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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把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的这一时期,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一批一流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出现在东西方历史舞台上，各大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们共同承担了人类的首度思维大分工，人类的精神基础或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古希腊奠定。 这一时期，简直是人类思想史上无法解释的神秘又神奇的时代…… 在东方，彼时中国正处在春秋战国时代，历时500多年，其间充斥战争、战乱。剧烈动荡与变革之下，引发各种思想观念的激烈交锋与碰撞，史称“诸子百家”，故这一时期又称为“百家争鸣”时代。 但事实上，所谓“百家”，并非确指而是统称。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数得上名字的共有189家，著作累计达4324卷之多。而依据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所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似乎不太可信）。其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有几十家，而最终形成独立学派的，包括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等12家。 百家争鸣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时代变革图新愿景，诉诸于思想观念的彻底解放以及对人才的渴求，如此才能不论出身地位，不论穷通长幼，哪怕贩夫走卒，胸中但有鸿鹄，便可纵论天下。一时间，各种学说若趵突泉涌，汩汩而出，纵横流布，汪洋恣肆，终汇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浪潮的文化奇观。 华夏早期思想火山的集约式迸发，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乃至历史、文化发展走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众多的学术流派中，最能代表学术成就与历史地位，与同期古希腊文明不分伯仲的，当属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他们共同承担了华夏民族的首度思维大分工，华夏民族的精神基础由此奠定。直到今天，中华民族精神之魂依然不可撼动地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神秘、最神奇时代，充满了多种“巧合”。其中，有老子，亦有孔子，有道家，亦有儒家，道家与儒家价值理念南辕北辙，两大学术流派多有交集争锋，孔子三度问礼老子，两种哲学思维尖锐对立，老子多有对孔丘的批判否定，就为后世所津津乐道。墨子与孔子、墨家与儒家也不乏相互攻讦，他们之间的交集与争锋，甚至更甚于儒家与道家，只是不为后世过多注意而已。 墨子创立的墨家学说，与儒家并称“显学”。“百家争鸣”时代即有“非儒即墨”之说，可见在当时墨子与墨家学说的影响力之大，与儒家等量齐观。 墨子（约公元前468—376年？），姓墨，名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墨子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家学说现存《道藏》本《墨子》，计53篇，分“墨论”、“墨经”、“墨守”三部分，涵盖广博，堪称“百科全书”。 （2）儒墨两大学术流派难分伯仲，而它们的各自的“掌门人”又何其相似乃尔，似乎是一种冥冥中注定，不无神秘与神奇。 孔子或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墨子生卒时约前468年—前376年，也就是孔子死后十一年，墨子出生。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不在同一时空，并非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但说法不一，两人真实生卒纪年并无从考证。西汉太史公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盖墨翟……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史记》有信史之誉，既然“墨翟……或曰并孔子时”，不排除孔、墨为同代人的可能性。 即便并非“并时”，以“诸子百家时代”论，两人亦同处一个时代。而二者在很多方面又有着诸多“巧合”，个中原因无法解释，仿佛是上天有意安排。 两人都是宋国贵族后裔。孔子为宋国贵族的后裔。墨子是宋国贵族目夷的后代，祖上是贵族，到他这一代家道中落，与庶民几同。 但他们的出身也存异议，汉朝的王充认为，孔子和墨子的祖先都是粗鄙之人。 不仅如此。两人自幼都是在艰难困苦中长成。孔子3岁时，其父叔梁纥去世，孔母颜氏移居曲阜阙里，将其抚养成人，早年生活极为辛苦，孔子说自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意思是，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所以很多粗活都能做。 墨子更是素以 “鄙人”自称，精通手工技艺，是一名高明的木工匠师和杰出的机械制造家，其技能之高可相比于当时的鲁班。但那个时代的工匠社会地位十分低下。 此可视为“出身”之巧合。 孔子在鲁国为官，官至司寇、宰相。墨子则身膺宋国大夫（国君以下分为“卿、大夫、士”，大夫地位显赫）之职。二者同属高级官员、国之重臣。 此可视为“仕途”巧合。 两人都天资不凡，身怀异禀。 幼年的孔子常将祭祀用的礼器（俎豆）摆设起来，练习行礼演礼，作为一种游戏。23岁时孔子开始在乡间收徒讲学。51岁，被任命为中都宰（相当于今天的市长），一年后升任鲁国司空（相当于如今的国家建设部长），后又升任大司寇（相当于统管今天的公检法司的大官）。56岁时，又升任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务，相当于今天的国务总理。孔子执政虽仅三个月，但鲁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均大有起色，国家实力大增，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社会秩序非常好（史书上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仅如此，孔子还通过外交手段，逼迫齐国将在战争中侵略鲁国的大片领地还给了鲁国（孔子杰出的执政能力让齐国倍感威胁，于是设计送美女良马使鲁哀公沉湎酒色，孔子遭到冷落，不得已离开鲁国），孔子治国大才可见一斑。 墨子自幼“好学而博”。《庄子·天下》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意思说，墨子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救民于水火中的大好人。孟子对墨子也赞赏有加：“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这个评价相当之高。 此可视为“天赋”巧合。 孔子离开鲁国后，携弟子周游列国，其政治主张难以被列国国君采纳，不得重用，漂泊十四载终无所依，若丧家之犬。公元前484年，68岁的孔子无奈只得心灰意冷返回故国。政治上失意的孔子，晚年开创私学，广纳弟子，有教无类，成为开学术下移风气之先的教育先驱，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 墨子虽然不像孔子那样到处推销自己又屡屡碰壁，但一生行迹也遍及各国，东到齐，西到郑、卫，南到楚、越。据郭沫若考证，墨子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广收门徒，其中仅亲信弟子就达数百人之多，气势甚至比孔子尤盛，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被称为“平民圣人”。 此可视为“修为”巧合。 孔子晚年修订六经，即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另有说《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其一生教化的学术思想被弟子结集成《论语》一书行世。 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以墨子为名合称《墨子》，是墨家学派的主要史籍，内容广博，举凡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等无所不包。墨子的事迹在《荀子》 、《韩非子》 、《庄子》 、《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均有记载。 此可视为“学术”巧合。 孔子与墨子既存在诸多“巧合”，二者并存于世就不能简单视为纯属偶然了，如同周瑜与诸葛孔明“既生瑜、何生亮”，颇有难容之嫌。而两人一生的抱负修为泾渭分明亦是势同水火。 当然，以上种种“巧合”只是笔者的“发现”。那么，以“巧合”视角并论孔墨又意在如何呢？ 这里之所以开列孔墨之间的一系列“巧合”，所关注的，或者说所要诘问的是，历史何以在决定中华民族走向的最初抉择中，选择了孔子及儒家，摒弃了墨子及墨家？这一抉择非同寻常！直接决定了华夏民族的终极命运与中国历史的最终走向。 其历史宿命背后的成因到底是什么？ 2 （1）在揭示了孔子与墨子之间的种种“巧合”后，我们把镜头直接分别拉近孔子和墨子，近距离观察分析一下，历史在做出终极抉择之前，何以在二者之间有扬或抑、或尊或弃。 孔子通称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学家。我认为，纵观孔子一生，作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孔子真正的标签，或者说决定孔子之为孔子的最核心的东西，并非是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而是政治家，政治家才是孔子最核心、最本质的角色定位。 何以孔子定位为政治家？这要看孔子一生的目标愿景和行事修为。孔子一生主要致力于从政，跻身仕途，得到君主的重用，协助君王治理天下。但孔子为官从政，不是为了光宗耀祖的狭隘格局，而是施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辅佐君王，建功立业，复兴周礼，仁爱天下，这是孔子一生的明线、主线。而孔子思想家乃至教育家、文学家的角色，都是服从服务于政治家角色定位的，或者说是这一角色定位的溢出和外化。纵观孔子一生，或用或逐，或行或藏，或屈或伸，或教或述，都是同一个孔子，它们共同构成了角色多变、载沉载浮的孔子。 若给孔子究竟是个什么人下个定义，应该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学而优之“仕”，按照今天的话说，属于凤毛麟角级别的政治人物。孔子这一定位颇类似于柏拉图《理想国》中所主张的“哲学家治国”的哲学家，孔子就是个哲学家一类的政治专家。 （2）与孔子相比，墨子可谓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全才、全能型人物。墨子不仅是思想家、哲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军事家以及名辩家。虽然孔子身后地位与影响力无人能及，但就两位巨子一生修为与涉足领域成就而论，孔子并不及墨子。 墨子与孔子相比，唯一不如的，不是专业的政治家。墨子虽然也从过政(大夫)，但是一种政治地位和身份，而非实有职权。孔子从政多年，位极人臣，治国理政，成就卓著，是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天才。而墨子不是，充其量是个高级参议，与孔子根本不在一个层级上。 纵观墨子的一生，他是思想家、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军事家、手工业巨匠。 墨子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西方汉学界，墨子学说被称为可与古印度因明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相媲美的“古代三大逻辑系统”。墨子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个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力的作用、杠杆原理、光线直射、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点线面体圆概念等众多领域都有精深造诣的人，被后世尊称为“科圣”。 圆规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广泛地应用，但给予圆以精确的定义，则是墨子的贡献，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圆的定义完全一致。他创立了几何学，他的微分学原理，可同欧几里得几何学媲美。 墨子著作中部分学说涉及自然科学，如力学、光学、声学等。墨子创立了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墨子提出的力是引起物体运动状态改变化的原因，与伽利略和牛顿的观察研究相同，但早了1800多年。 小孔成像原理是墨子最早发现的，被西方科学界称为东方的德谟克利特。2016年8月16日1时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发射升空，它的名字叫“墨子号”。以“墨子”命名是因为墨子最早通过小孔成像实验发现了光是直线传播的，第一次对光直线传播进行了科学解释——这在光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原理，为量子通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墨子还提出了某种意义上的粒子论。著名西方汉学家、中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曾赞叹：“墨家的科学水平，超过了整个古希腊！”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也认为，墨家的科学成就超过整个古希腊。 墨子擅长守城技术，有《城守》二十一篇。在军事上提出以兵制兵、以战制战、以术制术、以器制器理论。“墨子兵法”与《孙子兵法》，一守一攻，并称为轴心文明时代世界古代军事指挥艺术之“双峰”。 著名学者胡适之认为，墨子是最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科学方法的创始人，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为中国贡献了逻辑方法的最系统的发达学说。文化大家梁启超则认为，论到人格，墨子真算是千古的大实行家，不惟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伟大思想家、批判家鲁迅更对墨子赞誉有加，称墨子是“中国的脊梁”、传奇式的伟大英雄。 以胡适之、梁启超、鲁迅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言，三人异口同声对墨子以“伟大”、“传奇”、“中国脊梁”称誉，可见墨子在中华文明历史上的地位之高无可比肩。 在我看来，思想家是墨子的核心角色，也是墨子的本质，哲学家、科学家、数学家、军事家、乃至能工巨匠，都是服从服务于或从属于思想家这一角色定位的。 作为思想家，墨子一生主要致力于以自己的思想理念，推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向民主科学方向发展，实现社会平等、人人相爱，推广科学和技术，为普天之下尤其是底层民众谋幸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致力于实现“公民国家，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这是墨子生命的明线、主线。至于广收门徒、推广学说，致力科学研究，乃至军事技术等等，则是副线、暗线。明暗交织，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由此构成了兼爱天下、波澜壮阔的墨子。 若给墨子究竟是个什么人下个定义，按照现在的话说，我认为应该就是学而优则专、致力天下为公、科学强国的凤毛麟角级别的天才人物。 墨子的国家理想，与今天西方的民主政体颇为相类。早在那个时代，墨子就有如此先进的国家政治理念，比之西方不知要远超出多少年、多少代（作为中华民族后世子孙的孙中山，其“三民主义”国家理念和“天下为公”的政治抱负，堪称与墨子一脉相承）！ 请注意，孔子与墨子的角色定位与一生修为，为历史的最终选择埋下了伏笔。 3 （1）上文讲过，在诸子百家中，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共同承担了华夏民族的首度思维大分工。不仅如此，他们也是诸子百家中系统提出国家政治理念和理想型社会的三大顶层设计者。其中，儒家的顶层设计理念是“仁政爱民”型，道家的顶层设计是“无为而治”型，而墨家的顶层设计则是“民主政治”型，分别简称“仁政型”、“无为型”和“民主型”。在先前天下大乱、国家社会分崩离析，国体政体走向扑朔迷离徘徊在历史的岔道口踌躇不前时，社会设计家们提供可供选择的主要就是这三种预选方案。 秦始皇剿灭六国、一统天下后，采纳李斯等人的建议，彻底抛弃诸侯国旧的国家政体，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初步奠定了中国封建制度国家政治体制架构，“百代尽行秦政法”，延续至今。在治国之术选择上，国家顶层设计三大预选方案中秦始皇虽未明确钟情哪一家，但以秦人以武立国、国家新统百废待兴而论，绝无可能选择“无为型”和“民主型”，儒家方案事实上已经呼之欲出。 自秦以降，道家的“无为型”治国之术在汉唐之际断断续续得到过部分封建统治者的采纳，但时间很短，很多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实验形式。儒家的“仁政型”与封建统治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自汉代光武帝起就被奉为唯一不可替代的道统请进庙堂，历朝历代一以贯之，直到封建帝制退出历史舞台。而墨家的“民主型”方案一直被束之高阁尘封于厚厚的历史风尘之下，没有任何一个君主正眼瞧过一次……孔子、老子、墨子，三大国家体制设计师，唯有墨子被不屑一顾。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而言，这无疑是绝大的悲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是儒学作为意识形态在中国开始居于统治地位的起始和标志。 西汉汉武帝即位后，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文臣学士征询治国之道。董仲舒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得到武帝采纳。从此，儒家取代道家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专制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以国家名义得以确立。 分析儒学胜出、百家包括墨家、道家被黜的原因，仅从表象看，似乎取决于董仲舒作祟、汉武帝刘彻专断，其实这都是外在的，内在的必然早就注定了。 （2）抛开具体的成因不谈，仅从三大国家顶层设计者的理念比较看，胜负底牌就已经注定了。 老子的方案玄而又玄，可以视为完全超越时代和人性的乌托邦方案，不具可实现性，虽然对某些君主具有一定的诱惑力，但“中看不中用”。 墨子的方案过于理想化，不仅完全超越时代而且超越整个人类文明发展阶段，与封建制度家天下的本质更是背道而驰，完全被不置可否。 唯有孔子的方案最适合封建统治需要，与君主政体需求“不谋而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再自然不过了！ 孔子长期逗留宫廷、官场，既谙熟为官之道，也深知天下之弊，作为公认的国师能相，孔子提出并孜孜以求的政治社会理想，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说，孔子是个政治明白人、理政内行。 “仁爱”是儒家伦理的核心理念，包括三个方面，即“亲亲”、“仁民”、“爱物”——先亲近自己的父母亲人，再到对自己周边的人仁爱，最后升华到爱护世间的万事万物，主张“爱有差等”，必由亲始。施行“仁爱”思想的根本途径乃是“忠恕之道”。所谓“忠恕之道”，即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孔子“仁爱”伦理理念，是与基于贵族利益考量的“仁政”设计理念逻辑一致的。 墨子是个纯粹型的知识分子，不懂为官之道，也没有治国理政经验，虽同样对天下之弊感同身受，但毕竟不如孔子明白、内行，作为一个正直博学有宏大抱负和担当的知识分子，墨子提出的国家理想和社会理念，明显不如孔子有的放矢， 更多具有乌托邦空想色彩。 墨子基于社会伦理正义，提倡“兼爱”。“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即无差别平等的博爱。兼爱是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家庭与家庭、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其涵义包括相互联结的两个层次，即感情层次和利益层次。感情层次就是要求人们相互地、平等地、普遍地爱。利益层次就是爱时必须给对方以利益，使对方在爱中得到利益，而且利益的性质主要是指物质利益。与“兼爱”相反称为“别”。儒家的“仁爱”即“别爱”。墨子认为治理天下的正确途径就是“兼以易别”。墨家代表社会底层，其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思想主张，均以兼爱为出发点，墨子希望通过提倡兼爱解决社会矛盾。墨子所倡导的爱，是不论亲疏、贵贱，不分阶级、职业的平等之爱。 爱是儒家和墨家共同的伦理原则和理想追求。但二者之“爱”在立言宗旨、思想内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根本区别和对立。 作为一直在庙堂之上治国理政，或游走于诸侯国之间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孔子，与作为专家学者埋头哲学思考与科学研究的墨子，一红一黑，色彩对比反差极为强烈，双方各自的角色定位，不仅注定了他们作为学派创始人的学说南辕北辙，也最终注定了他们的学说乃至个人命运的天壤之别。 儒家学说后来独占中国精神文化鳌头，被“独尊”为恪守不悖的国之道统。墨家自秦汉开始加速走向衰微以至终成绝学，淹没在中华文明文化演进的滚滚洪流之中，根本原因在于孔子与墨子的道术不同，谁更适合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选择和利益，一看便知。 分析儒墨之争结局的原因，说法很多，比如，墨家“兼爱”理想脱离实际，背离人伦，为乌托邦之学；墨家军事思维对统治王道构成威胁；墨家“以自苦为极”尚俭太过，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难行天下；古代中国“重农轻商”观念根深蒂固，社会普遍视工匠技能为“奇技淫巧”等等（孟子、荀子攻击墨家，即持此种看法）。 其实，孔子及其儒家之所以在竞争中胜出，与其说是孔子思想理念更适合统治集团需求，不如说更吻合了“人性的根基”。 什么是人性的根基？就是人生来都是自私自利的，人必须先利己而后才能利他、先爱己而后爱他，先小我而后大我。孔子学说，私大于公，利大于义，更能迎合人性的弱点，因而更具有普世价值，更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可操作性更强。 反观墨家学说，公大于私，义大于利，“兼爱说”虽然充满了博大的情怀，但是脱离人的情感实际，背离人性根基，过度理想化，好像“空中楼阁”，看起来很高大上，但不招人待见，不具那个时代的普世价值。 历史最终选择孔子，摒弃墨子，看似“人为”，实则“天定”。 4 （1）儒家“仁爱”打败墨家“兼爱”，固然是历史的选择，但更是价值取向的悲哀。 历史表明，在儒家“仁爱”思想下，人们只想到利己，无限制的壮大自己，壮大家族。封建王朝的“家天下”就是最好的诠释。中国社会宗族势力强大，恃强凌弱，欺负弱小，亦可看出儒家“仁爱”的虚伪性。 历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芸芸儒者，为了求得升迁实现个人抱负，几乎无一例外选择依附于政治，依附于权贵。由于其本身缺乏独立性，“故学儒不成，圆滑者流为官僚，迂拙者流为学究，阴柔者流为乡愿，龌龊者流为鄙夫，狡猾者流为伪君子，风流放诞者流为文人、墨客、学士、才子。历代有名之儒与无名之儒，大都不出此六类”《儒墨之异同》。 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墨子不仅对儒学持批判态度，对孔子人格品行及其社会行为也深不以为然。墨子甚至用事例“揭露”孔子的言行。孔子一生都在追求被任用，并率其弟子周游列国众所周知，其中有一些弟子被重用，并参与所在国的动乱而遭受了不幸的命运。墨家学派对于孔子及其弟子过度依附于政治而失去自身人格独立性的行为，持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 据史书记载，墨家子弟内部团结，自律，生活简朴，作风侠义。墨者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共产主义者”，具有超越时代、超越时空的理想信念，对理想的忠诚犹如宗教信徒。西方基督教主张的博爱即类似墨家的“兼爱”。 墨家这种崇高的理想，在中国封建等级森严制度和血缘宗族社会中，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在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的束缚高压之下，让不同等级的人相敬相爱，是根本不可能的。 儒家抨击墨家的一大理论基础，即认为墨家学说脱离人的情感的实际，缺乏人性的根基。比如，具体到家庭伦理层面，儒家的“仁爱”观认为，亲人犯罪互相包庇是应该的，墨家的兼爱说则认为，应大义灭亲。墨家有巨子腹䵍，他儿子在秦国杀了人，秦惠王尊贤者不想让他儿子偿命，腹䵍不同意这么做，最后还是按照墨家的法令，杀了自己的儿子。 儒家对墨家的批判诋毁甚至上升到人格攻击谩骂，“亚圣”孟子就反问道，“我爱自己的孩子，怎么能与爱邻居的孩子一样呢？”“我爱自己的父亲，怎能与爱他人的父亲一样呢？”孟子破口大骂墨子，说墨子不要父亲是“禽兽”，说墨子的主张要推行的话，天下的禽兽都要出来吃人了。足见当时儒墨两条文化路线之间斗争的激烈程度。 一切民族问题，就根本而言都是文化问题。儒墨不同的价值取向，所塑造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模式，最终决定着中国中国人的命运。 （2）近现代以来，面对腐朽专制、科技落后、国力衰弱的局面，一些有识之士反思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弊，有学者认为，墨子学说未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实乃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正是因为中国人历来不重视“逻辑”问题，思维方式中庸、“和稀泥”，才发展不出精密的哲思和科学，以致落后挨打、外敌入侵等后来种种不堪。 清末民初，一些知识分子痛感儒家文化弊端导致国家民族积贫积弱，把寻求拯救的目光转向墨家文化资源，梁启超、方授楚等学者力倡墨学，他们认为墨子学说中所包含的科学理性精神，足以同西学等量齐观，甚至有人提出“西学墨源说”等，进而发出“打倒孔家店，树立墨家店”的吼声，复兴墨学思潮一时骤起，这是两千多年后墨家第一次以“复兴”之名被正名。 当代中国，推动墨学复兴思潮方兴未艾，墨教协会、墨门书院、墨子学会等墨学复兴团体相继出现，由潘建伟院士发起的，北大饶毅教授、中科院蒲慕明院士、王飞跃教授等创办的科普论坛“墨子沙龙”，旨在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 《墨子·大取》中曾放言：“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今日看来，诚如斯言，真乃神明预见！ 历史地看，两千四百多年前的墨儒学术之争，迄今并没有终结，现实已经表明，最终的胜出者，是墨子，而非孔子。只是中国与中国人醒悟的太晚、太晚了！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百家争鸣变为一家独唱、一教独尊，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有利于封建统治，但同时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得人治政制成为两千年不变的定式，决定和塑造了中国人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科学和民主文化血脉被彻底斩断，中华民族从此再不复有健康健全的精神和人格。 儒教意识形态浸淫中国两千多年，即使封建帝制灭亡了也仍然影响甚至左右着国家的一切方面。 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就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而论，中国即使到今天也难言实际上已经进入现代文明。 在中华文明发端早期，历史选择了孔子及儒家，摒弃了墨子及墨家，思想文化的最初分野，最终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类型、走向乃至中国人的命运。 如果说到千年一叹，这才是真正令时间老人为之难平的千年一叹！ 原创：李耽 总编：王立楠 （版权所有，违法必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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