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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冷江  写作，不仅仅是去塑造文学，更是在传达一种人生态度和人格张力。 汪曾祺先生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极具文人色彩的作家。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和随笔，都洋溢着浓烈的文人雅趣，但在这阳春白雪之中又有着扑面而来的烟火气。 如何在写作中，将文人的品味和生活完美融合，汪曾祺用几十年的写作实践给出了答案。 
汪曾祺在自己的文章里，多次提到恩师沈从文先生。沈先生以《边城》享誉中外，是以“雅趣”为标签的京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汪曾祺引用沈先生讲创作时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即“要贴到人物写”来诠释自己的写作观。 在汪曾祺看来，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为此，作者要围绕人物来展开情节，围绕人物来推进情节。甚至要围绕人物的情感波动来营造情节。 汪曾祺强调作者的感情要随时和人物贴得很紧，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不能离开人物，自己去抒情，发议论。 即便是写景，也要贴合人物的内心世界。必须是“人物所能感受的，并且是浸透了他的哀乐的。”所谓 “气氛即人物”。
作品里的对话也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而且对话写得越平常、越简单越好。 汪曾祺认为自己的小说所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小儿女”，但正因为他对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充满了温爱，充满了同情，从而使得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着浓烈的个性化特征。 今天，我们再去读汪先生的作品，无论是《受戒》里的小和尚，还是《异禀》里的王二，都让人过目不忘。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甚至都能在汪先生的老家高邮找到原型。这些恰恰印证了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在文学性和生活化之间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
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扑面而来的是简约、含蓄、高雅又通俗的语言风格。 很多人去研究汪先生作品语言的风格和特点，有人甚至将其追溯到南朝的山水小品文。 而汪先生自己认为，他只是在写中国事，用的是中国话而已。 当然，汪先生这里所称的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是拥有深厚民族文化传承和积淀的中国。中国文化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是从诗经、从楚辞汉赋、从唐诗宋词元曲中一脉相传下来的语言。
汪先生说：“不精通本民族的语言，就写不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文学。” 但是，另一方面，汪先生并不排斥任何外来文化，他所说的现实主义是能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其实，在汪先生早期的作品，比如《复仇》里，就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叙述手法。 在语言和叙事手法上，汪先生主张纳外来文化于中国传统，融奇趋于平淡，以俗为雅，以故为新。 语言对于写作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给作品披上了一层外衣，更重要的是通过语言，传达作者对于人物的思想。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因此，汪先生才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语言不仅仅体现在文字上，更体现在文字背后思想的流转、文化的积淀。
好的语言，不仅能让人愉悦，更重要的是能够引起人的联想，让读者参与到作品情节的演进里去，从而让读者身临其境，产生浓浓的代入感。这才是作品的语言魅力。 如何创作优雅而又意蕴深厚的语言，汪先生也给出了具体的意见，那就是：“语言的美不在每一个字，每一句，而在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句与句，要互相映带，互相顾盼。语言是活的。” 古人说“胸中有丘壑”、“下笔如有神”以及作文如行云流水等，都很好地诠释了写作必须预谋全局，至少要有一个写作的意味冲动，才能推波助澜、一气呵成。这么说，语言是要为思想服务的。 作品的思想来源于生活，语言也是来源于生活的。作品的思想又是高于生活的，因此，语言也是可以从生活中提炼并加以改造的。 汪曾祺的语言，有很多高邮的生活化气息，但又有中国文人一直追寻的雅趣和义理，这才铸成了他作品中独特的语言风格。
很多人在写作的时候，都无法回避一个时代性的问题。一个作家，如果刻意去回避他所处的时代，追求理论上的纯粹文学性，将很可能被时代抛弃；但如果沉浸在时代的生活化里不可自拔，则又决定了其作品很难经历更长时间的沉淀。于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成了作家们争议不休的热点话题。 其实，我们可以拿汪先生的作品来看这个问题。汪先生虽然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也就是小众作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汪曾祺的作品在各个时代读者心中的热度不但没有减退，反而历久弥新，他的精神关怀与生活意趣不经意流露，影响和温润着一代代的读者。
很多人都说汪曾祺的文字耐读、经得起咀嚼，甚至很难把汪曾祺简单归到任何一个派别或潮流里。 汪曾祺的作品，往往初读时没有门槛，很容易进入，但仔细玩味，又往往能品味出作品中蕴含的机智、幽默、风雅和睿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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