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 帝 乡 韦 庄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晚唐五代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正统儒家观念受到冲击，社会思想出现普遍解放的趋势，社会心理中的爱情意识大为抬头。加上受战乱影响较小的南方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为爱情意识的滋长提供了气候适宜的温床，于是，爱情意识遂弥漫为那一时代的共同思潮。文学作品向来是时代情绪最敏感的传达者，所以晚唐五代文坛从传奇小说，到诗歌，到词，联袂上演了一台爱情大合唱，其中唱得最为出色的，当然要数登上文坛不久的“后起之秀”——长短句曲子词了。词是爱情意识寻找到的最佳载体，《花间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就是表现男欢女爱、花情柳思的。韦庄的这首《思帝乡》，可说是唐五代词“爱情奏鸣曲”中的一个最响亮的音符。 词写蔑弃礼教的怀春少女对爱情的大胆表白。起句“春日游”三字，交代时间和事件，兼作大的背景安排和气氛渲染。整个季节都是春天，满城的人倾城而出，涌向郊野，纵情尽兴，踏青游玩。在诗歌的记忆里，上一次盛大的春游，应该是在《诗经·郑风》里，是在春潮涌张的溱水、洧水边，那里汇聚着成群结队手捧兰芷和芍药的少女少男。这是第二次，是在有“词经”之称的《花间集》里，在姹紫嫣红开遍的陌上桑间，簇拥着满头满身飘落杏花的少女少男。“杏花吹满头”一句，回应起句的“春日”季节，牵出下句“陌上谁家年少”的人物。 游春踏青的人成千上万，猝然相遇的爱情只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作为词文本内视角的少女在起句里就已出场，要等到第三、四句里那个“足风流”的少年出现，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心理戏剧才能正式上演。帷幕甫一拉开，就是情节高潮：“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还记得上一次吧，也是少女主动邀请少男“观乎”，一起到洧水那边看看。这第二次，词中的少女被春天的蓬勃生机所感染，全部的生命热情如岩浆喷薄、洪水破闸一样不可遏止地爆发了。那在杏花陌上踏青游春的不相识的风流少年，蓦然闯入了她的期待视野，以其不可抗拒的异性魅力，强烈地召唤着她。她准备以身相许，奉献自己，她渴望着去无拘无束地尽情爱上一次，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也觉值得。在她潮涌的内心世界，也有过一瞬间的跌宕：“纵被无情弃”，她不是没有想到一种可能的后果，但是与一次甘心倾尽所有的真爱比起来，那又算的了什么。这个作为心理戏剧复调出现的理性意念，只一瞬间，就被更大的情感浪潮淹没了：“不能羞”！即使将来被无情抛弃，她也在所不惜，无悔无怨。
罗兰·巴特说：“丰溢便是美，池满泉涌。爱情的丰溢是一种孩童式的情绪外溢，其自我陶醉和无穷乐趣是无法抑制的。情感的丰溢会掺有忧郁的心境、绝望的情绪和轻生的念头，因为恋人的独白不是在中庸状态中进行的，因失去平衡而挥霍无度。”（《恋人絮语》）罗兰·巴特这段话，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切地理解词中少女“爱情丰溢”状态下的心境，并进而更好地领略词中少女的“爱情丰溢”之美。 词中展示了青春生命最深层次的双重呼应。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呼应，春天唤醒了少女的时间生命意识和青春爱情意识，这是植根于人性的，导致她爱欲爆燃的心理发生基础。其次是人与人的呼应，最好的年华，在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猝然相遇了，“一阴一阳之谓道”，异性相吸，毕竟深合天道人情啊！所以说，词中少女的爱情出自本能而无世俗的利害考虑，这种不计得失、不顾后果的爱情，才真正是从青春生命最深处突围而出的最纯粹的爱情，才能够做到“死心塌地”（卓人月《古今词统》）。对于词中少女来说，爱情就是她的青春的宗教，就是她的人生的终极关怀，就如同《离骚经》里屈子对于美政理想和完美人格的追求一样，“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不管对这种一见倾心、不顾一切的爱情作何评价，你都不能不被这简直是“九死不悔”的异常率真、热烈的情感所震撼。相比之下，白居易《井底引银瓶》里“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的好心规劝，温庭筠《南歌子》里“不如从嫁与，做鸳鸯”的务实心愿，简直是俗气熏人，不值一谈了。
这首词的语言风格，不“以含蓄为佳”，以“作决绝语而妙”（贺裳《皱水轩词筌》），因此和南朝小乐府、晚唐香奁诗、花间体词的小语香弱、柔婉缠绵不类，而更接近于汉乐府《上邪》、北朝乐府《地驱乐歌》《折杨柳歌辞》、唐五代民间词的朴野大气、爽直奔放。唐五代民间词如《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因为“枕前”的特定情境而指天誓日，不如词中少女只是陌上一瞥、全无交接来得纯粹。北朝乐府《地驱乐歌》的“老女不嫁，呼地踏天”，《折杨柳歌辞》的“阿婆不嫁女，哪得孙儿抱”，韦庄这首《思帝乡》的“妾拟将身嫁与”，表现出的都是与《诗经·召南·摽有梅》的“求我庶士，迨其谓之”一样的“急婿”心理。但彼此也有两点区别，一是韦词里的女子是天真的“少女”，不是大龄的“老女”；二是不管《地驱乐歌》还是《折杨柳歌辞》里，女子都是祈求家长把自己嫁掉，不及词中少女的自作主张，更有追求爱情和主宰命运的魄力与勇气。比较而言，倒是词中少女的情感心理更接近《摽有梅》“急婿”的本能原欲。其实，与韦词更有可比性的是汉乐府《上邪》，这两个文本里的女子都是抒发自己强烈的主观愿望，“我欲与君相知”，“妾拟将身嫁与”，她们的“欲”和“拟”，都是存在于意念中的虚写。但是，《上邪》虽然在前面表示“长命无绝衰”，但文本最后“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二句，还是有个限度与尽头，这与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最后“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二句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韦词最后的“纵被无情弃，不能羞”的爱情态度，是不设限度、没有尽头的。所以说，韦词里少女的爱才是最为彻底、无所保留的爱。 韦词《思帝乡》里这种大胆热烈的爱情抒写与前代诗歌的关系，大致已如上述。词曲嬗递，这首《思帝乡》“真率抒情”的语言风格，明显影响了元人散曲创作。从文学史的时代先后顺序来看，不是韦词“像元人散曲”（夏承焘《唐宋词欣赏》），是元人散曲像韦词。
杨景龙，笔名扬子、西鲁、南乔，河南鲁山人。二级教授，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年度人物，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中国词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散曲研究会理事。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中国韵文学刊》《诗探索》《词学》等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中国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传统与现代之间》《诗词曲新论》《不薄新诗爱旧诗》《花间集校注》《蒋捷词校注》等专著10余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等10余项。论著获评中华书局年度十大好书、中原传媒好书、中国读友读品节百社联荐优秀文艺图书，多次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夏承焘词学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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