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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五味杂陈战新站 百感交集叹转岗 赵志渊 前文回读： （二）
我们在新客站搞集体提领的职工，虽然大部分是新手。大家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一个月不到，纠正了外站票货分离等各种各样的差错，足足有三百多件。到最后，只有一件行李没有找到，画不成一个完美的句号。 我只好向行包部领导们汇报。工会韩主席指示我们就是挖地三尺，也一定要找到。至于怎么挖找，却没有下文。等到临时仓库都快拆了，这件行李还是无影无踪。我联系发站，联系中转站，联系列车，都没有结果。我想如果在韩主席那里交不了账，说不定“草船借箭”的功劳也要一笔勾销。我硬着头皮打电话，向旅客了解那件行李的内容，其实是准备赔偿。旅客却说，那件行李当天就补来了。我喜出望外。原来还是有行李会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溜走。我们的划号装车和双人唱数等措施，还是有漏洞。 幸亏领导宽宏大量，让我们功过相抵。我不好意思再申请奖励，就解散了小分队，把发奖的希望留在明年。事后，我们和工务段蓝师傅谈起不化领导一分钱，把偷来扁铁搭成仓库的事，像中了头奖一样洋洋得意。蓝师傅哭笑不得，他说刚从仓库领来二十五根扁铁，一转身就只剩了一根。正想去报案，半路上发现是被你们绑上了铜墙铁壁！许多铁路单位是靠上海站养活的，你们上海站的人千万不能得罪。我到此时才恍然大悟，多亏菩萨保佑，我才免去了牢狱之灾。 新客站行包部的业务渐渐步入正规，但差错也伴随而来。到达仓库的定额保管费收据，就发生了短缺事故。虽然票据请领和使用都有严格的交接手续，偏偏到用时才发觉少了一叠。整整五百元的保管费收据竟不翼而飞，三个班的窗口换票行李员都脱不了干系。领导不是福尔摩斯，只能各打五十大板。每个人要赔一百六十六元六角六分，这样的处理让大家无话可说。照例我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我觉得承担领导责任不是一句空话。我让三个班长从各自的小金库拿出一百元，我与三个当事人各掏了五十元，在大家可以忍受的范围里处理了这起事故。我用五十元的代价买到了话语权，也被高明的领导嗤之以鼻，但我只有这种水平，不像有的领导，见好就收，除了扣奖金罚工资外，拿不出别的办法。 行包部到达仓库里，有的班组形成了团伙作案的态势。因为仓库有观察死角，酝酿中的摄像头安装，一时无法到位。种种苗头显示，那些梁上君子常在伺机作案。有一次我巡库发现有人在防汛草袋下，藏了一大包南京来的鸭胗肝，这是拿来就能吃的美味。我马上查出是当班的人作案，小偷要在下班前放回原处，才能不露馅。事不宜迟，我汇报领导和公安内保，建议现场伏击。谁知领导们大事化了，指示我把鸭胗肝放回原处算了。有着猪一样的队友，把我气得半饷说不出话来。我为什么还要拼着命和它们合作？顺便说一句，两年后，三班到达组东窗事发，进去了一大串，最多的判了九年。若干年后，我在行包库房与一位刑满释放的前梁上君子碰面，心想，要不是当年领导养虎遗患，早点让你收手，你就不会多吃了这些年的罗卜干饭，我代表领导向你道歉，真对不起了。 行包部是小偷们惦记的地方，也是人人都想咬一口的唐僧肉。旅客货主的行包到了上海站，可以免费放上两天半，以后就要收保管费。后来就有人动起了保管费的脑筋，他们把包裹转驳到了第二仓库，就不再积极通知旅客提货。本来旅客很欢迎送货上门，现在送货的费用，让人觉得是被铁路斩了一刀。托运行包，运费票签费被国家卡死了，就有人动起布签费代办费和打包费的脑筋，害得货主拼命把包装做大以减少件数。我们所动的歪脑筋，都会把货主赶跑。当年托运包裹要登记，货主求奶奶告爷爷，铁路把他们当孙子。时间长了，倒让快递公司横下一条心，买汽车自己运货，竟把火车比下去了。不多久，快递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他们的成功，羞得铁路职工们抬不起头来。如今的铁路快件房，先前的辉煌不再，变得空空如也。谁也想不到蚂蚁竟会打败大象，孙子会打败爷爷。 当年的新客站，成了上海市的陆上新大门，万众注目，新闻多多。每天进出十几万人，人再多一点就是新闻。上海站发生什么事都是新闻，没有事也是新闻。撞了车是新闻，一百天没有事故也是新闻。我也凑热闹制造了一起新闻。 那是全民经商的时代，而新手难免呛水。有个单位不懂规矩，发生了很多保管费，如果照付，这笔生意就白做了。货主讨来了老公作救兵，他是新民晚报的朱记者。他看我还好商量，就掏出名片自报家门。我发现货物有点破损，就揽下了责任，象征性地收了点保管费。朱记者象我一样，是善于利用职权的人，他很爽朗地提出，有需要帮忙的事就别客气。我就和朱记者商量在晚报上发篇文章，让托快件的货主拿到提货单要及时提货，不要付了冤枉钱还误了事，朱记者一口答应。 没几天新民晚报就登出了我的文章，虽然晚报发行量很大，但是旅客看到这种消息的机遇很小。尽管如此，我感到朱记者是个模子，一来二去，我们成了朋友。没多久，巴金先生又准备捐赠一批书籍到他曾经任教的泉州黎明大学，要我帮助托运，这是我第二次为巴老办托运。有了新闻线索，我就通知朱记者到现场采访，他的文章很快就见报，题目是《明明白白众人心》。我制造的这条新闻，报道了铁路职工为重点旅客服务的好人好事，具有时效性、故事性、趣味性的新闻三要素，为车站挣得了荣誉。有谚语说得好：“结交国王能得到荣耀，结交厨子能享用美食”。现在再加上一句：“结交记者能制造新闻”。我借助了一件减免保管费的小事，扩充成了宣讲铁路常识，宣扬铁路优质服务的新闻，好比从一只羊身上，剥下了两张皮！ 开站的新鲜感随着时间渐渐过去，问题渐渐暴露。有职工叹道，盼新站，想新站，新站来了想老站，说的是磨合期里的种种不适应。有工作上的、有生活上的、也有设备上的。拿行包部来说，设备的故障越来越多。到达库的货梯，常常集体罢工，要挂免战牌。要么请货主明日再来，要么货主自己从地下室搬上来。货主为了不跑第二趟，自己搬运还要千恩万谢，真是坍足了铁路的台。这个时候，作为现场的指挥，我一定会帮助旅客一起搬，否则已经理亏的铁路，更要雪上加霜。 有的货物放在五米高的货架上，取货的堆垛机也是病秧子，一有故障，我就要爬上爬下帮忙取下。设备不能正常运行，救急反而成了常态。为了加快提货速度，除了计件制，我什么办法都用上了。中午是提货高峰，因为轮流吃饭，提货的速度更慢。为了维持交付口运转，我只能顶上去提货。每天周而复始，却看不到解决的出路。在老站良好的自我感觉，现在荡然无存。 每天中午，我是办公室里最后一个吃饭的，这也无所谓。我头上还有一把达摩克里斯剑，那是许多失窃事故的后遗症在不断发作。小偷在前面努力工作，我在后面积极地揩屁股。小的问题被我搪塞过去，大的案子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一件案子是一批搬家行李里少了一台电视机，一直没有找到，最后按规章赔偿。还有一件案子是上海新光内衣厂的退货，少了一箱衬衫，结果在交付时被我们混了过去。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我都担心货主会打上门来，每晚我都要考虑好对策。时间长了，心中常有无名恐惧，有几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它奠定了我抽身而去的想法。 一次，一位职工拉的拖车撞坏了货梯门。设备部没本事修，便汇报领导，副总工指示，马上开分析会，找不出原因不修。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货梯轿厢短，由于刹车失灵，重载的拖车，小个子职工难以驾驭，刹车把杆才撞到了货梯门。当时的交付作业忙的不可开交，应先修理再分析较为妥当，我请求副总工发急修令。副总工却再次指示，不找出事故原因就不修理，理由冠冕堂皇，但在现场行不通。有这样的领导，真是我们的福气。惹不起，我还躲的起。 到了八九年初，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我拿不出有效的对策，就渐渐萌生了退意。正在此时，原先与我搭班的退伍中校曾副主任，被车站领导强行调到设备部做副主任。开站以后，设备部的乌烟瘴气，曾副主任早有耳闻。但他后来乍到，无力回天，因此情绪十分低落。本来他在行包部有说有笑，操一口广东普通话，与大家关系十分融洽。他还到过去支左的遵义市，为大家搞来茅台酒。他满满一饭盒午饭，吃得比我还多。到了设备部，他的饭量急剧减少，眼珠越来越黄，很快就一病不起。一些设备部的职工还不认识他，就参加了他的追悼会。由此可见，精神的力量是多么重要。 以前我一直感到肝区不舒服。除了黄胆指数略高以外，做B超也发现不了问题，做CT又没资格，我就申请做了同位素检查。那天一共有六个人检查，除了我，其他人都是抬进去的。检查结束，其他人倒没有问题。医生却说我是“肝部占位性病变”，建议我做CT复查。那时铁路医院还没有CT，在联系做CT的两个星期里，整个人已经懵懵懂懂，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去铁路医院看病，路也不认得了，骑车红绿灯也不看了。等到长征医院CT报告出来，虽然一切正常，但我神智已经不正常了，竟把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谬论当作真理。老赫说：“性命都没有了，原则有什么用”。我在那地方的门口兜了一圈，命吓掉了半条。这次是老天爷给我的警告，我不想再有第二次了！ 样样先进的上海站，干部都是中流砥柱，说的话句句过得硬，发的言字字砰砰响，做的事件件是大家的表率，就象马戏团里的小狗，会登高，会钻圈，会做算术。可是扔一块骨头，就原形毕露了。而车站分的房，就是让干部们露马脚的骨头。起先，头头们定出了家住私房的职工，不能参加分房的好政策，后来又取消了以前分过房，以后就不能再分房的错误规定。他们制定的分房政策，就是为自己能分到房鸣锣开道和量身定制的，什么遮羞布都不要了。干部们出色的表演，让我错误地决定，过去为你们拼命，差一点命也没了，现在老子不跟你们玩了。也不能让你们玩我。好比一只鸟，折了翅膀，不再与你们争高下，让我退出总可以吧？明哲保身去哪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文章原载：“长征场友”公众号 配图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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