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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扫黑题材剧《狂飙》热播，导演徐纪周谈及片名时表示，“狂飙”二字，取自毛泽东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的“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喻指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能掀起扫黑除恶的大风暴。
 土地革命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会昌》等，长征远途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长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有《送瘟神》、《水调歌头·游泳》等诗词篇章。 回首看来，活脱脱一个风流全才，可文武英雄的伊始，并不十分惹眼。 因为他“不新不旧”，“不洋不土”。在新派人物中，他没留过洋，他说：“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在老派人物中，他作风豪爽，不带酸腐气，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穷途末路之时，诗人爱吟“断肠”、“日暮”曲，但毛泽东却不靠诗情办事。1927年10月，当大多数人还未从复仇的情绪中拔出之时，毛泽东却学着《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们，将一批人马带到了井冈山，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毛泽东那双握惯了笔杆子的手，抓起了枪，此后写诗，平仄之间，总带着枪声和火药味。  “一种农民意识”，李立三如此指责道，“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可能取得一省或几省的胜利。” 他想要蓄起一颗小火种，但他们却说，农村包围城市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 1930年，他写下了《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进军长沙失败，红军损失惨重，他下令撤围退兵，却一再回头，唱“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庄严的《国际歌》中诞生，除了瑞金的人民，很少有人看好这“纯粹理想主义”的产儿。 1931年11月，毛泽东被定下“三大罪状”：“狭隘经验论”、“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他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被撤销了，和家人们一同被安置在东华山的古庙里，美其名曰“休养身心”。  期间，他调整进军路线，进军福建，打过几个漂亮仗，但更多的是摩擦和碰撞，刚“热身”就被通知“休养”。 直到1935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创立的战略战术原则。 他说，“战争时期无暇写诗。”战况危急，因为素不喜凄风苦雨愁煞人，故而务实的时评、政论、调查报告居多，只一首《沁园春·雪》还引得蒋介石不满。 “这竟是毛泽东写的？”传闻中的毛泽东，是“不学无术的草寇”，国民党的机关特务一再推说，这定是毛泽东找人代笔所作，蒋介石倒是亲自去打听了一番，只得出一句“润芝的古文功底一向扎实。” 后来，国民党中宣部要求每个会填词写诗的国民党员写一首《沁园春》，随后挑选出几首，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的名义登出去。  可蒋介石看来看去，不过一些平庸之作，一首文笔和气势压过毛泽东的都没有，孟绝子听闻后大笑而后骂：“国民党党徒虽多，但多的是只会抓人、关人、杀人捞钱的特务贪官，多的是只会写党八股的腐儒酸丁级的奴才文官和奴才学者。” 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革命狂飙，轻落在纸笔间，才不愧为“历史的诗，诗的历史。” “今时心境”：“再吟国际悲歌”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此期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切实有效地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初，农业出现大规模减产，饥荒年代，1960年，仅河南信阳，九个县的死亡率就超10%，那是极其艰险的一段岁月。  1962年，毛泽东重新审改《词六首》，时隔三十多年，再次吟咏“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的词句。 一日凌晨四点，他点批三篇文章“值得一看”，此后这三篇文章被刊登在12月11日出版的第12期《文艺报》上，正是萧三的《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张光年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时乐蒙的《唱着革命的战歌前进》。 这一时期，他仍旧手不释卷，可写起东西来却通俗了许多。比起凝思写下“国际悲歌”，他更主张在短时间内让广大农民群众接受解放思想，“我们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抢回劳动果实”这些易懂的语句流传更为其称道。 他说：“革命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和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1929年，毛泽东在赣南的“潋江书院”举办土地革命训练班，每次上课前，都会亲自带领学员们唱《国际歌》，意在让工农大众明白，帝国主义、豪绅地主阶级和封建反动军阀等“毒蛇猛兽”啮劳动人民的肉，啃劳动人民的骨，要想回到自己的家乡，改天换日，就必须团结起来，挑起解放被剥削人民的革命重担。  在革命根据地，农民朋友们， “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唱国际歌、少先歌、十骂蒋介石、十骂国民党、十骂反革命等各式各样的革命歌曲”，人们呐喊着、战斗着，誓要做“天下的主人”。 1963年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送完一系列文章后会播放《国际歌》，晚上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结束曲也成为了《国际歌》。 朗朗上口的歌词，好记、晓畅，无论是封闭山村的农民，还是边远高原的牧民，都听到了一声声呼唤，从小家庭中走出来，投身革命斗争的狂飙洪流之中，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毛泽东再谈《国际歌》，心境也与三十多年前兵临长沙时大不相同，“它（国际歌歌词）说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奴隶们站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人们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那时，毛泽东的身体已经慢慢浮现出诸多陈年旧伤，可声音依旧嘹亮：“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人类同息”：“第三世界国家的狂飙” 50年代末60年代初，亚非拉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仅仅1960年一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宣布独立，这一年被称之为“非洲独立年”。 1961年，美国派“特种部队”进入越南，进行所谓的“特种战争”，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1963年，中苏之间开始公开的文字讨伐，1964年美国以“东京湾事件”为借口，对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轰炸，至此，美国对中国的战争挑衅达到了顶峰。 东部、西部、北部的多重威胁，使得中国陷入了当代外交形势最为严峻的局面。毛泽东对第三世界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但越是逆境，越逼人奋进，他写下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诗句，以表达对亚非拉美等民族解放运动和不结盟运动发展的欢欣。  他坚持要“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责任和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要“团结所由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朋友，不管是什么国家，什么政党”。 1965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文中，将亚非拉等国比作“世界农村”，认为它们紧紧包围着北美和欧洲等“世界城市”，终有一日，以中国革命为楷模的“全球性的人民战争”，将彻底埋葬帝国主义，而这，便是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目标。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划分：“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那些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卡翁达听得饶有兴致：“第三世界呢？” “是咱们，咱们是第三世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毛泽东很少大笑了，他的身体日渐虚弱。 在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中，“第三世界的人太多了，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而整个非洲、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 彼时，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欺压和威胁，亟待打开外交局面，继革命、建设的狂飙浪潮之后，一波更广阔、更远大的国际“狂飙”，正在酝酿。  所谓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狂飙”岁月，既有乱象破局的胆气，亦有计之深远的谋略，更重要的，是时刻保持清醒，与时俱进，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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