有一块宝石花手表，每次上数学课前都要摘下来藏起来，生怕被董老师发现。甚至有一次还给藏丢了，两周后才在教室外的窗台底下找到。其实我现在也不记得到底董老师说过什么批评嘲讽的话，可能就是青春期的敏感带来的压力。 杜德明老师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北师大中文系毕业，曾在北京工作多年，安徽砀山人，却一口京腔。 他就是我想象中的夫子模样。 我到现在都记得开学第一课，杜老师用我来举例解释“之乎者也”，他说：“陈庆者，三十处学校初一学生也”。当然他也常常会在课堂上朗读我的作文，那应该是我慌乱不堪的初中岁月里唯一的亮色。每天晚上家里熄灯后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读闲书、试着写朦胧诗，几乎是我三年初中的全部记忆，视力也从1.5直接进入600度。 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还没有扩招，当时子弟学校的大部分孩子初中读完，如果不是考大学的料，往往会去念师范、卫校或者技校一类的职业学校，至少能端上铁饭碗。很庆幸的是，我父母一直坚持一点，那就是孩子无论如何都要念完普通高中，他们坚持认为高中是一个人三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要接受一些通识教育。 初中念完，我毫无悬念的没考上高中，连普通高中都没考上，我是又念了初四才考上高中的。 很多年后，我从北京回家，遇到过一位在火车站开摩托三轮车载客的初中男同学，那位男生非常聪明，当年成绩肯定比我好，初三毕业念了技校。那几年煤炭系统效益不好，他刚好赶上下岗分流。当时我内心唏嘘不已，庆幸父母的坚持和不放弃。 马尔：你跟我讲过偏科的事，数学曾考过75分。淮北其实有很多优秀的学校、优秀的老师，在你以后的事业中，母校和老师的影响你曾体会到过么？ 陈庆：数学75分不是曾经的分数，而是我复读了一年，高四参加高考的分数，满分是150分，那已经是我初一以后的历史最高记录了。我爸爸为此感慨道：“庆丫头这次数学考得不错，否则是没有大学可读的”。 我从初一就开始偏科，放弃数学后连带着理化都不好，到了高中更是无药可救。但很庆幸，我高中遇到的老师都很不错。我到今天都很难想象，企业办的一所高中，怎么可能汇聚那么多那么厉害的老师呢？ 特凿公司学校校园很小，逼仄的连个像样的操场都没有。1991年，我高一入学时的班主任陆正国是上海人，教数学。我到现在都纳闷：他为什么会选中我这样一个几乎放弃数学的学生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的。 校团委书记黄选楼老师教过我立体几何。有次监考，他笑眯眯的跟我说：“陈庆啊，只会做选择题是考不上大学的。” 后来陆老师调回上海，高二文理分班，文科班只有十几名学生，接替陆老师班主任的是英语老师张颖。张老师很”飒“，30多岁，一口普通话非常标准，我至今都想象不出她可能是哪里人。 高一的政治老师张洪强是归国华侨，毕业于暨南大学，也是很晚结婚生子，教我们的时候快六十岁了，儿子“小豆芽”还在念幼儿园，总是跟着他在校园里一路小跑。那时候就听他说国外天天吃鸡最便宜。 张老师退休后，接替他的李娟老师刚刚从安师大毕业没几年。1993年，新加坡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国际大专辩论赛”，和“最佳辩手”蒋昌建聊，他竟然和我的李娟老师是安师大同学，据说他当时的女友还和李娟老师同宿舍。 高中三年的语文老师都是王汉山老师，给了我很深的影响。王老师是江苏盐城人，写得一手好板书，白净羸弱，那时候应该是50多岁了。 他总是在每一篇作文后面用漂亮的笔迹留下认真的批注。有一次他在我的一篇“美文”后加注，“假如这篇文章是你自己所写”则如何如何。作文当然是我自己写的，那是那个时候我唯一拿得出手的事儿。看到老师的批注后，我居然在课堂上就痛哭流涕起来，弄得王老师很尴尬，很认真地在课堂上公开道歉。 前几年回淮北想去看望他，王老师已经过世了，很遗憾。非常怀念他，总能回想起他在课堂上一直抑扬顿挫的样子。 历史老师曲厚敏，永远坐着上课，永远不打开课本就能通讲一本书的样子；化学老师夏爱军也是刚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没几年的高材生，那几年似乎总听到上海的中学要调他的消息。 马尔：巧了，屈老师、夏老师先后调到淮北一中，做了我的同事。老屈个子不高，烟不离手，脸黑黑的；爱军架副眼镜，文质彬彬的，一上足球场就疯狂。 很喜欢听你讲学校的事情，有画面感，很亲切。 陈庆：我的物理老师刘家桥、地理老师张念良，都是非常温良的人，在校园里遇到，会温和的微笑，从不因为学生功课的优劣而区别对待。 最神奇的是张华林老师，人称“张老顽”。他是上海人，原本是初中部的数学老师。那一年“张老顽”的独生女张冉冉要升高中，之前初中数学一直是他亲自教的。不知道是张老师希望完整带班六年，来验证自己的教育观念，还是更希望一直亲自教女儿，居然说服校方让他直升到高中部教数学。为了获得更好生源，居然建议子弟学校那一年面向淮北市和濉溪县的各乡镇初中招生，学校竟破例允许了。于是我的高中时代就有了很多资质不错、家境普通，努力上进，却差点没有机会念高中的同学们，他们和我过去在子弟学校里同学们的状态完全不同。 “张老顽”的女儿张冉冉后来成为我最好的朋友。高中毕业后她回上海参加高考，考上了上海财大，再后来念了复旦的研究生。 据张冉冉说，1991年的那个暑假，“张老顽”几乎骑自行车跑遍了淮北的各个乡镇贴招生广告，班级里的同学最南面来自烈山古饶，最北的来自杜集段园。这些乡镇的同学后来大多考上了各类学校深造，毫不夸张的说，“张老顽”直接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高中三年，我自己唯一值得书写的是， 高二悄悄报名参加了淮北市首届“金属杯”主持人大赛。后来才知道，那个比赛其实是为淮北电台90年代首开直播节目选拔主持人的，我当然不可能有好成绩。但由此开始听广播，也去参加电台的直播节目，甚至一度还想报考北京广播学院的播音专业，当然没有丁点儿可能，也没有任何路径、资源和信息。 高二分班我选择文科时，我爸就说“学文科的人是不直接创造社会价值的”。那时候淮北小城闭塞，我不知从哪里找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的电话，还跑到邮局花钱打了长途去讨要招生简章，那已经是我为梦想所做的最大努力了。 高中一直浑浑噩噩。第一年高考结束，周围很多同学都在忙着填报志愿，我几乎无事可做，突然感觉失落、难过，觉得同样上了三年高中，自己的时间怎么就白白浪费了。于是要求复读，就去了著名的职大补习班开始高四生涯。 高四真是没日没夜极为用功的一年，数学差不多从头开始学起。当时安徽高考竞争激烈，想有大学可念，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已经去上海读大学的好朋友张冉冉每周写来一封不要求回复的信，描述大城市的多彩和大学里的日常，那些信件几乎成为支撑起我那段岁月的唯一希望。 一年后成绩还是有了很大的提升，1995年的高考，文科，479分，数学就考到前面所说的75分，才终于有了去一所大学读书的可能。 为了保障有书可念，高考志愿当然都是各种服从，于是我就收到了安徽理工大学，当时还是淮南矿院的经管系会计专业专科的录取通知书。那些年经济类专业很热，各所大学都在抢办相关专业，淮南矿院也是如此，其实师资并不理想，现在这个专业也没有了。 当时另一种可能的选择是安师大的英语专业本科，但每年要多增1000多块钱的学费，那些年安徽好像正处在高等教育改革从“双轨”到“并轨“的过程中。不巧的是，90年代中期，我父母的单位面临转型的阵痛，由过去煤炭部统一给计划变成要到市场中找饭吃，好几年时间，都处在停发或者延发工资的状态。那种情况之下，跟父母提出要多花大笔钱去念书，我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的，自然就去了淮南矿院。 听说我要学会计之后，周围的同学再也没有人抱怨自己的专业不理想了。 会计专业文理兼收，专业课包括微积分、统计学。我们学校是全国招生，外省招来的同学其实成绩都很好，即便是文科生，数学也都不差。对我来说又是极大的煎熬，微积分甚至已经差到打小抄都听不懂的程度。运气的是，矿院广播站里有一位学医的师兄，之前一直在淮南电台做周末青少年直播节目的主持人，当时快要毕业去宁波电视台工作了，推荐我顶替了他的位置。淮南台当时有一批水平很高的老师，活跃开放，思维开阔，比起省台也难分仲伯。这可能也和当时中央电视台的当家花旦周涛是淮南人，淮南台的主持人有更多机会外出学习交流有关。 我当时的搭档郭杰也是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后来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张颂老师的研究生，现在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了。 马尔：朋友和同事的眼里，你是一个乖巧听话孝顺的小女生，上进心很强。那年广播电台招聘，你是参加考试，考到淮北广播电台当直播节目主持人的。在台里策划并主持了许多深受听众喜爱的广播节目，特别是由你始创的《星夜航班》节目，影响很大，至今很多听友都难以忘怀。 陈庆：1998年广播电台招聘的时候，我已经是评委了。我没有参加过电台的招聘考试，之前是参加过矿区电视台的招聘考试，成绩是第一名，但没有被录取。 1997年，我两年专科毕业，赶上包分配的末班车，分配回了淮北矿务局工程处土建四工区，做成本会计。办公室就在立交桥长山路口。 当时淮北电台的直播节目很红火，活跃了一批兼职主持人，比如常青树李琪老师。不得不回到淮北的我也很自然加入他们的行列，下班之后唯一的去处就是电台。再后来，淮北电台节目改版，我就推出了晚间谈话节目《星夜航班》，每天晚上8点半到10点，没想到反响还不错。 当时的台长武仲连就开始考虑正式借调我到电台工作，在此之前因为我主持晚间节目，和武台几乎都没见过面，但和文艺部主任王治德老师很熟。王老师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我跟着他一起演播过几个广播剧和音乐故事节目，拿到过国家级的奖。 有一天，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武台和王老师就到了我的工作单位，商量借调我去电台的事情。我印象非常深，那段时间立交桥大修，漫天尘土不通车，他们是走路去我单位的。土建四工区是做建筑工程的，当时的一把手主任也姓武，虽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非常豪爽坦直，像父亲一样护着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当着武台和王老师的面，他就把我叫来，表态说，“电台诚意要你，工作也是你喜欢的，那你就去吧，如果一直不能正式调过去，你就再回来。”就这样，我彻底摆脱了我不喜欢也很难胜任的会计工作，真正成为了一名全职电台主持人。 那段时间非常快乐，也非常忙碌，武台给了我非常多的空间和信任，这一点，我至今心存感激。1998年底为筹备淮北经济台开播，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主持人的时候，我已经是拥有话语权的评委了。我到现在都很难想象，是什么样的勇气，让武台给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那样的空间和信任。我记得还跟台里资深的老师们一起给新招聘来的主持人做有关如何做好直播节目的讲座，其实我自己也在误打误撞、摸着石头过河。 正式调入电台好像还遥不可及，涉及企业编制转事业编制程序很复杂。这时就有淮南台的老师邀请我重回淮南台，我还特意回淮南试镜，跟台长也见过面了。就在此时，接到了可以办正式调动手续进淮北电台的通知，后来才听说是武台找到了市里的分管副书记才解决了我的编制问题。 从1999年1月到2001年9月，不到2年的时间里，我几乎尝试过各种类型的电台直播节目。从每天早上7点20分直播的舆论监督节目《行风热线》，到晚上10点半《星夜航班》结束全台全天的播音。最多的时候，我一天两个频率有四个半小时的固定直播，还不包括随时补位，值班录制新闻以及天气预报。 当时常常是拿着磁带筐两个直播间来回跑，上厕所都只能利用插播广告的时间。我家离电台其实并不远，但为了节省时间，就50块钱租住在电台对面城中村一间不到10平米的民房里，导播间里有一个小电饭锅，常常在节目空档蒸香肠焖米饭或者煮方便面。 马尔：后来考上北京广播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分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算是事业上一大转折吧。 陈庆：谈不上转折，我好像每一次都是用最笨的方法走了最远的路。 我其实在2001年读的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的研究生进修班，没有学位的那种，以至于后来我的大学同学都开玩笑说我念了“半吊子研究生”。入学也有门槛，但难度明显降低很多。我的学士学位是在淮北工作时考了安徽大学新闻系，花了三年时间才拿到的。 不过那时候中央电视台有好几位著名主持人、著名导演都是广院研修班结业的，所以这个班在行业内认可度也很高。 广院研修班招生消息还是淮南台的老师们告诉我的。当然学费也很高，两年脱产的费用是壹万叁仟伍佰元。 现在回想，在淮北电台全职的那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完全是超负荷的。电台节目全年无休，365天几乎每天准点就得坐在直播间里。一度我还化名“唐若”，担任淮北电视台一档生活服务类周播节目的主持人，出外景、录演播室、配音，一个都不能少。电台主持人除了上直播外，几乎是采编播一体，那时候网络还几乎没有，素材全靠平日积累。我主持的另一档节目——《行风热线》也是当时市里从上到下都很关注的节目，每天一大早就会有各委办局的领导跟我一起坐在直播间接听热线，直播结束后都要及时解决问题、反馈给听众。而晚上的《星夜航班》也是开通热线的，每天接受听众的情感倾诉，也会接收到很多情绪垃圾。 每天不停在说话，以至于一度几乎失语。有天晚上从租住的民房去电台上节目，过马路时，我就在想如果有一辆车把我撞倒就好了，至少那一天可以有理由不去上节目了。 后来拍摄《赤脚医生》的时候，我采访过毕淑敏老师，跟她聊起当时的情形，她也认为如果主持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心理学训练，电台晚间谈话类节目开通心理热线是非常危险的。 我离开电台时，也不过25岁，那些年敢于尝试各种类型的节目完全就是初生牛犊无知无畏。但是真的非常感念那一段岁月，在小城淮北，我有机会做了那么多尝试，物理意义上短暂的两年似乎被无限拉长。 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当我得到北京广播学院研修班招生的消息后，自然就动了心。 学费是个大难题。 那时候淮北电台的薪酬制度已经非常公平科学了，除了基本工资外，奖金分配是多劳多得，主持人根据节目时长和节目质量取酬。我无疑是主持人中奖金最高的。但是在2001年的淮北，一万三千五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再加上两年脱产在北京的食宿交通，数目就很可观。也巧，在老同学的游说下，我曾经不到5千块钱买的一支股票，因为我不会看大盘，中间跌跌涨涨也从来无暇关注，这支股票配了股还增了股，结果就一下翻了好几番，涨到了将近两万块钱。那是我迄今为止买过的唯一股票——兰陵陈香，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可以说，这笔钱给了我赴京读书的底气。 也因为高额的学费，广播学院给研修班配备的师资绝对一流，很多博导亲自给我们上课，朱羽君、叶凤英、毕根辉、高晓虹，李兴国、高鑫等等，用今天的话说，所有任课老师都是行业内的大牛。教《电视节目策划》张绍刚老师，因为主持《今日说法》风头正健，是其中资历最浅的老师了。张雅欣老师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教授我们《中外纪录片比较》，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纪录片，张老师帮我打开了一扇窗。 在广院学习的两年里，班上有很多同学开小差去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打工，那些年正是电视行业突飞猛进大发展的时候。我们进校时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离开时就已经是中国传媒大学了。因为之前超负荷的透支，重返校园后，我是真的是踏踏实实、心无旁碍，专心在校园里恶补了两年功课。 马尔：我早就看过你的片子。2010年央视开播的六十集大型音乐纪实片《岁月留声——新中国唱片60年》我看过多集，白毛女、王洛宾的歌、黄梅戏等等都是留下深刻印象的篇章。我是后来才知道你是这部片集的执行总导演。 执行总导演是个什么角色呢？ 陈庆：《岁月留声》一共六十集，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年，中央新影和中国唱片总公司合作的一个系列片，体量不算小，但当时资金并不充裕，所以参与的十多位导演大多是20出头的年轻导演，有些完全没经验。总导演是当时我所在的部门主任王燕老师，她负责这个系列片的顶层设计、样态把关、人员架构和节目终审。因为她同时还要负责整个部门的所有项目以及日常管理。我作为执行总导演，就在操作层面上把控这个系列中每一部片子从前期调研拍摄，中期改稿，到后期审片的全流程。这部片子差不多采访了将近300位音乐界的大咖，几乎涵盖了业内所有。常常是把中唱的老总赵大新先生“扣”在采访现场，亲自打电话逐一邀约采访嘉宾。 筹备《岁月留声》时，我刚完成产假后的第一部片子，前期拍摄时我是带着哺乳期的女儿出差的。当时之所以愿意接《岁月留声》，也是考虑这部片子大部分在北京集中拍摄，基本不需要再出差，当时我女儿不到一岁，正是最闹人的时候，常常白天审片，晚上抱着女儿熬夜改稿。后来还是因为这部片子，我要出差去广州，女儿才不得不断了奶。 马尔：六十集人物传记片《岁月丹青》就更出彩了，锁定当下健在的60位70岁以上成就卓然的美术大家，每集一位主体人物，抢救性的完成对新中国美术史的系统梳理。 这部片集你是制片人。它又是个什么角色呢？ 陈庆：《岁月留声》播出后反响还不错，各方也都很满意，这也是我不仅单纯作为创作者参与的第一部片子。紧接着中央新影和国家画院要合作一部关于新中国美术家的纪录片，每集30分钟，同样60集，领导自然就想到了我。片名是什么？拍谁？怎么拍？将要搭建一个怎样的创作团队？一切都不得而知。唯一知道的是时间紧迫，将从健在的中国美术家中遴选出对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贡献卓越的60位大家进行抢救性拍摄。当时就想沿用“岁月”的概念，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央新影集团总裁的高峰先生给这个美术类的文献纪录片定名为《岁月丹青》。“画作凝固历史，艺术表达人生。”是我给这套片子拟的主题词，作为制片人，我是从摄制组人员架构、影片内容创作和审查乃至于资金使用全面负责吧，这套片子的样片是我做的，样片人物就是冬天里刚刚过世的著名油画家詹建俊先生。 马尔：若加上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文化大百科》栏目制片人，你集中了相当注意力放到了大文化大艺术范畴。是你刻意还是机缘巧合？ 拍摄中有值得分享的故事么？ 陈庆：是机缘巧合也是水到渠成。在创作《岁月丹青》的时候，我曾计划未来再做一部其他艺术门类的60集系列片，形成我个人创作的“岁月三部曲”。但是在《岁月丹青》的后期，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要上一档文化类的新栏目《文化大百科》，任务交给了新影。因为是日播，量更大了，内容也包罗万象，需要有一个在知识结构上有一定积累的人来负责。而我在创作之前的两部片子时，恰恰刚好完成了音乐和美术部分常识的“恶补“，所以就成了适合的人选。其实对纪录片的创作者来讲，做日常的栏目，有实时的播出压力，更像是一种反哺和消耗，而不是滋养。这个栏目我做了3年多，很运气没有出现任何播出事故。 马尔：后来获2006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评委会奖的《赤脚医生》，还有二十七集纪录片《1949：城市的记忆与重生》，包括你参与创作的《中国奥运故事》，在题材上更宽广，也显示了你的视野和情怀的更上层楼。 非艺术类的纪实片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 陈庆：这几部片子都是《岁月留声》之前的创作。《中国奥运故事》是我在孕期完成的片子，《1949：城市的记忆与重生》就是那部我带着哺乳期女儿出差完成的片子。早期的创作中，我个人当然还是最喜欢《赤脚医生》，这部五集纪录片是2005年拍的，是我独立完成的第一部长片，也是我的第一部获奖作品。或许正是因为这部片子，我才有机会正式调入新影。 拍这部片子走了很多中西部的贫困地区，见到了很多我过去所无法想象的人和事，颠覆了我过去的很多认知。我记得冬天里，在湖北长阳县的大山深处，在一个人值守的卫生室里度过了六个不能洗脚的夜晚。 片子完成后给一位老师看，他的评价是“剪得一塌糊涂，但是很真诚。“ 马尔：我特别喜欢纪录片《赤脚医生》，大题材、小人物的平凡叙述方式。这部片子里有当时很轰动的电影《春苗》的原型王桂珍。涉及到知青的纪实片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平衡点，就是苦难和浪漫能分区，稍偏一点就虚假。 陈庆：王桂珍阿姨原本是拒绝采访拍摄的。电话里，她一直在说，“我要过安静平静的日子”。我常常觉得，对采访对象而言，不打扰才是最大的尊重；但职业使然，不得不敲门。去上海之前，我一直都不确定她最终能否愿意和我见面。庆幸的是，我们采访到了黄钰祥老师。他是《赤脚医生手册》南方版的编撰者，也是王桂珍的老师。黄钰祥老师说服王桂珍阿姨跟我见了面，才有了后面的拍摄。 采访中王阿姨提到1970年代，有一次她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新影的《新闻简报》中出现了好几分钟她的镜头，当时整个上海川沙县都轰动了。 回到北京后，我在我们新影浩若烟海的资料库里找到了那个镜头，其实不过几秒钟，甚至用在我的片子里时，得放慢速才能让观众看明白。但对当事人来说，那样的瞬间却被无限放大，甚至影响一生。 片子完成后，我收到王桂珍阿姨寄来的贺年卡，在卡片中，王阿姨说“在过去的岁月中，一个人生活轨迹的某一段落吻合于历史、国家、民族的生存轨迹而得到称赞，他应该自豪；一个人生活道路的某一段落，出现非个人能力所能避免的曲折，而遭到误解，他可以沉默。自豪的沉默或沉默的自豪，这都是财富。” 马尔：她说得太好了。 用真诚还原客观真实，我特别喜欢你的这一立足点。朴实、踏实，看重平凡所蕴含的力量。 和淮北这座城市的品格很相符。 陈庆：对于一名纪录片创作者来说，能够遇到愿意对着镜头真诚交付的拍摄对象，是非常幸运的事，那么这种交付当然应该是双向的。我越来越相信一句话，”你是谁，才能遇到谁；你是谁，就会遇到谁；你是谁，终将遇到谁。“当然后者的“谁”，指人也指事。至于客观真实，其实非常难，囿于时代囿于认知，我们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局限，只能是尽可能的贴近客观真实吧。我总是小心提醒自己，最大限度的保持一点清醒，希望自己影像里的选择和表达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希望这个时间能够尽可能长一点、再长一点。 马尔：这一段话有些沧桑感，却也厚实。 淮北是你的故乡。此地的人文民俗、文化风貌，都有独特性，也有厚度。想过回家拍些纪录片么？ 陈庆：当然很希望能够回到故乡来拍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内容，但是也要看机缘吧。就像我离开《文化大百科》后，从中日韩三国拍摄《福.路》开始，到亚、非、美、欧各洲拍摄的《远方未远》、澜湄六国拍摄《向南流的河》，包括目前在做的《邬达克》，都涉及海外拍摄和国际传播，这个创作方向的转变也完全不是我预设或者规划的。 我想，在作为纪录片导演的黄金年华里，踏踏实实地去拍好每一个选题，享受创作过程中的“沉醉不知归处”，没准儿有一天，机缘到了，就会有一部和故乡有关的片子在等着我。 马尔：很期待那个机缘能够早点出现。谢谢陈庆，能在百忙之中接受邀约。这也是《马尔会客厅》的第一部长篇，细碎而极深切、真诚。 陈庆：谢谢马老师的邀约，让我有机会坐定下来，拉拉杂杂的回忆了这些往事、琐事。 作者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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