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上下左右的对话 | 《广州文艺》选读

陈巽之的图书馆 2023-02-13 发布于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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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伯尔、加缪，应该就是影响我最大的三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

上下左右的对话

——我喜欢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马平

1980年3月，我不满十八岁，开始在乡下任教。20世纪80年代刚刚开启，我的文学之梦也刚刚开启。当时，我对诺贝尔文学奖一无所知，只知道用微薄的工资订阅文学报刊，因为在偏僻的乡下买不到书，报刊成了最容易到手的文学读物。时光荏苒，五年过去，我竟然在县城书店买到了《百年孤独》。我在它的扉页上标注了购书时间，1985年1月27日，距它出版才三个月。我已经从报刊上知道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他于198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却只是读了两三页就把这本书丢下了，认定马尔克斯是一个“飞”的作家，而我需要的是如何才能够“爬”起来。书末的标注告诉我，我第一次读完它的时间是1989年2月13日。我至今记得，当时，我一边读一边对自己雷霆大怒，如此伟大的作品竟让我耽搁了4年。我是说，我终于等到马尔克斯，竟花费了10年工夫，也就是差不多花费掉了我的80年代。

这中间，另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穿插进来，他就是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其获奖时间是1972年。我在1986年初去了一趟成都，在书店买到了他的代表作《小丑之见》，却又不知为什么，两年半过去，书末有标注为证，直到1988年8月19日，我才读完了它。

读过《小丑之见》，半年以后，我才开始读《百年孤独》，尽管我买回后者的时间早于前者几个月。

读过《百年孤独》，半年以后，我离开乡下进入城市。

此后，我手边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作品渐渐多起来，但我更愿意不断地重读《百年孤独》和《小丑之见》，直到为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所深深折服。加缪是法国作家，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间是1957年，比马尔克斯和伯尔都早。

马尔克斯、伯尔、加缪，应该就是影响我最大的三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

马尔克斯之《百年孤独》

《百年孤独》里有这样一段话：“这是未经驯化的时间，已经没有必要把它分成月和年，也没有必要再把昼夜分成小时了，因为人们除了静看下雨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当年，我用笔在其下画下横线。今天，我把这段话略作改动，正好用来表述我阅读这部书时的情形：这是未经驯化的时间，已经没有必要把它分成月和年，也没有必要再把昼夜分成小时了，因为我除了看《百年孤独》外什么事情也不想做了。

1989年春节一过，我不知接受了什么指引或者启示，再次捧起了这部大名鼎鼎的长篇小说，这部“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一年以前，我已经在《青年作家》杂志1987年第6期上发表小说处女作，大概膨胀得想要“飞”了。我重新从“许多年之后”开始读，很快地，感觉真就飞了起来，坐上了一张被单，或者仅仅凭着一股风。那会儿，我并不在意那种“魔幻”，因为那离我依然过于遥远而不切合实际。我画下横线的另一段话，大概能从侧面说明我当时的阅读情形：“他们就这样在一种难以把握的现实中生活着，这现实暂时被文字挽留着，可是一旦人们忘记了文字的意义，它就会逃走，谁也奈何它不得。”没错，我好像随时都会从那个变形的世界里逃走，却又一再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挽留下来。我的意思是说，《百年孤独》最初对我的影响，并不是什么“文学爆炸”，什么“魔幻现实主义”，什么“变幻想为现实而不失为真”的原则。我是被一种庞大的气象镇住了，目睹了自己的狭隘、渺小和无助。那气象是陌生的，却又好像是熟悉的。小说中布恩地亚家族害怕陷入孤独的泥淖，却又渴望保持孤独的姿态，这样的矛盾也和我的阅读状态相似：我好像随时都会丢下它，但是，我已经和它难舍难分。

今天，我翻阅了当初我在这本书上画下横线的所有地方，发现有一处我一直未曾忘记：“这张名单可以概述二十年的战争风云，人们借助它可以重温上校的夜间行军线路。”这是上校的十七个儿子同时从四面八方来到马贡多家中，完善了一张花名册之后，马尔克斯所做的一个总结。“他们在家逗留的三天中，折腾得像发生了战争似的。”我已经知道，那些未经商量一同前来的模样不同、肤色各异的儿子，正是战争给上校那些胜利之夜的奖赏。马尔克斯以其巨笔绘制了一纸表格，让落入其间的那些文字，也完成了番号鲜明的一次集团行军。

“好像一个厨房拖着一个村庄。”这句画下横线的话却已经淡出记忆。它是写火车的一句话，从一个妇女嘴里说出来。我重读此处，一下子想起了前面那十七个人，他们拖着十七个战场来到了马贡多。

回想那一场阅读，我当时好像被人从村庄拖到了战场，仓皇四顾，孤立无援。我由包括《小丑之见》在内的阅读而建立起来的那点自信，被来自拉丁美洲炮火的弹片击中。我成了一个伤兵，好像连继续向前“爬”的力气都没有了。

2004年2月，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即将出版，我第二次阅读了《百年孤独》。十五年过去，我才第一次看见了它“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触目惊心的现实”（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如此令人惊讶。同时，我也知道了，此前尽管我只矛盾重重地阅读过一遍，它却已经给了我那么大的影响。我在十五年间写下的那些文字，里面好像也有“奇迹”的蛛丝马迹，至少“现实”一定是有的，尽管并没有达到震撼的程度。还有，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的初衷让我产生了同感，我也有“为童年时代所经历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文学归宿”的野心。

马尔克斯说，为了写《百年孤独》，他以《枯枝败叶》《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等作品进行练笔，酝酿了整整十八年。如此说来，我阅读这部作品，酝酿了整整二十年。那以后，我拥有了它的新译本，我又读过一遍。它在我的面前矗立起一座直入云天的高峰，让我知道，在文学这条道路上，除了拜倒在它的脚下，别无前途可言。它在我心里激起的那些穷究和追索的欲望，就像饱满而丰富的种子，一年四季都在发芽。马尔克斯，他就像他在《百年孤独》开头所写的那个拖着两块磁铁行走的吉卜赛人，而我是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铁钉和螺钉中的任意一个，跟在后面满地乱滚。

没错，我花了二十年时间，完成了由“爬”到“滚”。

无论是“爬”还是“滚”，马尔克斯都在我的前面，而不是在上空。我的意思是说，马尔克斯也并没有在天上“飞”，他属于大地，属于这个星球。不过，他能够让天空变成大地，让大地变成天空。还有，他能够让现实变成传说，让传说变成现实。他以一个家族七代人的传奇，以一个小镇的百年兴衰，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宗教典故的糅合，以现实与虚幻的交织，勾勒出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从而展现出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风云激荡的历史。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挥霍着大把大把的想象，也释放出大把大把的现实。他就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拥有了“过去只属于上帝的威力”，“居然改变了降雨规律，加快了庄稼的周期”。而我，只不过是一棵弱苗，大概经不住这样的倾盆大雨，生长的周期或许有些许加快，却一直不见有什么良好的长势。

孤独，是布恩地亚家族的家徽。如今，被誉为“20世纪文学标杆”的马尔克斯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那“孤独”的声音却一刻也没有消失，他那“孤独”的故事却一再从头说起：“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百年孤独》从冰块中开始，在飓风中结束。我相信，我无论在什么时候打开这本书，我的阅读依然会是从飓风中开始，却一定不会在冰块中结束。这本书一直高热不退，但嵌在它开头的那个冰块永远都不会融化，一点一滴都不会。

伯尔之《小丑之见》

我之所以回过头再来说《小丑之见》，是因为，我要借用一下那把故事从后面向前倒叙的手法，而这也是《百年孤独》的手法。伯尔的这部代表作，它跟随我从乡下进入城市，在两三年时间里，我出差在外一般都会带着它，碎片式地读着它。我现在感到奇怪的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如此膜拜《小丑之见》，如此着迷他的“对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却没有想过找一本伯尔别的作品来读，比如《莱尼和他们》。至今，我都没有他的第二本书。

伯尔出生在一个雕刻匠之家，当过兵，受过伤，当过俘虏，与我的经历毫不沾边，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我从他那儿获得的创作自信，比任何一个有着乡村经验的作家给我的都要多。我在经受了《百年孤独》的轰炸之后，重新对《小丑之见》开始零零碎碎的阅读，针针线线，缝缝补补，自认为拥有了一件可以遮掩一下阅读之寒碜的外衣。这本书第一页上有这样一段话：“我有一个节目叫作《到达和出发》，这是一出几乎太长的哑剧，观众直到终场也搞不清到底什么是到达，什么是出发。”模仿这段话，我要说的是：我拥有一本书叫作《小丑之见》，这是一本不太长的小说，不到读完就会清楚，就文学之见而言，谁是小人物谁是大人物。还有，作为那哑剧观众中的一员，我已经结束了“爬”，并且已经出发，一直“走”在通往伯尔的路上。

这部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中的那个“我”，名叫汉斯·施尼尔，父亲是煤矿大老板，家庭相当富裕。汉斯却觉得他所处的环境既虚伪又庸俗，不愿顺从，不堪忍受，因此闹得众叛亲离，成了众矢之的，二十一岁时离家出走当了一名丑角演员。他没有正式结婚就同玛丽一起生活，后来玛丽同一个有钱有势的人结了婚。六年以后，汉斯身体受伤并且失去工作，他回到波恩，打遍亲人和朋友的电话，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借钱给他。他走投无路，戴上小丑面具，背起吉他，到火车站广场卖唱，玛丽却在这时从罗马度蜜月归来。汉斯并没有做错什么，却失去了一切，由一个富豪之子变成了一个乞丐。如果他愿意妥协一次，他的遭遇都有可能被改写，可是他只选择了做他自己，结果就只剩下“我”了。小说将全部情节归拢在这个晚上的三个小时之内，由“我”的独白、电话交谈、回忆等组织在一起。“我”独自活在现实里，藏在小丑的面具之下，却撕开了与自然人不相容的冷漠社会的面具。从而，这个“我”，汉斯，也成了西德战后“经济奇迹”中的小人物典型。

这部小说忠实地彰显了伯尔的文学主张，干预生活，改变现实。一方面，它遵循旧有的现实主义传统，用笔尖直斥复杂而严峻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它轻松绕开传统小说的故事性套路，不时踏入现代派表现手法的蹊径，时空概念颠倒跳跃，叙述角度穿梭变动，直接用内心独白展示人物的情感世界，苍茫辽阔，无边无际。我一度迷醉于伯尔的述说，比如汉斯通过电话线能够嗅到几公里之外的女人身上好闻的味道，就曾经让我津津乐道。他笔下这样的并不真实却带有某种象征意味的细节，就像一根根神奇的电话线，让我听到了心脏在远方跳动的嘟嘟声，也让我听到了文字在大地行走直至在天空飞翔的呼呼声。他从心里释放的丝丝缕缕，都能够缠缠绕绕地将整个世界串联起来，或者把整个世界牵引到我们的面前。他的叙述抵达由苦闷、愤怒和无奈所笼罩的现实，并不是短兵相接，并不是强拉硬拽，看上去有些摇摇摆摆，甚至有些拖泥带水。所以，当我发现那些现实的泥水正在将我裹挟时，我已经不能自拔，甚至甘愿被它吞没。那种憋着一口气下沉的感受，对于需要从困厄中挣脱出来的一个写作者来说，应该是正预备着勇气或者力量的诞生。

今天看来，《小丑之见》让我增长的见识，让我增添的信心，如同恰到好处的雨水，正适合了我的拔节。依着它洞幽烛微的视角，它好像让我看到，雨珠如何从我的顶部一颗一颗滑落，浸入我的根部，正在让我舒枝展叶。由此，渐渐地，我觉得自己向上冒出了一头，除了看得见天空，也大致能够看得清别的庄稼的高低错落。我既能嗅到身边的味道，好像也能嗅到远处的味道。伯尔为我打开的，不是城市，而是田野，让我置身于蓬蓬勃勃的气息之中。我从他那儿获得更多的，也好像不是现实，而是浪漫，让我有了浪漫地与现实纠缠的耐心。他让我看到的好像也不是一个小丑的三小时，而是让一个花样不断翻新的演员为我表演了三十年，以至终生。

我还要说的是，《小丑之见》轻盈的体量，竟然也成了我打量长篇小说的一根标杆。它只有十七万字，所以介于十五万字到二十万字之间，是我心中长篇小说篇幅的黄金分割线。这或许可以成为我没有接着继续阅读伯尔的一个勉强的理由。我的意思是说，我大概是怕他的另一个“大部头”修改了我已经认定的那个尺码。时代在飞速发展，阅读也在为之不断调整，长篇小说在今天究竟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长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想必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我只敢说，我更喜欢那些举重若轻的作品。不用说，一本体量轻盈的小说，一样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文学世界的盛大和浩瀚。比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只有十六万字，施林克的《朗读者》只有十五万字。还有，加缪的《鼠疫》也没有超过二十万字，他的《局外人》则不足六万字。

加缪之《局外人》

21世纪就要到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大都市生活两年，才终于读到了加缪。这位法国作家四十四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我出生前两年就因车祸去世，享年四十七岁。他在三十岁前写下的名著《局外人》，让我读过之后神思恍惚，只好立即重读一遍。

加缪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后因患病而中途辍学，他的这点经历让我对他有了某种亲近之感。他在《局外人》中描绘的那个让人身不由己、孤立无援的世界，好像也并不是那么陌生。他是存在主义文学大师，“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我却并不是来向他学习哲学的，什么“世界是荒谬的”，什么“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什么“人的存在缺乏理性”，我都可以统统不管不顾。但是，我并没有拿自己当《局外人》的“局外人”，我都不知已经读过它多少遍。那么，这个略长的中篇、略短的长篇作品，是靠什么让我五体投地的呢？

我好像是沿着一条平淡的小路进入到主人公莫尔索的世界中去的，最初我看到的仅是一个不孝之子的身影，他对母亲的去世都漫不经心，无动于衷。接下来，我看到了他那冷淡漠然的面容，麻木不仁的内心。直到他杀了人，他还是那样对即将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死亡不惊不诧，一副不紧不慢的模样。莫尔索，他既不是傻子也不是白痴，他就这样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荒诞世界的局外人。

加缪曾经这样概括《局外人》的主题：“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他这是在用一种并不顺畅的逻辑，把一个严峻的逻辑包裹了起来，那就是，任何不遵守社会基本法则的人都将受到惩罚。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要他将自己视为社会的局外人，就必然会被社会遗弃。没错，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示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如果细说起来，这应该包括人与太阳的关系在内。我们从旁观者的立场来看，莫尔索杀人其实是出于正当防卫，只不过他“因为太阳”而判断失误，使合理合法的可辩护性大大地打了折扣。“那太阳和我安葬妈妈那天的太阳一样”，“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那把刀刺眼的刀锋总是隐隐约约地对着我”。太阳的热量和重量一齐加在了“我”的头上，于是，“我”，莫尔索，向人开枪了。

《局外人》，就这样让我豁然开朗：世界即使并不荒诞，太阳也可以成为铙钹一样的道具，甚至可以成为面团一样的道具。201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说：“有些人能感受雨，而其他人则只是被淋湿。”依此类推，有些人能感受太阳，而其他人则只是被照晒。那么，莫尔索大概只是被照晒着，而加缪才是感受太阳的那个人。在行将杀人的氛围里，加缪也一刻没有忘记太阳，理性十足。在美国作家、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看来，同样是描绘荒诞的主题，加缪“却带着一种如此理智、适度、自如、和蔼而不失冷静的气质，使他与其他人迥然有别”。加缪的沉稳，加缪的克制，加缪的不动声色，让我们不假思索地推断他应该是一个谨严而周致的作家。但是，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却读出了逻辑的不连贯，矛盾四处浮现。我们知道了，用一片刺目的阳光来布置黑暗，或者用一片沉重的夜色来揭示光明，这正是加缪的修辞。如此隐含二元对立的主题，不断提示我们发出追问：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这是《局外人》最后几句话。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这样评价过《局外人》：“当我们读完这部杰作时，我们不可能会认为还有别的结局。”它的结尾是一个长段，我曾试图把它背诵下来，可是，每次到了“这时，长夜将尽，汽笛叫了起来”那个地方，我就有些神思恍惚，不想接上“它宣告有些人踏上旅途，要去一个从此和我无关痛痒的世界”。我终于发现，我需要的不是一个结尾，而是一个从头再来。

加缪的颜值很高，有着一张忧郁而文艺的面孔，一副干净而调皮的眼神。现在，我时常会想起他，却并没有再去读他的作品，而只是翻找出他留在人世间的那些照片，和他的眼神对视一下，就好像把他的《局外人》又读了一遍，包括他的《鼠疫》和《堕落》。我从他的照片上也能读到他的文笔，明快、优雅而纯正。那些好像用清水洗过没有一点杂质的句子，那些好像用剪刀修过没有多余枝蔓的细节，看上去都平淡无奇，组合在一起却让人惊心动魄。他语言的这个风貌，和他那让人过目难忘的面相叠映一起，却也让人眼花缭乱。

“不要走在我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请走在我身边，做我的朋友。”我却并不能听从加缪留下的这一番话。我既不能走在他前面，也不能冒失地和他做了朋友。在我心里，他并没有车毁人亡，并没有英年早逝，而是一直走在我前面为我引路。

事实上，除了加缪，除了马尔克斯和伯尔，还有罗曼·罗兰、海明威、福克纳、川端康成、辛格、帕斯捷尔纳克、库切、萨拉马戈等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他们也一直在前面为我引路。在诺贝尔文学奖之外，这样让我跟上去“走在身边”的作家也不少，比如卡尔维诺、巴别尔、麦克尤恩、保罗·奥斯特、雷蒙德·卡佛，还有前面提到的塞林格和施林克。他们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话，我无论是“爬”还是“走”，都能听见那些声音，不分上下左右。有时候，我好像也能够插上几句嘴。

刊发于《广州文艺》2021年第7期

作者简介

马平四川省苍溪县人，现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草房山》《香车》《山谷芬芳》《塞影记》，小说集《热爱月亮》《小麦色的夏天》《双栅子街》《我看日出的地方我在夜里说话》，中篇小说《高腔》和散文集《我的语文》等。近年来，还创作了《蜀水长》《竹宴》《绣蜀》等曲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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