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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孝义县司马村，在1937年抗日战争前，爷爷那一辈，家里有18亩的土地，土地的方位应该是在司马村东偏北的地方，离村也不远，我们家南迁后，两次回老家也没有去看看。在那块土地上，我爷爷奶奶均安葬在那里。现在也不知道这块地是否还在用于农业生产。乡村在发展，土地的经营方式根据形势的需要在发生变化。如果不是这几年的疫情，我可能已经回老家旧地重游了。
在1937的那段时间里，这块地主要是我爷爷在经营，爷爷同时在离石经商，大伯在阳泉一家钱庄做工，二伯和三伯在山东各自经营杂货铺，二伯在济南，三伯在济宁。过去的杂货铺的经营方式和现在的小百货店一样，什么东西都卖，但商品远远不及现在丰富。37年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抗战，战火波及华北及山东等地，三个伯伯均因担心战争波及生意和家人，先后关掉了经营的店铺，一路颠簸，回到老家，投奔司马村爷爷的家里。这18亩土地应该就是当时一大家子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了。我奶奶是填房，大伯和我奶奶年龄差不多大，可想当时这一大家子有多艰难。我奶奶亲生的孩子也小，父亲排老四，14岁那年，在村里的学校读到高小毕业，受当时的大环境影响，偷偷跑到交城山里，当了由共产党控制领导的山西新军，投入到抗战的热潮之中。爷爷后来去世，这18亩土地主要应该是我大伯在经营，他是家里的长子，土地继承奶奶应该是没有份的，她带着我的三个弱小的叔叔基本是没有了生活来源。这才会发生我奶奶将我六叔送给了本家亲戚，也将5岁大的七叔卖给了汾阳一家生活殷实的人家，这才有了后来两个叔叔生活无忧，教育背景良好，事业有成，家庭生活幸福的完美人生。我奶奶带着我五叔，开了一间小小的店铺，以维持生计，后来的生活和这18亩土地基本没有关系了。解放初期，我父亲的档案成份是贫农，应该也包括我奶奶和五叔，但我不知道几个伯伯定的什么成份。土改时一大家子还分了一套地主的宅院。大伯家分的上房，我奶奶、父亲和五叔分的东厢房，二伯和三伯两家分的西厢房。18亩土地应该是归了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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