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想中的道德国家：自由国际主义下的日本与历史正义  作者：Hitomi Koyama小山仁美，日本立命馆大学副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 来源：Hitomi Koyama, “Supposing the Moral State: Japan and Historical Justice under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9, No. 1, 2023, pp. 181–199. 导读 日本和韩国之间因历史问题而产生的外交争端从二战后一直持续发酵至今。前殖民者（日本）与其殖民地（韩国）之间的对立不仅对地区的安全利益造成了损害，而且也对支持美国领导下自由国际秩序的道德基础构成了威胁，因为“慰安妇”问题已经被美籍韩裔政治活动家在全球人权讨论中反复提及。然而，当美国试图在两者之间进行调解时，却遭到了双方的一致回绝，因为美国经常作为一个中立的第三方，而不是对1945年后东亚秩序的形成和目前的历史僵局负责的主要行为者来参与到地区事务当中。在东亚战后系统的形成过程中，主要由美国策划的秩序和正义之间的复杂关系，给日本如何处理历史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世界政治中的道德问题总是假定存在一个具有施动性的主权国家，而对日本来说，理想中的“道德国家”和作为一个“半主权国家”的现实之间产生了差距。因此，日本解决“历史问题”的困境，不仅要从经验事实是否被接受的角度来理解，还要从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全球政治中的道德可能性方面来理解。 东亚的秩序与正义 二战后，在东亚政治生态中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联盟的“轴辐式（hub-and-spokes）”体系。该系统基于类似于自行车车轮由连接到中央轮毂的“辐条”组成的方式——这里的中心是美国，日本和韩国是辐条。然而，长期以来，美国的两个盟友一直在激烈的争论日本如何接受其帝国历史。争议的核心是强迫劳动和日本政府参与经营的“慰安所（comfort stations）”，其中大多数受害者来自在1910到1945年之间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半岛。“历史问题”的持续存在表明，有必要重新审视关于全球政治中道德可能性的既定假设，在这些假设中，其中起作用的施动性（agency）被假定存在于主权国家的一方。日本的案例表明，自由国际主义所假定的国家类型与日本在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下被允许成为的国家类型之间存在着差距。 虽然“历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国际关系。它已经导致了中国、韩国和日本领导人之间的会议被频繁取消，韩国和中国时常爆发反日抵制运动。但是对于美国的霸主逻辑而言，这两个盟友必须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秩序框架内，联合起来应对共同的地区安全问题。即，秩序（order）大于正义（justice）。然而，在现实中这两个“辐条”之间关于东亚历史正义的紧张局势正在升温，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这种秩序如何受到“正义”的挑战。对于日本而言这种关系尤其复杂，由于二战后亚洲新解放国家对日本的强烈对立，美国很难像将德国纳入北约一样将日本纳入一个多边框架，并且由于与美国的双边联盟将日本与其亚洲邻国隔离开来，这也使历史和解变得困难。 此外，正义和道德问题也与主权“纠缠（entanglement）”在一起。主权既是权力的空间和社会分配，也涉及谁在国际法中具有地位的问题。在作者看来，处理道德问题时，主权的意义也很重要。就美国的两个盟友而言，一个是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日本则是在美国占领下被彻底剥夺了国家主权，随后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后，其主权在名义上得到恢复。这也造成了关于如何理解主权、自治和施动（agency）的分歧。在谈到东亚帝国主义的记忆时，美国自由霸权的问题与该地区历史特有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与欧洲形成鲜明对比。作者认为，1945 年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拥有完整主权又只有半主权（semi-sovereign）的日本——这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palimpsest）的国家。因此，二战后日本历史话语中的国家形象是摇摆不定的，一方面是在美国自由霸权下受到严格限制的国家，另一方面是积极分子假想的主权、自治、施动和独立的国家。自由国际主义设想的作为历史正义的执行者的那种国家，是主权和施动的国家，与那种战后日本被允许在美国占领和美国自由霸权下成为的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作者认为：（1）在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假定了某种国家机构——即可以解决道德问题的具有施动性的主权国家（sovereign agentic state）；（2） 后帝国时代的日本是美式和平下（Pax Americana）的一个半主权国家，不能充当自由国际主义需要的团结一致的、有内在施动性的国家（coherent agentic state）。在“历史问题”的隐喻中，充斥着对国家主权的矛盾心理，这是后帝国时代日本国际关系的特点。将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中的国家形象历史化，其关键在于对历史正义话语的影响问题。通过研究日本的具体案例，作者探讨了对世界政治中的道德可能性（moral possibility）与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主义下的半主权实体的矛盾之间存在关系的更广泛意涵。 自由国际主义中的道德国家 日本“历史问题”的持续存在通常归因于日本政府不愿面对有关其帝国主义的记录。过去曾有过军事法庭、国家道歉、赔偿以及1965年《韩日基本条约》。过去，多位日本首相都发表过关于历史问题的声明。然而，每当一位政治任命的大臣与首相的立场相矛盾，否认历史错误之时，日本的历史立场就会受到质疑。历史问题已经被日本国内外的各种行为者政治化了，有时是为了躲避国内的丑闻，有时则是为了吸引战争遗族协会的庞大投票群体。虽然日本领导人和天皇在不同场合发表了许多道歉声明，但对其诚意的争议仍不可避免。虽然个别领导人和他们各自对历史的立场肯定是重要的，但是，对这些人的关注掩盖了一个差距：即对于日本国家施动性的假定。在国际关系中，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关于 “国家就像人”的观点经常在日常话语中得到强化，比如报纸头条把国家比作一个人。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自由是道德行动的先决条件，而这种假定又被投射到国家上时，全球化时代下国家主权的现实如何与此吻合？更不必说，日本在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只是一个“辐条”，仅有半主权并被美国定性为占领强权（occupying power）。 在道德问题上，现实主义立场与其他立场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独立于国际结构的塑造和同质化效应（homogenizing effect）而行动。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生存的必要性使得所有国家的行为都变得相似。在这里，道德没有空间。虽然在二十世纪初的日本，国家出于必要和生存需要而采取行动的说法没有被用作国际政治的理论，但关于无政府状态和生存需要压倒一切的理念被灌输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述中，并被内化为国际政治的论述。新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认为国家可以塑造国际格局（international structure），他们可以选择和行动，而不是被必然性所支配。自由国际主义者倾向于将秩序视为一种由组织结构和协议形成的建构结果。自由国际主义的根源在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概念，它假定了进步的历史，其中包含了能够采取行动塑造世界的具有施动性的国家的概念。识别和划定特定的责任地点就是将国家具体化并投射为责任人。然而，新自由主义的IR理论会质疑国家的相关性，认为相互依存和全球化已经削弱了国家的作用。但是，当它涉及到国家做出改变的可能性时，它必须假定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于有行动力的主权国家的依恋（attachment）。对于道德行动的假定总是认为国家具有行动能力。也就是说，虽然那些不认同现实主义世界政治观的人对国家持批评态度，但他们也强化了国家作为行动者和正义仲裁者（arbiter of justice）的角色。 无论是采取现实主义观点还是自由主义观点，都会影响到人们对国家的想象。因此，在IR理论和历史问题之间，看似不相关的东西，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可以肯定的是，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关于日本人的战争观的论述是不同的。然而，不断重复出现的是意识形态之争，一方面是那些坚持对当时的国际环境采取现实主义观点的人，另一方面是那些相信人权和反殖民主义精神（ethos）是必须在任何时候都适用的超验价值观（transcendental values）的人。道德进步的可能性取决于一种特定的国家理论：一个能够积极塑造国际结构的国家。有了施动性就有了责任。虽然这些类别是示意性的，但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是，道德行动是以一种特定的国家形象为前提的，这种国家是以英美建立国际秩序的历史经验为蓝本的，也是一种能够具有施动性的主权国家形象。 自由国际主义下的日本 二战后的东京大审判中，殖民主义问题被轻描淡写地对待。这是因为当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范围仅限于独立国家，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帝国主义国家。这导致了针对殖民地的暴力被掩盖了。在同盟国之外，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苏联也对殖民问题避而不谈，苏联对日本生物战部队731的豁免就很能说明问题。因此，日本在朝鲜半岛和中国的暴行并没有被提交给战争罪行法庭，因此大多数“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没有得到补偿。这些妇女被视为历史的受害主体，但最终却被忽视了。战后秩序是以对日本战时行为的部分处理开始的，其所处理的行为大多是针对盟国的暴力，而盟国认为发生在殖民地的人身上的事情并不重要，因为其中许多盟国本身还是殖民者（例如英国、法国和荷兰）。从被殖民者的角度来看，东京战争罪法庭在很多方面都有所欠缺，尽管美国表面上代表着另一种反殖民主义的全球秩序观，但美国司法实践却证明并非如此。 1951年日本在旧金山与48个国家（不包括韩国，朝鲜和中国）签署和平条约并重新获得主权后，时任首相吉田茂了签署安全条约，允许美国陆、海、空部队在日本境内设立基地。这一条约相当于打着两个民族国家之间正常政治关系的幌子来实现日本对美国军事占领的自愿延续。日本通过在经济和军事上对美国的实质性依赖，在名义上实现了独立，这有效地满足了美国操弄权力的目标。正是美国说服了日本历史的受害者以慷慨的条件实现关系正常化，推动了日本向南亚市场的渗透，使其不再与中国建立密切的贸易关系，并将对外援助与日本的复兴联系起来。这段历史所凸显的是日本恢复名义上的主权，与1945年后该国积累的缺乏主权的感觉之间的差距。在法律上，日本于1951年在旧金山签署和平条约时恢复了主权。然而，鉴于日本依赖美国的保护，并放弃了战争这一主权权利，战后日本的国家经常被贴上“不正常”或“半主权”的标签。在思考主权问题时，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中的自治权显得更为重要。不正常的东西总是假想能够变得正常，战后日本的发展模式一直是美国，这意味着关于国家施动性的论述一直是关于不完整的主权的论述。 1945年后，日本国家变成了一个多重意义的概念，既存在又不存在。那些认为国家有能力塑造国际结构的人，与那些认为国家能力受到损害的人产生争论。这就造成了一个僵局：那些认为道德与施动性和自主权有关的人，把“轴辐式”系统下的妥协安排视为需要重新考虑的障碍，而那些关注日本与亚洲关系的人则排除了美国的作用，把日本的“国际化的、具有施动性的国家权力（international agentic state power）”视为一个既定事实。为什么主权意识很重要？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道德行动假想了一个主权主体，而这种假想使历史的半主权状态成为一个问题，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维护主权的行动。战后的复杂状态产生了解决历史问题的截然相反的方法。所谓的道德国家对一些人来说是存在的，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不是，这就是历史的重要性所在。 结论 本文从东亚“轴辐式”体系中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开始，它揭示了 1945 年后秩序在多个层面上面临的挑战。不仅国家行为者，而且非国家行为者也越来越多地发挥影响力来挑战国家如何面对它的过去。当人们要求一个国家以道德的方式行事时，这个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日本的国家是矛盾的，人们对国家的看法也是如此。自由国际主义设想为历史正义的执行者和仲裁者的那种国家，与战后日本在美国霸权下被允许成为的半主权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 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标志着从帝国主义的世界向主权民族国家世界的转变。然而对日本来说，这个国家既存在又不存在。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思考使我们能够问，当一个国家不是自由国际主义所假定的主权国家，而是一个半主权国家时，思考道德的可能性可能意味着什么。通过关注后帝国时代的日本案例来考虑国家权力与自由国际主义在回应正义问题上的关系，可以更广泛地促进现有的关于全球政治中的历史正义的文献，因为它表明在我们已经意识到需要重新思考国际政治中的历史状况。 词汇积累 纠缠 entanglement 具有多重意义的事物 palimpsest 依恋、附件 attachment 正义仲裁者 arbiter of justice 气质、精神 ethos 译者：张睿哲，国政学人编译员，布里斯托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在读。主要研究兴趣为东亚区域秩序和国际关系理论。 校对 | 阮淦昌 汪佳镕 审核 | 施榕 排版 | 张学玉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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