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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王立胜 西方中心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一切“主义”都有着自身的理想和原则。作为一个全球范围内被公认的“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理想和原则既体现在它的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中，也体现在它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中。在既往西方中心主义的精神内核基础上，现代国际社会演化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如下三种表现形式：文明冲突论、普世主义价值论以及殖民主义式的文化输出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些表现形式无一不揭示出奉行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给世界带来的纷争与困扰。 首先，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导引下，诸如亨廷顿等人就认为，“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这种由文明的“中心主义”所关联出的“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并非个例，甚至在整个西方文明主导下的全球化浪潮中，世界主要文明体之间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稳定建构之间都被普遍地认为是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关系，而这正是西方文明由来已久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尤其是当其他文明逐渐发展起来以后，类似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大讨论在西方世界更是不绝于耳。 在西方传统的文明论者看来，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前，文明之间的冲突尚受到地域性的限制而没有扩展到全球范围，那么在21世纪进入工业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的今天，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就越发地扩展成为全球范围的广义事件。 除了地区性矛盾以外，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矛盾频出，而其中给予“文明的冲突论”者无限遐想的焦点就集中在广义上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更具体地说，就是集中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即便在工业文明以后东西方都表现出共同的现实追求，但是仍旧无法掩盖东西方文明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的传统价值认知差别。 除了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世界所坚守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冲突之外，更深层次的碰撞还存在于中华文明的文化根性与西方文明的传统意识之间。基于此，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被许多别有用心者解读为世界性的对抗关系，而各个地区局部的矛盾与冲突也被理解为地区性的文明冲突。  其次，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价值相称相合，其宗教精神中的普世主义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涌向世界各地，与世界其他各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自主性和独特性产生矛盾冲突。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本身就来源于一种普世主义的价值选择，即认为一种事实上由“最为正确而优秀的”西方文明为主导来控制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要比由其他文明各自发展出来并最终拼凑形成的人类历史整体要更好。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西方文明的自身发展体系当中，尤其是它的宗教传统里，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则进一步与市场化经济和世俗政治融合在一起。 现今，西方文明仍然在广义上处于基督教文明的辐射之下。尤其是新教成立以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与基督教在伦理价值上产生了深度结合，西方文明的中心主义价值理念和普世主义精神传统在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工业全球化生产的带领之下持续扩散，进一步推动了西方文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向着“西方中心主义”不断发展。 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未将西方以外的世界视为与自身同质，其往往以普世主义的名义，强调西方文明自身的先进性和独特性，进而将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等同起来，以现代文明的先进性来回补其宗教教义当中的普世性，进而扩展至其制度领域和顶层设计上，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选项，同时具有最为普遍的优越性。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方的民主战略。西式民主成为西方对外输出的重要政治理念和制度形式，在他们的民主战略支持下，北非、中东、中亚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发生政变，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发挥其“长臂管辖”的“优越条件”，对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富汗等国家实行“民主帮扶”，这其中有些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培养其政治代理人，有些则是干脆扶植一个军政府，从而实施分裂主义，为建立其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不择手段。究其根源，这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者们迷醉在其宗教普世主义价值传统中的现实表现和变相政治手段。 最后，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带来了西方殖民主义式的文化输出。近代西方的殖民扩张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有些地区甚至直到今天仍然作为西方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而存在。 在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的去殖民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中，一些国家虽然在形式上获得了独立和主权，但实质上仍受制于西方。尤其是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上，西方凭借其传统的文化输出战略，依然占领着许多已去殖民化地区的意识形态主导权。实际上这也构成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即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殖民，再以非西方地区的西方中心主义认同反哺和巩固自身的意识形态权威地位。 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其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来支撑其文化霸权，反过来又以文化霸权来巩固其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的合法性地位。换言之，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潮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表现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策略，它势必在那些已然觉醒的被殖民地区造成广泛的影响，而在那些传统文化较为深久的地区，这种殖民主义的软实力入侵势必遭遇地区文化的反弹和反抗，进而持续激化地区矛盾。这也同时表现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西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世界各国之间多边主义、和平发展之间的矛盾。“西方中心主义”代表并维护了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为核心的西方资本集团的整体利益，同时构成其霸权体系强权政治的意识基础。在这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中心主义之下，西方文明主导下的现代化道路似乎已经走入一个必然引发全面矛盾的死胡同。 综合来看，世界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趋势不可违背，以西为尊、西方独大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尽管西方中心主义在某些地区仍旧愈演愈烈，但是历史的发展趋势不容阻拦。随着世界各国的不断发展，更多的后发国家不断加入寻求自身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之路上来。提倡多元、反对一元，提倡多边、反对单边，提倡共同价值、反对普世价值等，都是西方中心主义者不得不面临的世界性社会共识。与之相较，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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