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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一生中最后的时光居住在江苏昆山羽琌山馆，他写信给杭州的朋友说：“幸老人有别业在苏州府属昆山县城，距杭州可三日程，弟月必一至。”他把家属安顿在昆山，也是贪图昆山距离家乡路近，可以“往来吴越间”。龚自珍最后两年的人生，就在杭州、苏州、扬州、江宁几个城市之间奔走。
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三，龚自珍接到了江苏丹阳县云阳书院的讲席邀请，从杭州匆匆起身出发，“背老亲而独游”，一路北上去丹阳接任。而在杭州，他的父亲龚丽正正卧病在床，在龚自珍离开后不久，闰三月初五日，龚丽正病故，龚丽正一直在杭州主持紫阳书院，听闻父亲病故的消息，龚自珍匆匆回乡，除了奔丧以外，还接替了父亲紫阳书院的主事席。在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后，龚自珍在当年七月又返回丹阳，暂居在丹阳县署。 在奔波旅途中，龚自珍仍然不忘为国效力的初心。是时，英国人在前一年发动鸦片战争，力主禁烟的林则徐被道光皇帝发配新疆，在林则徐南下禁烟时，龚自珍就提出要随行前往，未果。而此时，英军已经攻克虎门，关天培殉国，东南沿海风声鹤唳。龚自珍在八月主动写信给驻防在上海的江苏巡抚梁章钜，希望能够以梁章钜幕僚的身份参与筹备边防，抗击英军侵略，体现了龚自珍的拳拳爱国之心。 但是事与愿违，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十二日辰时，在鸦片战争的炮火渐渐逼近的时候，龚自珍因暴疾去世于江苏丹阳，终年五十岁，葬于杭州翁家山。 龚自珍壮年去世，极其突然，加上他本人与世格格不入的性格，使得在他身后，关于他的一些谣传和故事也层出不穷。 关于龚自珍的突然去世，在清末民国著名的小说《孽海花》中有一段轶闻，这是《孽海花》的作者之一曾朴在1928年前后续写时，根据裘毓麐所编撰的《清代轶闻》中的一小段记录写成的： 初定庵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侧福晋西林春太清慕其才，颇有暧昧事。 这段故事是说，龚自珍在京城任职的时候，常常到奕绘家作客，和奕绘的侧福晋顾太清有过暧昧关系，这件事情被奕绘察觉，才导致了龚自珍在己亥年，即道光十九年（1839）离开京城。在《清代轶闻》的作者看来，龚自珍的这一次离开京城是非常仓促的，以至于没有随带家眷，因此显得有点“不正常”，所以就以男女情事来解读这段历史。而正是因为龚自珍和顾太清的暧昧关系，导致了龚自珍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猝死，作者的解释是“主人阴遣客酖之”——奕绘为了报复“被绿”之仇派人毒杀了龚自珍。这段所谓“丁香花公案”被民国时期的稗官野史小说一再渲染，遂越传越广。
故事的主人公奕绘（1799-1838）为清宗室，原名奕铭，字子章，号太素道人，他是乾隆皇帝曾孙，荣亲王永琪之孙，荣恪郡王绵亿之长子，袭封贝勒，官至正白旗汉军都统。著有《明善堂文集》，因此在野史中被称为“明善堂主人”。而他的侧福晋顾太清（1799-1877）是当时有名的才女。顾太清，名春，字子春，又字梅仙，号太清，自署“太清西林春”、“西林春”，故人以“西林春太清”称之，满洲镶蓝旗人。《清代轶闻》中对龚自珍和顾太清的暧昧情事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奕绘在管宗人府时，龚自珍为宗人府主事，因此经常借助公事出入奕绘府中，奕绘因为爱才，将之奉为上宾，因此也得以经常和顾太清见面唱和，而龚自珍后来写《己亥杂诗》，第二百零九首是这样写的：“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这首诗龚自珍的自注是“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而宣武门内太平湖指的恰恰是奕绘的府邸。这让后世的文人不禁浮想联翩，光绪末年的冒广生作诗：“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直接通过影射顾太清姓氏的手法，把龚自珍写丁香花的诗和顾太清强行扯到一起。所以后人就把这段故事称为“丁香花公案”。 宣统二年（1910），冒广生所编校的顾太清《天游阁集》刊行，他把这首诗加在书中，让这一传奇广为人知。很快，1914年成书的《清代轶闻》进一步做了渲染加工，认为龚自珍诗歌中所谓的“缟衣人”指的就是顾太清，因为顾太清常着白衣。故事再为《孽海花》所采用。由于《孽海花》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力，在民国版本的书中曾朴加入了这段故事后，使得故事的传播度进一步扩大。
当然，传说故事毕竟是传说故事，清末民国时期是野史小说泛滥的时期，由于思想的逐渐开放，许多关于清代历史的传闻大多形成于这一时期。今天大家熟知的所谓“孝庄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嫡”、“乾隆出身”等故事大多形成于这一时期。龚自珍的这个故事也不例外。事实上，这个传说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奕绘从来没有主管过宗人府，而他在管理宗人府兼领的宗学时，龚自珍尚未入职宗人府，龚自珍被擢为宗人府主事为道光十四年（1834）和十五年（1835）之间，此时奕绘已经卸去宗学职务，根本不存在两人之间因为宗人府公务有往来的可能。 传说中还说，因为龚自珍和顾太清有暧昧关系，所以奕绘得知自己“被绿”后勃然大怒，“立逼福晋大归”，将顾太清休回了娘家。但是，在顾太清的《天游阁集》中还留存有一首记录奕绘去世的诗，从中可知顾太清在奕绘生前是一直居住在太平湖宅邸中，从来没有什么被休的事情。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得知奕绘的去世是在道光十八年（1838）七月初七，也就是龚自珍离开京城南下的前一年，由此可知，所谓的龚自珍因为惧怕奕绘寻仇而仓促离京甚至不带家属的故事也纯属捕风捉影，而龚自珍被奕绘派人毒杀的事更属无稽之谈——故事的主人公在现实中都已经去世了呀！明清史学者孟森先生在考证这一公案的时候就吐槽说：“贝勒已殁，何谓为寻仇？” 那么，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写的那首丁香花诗，究竟是不是指顾太清呢？根据孟森先生的考证，所谓“缟衣人”应该是和前句的“朱邸”相对应的，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显然是说“朱邸”中传出纸笺来递送给缟衣人，而“缟衣”的典故出自《诗经》，在历代注《诗经》者认为所谓“缟衣”指“贫家之妇”，代指作者自己的妻子。所以这两句话很可能说的是顾太清以诗递送给龚自珍的妻子何吉云（龚自珍在1815年续娶安庆知府何裕均从女孙何吉云为妻），求唱和之作。何吉云也是当时著名的才女，时人评价说她“能诗并佳”，所以，顾太清和何吉云之间无论是作为官员眷属还是作为闺中密友往来投信，都毫不为奇。龚自珍在诗中只是回忆了这样一段平平无奇的往事而已。何况顾太清和阮元等人也有诗歌唱和之事，难道她和阮元等也都有“暧昧情事”不成？！ 所以，必须承认，所谓的“丁香花情事”都是站不住脚的牵强附会。龚自珍在道光十九年（1839）的离京，也不是如小说家言的那样为避仇而仓促逃离。事实上，龚自珍这次的辞官离京，契机就是他的叔父龚守正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成了时任礼部主事龚自珍的直接上司，按照惯例，龚自珍“回避”去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从另一个角度说，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年事已高，此时龚自珍作为家中独子，回家奉养也是理所当然。 实际上，龚自珍从前一年开始，就有离职回乡的想法，这一点他身边的好友都有诗为佐证。道光十八年（1838）四月，龚自珍和孔宪彝、吴式芬等好友出右安门在崇效寺聚会，仿苏东坡定惠院海棠诗作诗，有多位好友都在诗中提到龚自珍拟“乞养南归”。而在龚自珍离京南下的时候，也有诸多的好友为之治装、践行。好友吴葆晋甚至出城七里相送，龚自珍向黄玉阶、何绍基、何绍业、周之彦、吴式芬等人甚至共事的宗室都有诗词道别，完全看不出为“避仇”而仓促出行的样子。 至于龚自珍的暴卒，龚自珍的诸多亲朋好友在提及此事时，所用的词语都是“去世”、“弃世”、“卒”，未有任何一人提到“被害”。其中，龚自珍的叔父龚守正说“是年八月，侄自芳、自珍相继去世”，而陈元禄提到龚自珍是“以疾卒”。陈元禄的姐姐是龚自珍的长子龚橙的妻子，作为姻亲的他按讣告记载龚自珍是病死，应该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所以所谓龚自珍是被毒杀的传闻也并不确实。 编辑 | 吴义全 刘俊萍 责编 | 刘万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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