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郊区三个唐墓的发掘简报

西安郊区三个唐墓的发掘简报

《考古通讯》1958年01期 马得志 张正齢

中国科学院考古硏究所于1956年12月至1957年2月间，在西安东郊和西郊一带淸理了一部分唐墓，其中有三座墓（东郊出二座，编号东郊1号、2号墓；西郊出一座，编号西郊1号墓;三墓皆有墓志）形制比较宏大，随葬物也丰富，尤其西郊的一座唐墓所出的三彩马、，骆驼及人俑等都非常精致，它们的形制在过去是比较少见的。因此，将这三座墓的材料提前初步整理一下，先行发表,以供读者参考。

东郊1号墓是“唐朝散大夫行定王府掾独孤思敬'及夫人“元氏'合葬墓。2号墓为独孤思敬的继室夫人“杨氏”墓。西郊1号墓是“唐故云麾将军右领军卫将军鲜于庭诲'之墓。为叙述的便利，今按其时代早晚和地区的不同分别叙述如下。

一、独孤思敬及杨氏墓

独孤思敬与杨氏墓在同一墓地，位于今西安城东三十余里之澜桥区洪庆村南的地内。墓地的东边紧傍起伏不平的骊山余脉，西邻瀰水,北近陇海铁路（图一）。据墓志记载，这一区域是唐代万年县铜仁乡（杨氏志为铜人原）所属之地。

这二墓是1956年12月中淸理的，其中独孤思敬墓保存较好，但早期已被盗过。

出土东西较少，是否亦被盗掘过,不详。墓的结构及所出遗物等均与独孤思敬的相同，因此从略。

（一）墓葬形制

独孤思敬墓是一竖井斜坡长墓道的土洞墓。墓南北向，北偏东22度。墓分墓道与墓室。

墓道在墓室南偏东处，东壁与墓室的东壁近乎平行，通长11.5米。墓道分竖井与隧道两段，竖井部分在南端，长3.1,宽1.4米，墓道口距地表0.9米。由竖井的北端向牝长8.4米的一段，为拱形土洞隧道。隧道南端宽1.2米，向北较宽，至北端是1.55米,隧道高1.6米。墓道底距地表深南端为2.06,北端8.57米。底呈漫坡形，坡度是29度。隧道的上面开有三个长方形的“天井'，向上直通尝时的地面层。三个天井的间隔不一致,最北边的一个，是开在紧挨墓是门之外。

墓室在墓道的北端,墓门用大小不一的砖封闭着，这可能是因合葬时曾打开所致。封门砖上部巳为盗者破坏，砖都堆在扰土中。由封门砖向里（北边）为甬道，长3.14,南端宽1.26,北端宽1.34米。甬道上部呈拱形，高1.7米。甬道与墓室底平，均有平铺砖一层。墓室正方形，长、宽各3.14米。墓室顶部已坍塌，形状不详。在墓室的西侧有以砖砌的棺床，高出墓底0.23,南北长2.5,宽2米。西边与墓室西相接，南、北两端各有一段间空。

人骨架及葬具因经扰乱及塌土的破坏,其位置、形状等已不详。仅在棺床上及墓底淤土中有零散的骨块。两个人头骨一在墓室的西北角处，一在棺床中部的西壁处。葬具仅在棺床上捡得铁棺钉数枚。

器物位置非常紊乱，所出的48件俑类及陶罐等，大部已不是原来的位置了，如马俑（16）的底座在墓道西侧的壁笼中，而马身却在墓室内。仅大驼俑（19）还贴着墓室东壁的南端站立着，可能是原来的位置。另外独孤思敬的墓志立在甬道南端西壁处，志盖已倒在一边。元氏墓志位于墓室东北角的一个砖台上，但墓志盖却在下边的墓底上。这两个墓志除志盖外仍是原来的位置，其余各器都是散乱在墓室各处（图版捌,1）,已无法求得原来放置的位置了。

（二）出土遗物

出土器物除墓志外，共夸48件，其中俑有文官俑、武士俑、牵驼、牵马俑、红陶男女俑、马俑、驼俑和鎭墓兽等31件。日用器只有陶罐二件。开元通宝钱12枚及贝3枚。此外还有铅质器一件已成碎末。以上各器除墓志完凿及三个驼俑和几件马俑比较完整外,其余出土时都成碎片，经过修整后，除了个别残缺的以外，大部分已复原。

1.俑类31件俑类中仅9件是红陶小型俑，其他22件都是体形庞大的单色釉陶俑。

（1） 文官俑2件都是胡人像。一件俑（1）双手执圭，拱举于胸前。头戴帽，帽两侧各饰一绿釉鸟。身穿圆领对襟的绿色衣，腰系宽带，下着裳垂地，足穿方头觐。通高75.5厘米。另一件俑（2）,形状、衣着等与前俑同，只是手中无物，帽上只在前面饰一绿色鸟，鸟作展翅若飞状,头下垂，鸟嘴袭俑的额部相抵。通高74.3厘米。

（2） 武士俑2件（3,4）形式等相同，成一对。足下踏一跪卧的

力士，身穿甲，头戴盔，与一般常见的武士勇相似，惟面貌及所踏力士的形制，则又与所谓“金刚”者相同。二俑体形高大，通高为103和106厘米。

（3） 骑驼胡俑1件（7）出土时骑在驼俑（19）的背上（图版玖），高41.6厘米。

（4） 牵驼俑和牵马俑7件因出土时位置散乱，二者很难弄淸。但从驼、马的数目（驼（19）有骑俑则无牵俑）及这7俑的形式来看，其中8,12,13号3件可能是牵驼俑。9,10,II及14号4俑可能是牵马俑。7件都是胡人俑，除12号牵驼俑嘴上有须为老人俑外，其他都无须。他们的姿式也与一般常见的相同，都是握拳举手作牵扯状。3个牵驼俑的高度79.4至82.4厘米不等。4件牵马俑通高51.3至52.9厘米。

（5） 马俑4件二件（15,16）高大，形式相同。马的头部都没有辔饰,仅背上着鞍。15号的鞍上并搭有绿色毯子。16号在鞍下的垫振（鶏）上有彩绘的黑、红、白三色纹饰（图版拾，2）。17号除无鞍饰外，形状等与前二俑同。18号低头俯啃左腿，背上有鞍饰，与俑16号同。以上四马俑均是灰白色釉杂以黑、白斑点。各俑的通高（依编号次序）为94.1,91.3,59.1和50.3厘米；首尾长为86.6,87.5,52.7和59厘米。

（6） 驼俑4件19号，体形高大，在过去还是比较少见的。四腿直立，扬首、张口作麻?鸟状:c背上骑i柄入俑⑺c驼全置为荻终r色釉，通头高11.3厘米,首尾长88.7厘米（图版玖）。20号，前腿跪卧,后腿斜立作起立状。釉色与前俑同。21及22,两件形式与19略同，惟无骑俑。各俑的通高为113,86,78.5和78.2厘米，首尾长为88.7,57.1和51.2厘米。

（7） 鎭墓兽（题头）俑2件（5,6）形式相同,都是坐立的怪兽，是一般较早期的唐墓中所常见的一种。头上有锥形的角二，其中6号的四足为蹄形，通高85.2,5号则为爪形，并在前爪内持一蛇，通高89.7厘米（图版拾，1）。二俑的表皮是绿釉。以上22件全是釉陶俑。

（8） 红陶俑9件其中8件为男俑，形式一样，是一般常见的所谓-''风帽俑'。通高20.5厘米。高髻女俑一件，通高23厘米。

2.红陶罐仅2件，形与西安一带唐墓中常见的所谓“塔形''罐同，惟罐底与下部喇吸形的高圈足连接在一起，不是活动可以拿下的。二罐的形制、大小相同，通高54.5,口径12,腹径25.5厘来。

3.其他有开元通宝钱12枚，出于棺床上。贝3枚（天然贝），出于墓底上。另有铅质器？一件，因腐蚀已成碎末，器形不详。

除上述俑类、陶罐、铜钱和贝等外，独孤思敬及元氏墓志二合，另于后文叙述之。

杨氏墓在独孤思敬墓的东边稍偏北，相距仅十米许。此墓的形制、大小等与独孤思敬墓同，惟随葬品不如上墓丰富。人架及葬具已无存，出土器物除墓志外，仅有红陶俑11件，武士俑2件及一些动物俑的残片等。前文已说过，此墓我们到现场时，大部已被掘掉，只淸理了墓底部分，因此不知原来是否有盗洞的痕迹。但从器物的凌乱及残飮不全的情祝来看,疑此墓也被盗掘过。

11件红陶俑与上述独孤思敬墓所出的相同，2件武士俑因残缺太甚,已不能复原。在残器片中仅可辨出的有马俑的腿及陶羊等残片。此外墓志一合，与独孤思敬及元氏墓志等合述于后。

（三）墓志

墓志三合，独孤思敬、元氏和杨氏各一。

独孤思敬的墓志高、宽各67.5厘米，志与志盖的四边均刻有菌案形花纹。志盖上面有篆书“大唐独孤府君墓志铭'九字。志文楷书，计31行，每行32字（以满行者计）.因,墓志石部分残毁,志文缺损数字。

志载:独孤思敬曾为“唐朝散大夫，行定王府椽'，于唐景龙（中宗）三年（709年）八月十五日，“终于京师之醴泉里第'。于同年十月二十六日，（与元氏）“合葬于雍州万年县，铜仁鄕之旧堕'。

元氏墓志高、宽各46.8厘米。志与盖的四边刻有图案花纹，惟志盖无字。志文楷书，计23行，每行23字。志石保存较好，仅于第十四行中缺损一字。志文并兼用武则天所创之新字11个。

据志载:夫人姓元氏，河南洛阳人。于唐仪凤（高宗）二年（677年）八月三日“遇疾终于庆州司户参军第'，大周长安（则天朝）三年（703年）二月十七日“迁洼于夫氏之旧壑'。

杨氏墓志高、宽各46厘米。志石除四边刻有花纹外，于志盖上也满饰花纹。盖上有篆书'唐故独孤府君墓志铭”九字。志文楷书，共26行，每行25字。志文仅第一行第一字（大）缺损。

志载：杨氏于大唐垂拱三年（687）四月十日,“终于豊泉里之私第“大周长安三年二月十七日葬于雍州万年县铜人原旧壑'。

如上所述，独孤思敬、元氏、杨氏先后死于仪凤二年、垂拱三年及景龙二年等，则元氏早死于杨氏11年,先于独孤思敬33年。而杨氏则先于独孤思敬22年。元氏与杨氏同于长安三年二月十七日葬于铜仁鄕独孤氏旧筌，而独孤思敬则于六年后的景龙三年合葬于元氏墓。

我们从以上志文的记载得知了他们死、葬的绝对时代和日期。同时从他们志上所记的家世、出身来看，在当时说来也是所谓仕家之族了。现在仅就各志所列的世系，从文献中检得与他们有关的一些史迹略作比较说明。

1.据独孤思敬志载，曾祖子佳，祖义顺，父元恺等官职，自北齐以至盛唐可以说都是身居显官，但在史书中却无他们的自传，仅于新唐书（卷七十五下，表第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中有独氏世系表。据表载：（独孤）冀（字希烈）子永业，永业子子佳，子佳子义顺等，孙元恺等。元恺子仅载思庄、思行二人，而无思敬之名。这志可补表的缺佚。永业在北齐书（卷41）和北史（卷53）中有传。思敬及其子垣、煜等一支，宰相世系表中不载，如果不由于表有所漏佚,或由于思敬附于武氏（攸暨）门，为后人所不齿。志中“定王府掾”的定王，卽指武攸暨，在李唐宗室中无封“定王”者。武氏为则天姪，尙太平公主，天授中封定王，坐太平公主之祸，墓被夷平。新唐书卷206有传，旧唐书附于卷183武承嗣传内。

2.元氏志载曾祖巖，祖弘，父义端（义端四世孙卽穆宗时宰相元稹），均见宰相世系表。隋书卷62和北史卷72都有巖传，可以算是当时的豪门大族。

3.杨氏志载曾祖文伟、祖纂，父守愚。杨纂在旧唐书卷77有专传，新唐书附杨弘礼传（卷106）内；纂传载祖俭，查北周书卷22杨宽传及北史卷29杨敷传，均附有俭传。可见她也出于世家大族。

二、鲜于庭诲墓

鲜于氏墓，位于西安市西郊南何村的村北偏西，约百余米处，距今西安城约14里。墓地西边紧邻皂河，所处地势平坦，乃属唐代长安城西郊地区（图二）。

此墓于1957年二月初，在基建工程的起土中发现。当时由张瑞荃同志前去淸理，及到现场时墓室与墓道已大部分被掘掉了。此墓在早期已遭盗掘过，墓室周壁上有许多盗洞，似乎不止被盗过一次。墓门口处还有近代枯井一个，，已将封门砖打掉，所以墓的形制已很难全部复原了。

（一）墓葬形制

墓的平面形式与上述独孤氏的墓大体相同，是竖井斜·坡长墓道的土洞砖室墓。墓亦南北向，北偏东10度。墓道在墓室之南，稍偏于东,墓道长15.2,宽1.5米。墓道底的南端距地表深约1.8米，北端深6.8米。墓道底的坡度约24—25度左右。由于墓道的上部已被掘掉，是否有隧道及天井等则已不详。仅在墓道的东西两壁上各有对称的壁笼三个。各对北距墓室门为L8,4.4及6.1米。六个壁笼除西壁南边的二个已被工程起土挖掉其形状大小不详外,其余都相同。都是平底、直壁，高、宽为1X 0.9,进深1米，底部高出墓道底都是0.4米左右。

墓室南端的鹤道其湿，宽米甬道上部已被破坏，高度不详。

墓室成正方形，长、宽均为4.9米。从四壁底部残存的碑壁来看，此墓是在掘好土洞后又砌起砖室（图版捌，2）。铺地砖仅中部尙残存四、五块。因扰乱太甚，是否有棺床则不得而知。墓顶的形式及高度亦不详。墓室的东西壁大部已被盗洞穿破，墓室底部已塡满了碎砖及扰土，同时还杂有许多三彩的碎陶片。葬具及人骨架也已被破坏无存。

此墓虽遭盗掘等破坏，然残存的器物尙颇丰富。计三彩俑21件，红陶俑103件，及墓志一合。它们出土的位置,除墓志及一件残三彩俑是出于墓室之外，其余的俑类都是出于墓道南部两壁的四个土龙中。惟西壁南边的二笼已被建筑工程掘掉，里边的器物也都被搬出;我们去淸理时才全部交囘。这120余件俑类其中有50件红陶男、女骑马俑及马、驼、牛等俑，是出在东壁最南边的一个笼中，它们大部已残碎,并重叠在一起，原来放置的位置已看不出（图版捌，3）。4件三彩女俑（7—10）和一件三彩男俑（11）出在东壁中间的一个笼中。其余15件三彩俑和53件红陶俑是工程部门交囘来的。据说15件三彩俑全出于西壁中间的一个笼中，53件红陶俑则全出在西壁最南边的一个笼中。而北边靠近墓室门的二个笼内未出任何东西,仅在淤土中有少许木板灰痕和一些极薄的红漆皮。

墓志出于墓室内，因盗掘的扰乱，志与志盖已分放在二处。志石在墓门内的甬道中，志盖则在墓室的东北角处（图版捌,2）。一件武士？俑头（11）及一件三彩男俑身（12）和一些三彩的碎陶片等，是出在墓室内扰土中。另外在扰土中还捡得以灰绿色滑石制成的男生殖器残块三块（属一器），已不能复原。此物因出于墓底扰土中，究竟是否是此墓的随葬品，已无法肯定。墓室中除上述器物外，别无他物。

（二）出土器物

所出器物除墓志之外全是俑类，已编号者共124件。此外还有些碎片已不能复原，不计在内。俑分两类，卽三彩俑与红陶俑（小形的）二种。

1.三彩俑共21件，计文官俑1、女俑4,男侍俑3、牵马胡俑4、男俑身1（无头）、马俑4、驼俑2、鎭墓兽2O以下分别简述之。

（1）文官俑。宽袖黄袍，袖口镶绿边，袍长至膝间。内衬圆领蓝色衫，下襟稍露出，内着白裳，长垂至地。腰束宽带.，带于身后下垂至足根。通高72厘米（图版陆,3、4）。

（2） 女俑4件髻形都是鬟发高髻，髻在头部正中向前垂。10号，双手拱举胸前，身微向左侧立，面向右斜视。身穿窄袖绿色衣，袒胸，着*黄色长裙。上披敞领蓝色大衣，两袖侧垂。神态安然（图版伍，1、4）。8号，头稍右偏，双手于胸前捧一盛着桃的果盘。身穿宽袖绿色衣，着绿色白花裙，长垂至地。通高45.3厘米。9号，两手也在胸前作捧物状，但手指已残缺。左肩搭一长巾，向后垂至膝上。此外与8号俑同。通高44.5厘米（图版伍，2、3）。7号两手在胸前拱举，衣皆绿色。通高45.3厘米。

以上四女俑，足均穿尖靴荆尖上卷似钩形。

（3） 男侍俑3件俑4和5号二俑的服饰等均同，头戴软巾，身穿圜领窄袖绿色长衣，腰系带；足穿长筒靴。面带愁容。4号身微向右侧，二手拱举胸前（图版柒，2、4）。5号则身微向左侧，两手圜垂腹下（图版柒，3）。高均46厘米左右。11号是胡人俑，两手握拳屈向上举，与牵马俑之状相似，头戴巾，身穿大翻领窄袖的淡黄色衣，领是蓝色。腰中系带，足穿长筒蓝色靴。高42.7厘米（图版柒，1）。

（4） 牵马胡俑4件1号二手在胸前作握拳牵马状，头裹巾，后边卷起。穿圜领窄袖黄色衣，长至膝部，腰系带,后边凸起似包裹形。足穿长筒靴。通高42.5厘米（图版陆，1）。2号头裹巾，在两耳间各结一扣，形似女俑的双髻，其他形像、服装颜色等与前俑同。通髙39.8厘米（图版陆,2）。3号,此俑除头带帽，有长须，面作老人像外，衣服形状等与前二俑同。通高45.2厘米。6号，衣绿色，此外与2号俑同，逋高45.3厘米。

（5） 无头男俑身1件（12）出自墓室扰土中，是碎片拼对起的。身形高大,穿绿色宽袖衣，长至膝下，腰束带,足穿长筒靴。衣襟及宽袖如风吹摇摆状。高57.2厘米。

（6）马俑4件可分成两对。它们的形像、装饰和生动逼眞的样子,在一般唐三彩马中还是比较罕见的，可以说是精品了。

15—16号马俑成一对，身为橙黄色，颈部兼有白斑纹,蹄白色，鬃作浅黄并微透白色，祭上数留“一花”。“三花”或“五花'航瞄见血这马'一花'尙属少见。马头的辔饰俱全，嘴角两侧各有锥形鉴1个,

背上附鞍，鞍下有垫褥（鞭）两层，鞍上披一蓝色薄毯，两侧各扎一结，其结形与毯的摺纹等非常自然。在马的胸前、股后，均络以皮带（纣或辙），上边饰以黄色苏纹，两侧垂有蓝、黄、绿色的花形饰。由于这些庄颜六色的装饰，将马衬托的格外华丽、壮观。马通头高54.3厘米，首尾长53厘米（图版肆）。

17—18号又自成一对。马全身通白，但微带银灰色。鬃有'三花'。鞍上披以绿色绒毯垂至腹下，当卽所谓''障泥'。辔饰及前、后鞭的装饰较上述二马更为华丽，胸前、间饰有金铃（黄色），后辙上部（股上）也网络以皮带，上面满饰金花。马的神临也较前马更为生动。通头高54.6,首尾长54.5厘米（图版参）。

（7） 驼俑2件一为卧驼骑俑，一为骆驼载乐俑。卧驼骑俑（19）,四腿平卧,扬首。身作金黄色，背上垫毡，囲峯露出。盟为黄、绿二色，上边划有稜形格纹。驼背骑一胡俑，头带会帽，身穿圆领、窄袖浅黄色衣服，足穿长靴，两手作牵犠赶驼的样子。这俑的制作和造形都很精致。通驼头高37.7,通骑俑高39.4厘米。（图版贰）

骆驼载乐俑（20）,驼扬首站立,驼的颜色见本期卷首彩色版和图版壹。驼背上除与19号同样垫毡外，上边还架成平台，并铺有长毡。在台上左右两侧各坐乐俑二个，面均向外，中间立一歌舞俑，面向前。左侧的二乐俑，一个手托琵琶作弹状，一个两手举于颈问，类似持管乐器作吹奏状。右侧的二俑，两手均于胸前作拍击的样子，但手中无物，不知原持何乐器。中间立俑是一老年胡人俑，右手向前屈举，左臂后撤，手藏袖内，作歌舞的形状（图版壹）。驼通头高58.4,首尾长43.4厘米，立俑高25.1厘米。这种载有杂乐的驼俑，在过去出土的俑类中还未见过，故今暂名为'，骆驼载乐俑'。

（8） 鎭墓兽二件（14,116）形状与独孤思敬墓出土的鎭墓兽稍为不同，足均作蹄形（无持蛇），体形较小，制作精巧，通身为黄、绿、蓝三色。头上多角，这可能是因时代略晚，在造形上有所改变的一点区别。俑1：14,通高67.5;俑1:116,通髙63.2厘米。

2.红陶俑共103件，其中有风帽俑、男骑马俑，女骑马俑、小马俑、小驼俑、小牛俑及鷄、羊、猪俑等。这些俑的形状与一般盛唐墓中出的红陶俑大体相同，关于它们的形状描述从略，仅将每种的件数、大略作。21.6厘米。（2）男骑马俑约19件（头部大都残缺，身形有的与女骑马俑相似，很难辨淸），完整的10件。高均在34厘米左右。（3）女骑马俑16件，完整的只4件，高度与男骑马俑同。（4）马俑16件，完整者4件，无任何辔络的装饰。高18.6—20.3厘米不等。（5）驼俑10件，全部完整，无装饰，高17.3—18.3厘米。（6）牛俑11件,均完整，无装饰，高度相同，全为9.2厘米。另有鷄俑2,羊俑2,猪俑1,因已残缺，高度不详。

（三）墓志

墓志成正方形，高、宽各71.5厘米。志石的四边刻有花纹图案。志盖的四边除有与志石相同的花纹图案外，还在四边的图案中刻有“四神'（靑龙、白虎、朱雀、玄武）像。志盖中部光平，楷书“大唐故縦于将军墓志'九字。志文楷书，共23行，每行24字。志文后附有“开元十一年岁次癸亥八月甲午朔九日壬寅''等埋葬的日期一行。

鲜于庭诲是于开元十一年（723年）六月一日死于“京兆安定里”，同年八月九日埋葬于长安城西郊。文载:''享年六十四岁'。

据志文载：鲜于庭诲的官爵是“云麾将军，右领军卫将军，上柱国，北平县开国公',死后又赠为''右领军卫大将军'。文载:'公讳廉（？）字庭诲，渔阳人也'。他的曾祖名标，官至“同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襄公'。祖名“緖''官至'使持节骋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怀州刺史”，“谥曰景公'。“父仁敏，高尙不仕'’等。志文虽未说明他的曾祖等的官职是哪个统治王朝时代的，但从志文可以看出，鲜于庭诲的家世至少从南北朝晚期以来就已是统治阶级的官僚贵族了。但检查各史书却无他们的传记，唐书内也无庭诲之传，因此对他的家世、关系等尙待考证。

从志文中可以看出，庭诲是出身于军伍中，而且是从一个低级的军官--一“右卫翊府队正长”（唐代府兵制是:卫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长'（正副长）），直升为“右领卫将军''之职，在当时来说这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他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地位？从文中也可看出，如志文第八行至第十二行中所说：“……顷者，豊生宫掖，动感云雷,君子建侯之秋，圣德龙飞之日；公毕心御寇，锡莫重焉。拜云麾将军、布政府折冲。寻迁右领觉卫将军，仍河源电（该军在当时陇右质都州）话击副使。……有制,追入仗内供奉，迁北军使亲掌兵符'。从这段文字来看，鲜于庭诲在玄宗先天之初（710年）是参与平定内难的一个功臣。所谓'叠生宫掖',当是指'韦后之乱'（或及太平公主之事）了。所以他是玄宗忠实的亲信，死后还有制追悼，并准他'眼燧器物每优恒典'等。由此看来,我们在他的墓中所得到的这些珍贵的遗物，在当时也不是一般常制所能有的了。

三、结束语

上述独孤思敬、杨氏、鲜于庭诲等三墓的材料,无论是器物或墓志，在一般唐墓中是很难遇到的，如说它们是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并不过份。

独孤氏与鲜于氏两墓的时代虽相距仅仅十四年，但在器物的作风和形式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如独孤氏的俑类以形制宏大为着，其中一米多高的大驼俑在过去还是少见的。它们的制作都比较粗糙，全是单色的釉陶。以该墓的二个鎭墓兽来看，它的头上是二角，而鲜于氏墓中的却是多角的，这可以说是显示在器物上的多样化和时代早、晚的一点标志。在俑的种类上也比鲜于氏的单纯（当然也与他们的官职、地位等，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作风上也似朴实，这与时代和社会的风尙不能说无关。

鲜于氏墓中出土器物，以精致、华丽为特点，尤其是在过去尙未见过的''骆驼载乐俑'的造型上，别创一格。两对三彩马的形式也极华丽。这些东西虽然是随葬的明器，但它还是区映着当时社会生活的。以马的装饰来看，明皇杂录中（华淸宫条）说:“以黄金为衔辘，组绣为障泥'等，奢侈淫逸的情有，并不是什么夸张了。同时通过这些东西也可看出当时的太平盛世的一种景象。

各俑的服饰和装束都显示得非常细致，尤其文官俑（朝服）和几件女俑的服装、形式等，对硏究唐代的服饰来说也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四块墓志不仅说明了他们本人的历史和身份，同时对于史书的补证也有相当的价値。

这三个唐墓的材料是非常可贵的，简报为篇幅所限，不能详尽。现正准备编写正式发掘报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