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聊天时我问张一兵，现在回头看十七年前出版的《深圳旧志三种》，你有什么话讲吗？比如有哪些遗憾，还是基本满意？
“那是几种旧志自诞生以来第一次有人做细致的标点与整理，喜欢深圳的人，想着研究这个地区历史的人，从此可以比较方便地看到深圳地方志的全貌，可以比较容易地使用，可以有一份比较好的基础材料，我认为这算是《深圳旧志三种》价值最大的地方。“
轻笑了两声之后，他又说，”至于满意不满意，我觉得，书的校点，基本没有什么错误。倒是有人提出过疑问，但一时也难定是非，各说各的道理。说到遗憾，当时的校勘做得有点'俗’，有点繁琐。”
听到这里，我想起于志斌在《〈深圳旧志三种〉纪事》中提到的一件好玩的事：
他第一次见张一兵，谈”旧志“书稿事，觉得这位博士很狂傲。张一兵说，谁能在其校勘稿中找到一个错字，他奖励谁一千元。于志斌马上就举例说，上世纪中，一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选出版后，出版者号称校对十多遍, 没有差错。可是经组织专家检查，终于发现其中法律的“律”字, 错为“津”字。”你的这部稿子, 我决不相信能做到没有差错。“于志斌说。张一兵笑了，说我这么说是强调我的校勘稿质量不错。于志斌因此感叹道：书生狷狂,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而张先生的专业水平，那次谈话中我心中就有数了。
张一兵、于志斌二人的相遇乃至后来的相知，都是因《深圳旧志三种》而起。但二人当年也都知道，海天出版社虽有出版《新安县志》整理本的想法，但当初确定的整理者却不是张一兵。
于志斌后来回忆说，2005年8月间, 当时的海天出版社总编辑纪志龙介绍给他一部书稿，作者是刘中国。书稿是一部古籍稿，整理形式为“标点”。阅读样稿后，于志斌认为可以出版，且将选题名称定为“新安县志 (康熙本、嘉庆本) ”。他并在选题说明中说：
新安县是清代的行政区域建制，它所辖地区包括今天的深圳和香港等地；有关这一地区早期的史料方志图书，早于清康熙之前的，只见著录不见存世之本。因此，现仅存不多的清康熙二十七年 (1688) 版的《新安县志》、嘉庆二十四年 (1819年) 版的《新安县志》，都是弥足珍贵的研究深圳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刘中国书稿即以这两个版本为底本，进行校理，包括标点、分段、繁体字简化、订证错讹等。简言之，即是按照现代汉语规范使用方法，对两部《新安县志》进行校理, 使之成为一个符合今人阅读习惯的新刊本。
于志斌的出版设想是：新刊两部县志在结构次序上完全按照原书编排顺序。两部县志合计字数六、七十万字，为了使读者一卷在手，前后参读，方便购藏和研究，两部县志编为一帙 (先康熙本，后嘉庆本) ，以内扉区分。全书前安排导读性《前言》一篇，有关两个版本的书影若干 (其中，嘉庆本《新安县志》上所含《新安县全境图》是本书必有之辅件) 。他甚至觉得，新版《新安县志》应该成为深圳这座城市馈赠八方来宾亲朋的文化厚礼。
选题上报，此书进入正式出版流程。可是就在此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于志斌面前，又来了一份新安县志（康熙本、嘉庆本）书稿。
对于此事的前前后后，于、张二人的回忆大同小异。总编辑纪志龙对出版《新安县志》一事相当看重，对书稿也十分慎重。刘稿进入选题审批程序后，纪志龙又听说深圳博物馆张一兵那里也有一部书稿。张博士不仅已经整理完清代的两个版本，还在整理一部明代的残志。那部旧志虽然名为《东莞志》，但因当时东莞县域包括后来的新安，所以也算得上是深圳旧志了。纪志龙当即拿到书稿，交给于志斌做专业判断。于志斌说，刘、张两稿各自有源，校理方法不同。前者只是标点、分段、订正等，后者就是完全意义上的校勘了。
于志斌虽然和张一兵不熟悉，和刘中国却是老熟人。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曾在高校执教，学问不错，与人合著有《钱锺书：20世纪的人文悲歌》、《米修司, 你在哪里?》、《大鹏所城——深港六百年》、《容闳传》等。
其实我和刘中国也很熟。他与汪开国合作的那部《大鹏所城》出版后，我还写过一篇书评，发在“文化广场”上。两位作者为写《大鹏所城》翻阅了大量史料，据说刘中国每个周末都骑着单车到深圳图书馆查史料，一坐就是一天。媒体曾引述刘中国的话说，那段时间大家都称深圳为文化沙漠，他的心里憋着一口气，要从这个“沙漠”里找到历史的绿洲。如果刘中国真说过这番话，那他对什么“文化沙漠论”看得也太重了，为这种论调“憋着一口气”实在不值得。
刘中国和张一兵也都属于“为深圳有历史”而辩护的本地学者。巧的是，1997年，两人各有一部写深圳历史的专著出版。刘中国出版的就是《大鹏所城》，张一兵出版的则是《深圳古代简史》。这两本书出版后曾当作深圳自有其历史的证明，频频被媒体相提并论。专家们说，《深圳古代简史》向读者展开了深圳6000年的开拓史，1600多年的城市史，600多年的南头、大鹏的城堡史，一两千年的移民史和海外交通史，这些历史是支撑现代深圳的历史柱石，奠定了深圳深沉的历史文化根基，是建设现代化深圳和文化名城不可忽视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大鹏所城》的作者汪开国、刘中国都是典型移民，一位西北汉，一位中原人，现在他们作为深圳人，把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化作对这座城市历史的寻找。他们认为“大鹏所城”和“鹏城深圳”，并非简单的约定俗成，也不是暴发户造家谱欺世愚人，而是这两座城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大鹏所城的兴衰为鹏城深圳提供了历史的暗示。
而不巧的是，2005年的秋天，两个人各自独立整理的《新安县志》书稿却在海天出版社迎头相撞了。于志斌必须做出选择。他当时虽然尚未与张一兵结识，但已经知道张一兵是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研究员、古建筑学研究专家，著有《深圳经济特区创业史》《深圳古代史简史》等。经过细致比较、慎重考虑，于志斌给出版社总编室报告说：
今年9月间呈报的《新安县志 (康熙本、嘉庆本) 》选题, 做为今年度补报选题已经批准。在批准之后，我们获知，深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一兵先生，已经完成一部包括明代天顺《东莞县志》和清代康熙、嘉庆《新安县志》在内的校勘本。经与作者交换意见和阅读该校勘本的样稿，我们认为其校勘本远胜于没有校勘的刘本……。
2005年10月18日，张一兵与海天签订了出版合同。经反复磋商，海天将张一兵之校勘本选题名称定为《深圳旧志三种》，列为“深圳珍贵史料丛刊”之一种。
20天之后，10月28日，借《深圳旧志三种》出版在望之势，海天出版社向管理机关递交了一份《关于申请”深圳珍贵史料丛刊“出版经费的报告》。尽管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当年深圳出版人的一种可贵的见识。报告说：
深圳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在 25 年经济快速发展中，疏于对地方史料挖掘、整理、出版，缺乏应用。但是，人文传统和文化责任感力量强大，仍然有些个人和部门、机构，在整理地方史料上默默耕耘。他们的收获足以证明深圳历史是有着悠久文明和珍贵传统的，有着足以值得延续的根脉和精神。他们耕耘的收获，理当受到我们珍惜和尊崇，并公诸于社会、服务于社会。海天出版社肩担道义，责无旁贷；策划、出版《深圳地方珍贵史料丛刊》的着力点便在于此。该丛书目前有以下三种:
1.《深圳旧志三种》:包含明代天顺《东莞县志》、清康熙《新安县志》、嘉庆《新安县志》，校勘本，简体字，约70万字;精装。
2.《深圳古代史料分类长编》(暂名 ):从大量古人集部、史部等著作中稽古钩沉，将那些散落隐藏在浩瀚文献史籍中的深圳及其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旅游、山川地貌、人物等珍贵史料，珊瑚在网。约 150 万字，精装。
3.《深圳考古发现》(暂名 ):精编建国以来，在深圳这块土地上所有考古发现并形成为珍贵史料的文字和图片，分成“文字卷”“图片卷”，字约 100 万字，图片约 2000 幅；精装……
今天看来，起草报告的人，态度很认真，情怀很庄严，动机很纯正，但报告第一句话实在不应该这么直来直去：太实话实说了，太针砭时弊了，太容易让读报告的领导心里不舒服了。
不管”丛刊“命运如何，《深圳旧志三种》终于在2006年5月如期出版了。各方好评，这里不用再一一列举，只选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存在这里：
深圳的历史在文物中，在文献里。文献资料中数量最大、保存最集中的，是几种古代方志。深圳所在的地方先后隶属于东莞县、宝安县、新安县。在已知的16种古代方志中，保存最完整的有清康熙年间靳文谟的《新安县志》、清嘉庆年间舒懋官的《新安县志》，此外还有一种明代卢祥的《东莞志》。《东莞志》仅存孤本，现藏台湾，内陆仅有三地保留微缩胶卷。靳文谟《新安县志》孤本藏北京国家博物馆，舒懋官《新安县志》初刻本有两部，修订本有七部，分别存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深圳旧志三种》把这三种方志汇集在一起重新出版，及时抢救了关于深圳的珍贵史料。尤其可贵的是，这本书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而是详实的校勘和考证。因为这些方志有很多残损之处，民间的一些衍生本、重印本更是错误百出。深圳学者张一兵花十多年的心血，搜寻所有能找到的相关文献，对这些方志一一校勘和订正，这是以前从未有人做过的。
于志斌心里应该一直惦记着初次相识时张一兵说的那句话——”谁能在校勘稿中找到一个错字，奖励谁一千元“。他原来在黄山书社做古籍出版多年，编辑这类书稿的经验和底气还是有的。校书如扫落叶，想不留一处错漏，难上加难。他佩服张一兵做学问的认真态度，但也不相信在他书稿中找不出一个错来。于志斌后来写文章说，在张一兵签字认可的《深圳旧志三种》清样上, 他还是发现了一个错误，即“疍民”的“疍”字错为“蛋”字。一千元罚款兑现了没有，我倒忘了问他们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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