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人身上都带有鼠疫，世界上没有人是清白的。鼠疫杆菌不会灭亡也不会永远消失，它可以沉睡几十年，也许有一天，鼠疫又要制造人类的苦难。在哲学家加缪笔下的《鼠疫》中，他通过对里厄医生在与鼠疫对抗的叙述中表达自己始终在思考人的处境，在追寻一种普遍性，在动荡、战争、劫难的极端环境下演绎着死亡的序列、时代的病症、绝望的抵抗，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推到极致。 现代人生存在一个信息化社会、知识经济型社会和消费型社会，同时也是一切都可以被文化包装和复制的社会；在这一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充斥着互联网等新兴电子信息技术，因此形成了高压力、快节奏的休闲消费型社会；在这种社会形势下，艺术品被大量复制、涌入人们的生活，艺术的神秘感和神圣感不复存在；同时，高科技高技术也带了生活和环境问题，随处可见的污染现象和能源危机等，使人们受物质力量的挤压和现代科技的控制，以及各种信息的“轰炸”和包围；生活在这样环境下的人们，失去了自由、自主的空间，使人的主题性消失、零散化，福柯认为人的个体甚至整个人类都被各种力量所分解、所置换、所异化，失去了人最初的意义，因而发出“人类死了”的痛呼，二战后的世界人们思考的不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人是否存在”了。 人类的思想是世界上极其矛盾的存在，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们意识到人是世界上极其特殊的存在，他创造了许多改变世界甚至征服世界的工具，但同时科技也使人们怀疑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面对现实世界的荒诞、混乱，人类文明的没落和人性的堕落，后现代主义作家对当代历史无边的无意义和混乱状态淡然漠视，将自己作为“局外人”，他们认为世界、人生本来如此，不必改变也不可改变，任何给混乱现状加以秩序规范的企图不仅徒劳无益，反而会使它变得更糟。所以，后现代主义的作家不会再有什么责任感、使命感、拯救精神，也不再有什么英雄，不再表现什么理想、价值和意义，因此文学作品中充满了现实社会中平凡普通的荒诞无意识，支离破碎、纷繁复杂、混沌不清的世界表现形式，他们通过文学作品主张无中心、无权威、多元化与多样性，甚至自我否定。 在加缪的《鼠疫》中，加缪通过里厄医生的坚定话语表达自己的心声：“我认为自己对当英雄和圣人都没有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人”。而里厄医生在鼠疫退出奥尔兰时感慨万千，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且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在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历程中，人类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而这场鼠疫对于他来说意味着接连不断的失败。这个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荒诞是在人类的合理要求和世界的非理性沉默这两者的对立中产生，它们之间是一种对立甚至是敌对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不能沟通或人与环境之间的根本失调。荒诞是生活与人的本质，这与现代主义时期是一致的，但后现代主义时期则用不着为超越荒诞而努力，因为这种努力是毫无结果的，人们应该顺其自然，或者将其化为绝望的喜剧，以幽默和调侃的态度来对付它，只求在精神上超越；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这是人们可以明确说出的表述，但是，荒诞是这一不合理性与人的心灵深处所呼唤的对理性的强烈要求的对立。人类对理性、对和谐、对永恒的向往与渴求跟自然生存的有限性、跟社会生活的局限性之间的断裂，人类的作为、人类的奋斗跟徒劳无功这一后果之间的断裂，这就造成了荒诞。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荒诞”是上帝“死”后现代人的基本处境，在萨特那里，表现为人的生存的无意义，在加缪那里，表现在西西福斯式的悲剧，在卡夫卡那里，表现为异化、孤独、徒劳和负罪…… 二战后的世界，充满了荒诞与物欲，荒诞是世界和人生的本质，人已经异化为物的奴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都达到了十分荒唐可笑的境地；而人是过程的主体，实现的主体，欲望的主体，来自于本能的东西是纯洁的欲望，本能的自由、感觉的自由是自由的底线，而这种自由也是本能欲望。随着二战结束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给历经战乱的人们，包括当代年轻人，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刻苦铭心的精神创伤，而且核战争更是一块巨大的、挥之不散的阴影，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畸形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因此后现代主义文学体现了一种悲观甚至是绝望的人生态度，文学作品中揭露的就是所谓"现实"的虚假性, 即“现实”只不过是语言虚构的假象，世界只是我们的幻觉，没有确定性，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和可能性。 巴勒斯说：“世界是不可能被理性表达的，充其量只能用马赛克的拼接方法进行暗示。” 苏克尼克说：“现实不存在，时间不存在，个性不存在。”在这样一个看起来是幻觉和虚假的世界里，一切历史存在的事实、一切现实和语言仿佛都失去了彼此之间的联系，解体了，崩溃了。人们面对焕然一新的科技信息时代和物欲横飞的物质世界惶恐万分，并且对普遍的人性良知和正义产生了质疑和彻底的绝望，他们感觉自己已经被社会和世界抛弃到一个陌生冷酷的不可名状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冷漠或敌对、缺少了安全感和信任度，人生荒诞虚无，痛苦悲哀，没有前途，处处充满危机。加缪的《鼠疫》通过描写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在突发鼠疫后，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每个人有不同的表现，主线是主人公里厄医生和塔鲁为代表的一大批人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故事。在小说中，鼠疫爆发时，人们深受其害却在面对鼠疫的时候手足无措，不过在灾难中各色人物便开始登上他们的戏剧舞台，有权有势的借此大发横财，彷徨无助、过着委靡不振生活的小人物在被封锁的城市里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的援助；在最后的结局中，人们欢声笑语、全城掌声雷动，轻松愉快的气氛冲淡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人们忘记了受灾难影响的痛苦，只记得现实的欢乐，忘记了在瘟疫期间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忘记了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在作者看来，人类是理性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合理要求，相反世界则是关闭的、分裂的，充满着非理性，《鼠疫》中呈现的故事，并非是带着美好期待的谎言，反而出卖了社会本质和世界真实，作品揭示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下所体现的深刻真理、世界的美、人的痛苦、被围困人们的孤独以及他们对生命的热爱…… 加缪，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在其哲学著作中《西西弗的神话》描绘了一个典型的荒诞英雄，因于西西弗的激情，也因于他的困苦，给读者展现了一个事实——人生就是荒谬，正如日复一日滚石上山的西西弗,人类亦是一代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每天的生活。当作品中一层层地剥开人生虚幻的外衣，将其荒诞的本质赤裸裸地揭露出来，同时也表现了加缪的思想：荒诞不是绝望，因为看穿幸福的同时也就看穿了痛苦。尤奈斯库说过，不是任何社会制度使他感到荒诞，而是人本身，所以世界荒诞，人生痛苦，对于每个拥有“自我”、“自为”的人类个体来说，处在一个纯粹偶然、没有秩序、没有理性的客观世界中，荒诞至极，且常常遇到阻碍、不幸和痛苦，感受到的是无尽的冷漠、孤寂和对现实世界的无奈，既然荒诞是一种必然，因此就有一个采取什么态度、如何面对荒诞的问题。 荒诞，作为存在主义的重大主题，表现了个人对于存在的恐惧,荒诞的感受，它反映人在面对世界时所感到的一种孤立无援、冷漠陌生、个人承担但无意义的世界荒谬而没有尽头、个人处于一种“被抛”的境地。如加缪《西西弗斯神话》中说的,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差别只在是否认识到这一点：“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样的节奏周而复始地流逝。可是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浮现在意识中,一切就都从这略带惊奇的厌倦中开始了。'开始’,这是至关重要的。厌生在机械麻木的生活之后,但它开启了意识的运动。” 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非理性的，人与世界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人的存在方式是荒诞的，而这种“荒诞”式的存在主义集中体现了西方世界带普遍性的精神危机和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情绪在加缪的作品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像《局外人》中主人公默尔索从始至终哪怕到死亡也是一个茫然冷漠的消极反抗者，在主人公甚至是在作者眼中，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面对荒诞人们能做的也只有如里厄医生积极生活或者如默尔索如局外人一般漠视一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