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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骥之作：姚鼐尺牍手稿题识考论 卢 坡 江小角 内容摘要：姚鼐部分手稿流传于亲友弟子间，因手稿的书法与学术价值而被珍藏。陈用光颇为留意姚鼐信札的收藏，装潢成十册，并邀法式善、英和、王芑孙、鲍桂星等人题识；姚鼐次子姚师古将姚鼐家书汇编为二册，乞管同题识，邓廷桢等二十七人观览记名，倪道杰作跋述其购此手稿且拟付诸景印；除此外，另有零散手稿为马其昶、沈曾植、姚豫等收藏，吴汝纶、范当世、姚永概等人为之赋诗题跋。如上题识虽多为附骥之作，但因载有姚鼐古文及书法等方面的评论，为姚鼐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亦为探究桐城派传衍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姚鼐 尺牍手稿 题识 桐城派 传衍 一、从题识看《惜抱轩尺牍》编纂及姚鼐之学在京城传播 姚鼐手稿流传于亲友弟子间最多的是信札一类，这主要因为信札具有传递信息的实用功能。陈用光（1768—1835）作为姚鼐弟子，颇为留心姚鼐书信的搜集，《惜抱轩尺牍》即为陈氏所编。陈用光序《惜抱轩尺牍》道：“先生自定其文极严，寻常应酬之作，虽他文皆弃去，其尺牍无自存焉者。用光自侍函丈以来，二十馀年中，凡与用光者，皆藏弆而潢治之，为十册。因更访求与先生有交游之谊者，写录成帙，而先生幼子雉及门人管同，复各有录本，余皆咨得之，乃成此八卷。”[4]由此可知，陈用光有心收集姚鼐与其手书，曾潢治为十册，在此基础上，又访求与姚鼐有交游之谊者，写录成帙，最终编成八卷本《惜抱轩尺牍》。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装潢为十册的是姚鼐的手稿，八卷《惜抱轩尺牍》刻印于道光三年（1823），此为姚鼐信札的刻印本。 姚鼐这批手稿先是由陈用光传于陈氏后人，其后易主归欧阳霖（1836—？），至姚永概（1866—1923）尚闻此十册手稿传世。1936年，孙陟甫（？—1947）将部分手札以珂罗版技术影印成《惜抱轩手札》，其虽残缺不全，却令这批手札为更多读者知晓。《惜抱轩手札》除收姚鼐手札，尚附有若干题识，这些题识因编次杂乱，部分文字不易辨识，尚未引起学界关注。今按时间先后，辨识如下： 嘉庆十四年（1809），姚鼐尚主讲于江宁钟山书院，陈用光于嘉庆六年（1801）举进士，此时为官京城。从此文看，陈用光是将姚鼐手札出示于京城师友，请为题跋。法式善（1753—1813）与姚鼐虽未谋面，却在《诗龛图》征诗及补辑纂校《全唐文》时与姚鼐互通书信。今《惜抱轩尺牍》收录姚鼐与法式善书信两封，当系法式善抄录于陈用光者，这也可以印证陈用光序中“访求与先生有交游之谊者”诸言。法式善除言与姚鼐的交往，还以为姚鼐文章承王慎中（遵岩）、归有光（熙甫）后，与魏禧（叔子）、汪琬（钝翁）、姜宸英（西溟）、方苞（望溪）气脉相通贯，于当时文坛为巨擘。陈用光受教于姚鼐，又时时以书信向姚氏请教，并从姚氏回复的手札中悟得为文秘法，于京师文坛已颇著声望。实际上法式善只看到陈用光所藏姚鼐部分手札，所以陈用光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自记中纠正了法式善题识中的错讹。 陈用光将所藏姚鼐手札示以京城师友，除法式善外，尚有英和（1771—1840）等人，英和亦为题识： 此处己巳为嘉庆十四年（1809），可知英和此文作于法式善题识稍后几日。乾隆二十八年（1763），姚鼐六应礼部中式，是科总裁官即为英和之父德保（1719—1789）等，故而英和于此题识首言其父与姚鼐的师生之谊。英和强调姚鼐的早退，又言姚鼐文章、经训及书法之妙。至于英和在此题识中提到的《与海峰札》，为何被姚元之（1776—1852）所藏，最大的可能即姚元之亦留心姚鼐手札的收藏。此跋所言“乞以归”，至于如何乞归，陈用光在《与刘海峰先生》后补记：“用光所录先生尺牍皆归田后札也，惟此为官京师时书。其手迹存伯昂编修处，用光以《墨池堂帖》一部易之，并褾入吾十卷中。兹取以冠篇首云。”[7]由此可见，姚鼐书法当时已为世人所重。就此题识而言，另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强调了刘大櫆对于姚鼐的影响，这是对法式善题识中姚鼐师承的补充；二是“且广其传”，说明陈用光在京师对于姚鼐之学的积极传播，恰与姚鼐江宁讲学北南呼应。 法式善与英和的题识皆作于嘉庆十四年（1809）中秋前后，会不会是以姚鼐尺牍手稿观览为主题的雅集唱和产物？陈用光有《于同年姚伯昂处得吾师姚姬传先生居京师时寄刘海峰札属钱梅溪为钩摹上石而以原稿装潢于吾师丁卯戊辰两年寄用光札手卷内作五古一章谢伯昂梅溪两君并乞梧门前辈煦斋夫子同作为之劵》诗，可知陈用光从姚元之处得到姚鼐与刘大櫆手札，又请钱泳钩摹上石，再请法式善与英和为诗唱和。这显然是以姚鼐尺牍手稿为主题的文人唱和雅集。从陈用光诗题中的“丁卯”（1807）、“戊辰”（1808）看，陈用光此诗当作于嘉庆十三年（1808）稍后。查法式善《存素堂诗二集》，有诗《陈石士见姚伯昂藏其师姬传先生手迹属钱梅溪钩勒上石以原稿装卷自藏乞余诗为券因寄伯昂梅溪》，正作于己巳（1809）。法式善诗比陈用光诗更为详细地描述这次以“争夺”姚鼐尺牍手稿的文人互动：“凡师所赠言，宝之如大镛。装成日摩挲，俨对师音容。夜雨酌故人（谓伯昂），缘字留灯红。明珠忽到手，一串秋玲珑。君无韩幹马，公案仇池同。碎石而毁画，此语谁能从。钱生出奇计，珉翠吾镌砻。千潭印一月，万纸锤三冬。太史意良厚，钱子谋亦忠。世上读书流，相习韩欧崇。廉惠均不伤，争逊将无庸。吾诗取当券，笑煞东坡翁。”[8]陈用光与姚元之皆以姚鼐尺牍手稿为珍宝，陈氏请钱泳钩摹上石，又请法式善、英和作诗为券，再以《墨池堂帖》一部赠于姚元之，终换得姚鼐此手札。至此，大致可以确定嘉庆十四年（1809）以观览姚鼐尺牍手稿为主题的文人唱和活动：时间为中秋前后，参与人物有陈用光、姚元之、钱泳、法式善、英和等，雅集的作品则有陈用光、法式善、英和三人之诗，法式善、英和题识，钱泳钩摹上石之作。 陈用光除将姚鼐手稿出示友人，还继续访求与姚鼐有交谊者，以更广范围搜求姚氏手札。《惜抱轩尺牍》收录姚鼐与王芑孙（1755—1818）尺牍两封，此即为王芑孙抄寄陈用光者。《惜抱轩手札》中除有“辛未十月杪接到惕甫录记”文字，还收录王芑孙的题识一则： 姚鼐在与陈用光的信中言：“顷见吴中王铁夫集中有《跋惜抱集》一篇，此君乃未识面之人，而承其推许，使人有知己之感。”[10] 王芑孙《渊雅堂全集》收《书惜抱轩文集》一篇，对姚鼐文章大加赞赏，故姚鼐引以为知己。此辛未即嘉庆十六年（1811），王芑孙因其子嘉福赴江宁就学应考，始与主讲钟山书院的姚鼐通信。陈用光致信王芑孙，请王氏将姚鼐与其书信抄寄，王芑孙抄写后作此题识。从此题识看，陈用光收集姚鼐手札已为友人“共知”，王芑孙此时年近六十，文名早著，但与前辈姚鼐交往，仍颇为谦逊。姚鼐对王氏诗文及书法评价颇高，为其讲诗文之道，赠送《九经说》《三传补注》，故而王芑孙题识言“亦以志老人诱掖之勤如是”，所言皆为有据。 以上题识皆作于姚鼐健在之时，姚鼐去世后，陈用光亦曾请友人为所藏姚氏手札题识： 此为《惜抱轩手札》所收最后一篇题识，嘉庆丙子即嘉庆二十一年（1816），而此前一年的九月，姚鼐卒于江宁钟山书院。姚鼐所作《鲍君墓志铭并序》言“嘉命及其长子壬子科顺天举人桂星，皆尝问学于鼐”[12]，故而鲍桂星（1764—1826）于此题识有“先君子尝从先生学，桂星曩获亲炙”等语。《惜抱轩尺牍》收与鲍桂星（双五）书札十九封，正与“所得简牍亦不少”之言契合。鲍桂星强调姚鼐工古文，书法超逸，又言“先生性情学术文章胥于是（手札）可见”，这与陈用光“学者苟能由是而悟于学，则不啻亲炙先生之謦欬”的言论相通[13]。鲍桂星睹墨思人，故而在此题识结尾抒发对于姚鼐的思念之情。 笔者在搜求姚鼐手稿时发现，姚鼐与钱大昕（1728—1804）手书传世，内容如下：“起居安否？《金刚经》谨呈还，两诗聊还旧债，并录上。阅后仍祈将本子掷下，如蒙训诲，并望同发来此。侍姚鼐顿首，上辛楣先生几下，三月十四日。”[14]此札后有跋文： 姚鼐与钱大昕为京师相识之友，《惜抱轩诗文集》有《冬至大风雪次日同钱箨石詹事程鱼门吏部翁覃溪钱辛楣两学士曹习庵中允陆耳山刑部集吴白华侍读寓同赋得三字三十韵》等诗记京中唱和之事。沈津《翁方纲年谱》载：“自壬辰、癸巳以后，每月与钱萚石、程鱼门、姚姬川、严冬友诸人作诗课。”[16]壬辰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癸巳为三十八年（1773），钱大昕亦时时参与诗会，则姚鼐此札或作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据题识印章，姚鼐此书题识者为顾莼（1765—1832）。顾莼嘉庆三年（1798）赴江宁参加戊午秋试，曾得姚鼐赠扇，嘉庆七年（1802）成进士，以陈用光为同年。顾氏本人工书法，此题识重在称赞姚鼐书法成就，甚至以为超过王文治（1730—1802）。王文治系姚鼐好友，书名甚高，时人以“淡墨探花”称之，将其与“浓墨宰相”刘墉相埒，《清史稿》王文治本传竟称姚鼐书名“转出文治上”[17]。顾氏认为姚鼐帖学二王，亦偶有学东坡用笔之法，以姿态横生为其本色。据“惜今已先去”可知，题识作于姚鼐去世后，而此时陈用光尚在。 通过对《惜抱轩手札》所收四篇题识及顾莼所作跋文的辨识及解读，可以做如下总结：第一，因与姚鼐通信较多，陈用光开始有意搜集姚氏手札，至迟于嘉庆十四年（1809）已颇具规模；第二，陈用光不满足于自藏姚氏手札，访求与姚氏有交谊者，写录成帙，为编纂《惜抱轩尺牍》奠定基础；第三，陈用光通过出示所藏姚鼐手稿，并请京师友人题识“且广其传”，客观上有利于姚鼐之学在京城的传播；第四，除古文成就外，姚鼐书法逐渐被认可，姚鼐喜在尺牍中论学谈艺，内容足资启迪学者，形式复具书法之美，这也是姚鼐手书能够较多流传下来的原因之一。 姚鼐手稿除为弟子收藏外，另有部分手稿为姚氏后人所得，其中比较成规模、又得以集中潢治以示他人者，当数《姚惜抱先生家书》。陈用光于《惜抱轩尺牍》卷八标识“此卷与族姻及家书”，其中已收姚鼐家书数封，但家书的搜集工作最终由姚鼐次子姚师古（1776—1839）完成。这在管同（1780—1831）的题识中有明确记载： 此题识首言姚鼐家书数量，接言此家书为姚师古所编，因管同与姚氏交情深厚，故传示于管同。管同将此家书携至江宁，潢治为二巨册以归还姚氏，并为题识。管同在题识中概括了姚鼐家书的主要内容，即仕宦之进退、丧祭之措置、姻亲之任恤，以至米盐之鳞杂琐细诸事。如姚鼐与四妹家书道：“今寄来火腿一只，妹可查收。又公中那（挪）我白银九两七钱，价藩处缴还，还来四妹取五两，三两与元姑，馀一两七钱与十二姑，略以赎冬衣也。我今年受衡儿之累，手头甚窘，故无银多寄，不知明年何如耳。岁底我与人压岁钱已惯，势不能省。惟我生日可不会客，不设饭，此由在我可省者也。”[19]习惯于从姚鼐书信提取论学论文之道的读者，可能会不适应如此琐细的叙述。这些家书为读者展示了一位始终为家计操劳的长者形象，正所谓“八十老翁辛苦执笔，以养一家之人，常苦不给”[20]。管同在题识中又特别强调姚鼐家书无一事不可示人，即无隐情、无愧辞的特征。如姚鼐《与复儿》言：“复儿览，我在此平安，家中想平安也。汝须吃苦用功，世焉有玩怠而能有立者乎？寄来白银三两八钱，作春祭扫之费；时银十八两八钱，送各位先生半年束脩，即用此银，勿换桐城特低银也。”[21]如果说《惜抱轩尺牍》所收诸书尚有流播于世的可能，姚鼐与亲人的家书，随手写去，不存底稿，几无传示他人的可能。在这种极私密的语境中，姚鼐嘱以好银为家塾先生束脩，尤显胸怀坦荡。至于管同借助梅曾亮之言，以为“光明俊伟之气，鬼神敬之”，虽有曲加赞誉之嫌，而意在形容姚鼐行事光明磊落。 此家书手稿经管同潢治、题识后，姚氏后人又出示他人，且这种展示及题识行为从道光初一直延续到咸丰年间；此后这批手稿为倪道杰（1890—1942）所得，倪氏又出示友人，题识延续到民国年间。为方便观览，兹按题识时间先后制表如下：    以上每条观览记名虽然没有管同题识传递出的信息丰富，但在对如上题识地点及题识者身份等信息补充后，作为整体，完整地勾勒出姚鼐家书手稿传阅情况。这批手稿先是为姚鼐次子姚师古所有，后又传至姚师古之子姚谱（1795—1853）手中，最后为倪道杰所得。关于题识者，这些观览记名者中有一位重要人物，即邓廷桢，邓氏为姚鼐执教钟山书院时弟子，自道光六年（1826）由陕西布政使升任安徽巡抚，直至道光十五年（1835）升为两广总督，邓廷桢任安徽巡抚整十年。可以说在邓廷桢任内，姚鼐家书手稿题识者大致可分两类：一是管同、罗凤藻、梅曾亮、汪钧等来自江宁的姚门弟子，此时当在邓廷桢幕中；二是程怀璟、高垂庆、刘学厚、刘韵珂、蔡世松、沈维鐈、任寿世、金萼、韩光雯、续瑞、胡调元、许嵩、佟景文、王成璐、卞士云等安徽地方各级官员。据《邓尚书年谱》记载，邓廷桢任职安徽巡抚，“公幕中人才甚盛，如上元梅曾亮伯言、管同异之、汪钧平甫、马沅湘帆、桐城方东树植之、阳湖陆继辂祁孙、长洲宋翔凤于庭，皆其卓卓者也”[22]。《姚惜抱先生家书》观览记名表则为邓廷桢幕府成员、在幕时间及观览题识活动提供一手材料。管同题首，也可推知管氏在姚门弟子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姚师古还是姚谱，他们能与当地官员交往，出入官署，得栖一枝，说明姚氏后人受到礼遇，这或许也与邓廷桢主政安徽有关。这些来自各地的官员任职期满，或转任他地，或归老乡里，多数会将所接触的姚鼐文章带回故里，客观上有助于姚鼐之学的传播。此外，咸丰后因战火之故，姚鼐家书手稿的观览活动几乎中断，仅有吕贤基于帮办团练时题识一次。 此后家书手稿辗转为倪道杰所得，倪氏作跋文一篇，置诸文后： 甲寅即民国三年（1914），因兵燹战火久不出示的姚鼐家书手稿再次现身，安徽督军倪嗣冲（1868—1924）之子倪道杰遂购为己有。因兵荒马乱，二册六十馀通的家书仅剩一册二十五通，且有七通残缺不全。倪道杰于此题识中赞赏姚鼐的文章、学行及书法，为广其传而付诸景影。此即今天可以看到的《姚惜抱先生家书》珂罗版景印本。 在完成对管同、倪道杰两篇题识及邓廷桢等二十七人观览记名梳理考证后，可以总结如下：姚鼐家书手稿流传清晰有序，虽历咸同兵火有所散佚，但得以部分保留，后以珂罗版影印，遂为士林所观；与《惜抱轩尺牍》题识相较，家书手稿的题识在推崇姚氏“文章”“翰墨”之外又加入“学行”，以为一代大师，这是对姚鼐在仕宦之进退、丧祭之措置、姻亲之任恤等方面的极力推扬；姚鼐家书手稿由管同携去江宁潢治后，主要传示于安徽各级官署，这与邓廷桢及姚门江宁弟子对于姚鼐学行的推扬不无关系；游宦于皖的各级官员，在与姚氏后人接谈及对姚鼐手稿的观览题识中，进一步推动了姚鼐之学的传播。 有关姚鼐手稿的题识，除搜寻姚鼐手札实物外，桐城派名家诗文集亦可提供若干线索。吴汝纶《马通伯出示所藏姚惜抱手迹属题一诗》、范当世《题通伯所藏惜抱先生手迹卷子》则表明马其昶（1855—1930）藏有姚鼐手迹[24]，吴汝纶、范当世题诗如下： 吴汝纶（1840—1903）此诗开篇即言不以宗派论文，其中虽有“天下高文归一县”“先生晚出自千秋”的高评，但仍以马其昶藏姚鼐手迹卷子为“好事”。该诗的最后两句包含对于时代变迁的喟叹，毕竟古旧陈迹终究敌不过新生事物。据吴闿生（1877—1950）《诗集笺证》，吴汝纶此诗于“游日本”后归“县城作”。甲午海战后的中国，东学西学渐兴，中学处于尴尬境地，支持洋务、谋求生存发展的吴汝纶面对乡前辈姚鼐的手迹，也只能将苍茫古意收于心底。 范当世（1854—1905）的题诗更多的是身世之悲，这在诗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如开头所言“惨澹”“不神”即为全诗定下低沉的感情基调。观览马其昶所藏姚鼐手迹，如何生出“悲涕逮吾身”的感慨，这需要结合诗的最后两句看。“杖朝”为八十岁可拄杖出入朝廷之意，姚鼐八十时曾参加鹿鸣宴，一时传为美谈。范当世此处以姚鼐年高寿长又得享太平来反衬自己身遭乱世的悲涕之情。范当世与马其昶为连襟，皆为姚濬昌佳婿，所以对于姚鼐的手迹又别有一番情感体验。 以姚鼐手稿为征题对象，这种唱和在桐城姚氏后学中亦有载录，如姚永概（1866—1923）《立凡侄装池惜抱府君残稿附以刘海峰陈硕士郭频伽诸人与府君诗札征题》诗道： 此诗后标“辛酉”，可知作于1921年。据诗题可知，姚豫（1885—1938）[28]将所藏姚鼐残稿及刘大櫆、陈用光、郭麐等与姚鼐诗札装池征题。因与姚鼐手稿一同展出的还有刘大櫆等人的唱和诗札，故而姚永概有“退之还往多樊孟，永叔交游有尹梅”句，以姚鼐为韩愈、欧阳修，以陈用光、郭麐等为樊宗师、孟郊、梅尧臣、尹师鲁。因为后辈题诗，此诗虽有“零落残篇出劫灰，百年文献独堪哀”的慨叹，却不像吴汝纶及范当世之诗充满迷茫、悲怆之情，而是希望姚豫能够再折瑶华和重开门户，全诗格调并非一味低沉。 除上题诗外，中贸圣佳2021年春拍书画夜场展出姚鼐手札十一通，其中《与伯昂从侄孙》（前承寄书及赠诗）后，有姚永概跋文一篇，录之如下： 据姚永概为手札所作跋语可知，此札为“乙庵”所藏。姚永概跋语言“宣统元年十一月永概谨识”，查姚永概《慎宜轩日记》，宣统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记载“为方伯跋惜抱公手迹”[30]。跋语所记与日记所载契合。宣统元年（1909），沈曾植兼署安徽布政使，“乙庵”为沈曾植无疑。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又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曾为安徽提学使、布政使。沈曾植为题识姚鼐家书手稿、督安徽学政的沈维鐈之孙，祖孙皆与姚鼐手稿结缘，可谓文坛佳话。沈曾植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姚永概在此跋中先交代其与姚鼐之关系，接着考订姚鼐作此书时间，再推测当时驿递之速。姚永概将姚鼐手札与陈用光所刻《惜抱轩尺牍》对照，两者差异不小，并详记差异之处[31]。据校订，陈用光校刻姚鼐尺牍，并非一字不改，如上改动则是不愿将姚鼐对陈氏之文非常具体、私人化的修改刊刻出版。包世臣列姚鼐行草为妙品，以其为清朝第一流书家，并称“晚而工书”，此正晚年所作，故而弥足珍贵。 此跋之后，姚永概于二日后又有补记。从补记中可知，姚永朴、姚永概兄弟藏有姚鼐与姚莹（1785—1852）手札七通、与陆锡熊（1734—1792）一通、家书若干通[32]。此后，姚永概又介绍其所目见耳闻姚鼐手书流传情况：陈用光后人所藏十卷姚鼐手札此时已为欧阳霖所得，尹耕云（？—1877）借去五卷未还。沈曾植除藏有姚鼐与姚元之书信手稿外，还藏有姚鼐其他手稿，“得五楼”印章为姚鼐中年以前所用。 从上述考论可知，这一阶段的姚鼐手稿题识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姚鼐手稿只是偶一零散出现，不再像前面十册、二巨册集中展出，且分藏于众手，出现转售情况；二是这一时段的题识主要在桐城派内部展开，涉及的人物即吴汝纶、范当世、马其昶、姚永概等，与前两次的题识相较，范围缩小；三是就题识的内容而言，除继续肯定姚鼐文学与书法成就外，更添迷茫、悲怆之情，这又与作者所处时代环境相关。 概而述之，如上题识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于姚鼐古文创作的评价，如法式善言“姬传生遵岩、熙甫后，作为文章，得与叔子、钝翁、西溟、望溪气脉相通贯，并世中应推此老为巨擘矣”；英和以为“文章经训与厚庵、望溪诸先辈后先继轨”；鲍桂星称赞“先生工古文”；姚永概则以姚鼐比韩愈、欧阳修，这些评价对于姚鼐古文师法渊源以及承前启后的“巨擘”地位皆有所揭示。二是关于姚鼐书法成就的评价，如英和以为“翰墨亦精妙”，鲍桂星所言“书法超逸”，以及顾莼“此札忽学坡书，殊不类平日所为，其姿态横生”的评论，倪道杰“翰墨久重于世”的赞赏，这对于理解姚鼐书学多样化风格及其影响颇有助益。三是关于姚鼐学行的评价，这主要体现在管同对于姚鼐家书手稿的题识中，正是因为“姻亲之任恤”等，姚鼐八十尚需举笔为耕、奉砚为田，耕耘不辍。四是其他方面的评价，涉及姚鼐如何诱掖晚学、如何修改文章等。这些题识虽不是姚鼐的文字，却附录姚文之后，需与姚鼐手稿合观，视为一体，不可割裂为二。姚鼐手稿题识的著作权为题识者所有，但这些题识文字多不收录于作者的诗文集中，故而流传不广，不少文字为首次辨识，这不仅有助于姚鼐相关问题研究，也为研究题识者本人提供新的材料。 推而论之，姚鼐尺牍手稿的观览题识活动还促进了姚鼐友人、弟子及后学之间的交流互动。如嘉庆十四年（1809）中秋前后，陈用光、姚元之、钱泳、法式善、英和等人于京师以观览姚鼐手札为主题雅集唱和。道光九年（1829），邓廷桢、程怀璟、高垂庆、罗凤藻、梅曾亮等人的观览题识皆落在立冬及稍后的一段时间，如果设定为以姚鼐家书手稿观览为主题的文人雅集，此后依次传阅题识，无论是人员构成，还是时间衔接，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有比较明确记载的是，倪道杰在购得姚鼐家书手稿后，曾请李国松、沈增迈“同观”并留有题识。再将吴汝纶《马通伯出示所藏姚惜抱手迹属题一诗》与范当世《题通伯所藏惜抱先生手迹卷子》合观，马其昶请吴汝纶、范当世等就姚鼐手稿题诗，愈发可以证明这种题识活动会促进特定圈子内文人的互动。尽管各家题识的重点不同，或仅有署名及“敬观”数字而并无具体内容，但仍可以形成序列、营造场域，而这个序列源头指向仍然是姚鼐的手稿乃至姚鼐自身，姚鼐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也在弟子及后学的一次次题识中被激活。 补而言之，这些题识又为桐城派如何传播等问题提供新的实证：如就地域而言，姚鼐在江南讲学之时，陈用光即在京师传扬姚鼐之学；姚鼐去世后，江宁、安庆等地仍为姚鼐之学传播的重要场所，这从姚鼐家书手稿的题识地点即可知晓。就时间而言，从已搜见的题识看，除兵燹频仍的咸同年间，姚鼐之学传播有序不断。就对象而言，姚鼐的亲友弟子为姚鼐之学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姚鼐弟子如陈用光、邓廷桢等堪称姚氏功臣，姚鼐之子姚师古乃至姚氏后人姚永概、姚豫等则以传承家学、重振门户为己任。考察姚鼐手稿的题识，还会发现姚鼐学行文章的传播离不开官场执政者助力，家书手稿题识中的“郡斋”“郡署”“藩署”“卫署”“道署”“衡署”即提供了线索。姚鼐手稿的题识，特别是那些观览记名的文字，实为附骥之作，但通过对于这些题识的梳理考论，则为姚鼐乃至桐城派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视角。 研究一个文学流派的传承或者一种传统的延续，当然要留意其理论、主张、著作、传人等等；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些特别的纪念物。这种纪念物有多重魅力，除传递信息外，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营造在场感、亲切感，能够形成一种“场域”，使得围观者拥有想象的共同体，会影响甚至会规约在场者的表达方式和情感体验。姚鼐尺牍手稿很显然即是这种纪念物，它带有温度，因为姚鼐“性情学术文章胥于是可见”，观览者“苟能由是而悟于学，则不啻亲炙先生之謦欬”，这是翻看后世刻印本所无法获得的情感体验。姚鼐与师友门人的尺牍交往有助于姚鼐学行文章的传扬，这是一种发散传播；姚鼐尺牍手稿题识活动，亦有助于姚鼐乃至桐城派的传扬，这可称为聚集传播，姚鼐高妙的书法艺术无疑会对传播起到促进作用。从嘉庆到民国的百余年间，友人、弟子及后学对于姚鼐尺牍手稿这一特别纪念物的题识，大致勾勒出姚鼐之学被接受的概况。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姚鼐年谱长编”（项目批准号：20YJC751016）成果，安徽高校协同创新项目“桐城派名家家风家训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GXXT-2021-043）成果。 [1] 吴德旋：《姚惜抱先生墓表》，见《桐城派名家文集①姚范集方东树集 吴德旋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877页。 [2] 包世臣列姚鼐行草书于妙品下，将其与邓石如、刘墉奉为清朝第一流的书法家，对其行草、真书称赞道：“桐城姚惜抱京堂，晚而工书，专精大令，为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时出华亭之外。其半寸以内真书，洁净而能恣肆，多所自得。”包世臣：《艺舟双楫》，见《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艺舟双楫》，黄山书社，1994年，第387页。 [3] 文章所论姚鼐手稿主要为书信一类，姚鼐另有其他手稿传世，因流动性不强，暂不讨论。 [4] 卢坡：《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6页。 [5] 姚鼐著，陈用光编，孙陟甫藏：《惜抱轩手札》，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65-270页。此文与法式善《存素堂文续集》所载《陈石士编修藏尺牍卷子记》有出入。 [6] 姚鼐：《惜抱轩手札》，第210-214页。此文不见英和《恩福堂笔记》《恩福堂诗钞》等。 [7] 卢坡：《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第49页。 [8] 法式善著，刘青山点校：《法式善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27页。 [9] 姚鼐：《惜抱轩手札》，第254页。此文不见王芑孙《渊雅堂全集》。 [10] 卢坡：《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第264页。 [11] 姚鼐：《惜抱轩手札》，第263-264页。此文不见于鲍桂星《觉生进奉文钞》《觉生诗钞》等。 [12] 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7页。 [13] 陈用光此语载于陈氏弟子郭汝骢《惜抱轩尺牍跋》，见《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第370页。 [14] 此札辑自雅昌拍卖网，中国嘉德2003年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类，编号1669，19.5cm×13cm。 [15] 此跋附于姚鼐与钱大昕书后，同展于中国嘉德2003年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类。 [16] 沈津：《翁方纲年谱》，“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67页。 [17]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五〇三《王文治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889页。 [18] 姚鼐撰，倪幼丹藏：《姚惜抱先生家书》，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53-55页。此文不见管同《因寄轩文集》。 [19] 姚鼐：《姚惜抱先生家书》，第17-18页。 [20] 姚鼐：《与石甫侄孙》，《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第345页。 [21] 姚鼐：《姚惜抱先生家书》，第41页。 [22] 邓邦㝩：《邓尚书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46-147页。 [23] 姚鼐：《姚惜抱先生家书》，第62-63页。 [24] 马其昶藏有姚鼐手札，但此姚鼐手迹，不能确指为书札。 [25] 吴汝纶撰，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一），黄山书社，2002年，第473页。 [26] 范当世著，马亚中、陈国安校点：《范伯子诗文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2页。 [27] 严云绶、施立业、江小角主编：《桐城派名家文集⑪姚永朴集 姚永概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64页。 [28] 姚豫，姚永椿之子，字赓孺，号立凡，工书法、篆刻，笔墨苍健。安徽优级师范学堂理化科毕业生。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二十一日生。娶许方坤女，继娶吴惠临女。生平待考。 [29] 此据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21年春季拍卖会（Lot.0838）姚永概墨迹所录，此文不见姚永概《慎宜轩文集》。 [30] 姚永概著，沈寂等标点：《慎宜轩日记》，黄山书社，2010年，第1132页。 [31] 中贸圣佳2021年春拍书画夜场姚鼐手札的辨识工作由笔者承担。除文字识别外，拍卖方要求进一步确认此批书札是否为姚鼐所作。在比对姚鼐书写习惯、用印皆符合后，姚鼐此书与传刻本的差异是证明此为姚鼐手迹的重要证据，因为后人是无法增补姚鼐修改陈用光文章这部分文字，再加上姚永概的题识与《慎宜轩日记》所载时间吻合，可以肯定此为姚鼐手札。 [32] 姚鼐与姚莹手札现为安徽省博物馆收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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