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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弗格森用了一个新的名词，除了南京大屠杀，还应该提到南京大强奸。这是一个不同于西边德国的“军事怪物”，这是不能被忽视，更不能被忘却的事情。弗格森认为，这种披着战争外衣的大规模的强奸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人类畸形心理原因。 之所以会这样，与江户时代以来日本的排外主义，以及日本军队世袭的霸凌和压迫习性密切相关。 弗格森对比了德军和日军的管理模式，发现，在日本陆军当一名士兵，所承受的压力、侮辱，是同时期的德军士兵所无法想象的。 来自上级的关于投降毫无价值的宣教、耳光、打骂、侵占，共同造成了底层官兵的不满心理，由是需要找到一个明确的、手无寸铁的目标，发泄欲望和不满。 较之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更应当被我们铭记的，乃是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的三个月内，日本海军从太平洋到东南亚一系列闪电战。 这是一场效率惊人而成果惊人的系列战役——从太平洋南下到马来半岛，拿下新加坡，然后继续西北而上拿下缅甸、直抵孟加拉湾。接着是太平洋中部的关岛、威克岛、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 这一系列战役，都是一小股日本海军完成的，比之用于中国的兵力要小得多。到1942年4月，日本控制的面积东西长1万公里，南北长8000公里，周长达到了4万公里。 为什么说更值得铭记呢——这意味着，欧洲帝国的垮台。 建立亚洲人的亚洲，确乎吸引了相当的民族——1939-1943年间，有超过70万朝鲜人志愿参加日军服役，许多人都是用鲜血写的申请，还有42万台湾同胞报名参与日军。 第四部分 带有污点的胜利 决定战争胜利的不是精神，而是物质与体制。 很简单的道理，侵略中国的日军，并不是被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人民的意志所打败的，事实上，裕仁宣布投降时，在中国战场的日军依然占据绝对优势，日军是被同盟国巨大的物质力量打败的。 不论是英军的蒙哥马利，还是美军的巴顿，还是德军的隆美尔，都有一个基本共识——战争的胜败一开始就被军需官和供应体系的效率决定了。 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对日军的优势，可以从非军事人员与战斗人员比例上看出来——美军的非战斗人员与战斗人员的比例，是2:1，也就是每个前线士兵，背后有两个支持人员；日军的这一比例是反过来的1:3，即1个后勤人员要支持3个前线士兵。什么叫捉襟见肘。 在欧洲战场，美军这一比例高达18:1，一个战斗人员背后，有18个非战斗人员在支持服务；而德军则是1:2，1个非战斗人员要为2个士兵服务。 弗格森列示的这个比例，值得我们热衷于搞转型和改革的企业管理者们深思——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强调要加大一线营销人员数量，减少中后台人员，恨不得让1个中后台人员，支持10个一线人员。殊不知，这对于提升营销效率和营销战力，恰恰是南辕北辙。 什么叫强大的总部？那就是要做到每个一线人员，身后都有数个中后台支持服务人员，以及一套强大的系统支持。 那个一线人员甚至都可以跟当年的美国大兵一样，论个人肉体战斗素养，都不及德军士兵或日军士兵，可是，当体能和格斗素质强悍的德军士兵或日军士兵，在面对一个美国大兵时，他会发现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支持这个大兵身后的一个团队的力量——单兵综合战力！
弗格森带有幽默的笔调分析了一下英、美、苏。 先是看英国。 打败德意日，美国有巨大的物资储备，苏联有巨大的人力储备，英国又有什么？英国之剩下了智力储备——强大的情报网络和分析能力，对恩尼格码的破译（敝号随笔的《图灵传》里有详尽阐述），雷达的发明和改进，喷气式发动机的发明和改进！ 就连英军，也展现出了与美军、苏军、德军截然不同的冷漠和反英雄主义。 与美军和苏军打击侵略者和战胜邪恶的理念相比，英军根本就没有体现出任何正能量的东西——英军官兵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把战争当成一场体育赛事，一场猎狐，一场板球赛。 他们不仅对敌人，也对自己，对上级，对政府，对丘吉尔都是冷嘲热讽，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崇高的理想，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街区生活，乡下的农舍、庄园——这恰恰是英军不论在什么处境下，都始终士气高涨的原因。 把作战的理由和理想归结于上级、政治、领导人，都是靠不住的，一旦上级、政治、领导人出现变化，军队、士兵的士气就大受影响，马上会产生“为什么而战”这个想法。 此外，英国的决策质量之高，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整个二战期间，英国的决策失误率是最低的，换句话说，投入产出比最高，最大限度地节省了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牺牲。 而之所以会这样，并不是因为温斯顿·丘吉尔有多么强大和聪明，而恰恰是因为英国的体制——如果丘吉尔也像希特勒那样在国内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不受质疑的权威，那么英国很可能早就输掉战争了。——因为丘吉尔本人的很多判断和决策，都是错误的，摇摆不定的。 正是对丘吉尔的限制——这是英国这个持续了近三百年的体制的强大力量——国会议员、参谋长联席会其他成员，才能时不时反对丘吉尔，对他的决策进行质询。敝号即将推出的超级长篇《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记录着，作为首相的温斯顿屡屡会在战时被议会召回接受议员们质询和诘难。 英国是由集体决策才决定参与战争的，没有谁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毫无疑问，这种决策机制会表现为无穷无尽的争吵，极其冗长的决策链条，但是，这却保证了国家和领导人犯下灾难性、全局性错误的概率大大减少了。 再看被希特勒宣布为已经濒临崩溃和解体的美国。 挺有意思的，如果今天的反美斗士们有耐心去看这段历史，看看当时的德国和日本是如何分析美国将如何完蛋和崩溃的，会发现，今天的我们的斗士们用语不仅在深刻性上不如当年的德国和日本，甚至在用词的精彩度上也差很多。 比如希特勒分析美国人如何生性上就是一盘散沙，美国社会如何深刻分裂，美国政治体制如何低效，党派竞争如何侵蚀了国民性，即便对于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希特勒的观点和视角跟今天我们的说法几乎一样——技术失却了人性，技术只是用来制造无节制的消费——我们的柏林拥有270座剧院，美国人有什么？汽车、冰箱、超市这些腐蚀精神和道德的东西。 现在我们知道，纳粹德国是在自欺欺人。 他们想不到，或者是不愿意想到，像通用汽车这样的巨型企业，政府没有掏一分钱，而依赖市场竞争和贸易竞争存活下来的企业，技术和产量只是它的一方面，要命的是它的组织管理，它那庞大产能的灵活适应性。 正如当时的通用汽车总裁威尔逊说的那样，我们懂得如何把市场能力转变为战争能力，我们可以用惊人的速度，从一个消费市场的领军者，变成一个战时命令体制下的高效仆人。 往前数两千年，只有美国想出了一个让帝国既有大炮，又有黄油的办法——用财政、金融、市场相结合的方法，刺激而不是控制众多的公司来为战争提供支持。通用汽车开始生产航空发动机，波音公司开始制造B-29轰炸机，自由轮船公司开始生产战舰。 正是在这种体制下，催生了影响至今的“军工复合体”，也让著名的彼得·德鲁克看到了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力量和组织权力如何分散到各个事业部中去的过程。 美国的制造能力和产量是盟军的根本——苏联58%的燃料来源于美国，总量63%的战争物资来源于美国。 德国对美国予以苏联支援的痛恨，和今天我们痛斥乌克兰靠接受西方援助抵抗俄罗斯正义的侵略是无耻的一样——要是没有腐朽没落西方国家的援助，苏联早已被击败了。 这是在集权体制下的德国人，想破头也想不明白的，何以明明已经要崩溃的美国，会攒起这么硬的拳头来——他们没有办法想，因为对信息的控制和虚假的宣传包裹了他们的头脑。
再看苏联方面。 除却斯大林格勒的英勇决绝，还有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战役。 这个战场规模之大，超乎此前一切战争——战场面积有威尔士那么大，从一头开车到另一头，要三个小时。德军计划使用从北到南的弓形战役，消灭苏军的突出部。 苏军方面则采用纵深防御——苏军挖了3000公里的战壕，3000公里啊！埋了40万颗地雷，组织了133万人，3444辆坦克，2900架飞机。 德军90万人面对的，是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苏联红军。由于拿到了英国情报人员提供的准确情报，朱可夫得以在德军准备发动攻势的前十分钟，发动了对德军的先发制人轰炸。 8天之后，核心的坦克战场，方圆50公里的范围，寸草不生，焦土一片。 随着战事向德国推进，另一种惨事又发生了——中欧、东欧，随着苏联红军的进入，开始爆发式地发生屠杀和强奸行为，一如日军之进入南京一般。受害者既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立陶宛、波兰本地人，也有德国人。这些区域的德国居民，都开始遭受系统性的报复。 第五部分 西方衰落 弗格森认为，二战真正结束于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的停战协议。 对于何以这样一场类似德国入侵波兰的地区冲突，没有像此前那样继续发展为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众说纷纭。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美苏已经有了核威慑。 核威慑差一点成为真实人间地狱的古巴导弹危机，在两个大国领袖之间的博弈下化解为无形。 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书记都不是胜者，唯一的受益者就是卡斯特罗，肯尼迪不久之后被刺身亡，赫鲁晓夫被政变下台，卡斯特罗因为古巴事件而确立了自己的权威，赢得了在古巴40年的统治地位。 赫鲁晓夫在苏联历史上，乃至在共产主义历史上，都算得上是一名独特的领导人。这一点，敝号在随笔《赫鲁晓夫全传》中已经阐述过，他的个性和贡献，可能还要过上很多年才会有相对公正的评价。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赫鲁晓夫曾与到访的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有过辩论，辩驳之余，赫鲁晓夫问尼克松：美国建国多久了？有300年吗？尼克松回答说，150年了。 出乎我的意料，赫鲁晓夫没有哈哈哈，然后细数俄罗斯500年的历史。 赫鲁晓夫很客观，他问的是——现有政权和体制下的建国史。他由是说道，我们建国42年了，我想我们再多用7年时间，应该能赶上你们150年的水平。 西方的衰落，体现在战后这两个超级大国，都逐渐地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异常尴尬的境地，他们各自纠集一帮国家来对抗，可是更多地陷入到自己集团内部的纷争中去——广泛的第三世界都开始民族觉醒，都开始寻求民族自决。 从大历史角度来看，美苏两个大国只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他们都逐渐地发现，西方那一套帝国模式，其实早在日本拿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时，就已经开始衰败了。 这种衰败和控制力的持续走低，造成了两个后果——其一是广泛的民族国家崛起，其二则是越来越多的地区冲突与人间浩劫。 弗格森提到，也许，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直就在进行，只不过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在中东、在东欧，在加勒比海，在越南，在柬埔寨，在非洲。单独地去看每一个局部，其残酷和决绝，甚于二战。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最可怕的种族冲突发生在东欧的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以及非洲的卢旺达，大约有300万非洲人死于卢旺达的图西族和胡图族内战。 这似乎是新进的认识与文明无法解释的现象。不论在哪个时代，只要出现经济波动，即会引发种族冲突，一旦冲突无法用既有的政治框架解决，就会引发秩序败坏，此后，黑暗的力量就会被释放—— 这个黑暗的力量，在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里，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里，在弗洛伊德的学说里，都有提及——强奸与谋杀，似乎是人类承继自200万年前的基因中的毁灭性力量，它们贯穿人类文明史，始终在文明的外衣下躁动。 从未停歇。 从未停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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