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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黄梵:诗意就是在熟悉中追求陌生感

 置身于宁静 2023-02-12 发布于浙江

  此文由公号 政邦智库 授权刊发

疫情发生以来的语境下,对于有些人来说,物质生活远重于精神生活,“生存”问题从来没有这么迫切,对另一些人来说,对精神生活的“敏感”则是格外突出,也格外紧迫。尤其对一些人来说,重新回到诗歌,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而对一些人来说,诗歌是“药”,也是“饭”。进一步来说,这些出于“拯救”,或者“治疗”作用的诗歌,谁都可以写吗?如果不会写,能学吗?诗人黄梵的新作《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提供了一种可能——在“意象的帝国”里去“注视”自己的诗意,探索写出属于自己的诗歌。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黄梵先生,聊聊诗歌背后的故事。

黄梵

黄梵:诗人、小说家,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已出版《第十一诫》《浮色》《南京哀歌》《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等。

本期政邦茶座主持人

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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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勇:当代人写的诗歌,似乎受众越来越少,除了阅读习惯、阅读趣味等因素,这方面应该和诗歌的写作者也是有很大关联的。我看到你在《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中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少人写的诗,之所以无价值、无意义,还是因为对诗意在人类进程中的角色安排,知之甚少。”你理解的“角色安排”是什么?

黄梵:一些诗人坚持的写作理念,仍是现代主义的曲高和寡,象牙塔,对于生活方式急速变化激发的诗歌需要,没有觉察。以不变应万变,说明对诗歌扮演的人类学角色,认识不足。

与人类早期一样,诗意在现代社会依然有用,仍是对共同体的维护,打破个人生活的单调、无意义,通过平衡现有生活和创造新的生活可能,完成生活赋予诗意的使命。

现代主义强调的与生活隔绝,不食人间烟火,对中国的适用期已经过去,七、八、九十年代是需要它的年代,新世纪以来,诗歌必须重新与生活关联起来,已变得复杂的新生活,需要诗歌介入社会和个人领地。

比如,有些诗人一味玩味难懂的语言之谜,或一味玩味大白话,不是说他们写的不是诗,而是说他们的诗,已脱离生活对诗意的综合需要。如果意识到,人在生活中创造某个节日,比如“双十一”,与人在诗中创造某个意象,是同源的诗意行为,我们就能领会基因对诗意的角色安排。

诗意就是在熟悉中追求陌生感。人人结婚的时代,你不结婚,就成就了一个诗意行为,反之,人人不结婚,你偏结婚,你的行为也诗意盎然。诗意同样会体现在道德中,这是道德常会左右摇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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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勇:一个有趣的现象,疫情发生后,我身边不少朋友反而喜欢上诗歌,喜欢上苏东坡等诗人,有些还重启了诗歌写作。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常说“诗和远方”,难道因为无法去“远方”,就回到“诗”?

黄梵:无法去远方时,回到诗歌确实是有效的替代。

人之所以要去远方,是为了暂时摆脱眼前过于熟悉的生活,去远方寻找陌生的风物。去远方的这一行为,就是我刚才讲的,在熟悉中追求陌生感,是一个创造诗意的行为,与诗人在诗中创造诗意的做法,十分类似。所以,去远方不能实现时,写诗是可以成为替代的。

为了理解诗人如何在诗中采用类似的做法,我们来看穆旦一句很简单的诗,“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如果穆旦只是说,“火焰在草上摇曳”,因这个场景现实中常见,就没有什么诗意,一旦穆旦把草上摇曳的绿色,说成是“绿色的火焰”,就通过追求熟悉中的陌生,创造出了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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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勇:我记得最晚在2005年我们就认识了,当时还在南京,你和诗人马铃薯兄弟、何言宏教授、傅元峰教授共同发起了“中国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我也知道你一直在写诗歌,写小说。很多人往往坚持不下来,你坚持写诗歌的动力是什么?

黄梵:2005年到2007年,我们都算“年少轻狂”,才干得出那种轰动一时的事。

我写诗不是坚持下来的,是喜爱至深。写诗就像看博物馆、旅行、走路、与知己聊天、读书等一样,对我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现在不需要为做这件事,动用什么意志力,只需为它安排出时间即可。

当然,在写作习惯还没有形成之初,确实需要一些意志力,习惯一旦形成,写作本身就成了享受,是那种酸甜苦辣都有的享受。反过来,诗也改变了我看待生活的眼光,使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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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勇:谈到“意象”这个词汇,我也经常写作,对这个概念有很多认同,你怎么看待“意象”与“诗意”的关系?

黄梵:不是所有意象都有诗意。比如,一些常见的生活场景的意象,“那群人正在吃饭”“一辆汽车飞驰而过”之类,就没有诗意。意象想要有诗意,得遵循前面讲的诗化结构,就是要包含“熟悉中的陌生”。

比如,如果说,“我看见一颗颗盐”,这句话是常见意象,因缺少陌生,就没有诗意。如果改说成,“一颗颗盐,就是一滴滴结冰的泪”(黄梵《盐》),因把泪的特性,赋予给了熟悉无趣的盐,生活中不常见盐有泪的特性,这一改写,就使得盐这个意象有了诗意。

我在书中,把这种意象叫主观意象,是诗意比较浓的意象,比“我看见一颗颗盐”(我称这类意象为客观意象),诗意要浓。这一诗化结构,算是我讲写诗课的一个发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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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勇:你说要回溯美和诗意的源头,找到了理解诗意的捷径,就是“普通人容易理解的人性”吗?但其实文学创作,似乎都会涉及到洞察人性的问题,诗歌创作有什么特殊的吗?

黄梵:文学就是人学,这是公认的常识。但诗与人性的关联在哪里,这是很多人感到困惑的,不然很多人就不会认为,诗是诗,生活是生活,两者毫不相干。他们在生活中既看不到诗的影子,也不知诗化的力量在暗中推动他们做了很多日常的事。

诗意实际上是人性悖论的外化,人既追求安全又追求冒险,诗歌不过将这一悖论推向了极致。所以,人在生活中,一定有很多类似的诗意行为。

比如,对朋友倾述,或一时冲动的手舞足蹈,或外出旅行,或过节、创造新节等,与写诗都是同源的事,都试图把内在的感受诗化,只是诗歌做得更好一些。

这些诗化,与人类早期艺术的诗化一样,对生活都十分有用,如同颜值可以带来生存机会,诗化的语言表述一样可以带来生活或精神机遇。比如,充满诗意的广告词,确实容易招徕生意。普通人一旦能看清诗与生活的这些关联,还会认为诗歌属于象牙塔,与己无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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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勇:我看你在强调“真正的写作”,你想突出是什么?对立面是“虚假的写作”?

黄梵:“真正的写作”是指作家的真实写作,与中小学甚至大学教的写作,是两码事。

语文课教的写作,试图把一切都用理性确定下来,他们把写作变成了造机器,先把每个零部件在脑海里加工好,再组装成一篇文章。他们忘了人不是机器,就算人有理性,也无法完全掌控一切。

作家的写作要高明得多,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有明确想法时,就让想法带着感觉往前走,没想法时,就让感觉摸着石头过河。总之,他们的写作会兼顾理性和非理性,不会让理性完全掌控写作,会赋予写作很多即兴发挥的自由。所以,作家的初稿与定稿,往往有很大差别,作家修改稿件时,才会变得很理性。能兼顾法则与自由发挥的写作,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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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勇:你最喜欢的诗人是谁?或者哪首诗?

黄梵:诗人不是忠诚的动物,不适合说只有唯一的喜欢。国内的诗,我喜欢的太多,就不列举了。

国外的诗,我喜欢辛普森《三驾马车》、勃莱《反对英国人之诗》、博尔赫斯《界限》、弗罗斯特《雇工之死》、辛波斯卡《博物馆》、策兰《花冠》等。

高明勇:你自己最满意的诗歌作品是哪首?

黄梵:有一些很满意的诗,大概《中年》、《鱼》,担得起最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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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勇:你列举了“新诗50条”,其中第32条说“诗意不来自世界,而来自诗人的注视。”我比较好奇,作为诗人,你是如何“注视”的,作为教授,又是如何传授“注视”的?

黄梵:我前面匡正了常人对诗意的误解,他们以为诗意含在一些特定的事物里,比如,含在蓝天白云、高山大海里,其实诗意来自主观上你怎么看待事物,能看出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你才能看出诗意。

为了验证这一点,我特地写了一首诗《苍蝇》,把常人眼里毫无诗意的苍蝇,仍写出了诗意。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诗意不来自世界,而来自诗人的注视。

当然,能产生诗意的注视,必须来自一双新眼睛,不会来自被生活格式化了的旧眼睛。我教学中的任务,就是找到能帮学生换眼睛的方法,比如,书中讲的四种错搭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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