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评论家不像媒体大亨，他们总是在怀疑自身的重要性。一方面，文学面对的无疑是人类最基本的现实，这一点也许足够给予参与其中的人一定的地位。另一方面，自从文学从公共领域逃向了学术界，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就成了一种很边缘的追求，以至于我们不难想象大学的文学系（实际上是整个艺术和人文系）正在变成过去的回忆。学院的文学研究刚刚兴起的时候就受到了这些文雅的嘲讽。一位绅士，在文学艺术中对语言规范指导的需要，真的会高于他在外出打猎时对打枪技巧指导的需要吗？而如今，文学研究必须面对一种更为现实的怀疑论：这样深奥的追求真的能对经济增长做出一丁点贡献吗？ 在许多新的发展中，正是大众文化这个概念，将文学批评从失去社会关联的危险中拯救回来。一旦文学学者敢于研究电影、媒体和通俗小说，那么他们就肯定有理由宣称自己处在社会的中心位置。毕竟他们致力于研究被数亿普通人消费的艺术品。我们已经看到一种不同以往的中心被赋予了这些文学知识分子，这些献身于革命民族主义的人——这些用战场替换研究室的男女现在可以宣称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了。爱尔兰的革命者托马斯·麦克多纳在都柏林的大学里讲完了关于简·奥斯汀的最后一课后，他离开校园前去参加1916年复活节的反殖民暴动，后来死在了英军手下。从《曼斯菲尔德庄园》通往激进爱国者的道路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漫长。当革命民族主义的浪潮开始退去，是族群政治和后殖民问题确保了文化理论更广泛的责任，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已经带来类似的效果。反恐战争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与文化相关的种族身份和宗教信念卷入全球政治的争端之中。在此之前，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从过去几十年的主要关注——性别政治——那里借来了一点鲜活有力的生命力。到21世纪初，文化这个概念无疑将要有长远的未来，至少像圣战（jihad）那么持久。只有电影和电视之死连同力比多在地球上的消亡，才可能严重影响文化的存活。文化作为一个概念不仅已经成熟发展，而且似乎已在一些角落占据了主宰的地位。 然而，文化的重要性有被高估的危险。比方说，“文化产业”这个术语就是模棱两可的。如果“产业”这个词是衡量文化生产在现代文明中走得多远的尺度，那么它同时也提醒着我们它的主要驱动力绝非来自文化。正如通用汽车、好莱坞和媒体，它们主要是为了自己的股东而存在，是利益的驱动使文化在全球蔓延开来。文化产业没怎么证实文化的中心地位，倒是证实了晚期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野心。这一野心将幻想和享受作为一种殖民方式，并不比当年对肯尼亚和菲律宾的殖民逊色。奇妙而讽刺的是，当大众文化越在社会中凸显，当它看起来越像是一个本身具有价值的现象，它就越不再是原本的那个自足的领域。此外，文化越变得有影响力，它就越有利于全球体系的稳固，而这一体系总体上的目的对判断义上的文化而言是有害的。 典型的后现代智慧指出了这一体系现在要如何发生文化转向的问题。过去我们处在一个粗糙的旧工业社会，现在我们进入到了披着文化外衣的资本主义世界。所谓“创意”产业的角色、新文化科技的力量以及符号、图像、品牌、偶像、景观、生活方式、幻觉、设计、广告的关键作用，都见证着资本主义的“美学”形式的出现：从物质向非物质蔓延。然而，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将文化整合到了它自己的物质目标之中，而非资本主义无端地、心甘情愿地、满足地落入美学的掌心。相反，这种美学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被证明比以往的模式残忍而有效得多。对于马克思和莫里斯来说，与资本主义功利相对的“创造力”现在已经被占有和剥削所征用了。 资本主义致力于同化它曾经的对立面（“文化”），对此最好的证明便是大学在全球的衰败。如果说这没有自然界的奇观那样壮丽，那它至少也和共产主义与世贸双子楼的陷落一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件。大学作为人道批判中心的传统曾绵延一个世纪之久，如今它已经沉沦了。大学转变成了受制于粗鲁的世俗管理意识形态的伪资本主义公司。学术机构曾经是批评性反思的竞技场，如今正和彩票店、快餐店一起逐步沦为市场的器官。如今，大学的命运大体上被掌握在科技官僚的手中，对于他们而言，其价值几乎和不动产是一回事。评价新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标准，即他们关于柏拉图和哥白尼的讲座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失业的毕业生共同构成了落魄的知识界。目前每年交着学费的学生们无疑将很快发现，他们的导师按传授的知识收钱。英国一所大学最近颁布了一条规定，严格限制教职工在狭窄的办公室中藏书，尝试让它的教职工步入新的可能之中。拥有私人藏书的想法变得像比尔·哈利或是紧身裤[1]那样过时。我们大学中那些愚蠢的行政人员的梦想就是营造一个没有书籍和论文的环境。对他们而言，书籍和论文都是垃圾，与仅由机器、官僚和警卫构成的光彩照人的新资本主义荒漠水火不容。既然学生们也都是垃圾，那么理想的状态就是一个看不见这些麻烦的生物的校园。人文学科的消亡指日可待。 最终挫败资本主义文化转向的是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这些剧变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一种生活方式令人熟悉的面纱被不适时地揭开了，这种生活方式本来已经变得如此稀松平常，不再被人们视为一种特定的历史体系。危机通过突显资本主义内部的运作而使得那种生活方式得以凸显出来。这样，资本主义就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的色彩，相反，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在不远的过去形成的文明模式。重要的是，正是在危机的阵痛中负责这一体系运转的人开始第一次地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来称呼它，而不是美其名曰西方民主或是自由世界。因此，他们走在一些文化左翼的前面。几十年前，在他们为差异性、多样性、身份与边缘性而狂热的话语中就不再使用“资本主义”一词了，更别说“剥削”或“革命”了。新自由资本主义在使用“多样性”或“包容性”这样的术语时就像使用阶级斗争的术语那样毫不费力。 对于贵为宇宙之主的人类来说，谈论资本主义这件事太过轻率了，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他们的生活方式只是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生活方式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有一个特定的起点，而所有有起点的事物最终都会走向灭亡。也许资本主义不过是人类本性，但是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还不存在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类本性存在了。2008年金融危机尴尬地为我们展示了一点，即资本主义体系在根本上几乎没有改变，尽管他们热烈地讨论生活方式和混杂性，弹性身份和非物质劳动，根茎状组织[2]和CEO开领衬衫，谈论工人阶级的消失和从工业劳动到信息科技、服务业的转向。尽管有这些创新出现，资本主义体系的严重崩溃表明，我们仍在一个普遍失业、高管工资高得下流、不平等粗劣而显著、公共服务肮脏的世界中受苦受难。如马克思主义一直认为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中，国家完全就是服从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关键的问题不是图像和偶像，而是巨大的欺骗和体系化的掠夺。真正的恶棍和无政府主义者穿着条纹西装，真正的劫匪不是抢劫银行而是管理银行。 * * * 文化的概念在传统上与区隔（distinction）的概念相联系。高雅文化关乎等级。想想马塞尔·普鲁斯特和托马斯·曼描绘的伟大的上层资产阶级家庭，对于他们而言权力与物质财富总是伴着崇高的文化腔调，带有特定的道德责任感。精神的等级制度和社会不平等携手共进。而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目标就是在废除等级制度的同时，维持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和它的文化上层建筑是矛盾的。在这种制度中，如果你要掠夺他人拥有的自然资源，你不必宣称自身的优越性，只需你们在物质上的不平等关系得到维持就可以了。美国人是否认为他们在种族上优于伊拉克人其实无关紧要，因为重要的是对产油国的政治、军事控制。从文化上说，晚期资本主义总体上并不关乎等级制度，而关乎混杂性，关乎融合、归并和多重性。而从物质上说，社会阶级之间的鸿沟已经超过了维多利亚时代[3]的水平。大量的文化研究拥护者注意到了前者，却忽视了后者。尽管消费领域欢迎所有人，财富与生产的领域却有着严格的分层。然而，财富与阶级的区分置身于平整的、民众的、精神上混杂的文化之中，并部分地为其掩盖，毕竟这已经不是普鲁斯特或是托马斯·曼的时代了。与那种华丽的背景不同的是，文化资本与物质资本现在要分道扬镳了。那些在他们精神的失重中鼓吹着体系的至高无上的经纪人、批发商、流氓政客、经营者和投机商，如今已经几乎不能靠他们的美学智慧而引人注目了。 显而易见的是，文化等级制度的覆灭被人们欢迎。然而总的来说，它主要还是商品形式的结果，而非真正的民主精神的结果，它使现存的价值变得扁平，而非以其他的优越性之名来挑战现存的价值。这主要攻击的的确是价值本身，而非文化至上主义。如今，歧视行为本身受到了怀疑。歧视不仅意味着排他性，而且明确地指明了一种冒犯了平等精神的优越性是可能的。那些喜爱比莉·荷莉戴胜过爱连恩·盖勒格[4]的人只不过是精英主义者罢了，他们有什么权利评价任何事？既然没有什么事比在酒吧和体育场评头论足更为普通，这种等级的倒置本身就呈现出精英主义的姿态。区隔（distinctions）向差异性（differences）投降了。亚利桑那的佛罗伦萨菜既不比意大利的好，又不比意大利的差——它们不过是不同。歧视就是不公正地贬低一物，而错误地将另一物的价值绝对化。说唐纳德·特朗普没有方济各教皇的谦卑，就是自以为是地将特朗普扔到外边的黑暗中去[5]，也就是嘲笑包容性的绝对价值；我要将绝对价值的权威强加于谁呢？一个人如果站在令人厌恶的奥林匹亚诸神的高位上，他有权断言养沙鼠比吃掉它们更好吗？ 商品虚假的平民主义以及它对等级、排异和歧视热心的拒绝，建立在对所有人空洞的漠视之上。漫不经心地对待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差异，对所有人绝对地不偏不倚，这种平民主义将委屈自身，以一种妓院的精神来接纳任何一位有钱购买商品的人。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进步中也暗含着相似的漠视。如果说如今人类第一次在历史上彻底地变得混杂，那大体上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会购买任何劳动力，不论他们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只要他们愿意出售就行。话说回来，眼下确实有些过渡期的张力在发挥着作用。目前，不加分辨地向所有来客开放的是经济领域，也包括向一些包含歧视的种族主义文化开放。习惯于在文化上与单一民族国家捆绑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市场（它的军力和社会同质性已经为之保驾护航了几个世纪），如今却将不同的种族群体缝合起来；种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力量威胁到国家统一，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长期地建立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混合与多重性滋生了等级与区分的新形式。 在一定意义上，眼下文化与经济并未同步。尽管后者可以走向世界，但对前者来说加强国际化并非那么简单。一个人当然可以在多语言的咖啡馆里闲逛或是欣赏二十几个国家的音乐，但是这个意义上的文化缺少价值和信念扎根的深度。的确，全世界都崇敬英勇死去的男女，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的传统中。但是，正如伯克所知晓的，文化的活力来自本土地区对自身文化的忠诚。很难想象布拉德福德或是布鲁日[6]的居民会自找麻烦，去喊“欧盟万岁”！超越国界的资本主义远非生产世界公民，而是在一大片它能控制的主体之中播撒狭隘和不安，这种不安可能要将他们赶向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而非国际化的咖啡馆。 尽管一些文化的重要性提升了，其他文化的重要性却减弱了。不再有人相信艺术可以填补神的缺失。文化作为对文明的批判，逐渐被后现代的偏见给毁了。这种偏见认为任何这样的批判都会像绝对知识那样陷入社会统一性的幻想。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文化被大学对智力的背叛包围。文化概念的批判维度或是乌托邦维度迅速地衰败了。如果文化指一种全体的生活方式，正如我们所说的聋哑文化、海滩文化、警察文化、咖啡馆文化等，那么这样一种文化就很难成为评判这些生活方式以及一般社会存在的标准。所谓的身份政治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自我批判精神，致力于英国民间文化的意义在于确认英国的民俗特色，而非质疑它。没有人成为莫里斯舞者[7]是为了讽刺这一整个让人感到需要怀念的营生上。 同时，政治文化（同性恋、女性主义、种族和音乐文化）确实深刻地批判着现状。它们继承了文化批判学派对现实产生异议的冲动，同时又抛弃了它的精神精英主义。如果说它们挑战了从席勒延续到劳伦斯的贵族式的高冷传统，及其对现代性的蔑视，那么它们也不同于一些集体的生活方式——那些存在仅仅是为了承认特定社会身份，而非要对整体的社会制度冷眼相待的文化。除了被误导的公民外，没有人会为了推翻资本主义而去当莫里斯舞者，然而许多女性主义者支持为了女性主义而推翻资本主义。这种政治文化就像传统的工人运动那样，将批判与团结相结合。 尽管身份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能够成为激进的力量，但就总体而言它们不具备革命性。一些政治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革命的希望，另一些虽未放弃，但绝不将它放在首位。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不同于将英国人赶出印度、将比利时人赶出刚果的那种力量。这些运动非常正当地将排他，并不把多元与包容放在首位。它们还设想过一个存在于资本主义现实之外的世界，不过这些幻象大多被挫败了。相反，如今的文化政治不习惯于挑战那些优先的价值。它谈论着性别、身份、边缘性、多样性与压迫，却基本上不讲国家、财产、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剥削。粗略地讲，这就是反殖民主义（anti-colonialism）和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的区别。[8]这种文化政治在一定意义上是精英的文化概念的对立面。而它们和精英主义一样高估文化事务的价值，一样远离根本性变革的前景。 最后，所谓的反恐战争和我们所说的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政治社会中寻找文化问题的存在，难道反恐战争的问题不在我们所讨论的范围之内？也许有人会将世贸中心的倾倒视作古代文化力量在现代文明中心的超现实大爆炸。然而，西方资本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之间的冲突主要算是地缘政治，而非文化、宗教问题，就像最近在北爱尔兰发生的冲突和宗教信念没多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讨论认为“两种文化传统”——联合主义[9]和民族主义——需要一次友好的邂逅。因此，不公正与不平等的历史、新教优越性和天主教镇压的历史，可以被转化成天真的替代性文化身份的问题。文化成了一种取消政治的简单方法。 正如革命民族主义的情况，“文化”这个术语的一部分也许为物质与政治战争的结合提供了条件，但是它并没有成为战斗本身。总体上讲，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是一些被现代性抛弃和羞辱的人们的信条，对这种心理状态负责的力量本身远非是文化的，正如那些滋生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力量本身也并非是文化的。事实上，人性在走向新的千禧年时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在根本上与文化无关。它们比文化世俗得多，物质得多。战争、饥荒、毒品、军备竞赛、种族屠杀、疾病、生态灾难，这一切都有它们的文化层面，但文化都不是它们的核心。如果人们在谈论文化时不能将文化的概念扩展到更为现实的层面，那么也许保持沉默会是明智之举。 [1]比尔·哈利（Bill Haley），美国摇滚音乐家，被称作摇滚乐之父，深受年轻人喜爱。他凭借《Rock Around the Clock》，居billboard榜首八周，象征着摇滚乐时代的到来。后来因为他酒精成瘾，整个七十年代与酒精斗争，1981年因心肌梗死逝世。 紧身裤（drainpipe trousers），流行于五十年代，猫王（Elvis Presley）是最早穿上这种服饰的名人之一。这种紧身裤很快成为摇滚乐的精神象征。其中drainpipe是排水管的意思，这一风格的裤子又被称作铅笔裤、烟筒裤、烟卷裤。——译者注 [2]见第39页注释a。——译者注 [3]维多利亚时代发生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是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黄金时代，英国工业革命的巅峰时代，同时也是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最粗放、贫富差距和阶级鸿沟最大的一个时代。——译者注 [4]比莉·荷莉戴（Billie Holiday），美国爵士乐天后。她一生苦涩悲惨，在贫民窟长大，10岁沦为雏妓，直到15岁被音乐制作人发现，生活才有了光彩。但她始终无法走出儿时的阴影，在酒精和毒品中麻醉自己，44岁时在医院死去。 连恩·盖勒格（Liam Gallagher），英国摇滚乐家，20世纪90年代摇滚乐风潮的精神领袖。他行为放荡，演唱风格出众，待人粗鲁，常常成为舆论焦点。——译者注 [5]外边的黑暗（outer darkness）是《马太福音》中提到的地方，在其中出现过三次（8:12，22:13，以及25:30）。外边的黑暗是一片放逐之地，可以将其大致等同于地狱。对于基督徒来说，是远离上帝之处。——译者注 [6]布拉德福德（Bradford）和布鲁日（Bruges）分别是英国和比利时的文化名城。——译者注 [7]莫里斯舞（Morris dance）是一种英国的民间舞蹈。——译者注 [8]反殖民主义通常是指在殖民化过程中对殖民的反对，而后殖民主义则是在殖民完成之后对殖民的文化残留的研究。有一种观点认为，殖民的时代并未过去，仅仅谈论文化的遗留不够彻底和激进。——译者注 [9]希望不列颠群岛统一的政治势力。——译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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