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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孝义的农业学大寨始于1961年，当时的县委书记李惠春把张忠勇、赵孟岚、赵玉山等叫到办公室说：“你们东山人回东山取经，带回东山经验在孝义推广。”于是他们背上孝义的核桃种子就出发了，他们是从井沟方向去到大寨。机会不错，正好碰上“人民日报”记者采访陈永贵。他们和记者一块听取了陈永贵的经验介绍，吃了饭。他们把核桃种子交给陈永贵，陈永贵表示感谢后，把他们带到仓库说：“你们要什么拿什么，要多少拿多少！”于是他们背了不少金皇后玉菱和黄流沙谷子优良种籽回孝义推广，使孝义的产量逐年提高。加上全县修梯田，让洪水不下山；平川建高灌筑渠、打井整地建设高标准园田；山区上马治理下堡、兑镇、西泉三条河工程，打石坝万米，造地约五千亩，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条件。
1965年2月，张忠勇任中共孝义县委副书记，同县委一班领导团结奋斗，立志为孝义人民造福。孝义的农业学大寨持续了20多年，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陈”、“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歪曲、干扰。但就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选优种、施化肥、用农药、推广科学种植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改变了孝义山川的面貌、一以前，全县的粮食产量，一直在一亿斤上下徘徊，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到1974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1.7亿斤以上，3000万斤的征购任务，年年超额完成。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是党中央的定论。我们必须牢记沉痛的历史教训。张忠勇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始终。他说：“我个人受到批判、诬谄是小事，重要的是怡误了我年轻力壮、精力充沛能为党和人民多做贡献的10年时间是一憾事。当时我33岁，刚刚进入人生的成熟期，是一生的黄金时段。”一个党员干部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首先想到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文革”期间，张忠勇历任县委副书记、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县革委副主任等职。张忠勇说：“中共孝义县委是始终支持红卫兵运动的，我们把红卫兵当作是毛主席派来的客人给以接待。红卫兵经孝义去延安，孝义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安排食宿饮用；孝义红卫兵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县委派干部领队前往，安排住宿伙食，确保其安全；孝义红卫兵外出串联，县委给以经济补助。估计前后花了五万多元。开始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文艺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事情；根本没有想到是全国上下批斗'走资派’，夺权、两派斗争，军队'三支两军’，建立革命委员会等。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对象。”
阳泉曲事件。1967年1月12日-15日，当时的县委宣传部长邢立民和赵成海、孙兆玉认为“山西日报”是党的机关报，“红卫兵”查封“山西日报社”是错误的。旗帜显明地站出来抵制、反对。11月15日，京晋造反派的徐斌、冯兵等硬说是反革命事件，赵成海等是反革命，要求县委、县政府逮捕法办。“由于县委领导按政策办事，他们便说郭荣卿、马平和我是黑后台。”后经地委个别领导示意，以群众扭送的方法，将邢立民等人送进看守所关押。张忠勇等赴省要求省领导处理。省领导示意，要孝义县自己处理。于是张忠勇等以无律条可查将邢立民、赵成海、孙兆玉释放，恢复了自由。2007年，邢立民之妻王自力到孝义看望当年的老同志时，还表示了对张忠勇的感激之情。 一斤香油。“文革”前，史叶青从临水大队按照社员价格买过一斤香油。因此，曾在白壁关公社任职书记的张忠勇、杨太保陪同史叶青接受了多次批斗，90度大弯腰的“喷气式”、“站板凳”。史叶青站在板凳上，因年高体重身体患病，汗水淋漓，张忠勇看到很可怜，又怕掉下来出危险。于是他对临水的造反派头头说：“老史那么大年纪受不了，你们让他下来吧！”“你同情'走资派’！史叶青下来，张忠勇站上去。”就这样，他替史叶青受罪。由于他多年在白壁关任职，群众基础好，站了一会儿，在群众的要求下，从板凳上跳下来。批斗会上，“史叶青香油香不香?” “香！” “高声点回答！”“香！” “买香油对不对?”“不对！”“高声点！”“不对！”就这样折腾了一整天，饥喝难忍。黄昏，被送到白壁关公社办公室。 这些老同志们苦中有乐，张忠勇开玩笑地说：“老史呀，我们陪你批斗了一天，你得犒劳犒劳我们吧。”史叶青从身上掏出2元钱买了三斤点心。三人以点心就开水美餐起来。刚吃了两块，善吉村的造反派又来揪斗，三人只得跟随前往。善吉村揪斗后，已到午夜。三个苦兄弟继续着点心就开水的“美餐”。 张忠勇说：“在'二五’夺权前的五六天，'造反派’为夺权造舆论，加强了批斗的力度，每天都有三四场。被批斗的有郭荣卿书记，我和马平是副书记、陈生荣部长、王长青和梁德重是副县长。1967年2月5日晚10点多，我和石存有正在跃进剧团接受批斗，'造反派’把我俩带到县委大院，我看到郭荣卿、马平已站在那里，夺权的人很多，县武装部全部参加。魏生财宣布'把党、政、财、文大权交给群众’，郭荣卿、马平隔离审查，裴玉辉、张忠勇、陈生荣交给群众组织审查，公、检、法的领导干部交给机关审查。2月8日，'孝义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夺权。我想这就可以轻松一下了。但3、4月份，'造反派’让我站出来，参加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指挥生产。5、6月份，我担任了'中共孝义县核心小组组长’。'七月会议’后，'红联总’点名张忠勇是'黑二线’人物篡权。故而又发生了1967年10 月11日的二次夺权，成立了'革筹委’我就成了重点批斗对象，'孝义报’登了'张忠勇三哭’，从此形成了两大派。我在孝义就待不住了，开始躲在晋中军分区，因为我吃饭没有粮票，就转到晋中军分区在聂村办的农场。后来解放军把两大派的主要成员集中到介休纺纱厂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于1968年11月15日，成立了大联合的'孝义县革命委员会’由于派性作怪，又出现了武斗事件，局面十分混乱。期间，可以说我在到处逃难，去了阳泉、石家 庄我弟弟的部队，还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但走到哪里都受到派性干扰。在整个山西都是两大派。” 有一段时间，张忠勇躲在了杜村公社申江沟村支部书记王安忠家，村里人都知道，由于他人缘关系好，有群众基础，觉得很安全。有一天，他在去王安忠家自留地锄草的途中，看到有几个背枪的人进村了。“我觉得不对劲”，果不如然，一会儿，村里一个小伙子跑来告张忠勇，“中阳县的'造反派’来抓你！”于是张忠勇躲进了繁茂的树林中，逃过了一劫。回村后知道，这伙人蛮不讲理，他们问王安礼爱人“张忠勇在哪儿？”“我们不认识。”于是打了两个耳光，悻悻而去。事后，中阳县的老干部李志新对张忠勇说：“如果那次被抓，你的命就没了。” 1971年5月，张忠勇到山西省在忻州举办的“五七”干校学习，他被编到一大队三排十一班，校长是王文章，大队长是解放军干部，指导员是王亮、副指导员是刘顺清。班长是陈荣。学习的内容是“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一周一次大课，由省委党校的教师主讲，平时是自习。记笔记、写心得。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大部分时间是参加劳动。张忠勇是比较年轻的学员，共参加劳动157天，受到领导表扬。一次，他和班长陈荣、山西著名作家李束为打着灯笼，黑夜加班浇地。他年轻体壮，自担重任，让老李和老陈看水位，他却跨河沟，跑上窜下忙活着。夜深李束为的胃病犯了，他干脆把老李送回家里给倒上开水休息去了。奋战了一夜，超额完成了任务，又没有跑水现象而受到同志们的好评。他憨厚、乐于助人的优良品德亦令同志们敬佩。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忠勇同志曾几十次受到“造反派”的批判斗争，但并没有揭出什么大的实质性的问题，这是对张忠勇工作的一次大检验。张忠勇自信地说：“凭我的良心，我对党、对人民、对工作忠贞不渝，如果有错的话，顶多是个方法问题。”他对群众在运动中的一些过激言行完全可以谅解。 被诬陷发生在1974年，当时孝义县编演的“三上桃峰”在省城演出后，因为剧名中的“桃”字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中“桃”是一个字，而受到极左路线的批判。并把此帽扣在了时任山西省党政军主要职务的谢振华、曹中南头上。孝义县委的个别领导火上加油，揭发谢振华1971年到大麦郊为毛主席建纪念馆一事是名为树毛主席，实为在下堡建林彪纪念馆树林彪；谢振华到孝义视察工作时，顺便为省军区选演员，被诬为名为选演员实为选美女。期间，“山西日报”社派两名记者到孝义调查，张忠勇如实反映情况说：“下堡建林彪纪念馆，一是时任下堡公社党委书记张守忠和我们县委提出来的，因为当时林是党章上写明是党的接班人，又在下堡住过，当时'林陈’反党集团还未暴露。如果有错误的话，也应由我们来承担，此事与谢振华无关。至于选演员一事，都是我们县里给办的，不存在选美。”张忠勇坚持实话实说、实事求是。“山西日报”社的记者很不满意。在当时形成了“揭、批、清”、“捂、顶、保”两种倾向。刘克诚、张忠勇、侯国保等被戴上所谓“捂、顶、保”的帽子多次受到批判，并把张、侯调离孝义工作。 还有一件事是当时在吕梁地区革命委员会任职的石效由、刘汉儒，是张忠勇的老上级，在孝义调研期间，同张忠勇谈话，“你在孝义工作时间长，有群众基础，要积极支持某某某的工作”被篡改为“你在孝义工作时间长、有群众基础，某某不行”而受到无端的指责、批判。那个时候，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事屡见不鲜。张忠勇受冤不说，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只要能为党为人民工作，就又大刀阔斧地干开了。 1981年2月25日，中共孝义县委孝党字（1981）第7号文件指出“为由于批谢、曹受到株连的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在《总结汇报》中对这些同志提出的不正确的批评指责一律推倒。”为受到株连的刘克诚、张忠勇、侯国保等同志彻底平反。张忠勇说：“还是共产党好，光荣、伟大、正确。” 总理接见。1973年12月下旬，张忠勇出席了全国棉花工作会议，荣幸地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至今，张忠勇仍清晰地记得当时总理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 会上，周总理问浙江省一位叫黄金英的植棉模范，“你现在还种不种棉花？”黄金英答：“现在调到县里工作了，不种了，主要是管棉花生产。”总理又问：“那现在棉花生产怎么样？”“今年说不清，我正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周总理转过头问时任商业部长的军队干部范子珏：“你知不知道她是植棉模范?”范子珏说：“不知道。”总理非常严肃地说：“她就是贫下中农，为什么还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去研究一下，就不要让她进行教育了。” 紧接着，总理又问陕西省关中地区，一位叫张秋香的植棉模范：“我知道58年你种的棉花已突破200斤，现在是多少？”张秋香答：“现在是200出头。”总理说：“58年到现在进展不快，你们应该尽快研究棉花的种植新技术。” 最后，总理问的一位负责人，“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有十万人。”总理说：“没有这么大的兵团。”那位负责人赶紧说：“说错了，说错了，是一万人。” 在那次会议上，总理与代表们在一起畅谈了一个小时40分钟。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忠勇仍显得激动万分。 1975年9月，张忠勇被调柳林县委任副书记、革委副主任达五年零八个月时间。因革委主任是军队干部，实际上是由张忠勇主持县革委的全面工作。 期间，进行过两次政治运动：一是初到柳林的一年多时间里“四人帮”仍在横行，他们把大寨树成政治典型，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促大干，提出“对待大寨的态度，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以此分为学大寨派，反大寨派。学大寨的就是革命的，不学大寨就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柳林县有五百多人受到株连，其中有苏海玉、孙甫德、田嵩岳和张忠勇等五六十人长期住学习班，被批斗，甚至搞人身污辱，实际上是软禁，限制了人身自由。二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清查“四人帮”伸向各地的黑手，把文化革命中认识不一致的人都说成是“四人帮”的黑爪牙，大肆进行关、押、批、斗，伤害了一批干部，有的甚至致死。有百人被斗，五百人受到株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落实政策中对这两起运动所涉人员彻底平反。尽管如此，只要条件允许，他就走到群众中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倾听人民的呼声。他的双脚踏遍了柳林的山梁沟河，进行实地考察。调动全县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大搞改天换地工程。 一、大搞人工梯田，蓄水保土。每年春秋两季，县委均要动员5万人上马大搞农田建设。先后建成高标准梯田22万多亩，人均一亩以上。其中军渡、龙花垣、高家沟、刘家山、王家沟等人均1.5亩以上。成为吕梁地区建设梯田的先进县，各县组团到柳林参观学习。多次受到地委和行署的表彰。 二、修库、打坝蓄水保土扩大保收田面积。组织常年农建专业队，除进行小型的打坝造林工程外，重点抓了王家沟、后坪、洪水沟、穆村、高家沟、南寺沟等二十余项重点工程。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并扩大沟坝地万亩。 三、低水高调，解决人畜饮水和扩大灌溉面积。根据柳林十年九旱的特点，利用三川河、黄河、屈庄河等水资源。在沿岸建高灌站30余处，其中比较大型的是：韩家峪、刘家垣、庄上、薛村、山头、穆村、贺昌、锄沟等，有的是多级提水，扬程达250米至300米。每处的灌溉面积都在500亩以上。同时，在三川河的李家湾、韩家坡、贺昌、锄沟、穆村、杨家坪、葛寨等村打河坝2000多米；在黄河的小垣则、乔子沟、郝家津、三交筑堤坝1500余米。这些工程不仅确保了沿河村庄的安全，并新增耕地2000余亩。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 四、发动群众在沿黄河的孟门、军渡、石西、高家沟、三交、苇元沟等六个乡镇50多个村庄每年以5000亩的速度发展红枣村基地。到1980年全县红枣村面积达到五万余亩，产量1500万斤。同时，有计划地发展以苹果为主的水果基地，到1980年已初具规模，收到实效。 五、大搞公路交通建设。到1980年开通了全县14条乡镇公路。柳林通往各乡镇的公路基本开通。使全县65%的村庄可以通汽车。特别是刘家山乡村村通汽车的事实震动了全地区。成为全区的先进单位。各县组团去参观学习。受到地委、行署的表彰。郭津山同志成为修路模范，荣调交通局任局长。 经过全县人民连续六年的顽强奋斗。1975年前柳林县每年要从外地调入200万斤粮食，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1980年柳林全县粮食总产达到13500万斤，交售征购粮1200万斤。人均口粮400斤以上，并且留足了农村的各项用粮需求。 张忠勇在柳林工作的六年中，同全县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农民朋友广结友谊。令他神往，并于1996年元旦，回访柳林受到热情接待，故即兴作诗一首： 黄金价高成贵宝， 1981年5月始，张忠勇在交城县工作三年，先后任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刚上任的第三天就遇上小峪村森林大火，在省、地领导的现场指挥下，他和2000多民兵、1000多解放军共同奋战了两昼夜，将大火扑灭。他和同时到任的乔贵江同志对交城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了解，并针对性的制定出工作计划，一抓到底逐项落实： 一、落实政策、彻底平反。对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中被错误关押、批判斗争和撤消职务等250人进行了彻底平反。除在政治上赔情道歉、经济补偿外，分别在工作上给以妥善安排。特别是在交城有代表性的老同志王学会、赵子辉、高德胜、侯天亮、贾本太、芦成、石风金、张辉、王忠贤、张述贤、王玉满、张士荣等在职务上给予合理安排。从而稳定了人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党员的积极性。使交城的各项工作走上正规，工农业生产掀起了高潮。 二、落实土地承包，调动农民积极性。全县实行了以组、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向林业、水利、工副业和畜牧业等方面拓展，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三、实行科学种田。大力推广了优良品种、合理施肥、治虫防病、地膜覆盖、大棚种植和科学管理办法。提高了农民群众的市场观念和商品意识。 四、县属涉农部门转变作风。从单纯的领导转变为服务，狠抓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的技术指导和服务。技术人员可搞技术 投资参加分红。 五、逐年制定了发展计划和奋斗目标。 六、抓典型，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农业。 七、经请示省政府批准，给林区农民发放了林业证。全县共发放林业证18735份，树830万株。 在交城的三年中，张忠勇走遍了全县15个公社的大、小生产队和学校，企事业各单位，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交城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作出了一定贡献，受到当地党、政干部和群众的赞扬。 1984年春，他被调吕梁行署供销社任党组书记、主任。为全区供销系统的改革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1991年回到孝义县政府任正处级调研员，竭尽全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受到时任中共孝义市委、政府领导的好评。 1993年退休后，东奔西跑，创办了“孝义市老干部文艺宣传队”，自任队长，共新编和移植30多个节目，赴各乡镇、厂矿企业演出达五六十场，深受群众欢迎，尤其是“全民修公路”的节目，紧密配合了市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把身边的好人好事搬上舞台，受到干部和群众的一致好评。在离石演出后，受到地委姚新章等领导的亲切接见。他被孝义市委组织部、老干局评为“模范老干部”，并颁发了奖状。他深有感触地说：“反正我这个人闲不住，什么时候都想把工作做好，敢为人先，不甘落后。和同志们共同奋斗，互相关心，好交朋友，没有一点害人之心。”是的，张忠勇为人正派、耿宜、憨厚；工作上进、扎实、勤奋。这是他所工作过的地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识。 如今，张忠勇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仍在社区为市民办好事，过一个健康、快乐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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