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敲响了满清王朝的丧钟。列强迫于形势打出中立的幌子，催促清廷起用袁世凯。北洋军的将领多为袁的心腹或部下，要调动军队镇压这次起义，非袁氏不可。清廷不得不解散皇族内阁，请袁世凯出山，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后，在指挥北洋军攻陷汉口、汉阳，炮击武昌的同时，致书黎元洪试探与革命党人议和。11月26日，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出面调停。12月2日，南北双方达成武汉三镇停战协定。12月18日，南方总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举行首次会谈，达成了湖北、陜西、安徽、江苏和奉天的停战协定。20日英、美、日、俄、德、法等国驻华公使联合对南北和谈施加压力，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并提出“须早日解决和局，以息战争”。 南北和谈的第二次会议于十一月初一日（12月20日）举行。 和谈之初，南北双方皆旗帜鲜明，各不相让。袁氏对北方代表的训示声言：“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余只知维护君宪制度，不知其他”。南方各省代表也给伍廷芳拟就四条议和大纲，其中第一条是推翻满清政府，第二条是主张共和政体。 故伍廷芳提议，必须承认共和，方有开议之余地。唐绍仪认为，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须电达袁內阁，得复再商。遂以开临时国会解决国体问题之说，电请袁內阁代奏。电文写道：“再四思维，惟有吁请即日明降谕旨，命总理大臣颁布阁令，召集临时国会，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议，征求意见，以定指归”。 电文传达清廷后，即召开御前会议，允唐（绍仪）所请，并下谕允许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问题，命内阁迅速将选举法妥议施行。为此袁世凯电复唐绍仪：“希与伍代表切实讨论，如有正当选举办法，则由尊处电奏请旨，庶使上下信从。” 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在第三次会议上双方签订协议：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论决。不过，这次会议还有三个问题有待解决：国民会议的产生方法、进行程序与开会地点。 次日召开的第四次会议就上述问题签订四项条款，又在第五次会议上签订了五项条款。其中第四款云：“伍代表提议国民会议在上海召开，日期定十一月二十日（即公历1月8日）。唐代表允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覆电。” 至此，除开会地点尚未决定外，前两个问题均已解决。  1912年1月1日，经独立各省代表推选与授权，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在宣誓莅职前二天，即致电袁氏，解释组织临时政府并就任大总统的原委，并申明其就职不会影响革命党人此前作出的承诺，以及他本人愿以大总统一职相让的意思：“文虽暂时承名，而虚位以待之心，终所以大白于将来。”宣誓就职当日，孙再次致电袁：“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又说“文承各省推举，誓词俱在，区区之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不放心。1月4日致电伍廷芳：“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业由贵代表承认。现正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决之政体为断，乃闻南京忽以组织政府……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悖。特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袁世凯还责问唐绍仪，说他十一日以来的行动为越权，不予承认。签订各款事前未经呈明，有碍难实行之处，此后当于伍代表直接电商。伍廷芳以电商不便拒绝袁的提议，请袁亲自来沪，袁则请伍赴京。结果形式上的南北和谈不了了之。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使南北和谈陷于僵局，也使南北关系顿时恶化。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奉行的策略是“不得汉阳，不足以夺革命党人之气；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廷之胆”。孙就任总统打乱了袁的阵脚，因此，袁世凯一举推翻了南北和谈以来，由唐绍仪与南方签订的各项协议与条款，并以逾越权限为由，批准唐辞职。在致南方的电文中，袁世凯声明“嗣后应商事项，先由本大臣与贵代表（指伍廷芳）直接往返电商”。此其一。 其二，破坏停战协议，驻湖北前线的北洋军延不退兵，向革命党人发起猛烈进攻。黎元洪在致南京的报告中说：“倾探得确情，彼军谓民军既举有总统，项城（指袁世凯）无望，国人生计将绝，不得不与民军决一死战，并谓此后之战，皆为项城，非为满洲云云。” 其三，血腥镇压参加滦州起义的革命党人。1月5日北方革命党人在滦州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并致电袁世凯促其“速度大局”，不要以“一己之私见，而负万民之共心”。起义失败后，袁下令将参加起义的十四名革命党人杀戮于滦州车站。 其四，唆使北洋将领向南京施压示威。孙中山就职当日，姜桂题、冯国璋、张勋等49位将领联名电达伍廷芳，声称“革命党人主张共和，我北方军人主张君主立宪，倘以少数人之私见、偏执、胁迫……即我军亦誓不承认”。 上述种种举措，目的只有一个：“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自我”。因此，唐绍仪辞职并没有变更南北和谈的框架性协议。  1月上旬，袁世凯以内阁总理的名义，请求各国政府调停中国南北争端，“俾中国速得和平”，并称“余若容民军之请，则共和之局已定，顾不欲背先朝之恩义，欺可怜之孤儿寡母，而图自己之安全。” 数日后，处于北洋集团势力范围的直隶、河南两省咨议局提出速定共和政体的议和条件：一、清帝退位、举袁为大总统；二、共和政府对南北双方的军队一视同仁；三、议定皇室及旗民生计。 上述议和条件原为唐绍仪与南方代表达成的协议，而北方旧事重提，显然是想得到革命党人的再一次承诺。 孙中山遂通电全国，昭告国人：“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辞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并通过伍廷芳正式通知北方，称上述决定“已屡经宣布，决不食言，如清帝退位，则南方政府即可发表拥袁之正式公文。” 唐绍仪辞职后，袁世凯与伍廷芳互致几次电文，以装点门面，暗地里唐、伍之间仍不断交涉，不过涉及的己不是囯民会议问题，而是清帝如何退位了。袁世凯命袁克定、梁士诒：“为我致电少川（即唐绍仪）……并转秩庸（即伍廷芳），谓事在必行，义无返顾。惟不能自我一人先发。已将斯旨训示北洋诸镇将及驻外专使、旅沪疆吏，令联衔劝幼帝退位，以国让民，一举而大局可定。另拟优待皇室条件。” 1月16日，袁世凯与内阁大臣联衔上折，向清廷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清帝退位：“读法兰西之革命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军民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何忍九庙之震惊，保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袁世凯手捧奏折到养心殿谒见隆裕太后时，跪在毡垫上向坐在炕上的皇太后断断续续地诉说着，一边耸动双肩流着泪水，刻意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隆裕太后只是用手绢不停擦拭着泪水，一言不发。坐在太后旁的宣统帝妄然不知两个大人为何哭哭啼啼，也听不懂他俩嘴里嘟噜着什么。 对袁世凯的请示，隆裕太后以明日召集御前会议应对。袁叩头辞去，从宫内出来，行至东华门大街，突遭炸弹袭击，其卫兵一死一伤，两名刺客当场擒获，后经搜捕，共有十人涉案，皆革命党人。因不满南京临时政府与袁妥协而行刺之。 东华门刺案说明袁并非卖国求荣、私通革命党人的“逆臣”，也证实袁在奏折中关于革命党势力猖獗的警示并非危言耸听。此前皇族对袁的种种猜忌顿时烟消云散，使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清帝退位的提议。 一周后发生的另一起刺案再次给袁世凯提供了良机。这起刺案的目标是良弼。他是亲贵中主战派的核心人物，时任军咨府军咨使，乃宗社党首领。该党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最为有力。 刺杀良弼的是同盟会北方支部军事部长彭家珍。他闻听良弼力阻清帝退位非常忿恨，便于1月26日待良弼回家时投掷一枚炸弹，当场炸掉一条腿，次日良弼不治身亡。彭亦当场牺牲。梁士诒事后写道：“良弼被炸之日，京师风云至急。入朝行礼后，隆裕太后掩面泣云：'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救我母子二人性命。’赵秉钧先大哭，誓死保驾。我亦不禁泫然。” 良弼一死，诸王公亲贵魂飞魄散，纷纷逃离京城。留京亲贵中鲜有反对共和者。南北和谈急转直下。  1月26日良弼遇刺同日，北洋将领42人（后增至50人）再次致电內阁、军咨府、陆军部，并各王公大臣，请即代奏朝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封通电予清廷以最后一击，为清帝退位铺平了道路。从此，在御前会议上再也没有人敢于对清帝退位持任何异议了。 1月底就连皇族中最有影响的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也以“人心倾向共和，军无斗志”为由，劝说隆裕“逊位全终”，以自行颁布共和，换取皇室优待条件。 1912年2月8日，隆裕太后抱着六岁的溥仪在中南海养心殿宣布清帝正式退位。退位诏书出自于张謇笔下。其中写道：“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逼迫清帝退位，旨在帝制自为。袁氏把上述几句话视若自己受禅的依据。不及三年图穷匕现，袁世凯要自己当皇帝了。不料遭致举国上下同声抗议，结果未及登基，便以大总统名义下达撤销帝制令，做了83天的皇帝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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