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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井冈山时期“八月失败”历史必然性的思考(上)

 月亮是什么 2023-02-14 发布于浙江

井冈山“八月失败”是指 1928 年 7 月-8 月,在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向湘南发展指示的影响下,红四军在湖南郴州遭受惨重损失、井冈山根据地也被国民党军队严重破坏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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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八月失败”发生原因大体有三种观点 :一是湖南省委错误说:有学者认为“八月失败”发生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机械地执行了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政策。

也有学者提出了形势估量错误说认为“八月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湖南省委对客观形势做出了错误判断,在军事上采取盲动主义。

二是杜修经个人错误说:有学者提出杜修经作湖南省委代表机械地执行湖南省委要求向湘南发展的指示,附和红军内部存在的逃避斗争、欲回家乡情绪,导致“八月失败”。

三是红军自身问题说:有学者认为当时红军内部存在某些不利因素,特别是极端民主化作风导致“八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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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法各有侧重,指明造成“八月失败”的复杂内外因素,似缺少宏观视野和大历史观考察,没有将“八月失败”置于中共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总结中共早期地方革命史经验的角度进行探讨。

如对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革命的要求与对湘南地区重要性的认识、湖南省委自身决策和红四军去湘南之间关系的分析,由“八月失败”引出的“党指挥枪”与党军关系相关问题及其对红四军历史的影响等。

同时对于井冈山的特殊地理位置、湖南、江西两省委与井冈山的领导关系和“党指挥枪”领导体制在建立初期存在问题等方面都可以进一步探讨。

本文认为,“八月失败”的发生在当时环境下具有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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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官方权威党史著作对“八月失败”的不同描述与措辞变化也值得研究者关注。

如 201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提出“八月失败”发生的原因是特派员杜修经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定、执行了受盲动主义影响的湖南省委决策,同时红四军军委未加有力阻止所致。

2016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则不再将湖南省委决策描述为“受盲动主义影响”,而是将矛头对准杜修经,即杜修经不顾永新会议决定,擅自引导红军前往湘南从而导致失败。

可以看出,这两部官方党史读物对于“八月失败”发生原因的解释在坚持杜修经错误说的基本观点同时,又出现细微变化,即对于湖南省委在其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为研究者研究“八月失败”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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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关看法,他们从党的领导、党军关系等角度切入,从制度、机构和机制等更深层次探讨当时环境下导致“八月失败”的因素。

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论述“八月失败”时指出把农民武装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一个艰巨任务,认为“在人民军队建立的初期,出现“八月失败”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 从而初步指明“八月失败”发生的必然性;

张映波明确“八月失败”主要责任在湖南省委同时,敏锐地提出一个影响湖南省委决策的潜在因素 :井冈山的党组织与红四军的组织归属问题

应星梳理井冈山时期红四军领导机构的复杂调整过程并分析其特征,包括自上而下的合法性来源、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权限、以书记为核心的合议制与超地方性等,上述学者的思考为深入研究“八月失败”提供重要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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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对湘南地区重要性的认识

早在 1927 年中共“八七会议”前,中共中央就做出了发动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的决定,这四省都是受到大革命洗礼较为深入的省份,有相当的革命和群众基础,而四省中又以湖南的基础最佳,因此湖南大有成为中国革命中心的趋势。

中共中央将湖南暴动分为湘南、湘中和湘西三大区,三区以湘中为重点,其中夺取长沙是湖南暴动的重要任务。

作为革命基础较深厚的地区,湘南一直受到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重点关注。

此时作为湖南省委特派员的毛泽东提出了《湘南运动大纲》,计划通过暴动占领湘南的东、汝城、宜章和郴州等县,成立革命政府与长沙政府相对抗,从而抬高了湘南在湖南革命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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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9 日,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在对毛泽东的构想表示支持的同时又做出了隐晦批评 :

“中央又决定从南昌暴动的军事力量中抽调一团或二团交湘南特别委员会指挥,集合湘南现有的工农军等,夺取郴宜汝一带”,“但这里必要明白湘南计划只是全省暴动计划中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动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有意义。万不可本末倒置。”

此时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围绕暴动计划产生了意见分歧。

中共中央要求湖南省委实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则考虑到湖南省的实际情况,决定以长沙为中心,组织湘潭、浏阳、平江等七县的暴动,而不是现在就发动全省暴动。

8 月 19 日,湖南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湖南暴动应

“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

8 月 23 日,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明确湖南暴动“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 长沙为一发动点”,要求湖南省委积极进行暴动准备工作。

六天后,中央做出《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指示湖南省委立刻开展暴动,并亲自将湖南暴动分为三个大区,首先是湘南各县,其次是湘中,其中长沙是暴动重点,最后是湘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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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湖南省委致信中央,反对中央对于长沙暴动的批评,告知中央湘南暴动正在有力准备。

自 9 月起,在湖南省委的领导和部署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长沙暴动和湘南、湘西和湘北部分地区的暴动先后开始,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起义和暴动均遭受挫折,湖南省委不得不暂时停止各地的暴动。

至 10 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了宁汉战争,湖南成为各军阀争夺的重要地区,湖南省委借此机会又部署发动了全省总暴动和长沙“灰日暴动”,湘南地区的革命力量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得到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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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致湘鄂赣三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三省暴动要以湖南为中心。

此时朱德、陈毅所部通过联合湘南地区的革命力量,发动了湘南起义,暴动涉及 20 多个县,建立了 8 个县苏维埃政府,近 100 万人参加了起义。

即使在受到湖南军阀镇压、朱德和陈毅所部率领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后,湘南仍保有相当的革命基础。

在中共中央明确湖南是革命的中心地区后,湘南之于湖南革命乃至全国革命的重要性就开始凸显出来,甚至大有湘南就是中国革命中心的趋向。

1928 年初,湖南全省暴动严重受挫,湖南省委机关也遭到破坏,为尽快恢复湖南革命并完成中央交代给湖南的革命任务,湖南省委需要一切可供调遣的革命力量,而活动于湘赣边界、和湖南省委关系密切的红四军就成为湖南省委重点联系的对象,这也是湖南省委后来要求红四军屡次前往湘南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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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根据地与红四军的组织归属问题

井冈山地处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周边有属于湖南的茶陵、酃县和属于江西的宁冈、永新、遂川和莲花等县,受大革命影响,井冈山地区的中共组织发展迅速,活动于该地的绿林武装袁文才和王佐两部也和当地的中共组织关系密切,经常配合行动,首领袁文才更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引兵井冈,很大程度上也是考虑到井冈山地势的易守难攻和当地良好的革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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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井冈山的特殊地理位置,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客观上都可以和井冈山发生密切领导关系,但因为井冈山地处偏僻,对于革命的重要性不足,中共中央并没有对井冈山给予过多关注,也未对井冈山地区党组织的隶属问题做出过明确指示。

而这种情况在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起义军到达后,开始有了变化 :在井冈山之于中共革命的重要性提升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对井冈山给予了更多关注,井冈山、红四军与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中央需要解决的问题。

朱德、毛泽东领导的起义军在井冈山会师前,均和湖南省委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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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是根据湖南省委的统一部署发动的,朱德、陈毅又因发动湘南起义而和省委往来密切。

1928 年初,长沙“灰日暴动”失利后,湖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一度与朱德和毛泽东的部队失去了联系,4 月朱毛两部在井冈山会师,组建红四军。

在失去湖南省委指示的情况下,朱德、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自井冈山会师后,开始与同样关注他们动向的江西省委发生密切往来。

查询当时往来文件便可发现,自 1928 年 4 月至 6 月,江西省委多次向中共中央报告红四军的情况、向红四军下达指示、部署任务和指导工作,并于 1928 年 5 月批准建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

通过建立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江西省委实际上已把井冈山的党组织和红四军划归自己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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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928 年 5 月,重建后的湖南省委机关移驻江西安源,派杜修经到井冈山恢复了与朱毛部的联络。

湖南省委与红四军恢复联络时,恰逢江西省委在 5、6 月间遭到敌人破坏、中断了与红四军的联络之际(江西省委直到 7 月才恢复运转), 湖南省委在此期间加强了对红四军的影响,先后四次派杜修经前往井冈山联络,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湖南省委对红四军的领导权。

但正如张映波所言,湖南省委的这种做法不顾红四军已和江西省委建立起来的联系,实际又隔断了红四军与江西省委的组织隶属关系, 客观上造成井冈山党组织和红四军的组织归属不明,为日后湖南省委和杜修经指示主要在江西地界活动的朱毛红军前往湘南、最终酿成“八月失败”埋下了伏笔。

中共中央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明确规定红四军前委“在江西境内活动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与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从而厘清了井冈山和红四军的组织隶属关系。

遗憾的是,这个指示直到下半年才传达到井冈山,此时“八月失败”已经发生。

湖南省委指示与红四军去湘南

1928 年 4 月至 6 月间,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红四军主要在江西地界活动,打败了赣军对根据地的多次进攻,一度占领了永新县城,建立了永新县工农兵政府,由于永新县人口众多、经济富裕,毛泽东甚至提出了“大力经营永新”“永新比一国都重要”的口号。

红四军的行动自然为刚恢复运转的湖南省委所关注,5月湖南省委移驻江西安源后,立即派人与红四军恢复联络,并要求红四军到湘南发展。

6 月 19 日至 26 日之间,湖南省委连续向井冈山传递了五封关于要求红四军要到湘南发展的指示信。

令人疑惑的是,这些指示信对红四军的要求前后矛盾、语气迥异,甚至出现了“朝令夕改”的情况,湖南省委的不断催促甚至是命令使得红四军自主选择战略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作为影响了红四军命运和“八月失败”结果的重要因素,促使湖南省委指示改变的原因就十分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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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6 月 24 日湖南省委做出全省工作安排为界,湖南省委对红四军到湘南发展的态度大体可分两阶段。

在 6 月 19 日发给红四军的两封指示信中,湖南省委对红四军到湘南发展的态度总体上是劝导式、可商量与缓和的,针对湘赣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会剿”,湖南省委指示毛泽东和朱德在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前提下再考虑向湘南发展,如省委在信中写道 :

“以罗霄山中脉为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而且前行指示信亦如此指示。……同时须根据省委前次的指导积极向湘南发展,并向萍乡推进,以与湘东相联系。”

自 24 日起,湖南省委发出通告,明确完成中央交代的“在湘、鄂、粤大道沿赣边的割据”任务是湖南省目前的中心工作,为此要发动自平江沿赣边到湘南的革命。

为此湖南省委开始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与在湘南活动的红三十、三十三团相配合,全力帮助湘南地区耒阳、资兴、郴州和永兴四县的革命力量。

湖南省委提出,红四军“目前只有积极的向湘南发展才有出路,才能解决一切军事的经济的财政的困难。”

26日,湖南省委又以命令式的语言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以造成湘赣边割据。

在进行语言要求的同时,湖南省委为保证指示得到执行,又实施了组织手段。

在指示信中,湖南省委指示杨开明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干预了井冈山的人事安排问题

以杨开明取代由江西省委批准的毛泽东担任特委书记,湖南省委的这一举措实际上削弱了江西省委对井冈山的影响力和毛泽东对湘赣边界党组织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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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湖南省委指示的突然变动?

表面上看,湖南省委对红四军的指示调整仓促、朝令夕改,给人以前后矛盾之感,实际上则是当时湖南与江西两省革命与反革命形势急速变化的产物,而在这种形势下由湖南省委做出的相关指示,最终影响了红四军去湘南的结果。

在湖南省委看来,红四军到湘南活动的条件已经具备 :首先,湖南是国民党新军阀之间长期重点争夺的地区。

在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到湘南发展的这一时期,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发生了严重冲突。

1928 年年初,国民党内部桂系和湘系矛盾激化,程潜和白崇禧率部组成“西征军”向湘军发动进攻并占领了长沙,湖南政局一度受到桂系控制,而桂系实力的壮大又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猜忌和警惕,蒋桂两系开始在湖南明争暗斗,至 6 月中旬,蒋、桂、湘各系矛盾进一步激化,甚至出现了火拼现象,这种情况客观上为中共在湖南开展活动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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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国民党内部倾轧的同时,湖南的革命力量正在恢复和发展。

“西征”后,国民党各部加大力度镇压中共活动,对湖南人民横征暴敛,激起了各地工农的不满和反对,为中共力量的壮大提供了土壤,在中共各地方组织的领导下, 湘东、湘西和湘南等地的革命运动得到了发展,一些地方的红军在国民党军队屡次进攻下仍坚持活动并发挥相当影响。

湖南省委研判形势,认为此时是一个增强湖南革命力量、完成中央交代任务的窗口期,为此向省内各县委、特委和红四军发出了通告,要求各部迅速行动起来。

然而就在湖南省委向红四军连发五封指示信的同时,江西的国民党部队向井冈山发动了第四次“进剿”,形势一下变得十分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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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朱德等人研究决定,重点打击江西永新方向的敌军,同时安排三十二团在宁冈和湖南酃县等地活动以牵制国民党部队。

湖南省委对红四军的行动给予了高度关注,而对于红四军已经开始在湖南酃县活动的情况而是感到振奋,认为敦促红四军立即去湘南的时机已经成熟。

24 日至 26 日,湖南省委连向井冈山下达了三封指示信,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求红四军立刻向湘南发展 :

“你们攻酃县的结果如何?念念!如酃县胜利后,应快速的转茶陵出高隆,进攻永新之敌,如酃县未得胜利,乘湖南'会剿’部队尚未集中前,先解决永新之敌军,然后再杀出一条血路,向湖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发展。”

湖南省委为确保这一指示得到落实,派出杜修经和袁德生作为特派员前往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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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红四军反“进剿”的战斗取得了重要进展。

6 月 23 日,红四军取得了龙源口战斗的胜利,共计歼灭赣军一个团并击溃两个团,击毙团长一名,红四军乘势攻占了永新县城,国民党部队的第四次“进剿”以失败告终。

然而就在红四军取得反“进剿”胜利的同时,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的指示也由杜修经等人带到了井冈山。

6 月 30 日,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对湖南省委指示进行讨论,在毛泽东等人的坚持下,会议曾做出暂不去湘南的决议,但按规定还是将这项指示传达到红四军各部。

这项指示引起了部分湘南籍士兵的归乡心理,同时由于井冈山存在的客观经济困难,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向湘南发展的指示在四军内部有了更多支持者,激化了红四军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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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红四军内部为是否去湘南争论不休、人心浮动之际,自 7 月初起,湘赣两省的国民党部队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一次“会剿”。

面对来势汹汹的湘赣两省敌军,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红四军分路迎敌,由毛泽东带领三十一团对付赣军,朱德、陈毅率领二十八、二十九团两团对付湘敌,其中二十九团负责攻占湖南酃县。

二十九团大部分士兵是湘南人,这次前往湖南境内迎敌,该团竟绕开随行的朱德和陈毅等军事和政治主官,自行召开士兵委员会会议做出去湘南的决议,后该团在进攻郴州时失利,几乎全军覆没,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为追回部队而遭到叛徒杀害。

井冈山根据地也由于兵力空虚而被敌军占领,直至九月才由毛泽东和朱德率军夺回,是为“八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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