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中国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期P7—P8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摘自《社会科学》2022年8期，周学军摘

早期中国（秦汉以前的中国）是“一元”还是“多元”，是否存在“一体”，是一个宏大话题。“一元”抑或“多元”，实际是早期中国有一个根本还是多个根本的问题；是否存在“一体”，是早期中国是否为一个文化实体的问题。

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

距今8000年左右，在中国大部地区已经有了共同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核心思想观念，已形成共有的文化基因。

中华先民早期共有的宇宙观，就是“天圆地方”观。距今8000年左右，在长江中游的湖南洪江高庙遗址白陶祭器上面，压印有八角形复合纹饰，被认为是已出现“天圆地方”宇宙观的证据。这种八角星纹后来流传到长江下游、黄河下游、西辽河流域甚至甘青地区，尤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距今5000多年的八角星纹“洛书玉版”最具代表性。高庙所在的湘西地区和两辽河流域相距数千公里，却都有相似的神龙形象，暗示与其相关的敬天信仰或者“天圆地方”观念，可能普遍存在于8000年前的中国大部地区。此后这种观念代有传承，祀天遗迹也时有发现。龟占、数卜、规矩及其“天圆地方”观同样被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所共享。

中华先民早期共有的伦理观、历史观，当指重视亲情、崇拜祖先、不忘历史的观念。这在史前时期的土葬“族葬”习俗中有集中体现。从1万多年前以来，中国大部地区发现的墓葬基本都是土坑竖穴墓，将祖先深埋于地下，“入土为安”，并装殓齐整，配随葬物品；有的还实行墓祭，显示出对死者特别的关爱和敬重，是重视亲情人伦和强调祖先崇拜的反映。

早期中国共有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统合形成“一元”的“敬天法祖”信仰，又分解为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这类观念信仰或文化基因，使得中国人能将自身置于天地宇宙古往今来的适当位置，存诚敬之心，有家国情怀，着意于修积德慧，而非个人至上、物欲至上。

多支文化系统与多种文明起源子模式

早期中国的“多支”，既表现在考古学文化的多个样貌或多个支系，也体现在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的多种路径或多种子模式。

由于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因此对考古学文化演变谱系的梳理，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华民族发展谱系的探索。中国地域广大、环境多样，考古学文化面貌自然也是多种多样，现在已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数以百计，对考古学文化大区或大系统的归纳有着多种方案。对中国史前文化区系的整体划分，只是根据自然环境、生业状况和部分文化要素概括的结果，不表明每个文化区真能数千年一脉相承、连续发展。要划分出更加可信的文化区或文化系统，只有在分阶段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做到。

我们主要根据变化最为敏感的陶器的情况，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分别划分出若干支文化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聚落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文化交流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系统的数量逐渐减少。

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道路或模式各地也有所不同。约距今6000年以后，中国大部地区加快文明起源的步伐，父系家庭和家族组织凸现、战争频繁发生，但同时各地又表现出不同特点，我们将其归纳为“东方”“中原”和“北方”三种模式。“东方模式”指面向东南沿海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葬俗表现出事死如生、富贵并重、奢侈浪费的特点，物质文化很发达，社会分工明确，发展道路波澜起伏，约距今4000年后走向衰落。“北方模式”指面向西北内陆的黄河上中游大部地区，丧葬观念生死有度、重贵轻富、务实质朴，物质文化不很发达，社会分工有限，发展稳定持续。“中原模式”指豫中西、晋南、关中东部地区，总体和“北方模式”接近，但也表现出一定的“东方模式”特点。“北方模式”和“中原模式”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最后长期成为政治上中国的中心所在。

有中心、多层次的一体格局

根据对考古材料的梳理，我们会发现早期中国的“一体”格局实际上有过一个较长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且在绝大多数时间段存在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这个中心。

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虽然可分四支文化系统，但以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实力最强、位置最特殊，最容易和周围地区发生全方位交流或对周围文化产生更大影响。正是在裴李岗文化的相对主导作用下，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初步交融形成“一体”格局，有了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此时在黄河中游和西辽河流域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在中国大部地区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恰好进入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一定程度上是具有中心地位的。

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交界地带崛起了实力强大的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大部地区文化正式交融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一体”格局，意味着最早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庙底沟时代形成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还具有核心区、主体区和边缘区等三层次结构。这样的三层次结构清楚地体现了中原核心区主导下的文化整合过程，奠定了后世政治上中国畿服制分层次统治的基础。

距今50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范围进一步扩大，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出现了多个区域中心，出现大型聚落、大型祭祀中心、大型墓葬等，贫富分化、阶级分化、社会分工都比较显著，表明中国大部地区社会已经普遍复杂化至相当高的程度，进入邦国林立的“古国”阶段，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但是，各地区之间并不平衡。

距今41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早期，黄河流域龙山文化大规模南下豫南和长江中游地区，使得范围广大的石家河文化区剧变为王湾三期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很可能对应古史上的“禹伐三苗”事件，随后夏王朝诞生。这个时期中原不但是文化上“早期中国”的中心，也成为初步“大一统”的夏代“天下”之政治中心。中华文明从此进入“王国”时代或者成熟文明社会阶段。约距今3800年以后以偃师二里头为都城的晚期夏王朝阶段，以及商周王朝时期，中原的中心地位更加稳固并长期延续。

“天下文明”模式

早期中国大部地区共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核心思想观念，也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存在“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文明起源子模式，交融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这样一个萌芽于8000年前、形成于6000年前的超稳定的“重瓣花朵式”文化格局，也就是“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后世则发展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一定程度上和“中华文明”具有对等性。

“文化上的中国”或“中华文明”有其独特性。“一元多支一体”格局的“文化上的中国”或者中华文明，本质上趋向“一体”“一统”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这个“一元多支一体”格局和文献记载的夏商周时期圈层结构的畿服制“天下”格局吻合，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

早期中国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或“天下文明”模式，从根本上与中国相对独立又广大多样的地理环境有关。“相对独立”既决定了早期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一体”性，也决定了其“开放性”，使其有机会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发展自身；“广大多样”既保证了一个伟大文明必须具备的足够大的地理空间，也使中国文化具有“多支”系统，拥有变革的多种可能性，决定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早期中国早熟而强大的农业体系，必然需要精准的农时而催生出早熟的天文学和敬天观，也必然需要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而产生祖先崇拜，由此产生的“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自然是“一元”而非“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