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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华:通过大凉山

 兰州家长 2023-02-12 发布于甘肃

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强渡天险金沙江之后,以风驰电掣之势继续北上,一路上攻占了西昌、越、冕宁。企图对红军进行阻拦的四川军阀部队,一触即溃,望风披靡。

然而,摆在红军面前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当时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已进至金沙江一线,而前头截击的国民党军队,则正向大渡河急进,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抢占大渡河,势必被迫向西转入更为艰苦困难的川康交界地区。

因此,当时红军必须排除一切困难。迅速抢渡天险大渡河。为了执行这个艰巨的任务,左权同志率2师5团一部和军团的侦察连,经越向大树堡挺进,担任佯动,牵制和吸引富林的敌人;红1师1团和工兵连为先遣队,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率领,迅速抢占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以便掩护中央红军的主力渡河。当时我也奉军团首长命令,带1个工作团,随先遣部队进行部队政治工作和沿途的群众工作。

从冕宁到大渡河,中间隔着大凉山地区。这里聚居着中国西南部一个少数民族彝族。当时,那是一个还处在奴隶社会的落后的民族。彝族人民性情强悍,部落之间时常因奴隶主互相争夺土地、奴隶、牲畜而引起械斗。汉族商人经常利用彝族人民的朴实诚息,对他们进行欺诈和剥削,国民党军阀则经常对他们进行“剿讨”和抢掠。这一切,都引起了彝族人民对汉人的猜忌和敌视,种下了极深的成见。他们特别反对汉人的“官兵”人境。显然,在当时要他们能够很快地从本质上理解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是很困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顺利地通过这个地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又必须经过大凉山借道彝民区。我们赖以克服这个困难的唯一武器,就是党的民族政策。我们只能对彝民采取说服的办法,争取和平通过。

先遺队调查了彝民的风俗习惯,在部队中普遍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又请到一位通司(翻译),准备和彝民的首领谈判。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们的先遣队于5月22日早晨开始进人彝民区。一路上只见山峰入云,道路崎岖,山谷中林木葱笼,野草丛生,地面上淤积着腐烂的叶子,厚达数寸。山涧之上往往只有一根独木桥,走起来十分不易。这儿天气多变,时而浓云低垂,时而细雨霏菲,使人有一种瘴疠弥漫的感觉。境内有“孔明寨”,相传三国时候西蜀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战场就在这里。“孔明寨”便是蜀军兵营的故址。

进人彝民区不远,就看到山上山下,彝民们千百成群地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呐喊着,出没于山林之中,企图阻止红军前进。我们不得不缩短行军距离,以防突然袭击。部队戒备着继续前进。

进到彝民境内30多里路的谷麻子附近时,前面集聚的人群拦住了去路,我们不能再继续前进了。彝民们喧嚷着,很难听出他们说的是什么。不过从他们的手势和面部激动的表情上,却能够看出,再要强行通过,势必引起冲突了。这时,后卫又传来一个使局面更加紧张的消息:跟在主力后面的工兵连,因为没有武器,刚掉到主力后面100多米远,就被彝民把他们携带的架桥器材和其他用具一搜而光,可是彝民并不伤害红军。工兵连的同志只得循原路退回出发地。

先遣队停止前进以后,彝民们便密密麻麻地围了上来。我们要通司大声地向赫民们说明红军同国民党的中央军不同,红军不是来抢劫、杀害棘民的,只是借道北上,并且不在此住宿。可是彝民仍然摆手挥刀,高声喊着“不许走!”正在混乱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前面山谷人口的地方,扬起一阵烟尘,几匹骡马直驰而来。为首的一匹黑骡子上,是一个高大的彝人,年约50多岁,脸色微褐,身披麻布。他的到来,使喧闹的人群稍微安静了一些。通司认出这人是此地摔民首领小叶丹的四叔。

有了头人,便好说话,看来是解决问题的时机了。我便要通司找小叶丹的四叔前来答话。当通司告诉小叶丹的四叔说红军部队的首长要找他谈话的时候,他欣然地同意了,并随即下马,挥退了集聚的人群。

我们首先对他表明了红军是替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此来并不打扰彝族同胞,只是借路北上。根据彝族人十分重视“义气”的特点,又告诉他,红军刘司令亲率大批人马北征,路过此地,愿与彝民的首领结为兄弟。听了我们的解释以后,小叶丹的四叔还是半信半疑。可是,当他环顾四周,看到红军的纪律严明,并不像国民党“官兵”那样抢掠烧杀的时候,便对我们的话深信不疑了。特别是听说率领大军的刘司令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更加高兴,因而对我们的提议也便欣然答应了。其实,当时红军前进路上的两个彝族部落—“沽基”和“罗洪”,正在不断械斗,小叶丹便是“沽基”家的领袖。

他所以欣然答应与红军结盟,是想借红军的力量打败“罗洪”部落。红军与小叶丹结盟,则是为了减少北上途中的阻力。当时为了表示信用,我们把1支手枪和几支步枪赠送给他,他也把骑的那匹黑骡子送给了我们。谈判就这样顺利地成功了。当我把这个情况向刘伯承、聂荣臻同志报告的时候,他俩正在为继续前进可能引起冲突而焦虑。因为如果先遣队不能顺利地解决借路问题,便要影响后面主力的通过。大家正在苦思良策。

获悉谈判如此顺利、迅速,同志们都喜出望外。刘伯承同志当即毫不踌躇地上了马,为了团结少数民族的同胞,为了红军主力的顺利通过,他准备去担任这拜盟的主角。刘伯承同志骑马来到了部队的前头。小叶丹和另外几位彝族首领立刻趋前迎接。我把刘伯承同志介绍给他们,小叶丹便跪下致敬。刘伯承同志下马亲切地扶起小叶丹,以诚的态度重申红军的来意,并愿与小叶丹拜盟,表示将红军打败反动派以后,一定帮助彝族人民解除一切外来的欺压,建设自己美好

的生活。

结盟仪式的准备工作十分简单:两碗清清的湖水,1只雄赵赳的大公鸡。把公鸡的嘴破开,鲜血分洒在两只碗里,碗里的清水立刻变成了殷红色。这便是结盟仪式的全部准备工作。

结盟仪式决定在横断山脉的一个小山谷间麻子附近的海子边上举行。海子里的水,清澈如镜,倒映着浓密的树林。春风吹起微波,激荡着岸边的岩石,像是在为这个可纪念的盟誓唱着赞歌。

我们把结盟的仪式安排妥当之后,刘伯承同志和小叶丹叔侄来到海子边上,他们面前摆着滴过鸡血的水碗。

不用香,不用烛,面对着蔚蓝的天和清明的水:主宰这个盟誓的是兄弟民族团结的赤诚。

刘伯承同志高高地端起了大碗,大声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当他念完最后一句,便把鸡血水一饮而尽。小叶丹叔侄也立即把“盟酒”饮完,结盟的仪式便告结束。

夕阳的余辉映红了海子里的水,海子边上呈现出的是友爱、团结的气氛。虽然暮春傍晚的大凉山还是凉风习习,然而人们的心中却是温暖的。

继续前进,当天也走不出彝民区,先遣司令部决定返回30里,在汉族地区的人桥宿营。小叶丹叔侄也被热烈地欢迎到红军的宿营地来。彝族人善于喝酒,先遣司令部把驻村所有的酒全部买来,这些酒量如海的客人也只不过微有醉意。

第2天,小叶丹于清晨先行返回,他的四叔向导红军人境。结盟的消息早已传开凭着头一天亲身的经历,彝族人民已经相信红军司令与他们的首领结盟是真诚的,红军是不会侵害他们的。他们已不像昨天那样地猜忌和拦阻了,只有成群结队地站在路旁,好奇地、仔细地看着红军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北而去。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踏着轻快的步伐前进。经过近百里的强行军之后,便走出了彝族地区。这时天色已晚。

刚刚进入汉族地区的岔罗街,便遇上了当地的民团。在暮色苍茫中,他们把红军当成了“中央军”,因为他们这批专门在汉彝边境上祸害人民的家伙,不仅认不得红军,连他们的“中央军”也从未见过。蓄着八字小胡、吸鸦片吸得脸色蜡黄的岔罗区区长,亲率几名喽罗前来欢迎。

我们也便将计就计,略为装扮一下,就进了村子。

这个昏头昏脑的家伙,摆了酒席为我们“洗尘”。就在酒席桌上,我们把前面路上的情况和安顺场的敌情都一一了解清楚。特别是了解到安顺场渡口只有1只小船,夜间在这岸,白天就划到对岸。如果不能出敌不意神速地把这条小船抓住,要过大渡河就非插翅不可了。情况弄清楚以后,我们就把这帮残民以逞的坏蛋缴了械,捆了起来。

虽然经过一天的强行军,并且只吃过一顿饭,已经十分疲劳,但是为了争取时间,争取胜利,在夜色茫茫中部队又向着大渡河继续前进了。

“总部命令,不准开枪”

王耀南

红军四渡赤水之后,胜利渡过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将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一举消灭红军的反革命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关键性的胜利,全军继续北上。

这时,我任总部工兵连连长。会理战役后,刘伯承司令员和聂荣臻政委令我带方面军工兵连协同红1师1团担任抢渡大渡河的先遣部队。接到命令后,我们即从冕宁经大桥镇向安顺场挺进。

到安顺场渡口,必须通过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区彝民区。有关单位向我们介绍说,彝民的生活习惯和服装打扮与我们汉族都不相同,他们性情豪爽,诚恳朴实。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再加上汉族奸商对彝族人进行残酷的盘剥和欺骗,因而彝民对汉人疑心重,仇恨大。对汉族官军更是恨之入骨。国民党曾断言我们不能通过彝民区。

在通过彝民区前,杨得志团长和黎林政委,亲自向我们执行先遣任务的工兵连进行动员,并指示说,因为彝民不了解红军,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取得彝民的信任。因此,无论如何不准向彝民开枪。并说,这是总部的命令,谁开枪谁就违犯党的政策和军队纪律。一切准备完毕后,我们工兵连便跟在侦察连后面向彝民区进发。

彝民区山路崎岖,古树参天,野草丛生,地面覆盖着一层腐烂的树叶。彝民听说汉族军队又来了,将一些山涧上的独木桥拆毁,把溪水里的石墩搬开,……这样,我们只能边行军边砍树架桥,边修整道路。过了俄瓦拉口,我们便渐渐从先遣队的前面落到了后面,连队也散开了。隐藏在山林里的彝民不时挥舞着土枪、长矛出现,有时甚至放冷箭、冷枪。为了安全起见,我把全连集中起来行动。

我们刚刚登上一个小山岗,远远看见一群人朝着我们迎面走来。我们放慢脚步,紧张地注视着。那群人越走越近,只见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个个赤身裸体。我们紧张的心情顿时变得非常惊讶。这伙人走近后,对我们说:“我们是外埠商人,路过'倮'区被'蛮子'抢了东西,剥了衣服……”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群家伙是国民党县政府的官员。他们平时在彝民头上作威作福,为了逃避我军的追击,冒险进入彝民区。他们过去后,战士们议论纷纷。

这个说:“我们可别被扒个赤屁股精光。”那个说:“我们不是财主,又不惹他们,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我和指导员罗荣同志分头向战士做解释工作,反复强调必须坚决执行总部的命令,无论如何不准开枪,谁开枪谁就违犯党的政策。

我们刚走进离巴马房不远的一个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几声枪响。发现几个彝民朝我们跑来,他们手里拿着土枪、长矛、弓箭等,向我们挥舞,拦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部队被迫停下来。在部队前面的3排长陈亦民同志向彝民解释,彝民根本不理他。罗指导员带着会说四川土话的小程上前去还没怎么解释,只听得那几个人大喊几声,山上顿时响起了号角声,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许多彝民。他们手里拿着大刀,长矛,呐喊着蜂拥而来。

我们还没有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就被围在中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不停地向他们解释,可他们好像一句也没听懂,嘴里还是“呜呼!呜呼!”一个劲地叫喊,彝民也越集越多。我又急又气,战七们也毫无办法。此时,我们真是束手无策,进退两难。

不一会儿,彝民的几个人围住我们1个人,开始动手枪我们的武器和工具。当几个彝民挤到我身边时,通信员小刘立刻上前挡住他们,可又高又大的彝民没费什么劲,就把小刘按倒在地,用脚踩住他,连枪带衣服抢了个精光。

我真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对待我们,一气之下,不得不拔出了枪,打开了枪机。

这时,周围的战士也哗啦一声拉开枪栓。我看到战士们的眼睛都一个个紧紧盯着我,像是在对我说,连长,打吧!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保证把他们……

猛然,党的政策、军队的纪律、上级的命令闪现在我的脑际。这是每个干部,每个党员,每个红军战士的起码觉悟,我怎么能带头违犯纪律呢?我看到指导员罗荣同志虽然被扒得精光,但他赤着身子还在大声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

我马上收回了枪,向周围战士命令道:“不准开枪!谁开枪谁就违犯党的政策……”我还没说完,就被几个大个子彝民拧着我的胳膊把枪抢走了。接着,衣服也被抢走了。

我一肚子火冒上来,压下去,压下去,又冒上来;但一想到首长的指示,想到政策,最后还是把火压下去了。

这时,我们突然看到侦察连的同志带着1个人往回走。这个人身材魁梧,头上缠着一条卷成尖的缠头,身上披着一条黑色毛毯,露出的裤角又肥又大,打着赤脚骑在高头大马上。我心里暗想:侦察连一定捉住了他们的头人,这下可好办了。他们走到我们眼前,那个头人对着我们周围的彝民大声说了句什么话,只见我们周围的彝人都让到了一边。我们虽听不懂他们的话,但看得出他很有权威。听侦察连的同志们介绍,才知道这个人是沽基家族的首领小叶丹的代表。侦察连的同志带着他去见我们总部首长。于是,我们也跟着退出了彝民区

我们刚走出彝民区不远,就看到路边坐满了红军战士。原来,我们碰到了跟在先遣部队后面的曾保堂的部队,他们一看我们这副模样,便捧腹大笑起来:“工兵连真凉快呀!”“喂!你们到哪儿洗澡去了……”

他们一面笑着一面给我们凑衣服。当时虽然大家都很困难,可是他们还是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拿出来给我们穿。这时,曾保堂同志得到报告后过来了,他马上让通信员把他的换洗衣服拿来给我们,并传令凡有3件衣服的(包括身上穿的)拿出1件,凡有两套衣服的拿出1套,马上集中交给工兵连。曾保堂同志怕衣服不够,还让供给处把好一点的麻袋捡一些送给我们。当晚,按照上级指示,我部返回大桥镇宿营。

工兵连从成立以来从未打过败仗,这次不但枪被缴了,连衣服裤子也被扒光了。回来的路上,有的战士又听了些玩笑话,心中更不是滋味,埋怨情绪比较大,有的干部也想不通。

罗荣同志对我说:“老王,战士有些反映你听到没有?”我说:“我们有些干部的情绪也不对头。是不是先把干部思想搞通。”罗荣同志说:“好,咱们先开个支委会,意见统一了,再开个军人大会,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这时,总部派巡视员到连队看望,并对我们说,首长表扬你们工兵连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同时告诉我们,刘伯承司令员和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结拜了兄弟,红军大队明天会顺利通过彝民区。我向巡视员反映我们的武器和工具都被抢走了,部队有情绪,我们正准备解决。巡视员听了后告诉我,彝民首领小叶丹已答应交还我们的全部东西。

在支委会上,罗荣同志耐心地摆了为什么不打的理由。巡视员同志也讲了刘伯承司令员和小叶丹结拜兄弟的情况,和彝民要交还我们武器衣物,讲了如果我们打了彝民的后果等等。会后,我们深人到班排去做工作,很快扭转了部队的埋怨情绪。

第2天清晨,彝族同胞果真交还了我们的衣服、枪支和工具。部队向彝民区开进。行军途中,我突然感到肚子疼得难以忍受,几个战士围着我,急得没办法。这时,几位首长骑着马走过来,他们看到几个人围着我,便下了马。其中一位首长向我们问道:“怎么回事呀?”通信员小刘说:“我们连长着凉得了急病。”“哦,我看看。”我一听,声音好熟呀,睁开眼一看,原来是刘伯承司令员。我说:“司令员,我们没有完成任务,还……”刘司令员弯下腰来说:“你们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就是完成了一项大任务。”他转过身让身边的医生给我看病,并风趣地对我说:“休息一下,马上赶路,要不然又扒个赤屁股精光。”周围几个同志都笑了起来。

我赶紧站起来要走,这时刘司令员非要我骑上他的马走。我怎么能骑首长的马呢?我极力分辩,但刘司令员不由分说把我推上马背,他自己大步向前走去。

这时,路边、山坡上、山寨里,彝民不分老幼都出来了。他们高声欢呼着,许多彝民加入了红军行列,看到这情景,我才意识到当彝族同胞不了解我们,错把我们当成“官军”时,就会像对待国民党军队一样对待我们。一旦他们了解了我们,就会像对待亲人一样支持我们,帮助我们,以至加人到我们的行列中来。这次我们执行先遣任务,通过彝民区的经历,使我深刻体会到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和革命战士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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