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希望我们不要逃避任何现实，并准确的保持双重记忆，是的，世上也有美有丑，不管事业有多艰难，我将永远不做背叛者。 ——阿贝尔·加缪《重返蒂帕札》 乔治奥威尔说，“有这样一类作家，人们总是想读他的书，却从来不去读。”某种意义上来说，阿贝尔·加缪就属于这类作家。人们大多都听过“攀登山顶的拼搏本身足以充实人心”，更是能准确的说出他的代表作是《局外人》，似有似无的记得他是二十世纪中叶那场著名断交的主人公之一，除此之外，却很难对加缪本人和作品的内容有一些具体了解。参考萨特同他主张的存在主义相符相合的气质，人们也常将加缪作品中的人物气质强加到他的身上，这真是桩无处申诉的误会。 加缪的作品具有多重的性质，除了更为人知的文学性外，还有部分常为人诟病的哲学性，在某些评论集中甚至折射出他的政治思想。这样一来，如果沿着他的作品探索，路上无疑就遇到诸多分叉。但所有的小路将交汇于同一个终点，就是加缪本人。如同榕树，成林枝叶共享着同一个根。 （一） 解谜者 处于我们世界万物中心的并非我们发现的毫无意义的干瘪贫乏，乃是一个谜，亦即是说，乃是人们破解的很糟糕的一种意义。 ——阿贝尔·加缪《谜》 加缪对于荒诞世界的论述中，总有这样几个关键词：世界和人的对立、上帝的消除、荒诞的后果。 在加缪看来，人在其世界面前要求亲切渴望明确，而世界这是沉默的。以沉默来回应人的渴望，人和世界间膨胀出巨大的间隙，这种分离与对立，就是荒诞。这句话不期然让我想到了梵高写给提奥的信，绝望的画家写道，“我是这地球的陌生人，这儿隐藏了对我的很多要求，我穿越大地，其实只是经历生活，我从遥远的地方来，到遥远的地方去……我是地球上的陌生人和朝拜者”。这是一种失怙的语气。于世界而言，人类不是归人而是过客。没有人类参与的世界依旧自得其乐。在无法确定是否存在绝对意志前，人类的思想者定位只是种乐观的自鸣得意。 有乐观的人如史铁生者，在无法确信中看到了无限，在无限中看到了无数可能因此可以以一种智者的语气劝诱“聪明人看见了乐观的依据”。是否聪明人到不得知但起码是知止的人，不再询问存在的原因依据，不再继续探寻荒诞的事实，假装不再需要意义，仅以一种“存在了就是存在了生下来活下去”的满足感填充着自己的小世界。“假装的无知是我们怀着一些观念活着，这些观念如果我们真的体验到的话，会震动我们整个生命。”这是对生活中的旅人最珍贵的劝告。 但是，当一个人触碰到荒诞的时候就很难再假装它不存在。就如同《堕落》中的克拉芒斯，站在桥上听到了那声轻蔑的笑，生活就无法假装无事的继续下去。思想无法消除，只能被接受或者被打败。 在加缪的荒诞世界里，上帝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这一点是虚的，但又是存在的。他并不一定认同基督，但他在观念上大概或多或少的都接受了基督的影响。理查德·坎伯认为，加缪的荒诞“是既定事实的结论，从没有上帝的世界推导而来，而这一推理的前提，是上帝是或曾是世界的中心”。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加缪的推断中，上帝存不存在并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核心在于，“我们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这才是大问题。 这是他的戏剧《卡利古拉》所假定的情况。年轻的罗马皇帝的妹妹兼情妇德鲁西亚去世了，这让他突然认识到，“人必有一死，人类的生活并不幸福”。他突然产生一种想法，想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比如月亮，比如幸福，比如永生。然而这又不可能做到，绝望之后他便走向暴政与屠杀。他扮演者饥荒与瘟疫的角色，让死亡和伦理的崩溃为理想世界的崩塌伴奏。实质上，他取消了上帝，自己取代了上帝。 加缪并不善于借角色之口说出某些话，他并非那种和自己笔下角色掺杂不清的作家。他更擅长让角色说出自己的命运。在卡利古拉这里，对世界有一个最迫切的要求，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要求这世界是真实的。如果上帝存在，那么就真实的存在，降福降祸于人世，无所谓是否完美公正，反正由他执那把审判的绝对标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就向世人展示那空旷的宫殿，无论是曾经存在还是从未存在，都无所谓，至少我们能沉默以待。但这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无论是否有上帝，那都是人们假装以为的。这和真实永远对立，彻底的信和彻底的否都不能使人心安，幸福如武陵一梦无路可寻。 这里的结论多少有些让人绝望。因而当戏剧最后，起义者攻陷皇宫，将暴君斩于剑下时，并没有让人得到多少轻松与快意。 卡利古拉在倒地时大喊：“我还活着！”这里更像是一句宣言。宣告着荒诞以其真实面目和人相遇。 加缪所关心的正是这种境遇下人类的命运。当人类认识到这世界的荒诞，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时凄凉无助的，人性是琐碎卑贱的，人所创造的历史是充满了后悔与无能为力的。总有人陷于深渊被压迫被毁灭，而天者诚难测而理者诚难明，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角色是刽子手还是受害者。 那么人能否义无反顾的生活？、 他假设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人无法面对这荒诞的事实，因而选择自己招供，招供“他已经被生活所超越了或者他并不理解生活”，由此选择自杀。还有一种，就是赋予生活另一种崇高的意义，一种伟大的价值，用以对抗人生的无意义，而这一点在加缪眼中，同样意味着背叛。 “人们知道，他们称之为生的理由，同时也是绝好的，死的理由。”在《荒诞与自杀》中他做出这样的判断。因此，赋予生或死一种理由，或者说一种意义是行不通的。那么，在认清荒诞的基本事实情况下，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习惯。 他重新审视了西绪弗斯。在他笔下，西绪弗斯因为热爱人世间留恋生命违背了对神的许诺引起神怒，神惩罚他将巨石推到山上，巨石临于山顶，滚落，西绪弗斯下山，再次推石上山，巨石滚落……这是无尽无休的死循环，西绪弗斯面临的惩罚，是他为一件无意义的事拼尽全力。当西绪弗斯走下山时，他在想什么？有没有那一秒钟，这个勇猛的君主曾想过以死来摆脱命运？ 如果西绪弗斯选择死亡让这个循环节断裂，无人能对此加以嘲笑。 但他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走下山再次推起巨石时，石头就是他的全世界，他的巨石是他的事。 西绪弗斯的幸福就在于此。 这是荒诞的后果。是加缪的回答。没有轻蔑摆脱不了的命运，在认识到命运的无意义后，对此投之以冷眼，接受巨石的滚落同时坚持不懈的将巨石再次推上山。期间的种种沉默的努力，谓之义无反顾。 在这里，加缪以他的信给人以生活的勇气。不再指望上帝从天而降，也不再思慕世间有天堂，人应该在这种茫然中重新鼓起勇气，安排生活，并为了幸福而努力。 加缪并非给谜以答案，而是给它以回应。在对世界意义的判断中，为之创造意义。 （二） 正义者和反抗者 在意识到世界是荒诞的，实质上就是承认了自己作为人质的地位。由此引起的反抗，既是形而上的，又是形而下的，或如他所言，是历史的。 加缪《局外人》中的主人公默索尔以不参与的姿态面对世俗生活。妈妈死了、公司升值、 暴力横向，没有什么是重要的。在他的行为中，似乎自有一套逻辑体系，来为他辩护 他自始至终对一切抱定可有可无的态度。在被判处死刑后，有神甫来劝说他皈依基督。在与这个坚持永生的信者的交谈中，他出现了唯一一次的情绪起伏。他对神甫喊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我清楚的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也明白这些。在我正在展开的完全荒谬的人生中，从我的未来的深处，一股黑暗的气息向我吹来，经年不止，一直延续到尚未到来的岁月，在这股气息吹过的路上，一切人们试图强加给我的、我生活过的同样不真实的岁月都变得及其相似了。” 荒诞作为一种气息，存在于未来的每一天。但是 ，“天天过没光彩的生活，时间载着我们走，但总有一天，必须载着时间走，我们靠未来而活。”如果生命的期待基于对未来的期待，那么总要有种种神迹去给这种期待以信心。在默索尔眼里，遇到死亡要哭泣，公司升值就对老板感恩戴德，碰到不和自己心意的事就大义凌然的站出来斥之为非正义……这些事，这些并非由原则而是由约定俗成的习惯形成的事，就像周一过完紧接着到来的周二周三一样，毫无意外，毫无期待。默索尔正好是早年的克拉芒斯的反面。克拉芒斯用绅士的装束掩饰着自己所想。而默索尔觉得，这太麻烦了。 如果所作所为必定要遵循某种程式，那么不作为本身就可以看作反抗。 在他行刑前一夜，因为如此的接近死亡，而感到了解脱。 这一夜，默索尔看到了有死亡送来的荒谬的终点。这也正是他拒绝信仰上帝的缘由——拒绝永生，好让事情有个头。 默索尔像是被荒诞绑架的人。既要逃避无意义，又在这种逃避中尽力保存着一点人的尊严。所以他害怕在餐厅碰到熟人的询问，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失来换取减轻惩罚的机会。冥顽不灵，世俗的标准大概会给他这样的标签。但是，如果只有坚持一种并不存在的普世标准才能得到承认。那么干脆在断头是让群众发出仇恨的叫喊声吧。 这种形而上的反抗是和自己的一场斗争。在这儿可以回答加缪的第一个问题，人不能自杀，并非因为苏格拉底所言“这对灵魂没好处”，而是清楚地知道，人可以期待死亡来给事情画上句号却不能主动投向死亡，就像战士可以奋力杀敌后英勇就义却不能主动把自己送到敌人的刀下。既是存在是种虚无，在这种虚无中依旧保有人的尊严。 但是，加缪没有解决由之产生的另一个问题，不能自杀，也可以被生活裹挟着冲向终点。就像默索尔一样。不作为即反抗。 在加缪的另一部作品鼠疫中，对比加以大脑。 在《鼠疫》中，奥兰这座城市被鼠疫控制，人们成堆的死去。政治家们坚持这是一场小的感冒，道德家们把过错推到人类的无节制，牧师谴责着异教徒并试图唤起人们的原罪感。这些都毫无用处。假装鼠疫不存在并不能让鼠疫消失。 显然，如果鼠疫发生了，那么必须要承认这是鼠疫，并且采取能够消除鼠疫的措施。在抵抗过程中有丧生者，丧生者带给我们的，不应是对鼠疫的恐惧，而是对胜利的信念。并坚定的投入到生活的战斗中去。 加缪引用丹尼尔·福笛的话，“用别样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样合理。”在这种暗示下，鼠疫的发生就是被荒谬冲击的生活。因此，在荒诞的境地里，不作为仅能表示对生活的不赞同，而并没有为之创造一种新的意义。在本质上，这同自杀一样，都承认了自己对生活无能为力，人无法得到自由。那么这种反抗，即是失败的。 还有种反抗是形而下的。这也是加缪被讽刺为“道德家”“正义者”的原因。在戏剧《戒严》中，有个失去了孩子的女人对罪魁祸首瘟疫怒喊，“正义就是让孩子们吃饱饭，不挨冻；正义就是能让我的孩子活着。” 这大概就是加缪写出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长报道时的心情。加缪不是真空中的作家，也并非只关注形而上问题的哲学家。他无产者的出身，和成长中遭受的贫穷的威胁，使他知道，在世界上，除了衣食无忧者心灵上的煎熬以外，还有种致命却无可奈何的痛苦，就是存在于真实世界中的饥饿、贫困、暴力、屠杀、疾病。 二十世纪，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旧式殖民主义走向末路和新式殖民主义兴起、民族独立战争频仍……所有的这一切，都被作为观察者的加缪看在眼里。整理他的三本评论文集会发现，加缪的立场自始至终都未发生过变化。他始终站在和平主义的一边，痛斥着一切引起死亡的行动。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态度被讥之为愚蠢。 在二战爆发后，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失败，遭到德国的进攻，由于前期反应过慢而导致前线大崩溃，在加缪眼中这是法国人为是否进行暴力抵抗而进行犹豫的结果；对待被揭开了遮羞布的殖民主义问题，加缪也仅是申诉，“如果说殖民主义仍有什么功劳的话，就是殖民者保存了被殖民地人民的尊严”；在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加缪更是采取了一种至今为人非议的态度，他并没有如萨特等人那样立场明确的赞同阿尔及利亚独立，而是含混的对交战两方都发出抗议，既反对阿尔及利亚的武装暴动，又反对法国政府的血腥镇压。这些事中，加缪的和平主义是无力的。 此外，将加缪同二十世纪法国的知识分子割裂开来的，是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不同于萨特前期观望后面革命的做法，加缪更早的加入了共产党，但几年后却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被开除党籍。或许由此给加缪贴上了右派的标签。 然而加缪并未对共产党的理论提出过具体批评。加缪所警觉地，是革命的手段以及由此走上的极权化道路。 首先二战后的革命和俄国在1917年所发起的革命已经不一样了。杀人不再是个体化的，而是可以如流水线上的生产过程一样，变为有组织的屠杀。同时，革命的后续不能只靠全世界大团结的美好愿景说清，而是在革命中一次次强化的一元领导所导致的极权，是在革命成功后的一次次清洗肃反，最重要的——把道德纳入政治中，人们只能认同一个革命纲领，那么其他任何声音都可以被斥之为反动，这不是靠着有逻辑的推导得出的结论，而是由于某种延续下来的革命的热情所引发的排他性。辩证法并没有办法引发纯粹血腥暴力的革命，将一个人杀死前首先要将他斥之为无可饶恕的错误。同时，即使在危机退去的和平年代，极权的余音也可以伪装成民粹和种族主义，毕竟极权所带来的思想上的无能与绝对对立，是这两样副产品的最好原料。 这样一来，革命以及对革命的修正的历史，就是一部愚昧杀戮的历史，无论对于肉身还是智力。 手段是不公正的，怎么能够建立正义的秩序？因此加缪才会说，“本世纪最艰巨最神奇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个已经变得最不公正的世界上，建立正义和拯救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受奴役的灵魂并给他们自由。” 加缪如纪德和奥威尔一样，敏锐的看到了潜伏在响亮口号中的极权的影子。但是，加缪的和平主义是过分理想化的，他不赞同造成个体伤害的变革，因而在实际操作的层面就反对了所有的变革。 但是，恰恰是这种有些优柔寡断的主张，更加唤起了我的感动。因为这种无力感并非由于智力缺陷无法构造出一个更好的社会方案，而是认识到了每一种方案都会给一部分人带来痛苦。 加缪在政治上的主张内化在了戏剧《正义者》中，他借卡利亚耶夫的声音道出自己心声，“人不仅靠正义活着，而是靠正义和清白活着”“我不能为一种不复存在的正义，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义”。 加缪的正义，并没有成为走向肆意妄为的理由。不能在一种理论或者口号的指引下投入全部生命，无论何时都应该坚持作为人的基本的判断，因为正义是能够让人们过上丰足的生活、让自由和和平成为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在实现这一观点的路上，应该带着人性。武力的革命和文化的革命，都不能拒绝这一基本要求。 他的正义和反抗正好构成了一个圈子的两个半弧，当加缪用一套自洽的逻辑得出这些结论的时候，他刚好把自己的两只脚都关在了圈子里。 虽然在政治上加缪可能是幼稚可笑不值一提的，但是，一个站在圈子里的人，即是没有办法带着人们大跨步的走向某个理想未来，也不会轻易地置人于死地。这种有节制的反抗，带着千年前地中海阳光的余温。 （三） 地中海的阳光 不惑之年,加缪曾在纸上列出一组词语:世界、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这是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意象，也是他生命的核心。 在加缪十七岁那年，一场肺结核差点要了他的命。少年时代他就明白，自己的生命是被死神觊觎的。过早的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大概会让人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是对于世界的热爱，一种是对于命运的敌视。这或许是今后加缪写下“人类的命运是悲观的，但对人要乐观”的原因之一。 正是在这一年，加缪在医院的病床上都到了埃比克泰德，这位曾经为奴的古希腊哲学家主张一种有节制的生活，并且对世界充满洋溢的热情，他断言，“世界上并不存在恶”“真正能取决于我们的是我们的判断、倾向、欲望和憎恶”。这些话无疑会对一个自感时日无多的少年起到劝慰的作用，疾病使他对死亡有所准备，而斯多葛的人本主义让人对自己产生骄傲与同情。 同情自己，并非哀叹而是对自身所面临的不幸加以正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人们创造的历史，懊悔伤怀往往多过雄心壮志。而若能正确的将人类与人类命运加以区分，便能把历史强加到人类身上的种种定义加以再审视，因而便能够看到，即使在最悲凉的境地中，人类也能找到力量。重新发现人的无限可能，这是走向幸福的一条捷径。 在加缪今后的作品中，无论是广受赞誉还是颇有争议，在字句的呼吸间充溢者一种希腊精神，为人类自身而欢欣鼓舞，愿意力竭而死并向死而生。 加缪肯定了人的高贵，因而无差别的为所有人的生命进行辩护，他坚决要求废除死刑。《关于断头台的思考》是加缪作品中最令人感动的一篇。他分条缕析的反驳了死刑论的观点，申诉“不应当有社会选择哪些人活着”，并且指出法律的意义，去约束世人而非毁灭他们。 人可能会犯错误，但人不是罪恶的。这是加缪同基督的分歧之一。如果在人出生以前人的灵魂已经负载了罪恶，那么人并不可能因为洗刷罪恶而变得高贵，只可能假装罪恶不存在来掩饰它。原罪说是一块巨石，虽然给人的生命带来某种先定的意义，但同时，也将人的生命限定在这中特定的语境之中。 这是加缪的人道主义——人类的生活高于一切，对自由和幸福的要求，应该贯穿人类生命的全程。 如他所言，“既然我们不再经历革命的时代了，那至少让我们学会生活在这造反的时代吧。指导怎样说不，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都为革新创造活生生的价值，维护值得维护的东西，培育那些有生命力的东西，努力去寻求幸福以使人们对正义的渴望变得温和些，这就是人们要求重新振兴和满怀希望的原因。” 加缪生于贫穷，物质的匮乏几乎贯穿了他的前半生。但他直言，幸好还有大海和阳光。在他出生的阿尔及利亚，地中海的咸风吹送的是来自千年前的希腊的自由味道，阳光无差别的馈赠是平等的光明。 他曾探讨过一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伊万的嘴说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加缪则对此提出反对，在哲学意义上他认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被禁止的。而在现实层面，他则主张，人应当拥有自豪感，遵守自己的界限，明确的懂得并珍惜自己的生存条件。 加缪的思想中包含着一种明确的原则，即，不做损害人类的事。因此他要求，“人不能只生活在斗争和仇恨中，人也不能拿着武器而死去。还有历史，其他事情，朴实的幸福生活，对人类的爱，大自然的美……那是一切事物的根。” 加缪的精神中有一部分是向希腊的回溯，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无知，要求用理智击败狂热的情绪，承认世界和人类的局限性，但依旧不放弃对美的坚持。这是他的基地，从这里出发，便会看到，地中海阳光灿烂，所有人都沐浴在属于人类的荣光中。 （四） 站在中间的人 提到加缪时很难忽视萨特。某种程度上，这两个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两人的友谊以及随后的决裂，都充满着象征的意味。 加缪起于微贱，勤工俭学到阿尔及尔大学学了哲学，却因文学而为人熟识；萨特出生于巴黎的文化世家，毕业于大名鼎鼎的巴黎高师，他的存在主义，曾是几代青年的心灵归属。 两人因为共同感知了生活的荒诞感而开始了十几年的友谊。 然而两人立场多有分歧。值得玩味的是，屡屡遭遇命运戏弄的加缪坚定的站在了人类的一遍，直言“对人类抱有乐观态度”，而一生顺遂的萨特却对人及其命运抱有悲观态度，提出“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人类的自由一无用处”。对加缪来说，荒谬是人类团结和行动的伦理基础，对萨特来说，荒谬则是人孤独和悲惨处境的基础。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多少接近这两个伟大的思想家一点，就能看到。加缪的思想是经验性的，他贫穷的原生家庭，虚弱的身体，在阿尔及利亚看到的饥饿歧视和人们为了生存而付出的巨大努力，这些都将他推到了现实中。在现实的要求里，心灵的困苦并非永远紧迫的，人们总面临着更加巨大的挑战。就像余华在《活着》中塑造的主角福贵。当社会的大潮并非要将人带到所向往的幸福生活时，那么抵抗潮流就足以拼尽全力。活着仅仅只是活着。加缪看到了战后欧洲年轻人的生活，“大部分人均无前程可言，没有前程，没有深思熟虑的前进目标，生活是不会有价值的。在绝望中挣扎，这是像狗一样的生活。” 萨特的思想则是理论性的。他更加擅长逻辑推导。在他的作品中几乎不会出现如加缪一样的逻辑混乱不严谨的情况。但是，也正是这些，让他更容易的判断出了人类处境的卑微，相信了苏联的骗局。 这是知识分子中的三类人。一类生活在学术真空，世界于他们而言是抽象的，人可能只能作为符号存在于某一学科中，他们如同伊卡罗斯一样，向着太阳飞；还有一种，站在地面上，穿越大地只是为了经历生活，他们并未把世界装入某种理论的套子中，他们感受着世界最美好和最恶心的一面，这些触感都是最真实的，他们承担起的，是作为叙述者的责任，给人以发现世界的契机。还有一种，是站在楼上的人，或许不够智力超群没有办法用理论搭建空中飞桥，同样也不具备天才的敏感，能够用语言传递世界最轻微的呼吸，但是他们的视野投注于天空而双脚总是站在地上的。这使其具备中间者的视角。能够让他在叙述的同时形成超越，却又不至于脱离实际流于空泛。 加缪是第三种。 或许他的著作根本无法称之为哲学，但无疑，作品中的爱与人道情怀，是他对人类生活的真诚探索。 （五） 加缪于我 断断续续两个多月的写作终于进行到最后一个部分了。然而我却感到文思阻滞用笔干涩。在高考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开始读早已心向往之的加缪文集。在这期间，同样读了一些相关的传记资料。 以至于在开始写加缪的一些启发时，我开始搞不清楚，这究竟是加缪对我的启发，还是我借鉴的，加缪对其他读者的启发。我无法像伊丽莎白·豪斯一样抱着满腹的爱意去接近他，也没有办法如托德一样作为当事人见证他，甚至做不到简单的以旁观者的立场去审视他。 如果曾经通过阅读对一个人主动的深入了解，就会发现，当我们了解的越深时，也就越失去了旁观者的立场，我们内心的失望与期待投射到他身上，对他形成一些可能与他无关的印象，而传主是无言辩解的。他的生命变得和我们息息相关，他的痛苦与困顿我们触手可及，他的欢欣与乐观我们感同身受。尤其是当我慢慢体会到加缪行为中的内在逻辑时，他就变得完美了。完美并非没有缺陷，而是逻辑自洽。这时，他的矛盾、优柔都不再是我进行批评的依托了。古典主义的批评把人看成单向的或二元对立的，他的行为即是他本身。现代主义的批评却难以做到这一点，当我们慢慢将触角探向一个人的核心时，一段心魂之旅便已启程。 因此，我难以为这次与加缪长达两个多月的交流做一个差强人意的收束。 周六恰有老友相约，揽胜千佛。我正为加缪苦恼而无处可逃，故欣然应邀。 正好遇上入秋以来济南少有的好天气，天光晶映如沉秋水，目遇之处是渐由荣转枯的草木。拾级而上，青石台阶在树木掩映中延伸到无法预测的远方，一如不可预测的上帝与命运。 淡季的千佛山神比人多。游客疏疏了了，却能走几步便遇一神塑。金刚怒目，菩萨低眉，佛祖拈指而笑。我想，如果加缪是对的，那么捣毁塑像才是唯一的出路。好友指着树上系满的红绦给我看。求福的祷寿的祈安的望康的。无穷无尽的依托与渴望。 我知道自己钻着牛角尖，因为过分靠近加缪而无法摆脱他的影响。又不能完全理解他，只能似是而非的借用他的一点视角，隔着半个世纪讽刺神佛。 在文昌阁，我们遇到两个中年人。男人已经半秃了，女人也在穿着打扮上显出老态。我们进去时正好看他俩合力捧一柱大香从店里出来，我心下取笑，像奥林匹克圣火。后跟一着不伦不类的道服的男子，举着一沓符纸口中碎碎念着什么。 “孩子要考试了，诸神保佑孩子金榜题名……” “供奉直达天听，保佑孩子今后无灾无难……” 我在一旁的回廊里站着。调笑的话讲不出来了。 长久以来我所求是一种形而上的心灵解脱。所有不能明确推导出来的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所求者仅为智慧，那么尘世的生活无疑是不值得过的。所谓蔑视庸常目下无尘，不过是不知人间疾苦高高在上的推论。那么人类当然是可憎可恶的，人性当然是琐碎的卑贱的，生活被裹挟着向前我们没有能作出一点属于自己的决定。 用形而上的理论去否认形而下的存在不啻于一种暴政。即使感知到了似有似无的一点智慧，摸到了一点上楼的路，也不至于火急火燎的将门堵死来路抹去。在我经验所不及的地方，这些痛苦与希冀是真实的，忐忑与祈祷亦是。加缪所说的捣毁神像并非我的捣毁，理论不是唯一的出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问题永远不会是捣毁几座神像的问题，也不会是在某些特殊的年代所叫嚣的给人按思想按出身分成几类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斗争的问题，不是人类的内斗与天斗与地斗。而是理解、宽容的问题。 加缪的无神论不是否认神的存在，而是反对神的存在——神的存在与否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承认人的有限不是坦诚人的卑微，就在这个世界上，这些放弃了神的人，能够走向团结守望互助。 这时候，并非人的痛苦不再存在，而是在一个充满了理解与宽容的世界里，所有的探索者，都不再孤独。 完结于2016/11/6 晚 Reference： 《加缪全集》（全四册）阿贝尔·加缪著，柳鸣九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西绪弗斯的神话》阿贝尔·加缪著，郭宏安译，新星出版社2011 《加缪传》奥利维耶·托德 著，黄晞耘等 译；商务印书馆2010版 《阿贝尔·加缪：自由人生》马丁·梅耶 著，董璐 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版 《阳光与阴影的交织：郭宏安读加缪》郭宏安 著，译林出版社2011.6 《重读加缪》黄晞耘 著；商务印书馆2011 《加缪与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罗纳德·阿隆森 著，章乐天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 《今天所需的新人道主义》帕森斯《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0年0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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