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 ” 的历史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每个字符与它的发音之间没有天然的联系，口语与书面文字容易分离。表音文字最基本的单位是音节，音节按照线性顺序排列形成了不同的语词 。 汉字也有 自己的组成单位，那就是笔画结构，这些结构在平面上，上下左右组合起来，构成了不同的汉字。汉字通过视觉直观非常容易被辨认，它们互相间视觉差别非常大。  赵元任说 “汉语很有强的个性，你要在一页找什么字，眼睛扫到近处，它就直盯着你，呼之欲 出。” 我们都有这样的阅读经验。因为汉字是表意的，音义分离是汉字最为重要和基础 的特点。这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发生了言文分离。  中原一带 自古是华夏民族最早繁衍生息之地，也是中国文明最重要的摇篮。春秋时期的华夏语 以中原音为标准音的雅言，就为后来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上，汉语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宋以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迁移，也导致了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迁移变化 由中原音到北京音的过渡是逐渐的缓慢的，但中原地区始终是汉语基础方言的中心地带。  汉语标准音历来称为雅音、正音，“官话 ”乃明清时期特有的称呼。明初 《洪武正韵 》 “复恐拘于方言 ”，“一以中原雅音为定 ”。“何者为正声 五方之人 皆能通解者斯为正音也。” 明人梅膺柞 《字汇 》后附的 《韵法直图 ·梅序 》 “读韵须汉音 ，若任乡语，便致差错。”清人张祥晋 《七音谱 》卷三云 “庄重之音 曰雅音，即正音也。今吾儒讽诵经典，肃对大宾，固必用庄重之音 。”  福州学者林守超乾隆十八年 年 为琉球官话课本 《白姓官话 》所作的 《较正序 》云 “予今年登七十有四，间尝考究天下言语，各有不同，俱系土音，难以通行，唯有正音官话，所以通行天下，学习者唇喉齿舌，须当辨别清明，方得正音官话。” 清人高敬亭 《正音撮要 》 “正音者，俗所谓官话也。” 这些材料，都可以证明，“官话 ”在明清之际，主要是 口语发音。  1644年 明亡。八旗入京。大批满族人和东北汉人移居北京。但清初带来 的东北方音与北京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差异不大。二者的融合恰好促使北京话与东北方言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包括东北方言在 内的北京方言区开始形成 林煮先生称之为 “北京官话区 ” 。为现代北京音以及 “北京官话区 ” 莫定了基础。  从元至清 。北京作为全 国政治中心。已有较长时间。到 了清代 。中原古都开封 、洛阳的地位与北京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数百年当中。北京音借助政治经济文化 的力量。尤其是元 明以来 白话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地位不断提高。至清代 ，北京音取代中州音，成了基础方言中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音系，这是北京音 自辽金以来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经历数百年逐渐 自然演化的结果。  “官话 ”的普及前文己经提及，在幅员辽阔、口音杂异的中华帝国，使用 “官话 ” 是一种国家治理的需要。至清 中期，能操 “官话 ”，己经成了进入统治阶层的标准和前提之一 。 清疆域广阔，开国伊始，帝王们就格外关注皇权的维系。而前朝的万历皇帝不直接管理臣民，而以太监为传达旨意的桥梁，使得这些既无学识有无责任感的特殊群体，获得了特别的权力而给帝国治理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更是提醒清朝的统治者，上情下达的途径必须畅通，皇帝的旨意要直接下达到官僚层，并传递给民众。  雍正推广正音和要求宣讲圣谕的旨意，在推广 “官话 ” 的效果上看来是明显的。英国人斯当东 跟随英女王特使马戛尔尼于乾隆五十八年 年 前往中国时，看到的景象是 “广州有本地特殊方言，所有住在广州的人，除了官吏而外，都讲这种话 。官吏都是外省来的，他们讲的是一种全国通行的官话 。”  1.“官话 ” 逐渐成为中国通行语 传教士作为一个群体，对中国 “官话 ” 的普及和发展，有特殊的贡献。因为传教需要，来华传教士形成了学习中国语言的传统，不仅编撰了大量语言工具书，主持翻译 不仅将西方著作泽成中文，也将中国经典译成西文，创办和发行报刊，还 留下 了大量关于 “官话 ” 在明清时期流行状况的一记录。  2.来华传教士学习 “官话 ” 1580年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 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启了明清基督教来华传教的历史。 想在 中国传教，传教士首先要解决语言不能沟通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一直禁止向外国人教授中国语言。直到新教来华时这一情况依然存在，给马礼逊教中文的一位中国人身上就带着毒药。以备不测之用。而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的中文教师每次授课时都带着鞋子与修鞋工具，当陌生人进来时便 以修鞋做掩护。传教士们不得不更多靠 自己的观察来学习中国语言。  “书面语 ” 毫无疑问就是文言文。“日常谈话的语言 ” 和 “口语 ” 则可能是指方言。也可能是指 “官话 ”。 19 世纪中期开始，“北京官话 ” 在帝国内部广泛流行。并已经成为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的首选 。 3.“北京官话 ” 取代 “南京官话 ” 中国的 “官话 ” 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语一言体系。相反“官话 ” 在明清之际。经历 了一个不断演化，趋于统一的过程。最终，“北京官话 ” 成为中国最通行的口语 。。这在 日本人学习中国 “官话 ” 的材料中，可 以得到更加详细的佐证 。 总之，从 日人学习中国语言的相关史料中，至少可 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其一，到清朝时期。中国各省的通行语言已经毫无疑问被普遍称作 “官话 ”。其二，“官话 ” 的正音长期 以来是南音。 世纪中期之后，南音作为 “官话 ”正音的地位，逐渐被北京音取代。其三，宣讲圣谕的材料普遍被当作外国人学习中国 “官话 ” 的书面教材。其四，尽管 “官话 ” 流行程度 日趋加深，文言文仍然是书面语的正宗，不仅在中国，在 “汉文字圈 ” 内的琉球，情况也同样如此。 4.官话的书面化与欧化 到 世纪中期，不论是传教士，还是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时的首选是 “北京官话 ”。他们之所 以要学习 “北京官话 ”，并为此编撰 了大量教材和工具书 ，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 “北京官话 ”在帝国内部的口头沟通中，已经有不可替代的普适性 。在地域辽阔的清帝国版图之 内，掌握 “官话 ” 成了与中国人进行沟通— 不管是有关灵魂的还是世俗事务方面— 的前提。 “北京官话 ” 的流行，是中国语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重要性毫不亚于白话取代文言。只是后者的变化急而促，前者的变化缓而久，所以前者不如后者引人注 目罢 了。 “北京官话 ”作为一种通行的标准 口语— 在不同时期，它被称为 “官话 ”、“国语 ” 或 “普通话 ”— 沿用至今。这不仅对维系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 国在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上的认同十分关键，也对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一书面语的革命，产生 了重要影响。 中国的情形与欧洲不同。在中国，最早的 “北京官话 ” 语法书是来华传教士编写的，其 目的是学习中国语一言。传教士编写的 “官话 ”语法都有较为统一的编写 目的、语言材料和语法研究方法。当然，虽然他们心 目中的受众大多是学习中文的外国人，但一旦被传教士在中国兴办的学校所采用，也就成了中国学生学习中文的教材，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影响。 5.从古白话到晚清书面官话 传教士们的母语大多属于拉丁语系，为了写出中国人能够接受的作品，他们都会非常注意汉语的特性，两种限制下，使得他们的作品既不同于中国旧白话文学，也不同于现代白话文，很明显是一种过渡的语言形态，其表现为使用少量的新词、新表达态，有欧化的雏形。这种语言形态显然是刻意选择的结果。 6.“官话 ” 宣教书 传教士在 世纪后期用 “官话 ” 写作的作品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小说，还有大量宣教书。 自利玛窦起，传教士们就观察到口头宣讲对传教来说是远远不够，中国人更注重书籍。 年，利玛窦在写给朋友高斯塔的信中说，“在中国，通过写书能做许多事情 ” 年，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利玛窦再次说道 “写书起到的作用要胜于语 言 ”。'正是这个原因，传教士才会把 口头宣讲的内容记载成书并印刷散发。 7.北京官话 ” 版 《今古奇观 》 虽然对 《今古奇观 》中诸多方言惘然不解 ，但在 年 日本人开始学习 “北京官话 ” 之前，此书一直是学习汉语 口语的教科书。’在 日本汉语教学界转而学习 “北京官话 ” 后，曾由金国璞将 《今古奇观 》改写成 《北京官话今古奇观 》。1904年 由文求堂出版 “以利学习。 8.翻译与欧化 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欧化 ” 是描述描述中国语一言变革时经常使用的概念，但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却极其复杂。这种复杂性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如何精确地描述和定义 “欧化 ”，其次， 世纪前期关于语言问题的几次大争论'使得社会政治因素不断渗入，时至今 日，已经很难将 “欧化 ” 作为一个纯粹的语言或文学现象来进行回顾。 《左传 》、《水浒传 》和 《老井 》是三个风格迥异的文本，创作时间相去很远，其语言风格，则分属文言文、古代 白话文和现代 白话文 。通过对这三个文本所做的详尽分析，申小龙教授从中发展出一套对中国书面语进行语法分析的新框架。他倡导的文化语言学更强调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区别，并将这种区别上升到了文化和思维方式的高度。他认为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有着重大区别，以至于建立在西方语言学基础上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无法有效地分析汉语作品。 所谓欧化 ，在他看来 ，最明显的特征在于那些 以动词为中心、往往具有复杂结构的长句。他也承认，在中国书面语中，欧化的表达的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常见。但这种欧化的表达更符合西方语言特征，而多少扭 曲了中国语言的特性。 总结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疆域最大的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清朝皇帝不但重视 口语的统一，还特别注重帝国内部道德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和统一。这两者最终合流，引发了清帝国内一股用 “官话 ”进行道德教诲的持久潮流。 到清朝时期，中国各省的通行语言己经毫无疑问被普遍称作 “官话 ”。其标准读音，在 世纪中期前是南音，之后，南音作为 “官话 ” 正音的地位被北京音取代。是为北京官话。由于 “北京官话 ”的流行 ，中国产生了一种通行的标准 口语— 在不 同时期 ，它被称为 “北京官话 ”、“国语 ” 或 “普通话 ”— 并沿用至今。这不仅对维系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在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上的认同十分关键 ，也对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一书面语的革命 ，产生了重要影响。 举报/反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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