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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 中国北方、新疆和欧亚草原文化的交往[1] ——以动物纹装饰为视角 动物纹装饰是北方民族和草原文化最为显著的标志之一，不同种类的动物纹装饰来源并不相同，本文从动物纹装饰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六种具有代表性动物纹装饰的起源和传布，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北方、新疆和欧亚草原文化之间的交往。 发达的武器、马具和动物纹装饰是著名的“斯基泰艺术”三要素，其中动物纹装饰（animal style，也被称为动物风格、野兽纹）是北方民族和草原文化最为显著的标志之一。“动物纹”（animal style）一词来源于1925年罗斯托维季耶夫（M.Rostovtzeff）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演讲，他当时用这个词来描述希腊罗马艺术所泛生的第二级艺术风格，也借以描述欧亚草原地区公元前1千纪的艺术。[2]随着草原地区相关发掘材料的丰富，动物纹装饰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之一。在中国北方、新疆和境外草原地区动物纹装饰都有广泛的分布，各地的动物纹装饰既有自己的区域特色，又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由于动物纹的使用不受功用的限制，往往更能体现当地族群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其艺术形式不仅是草原艺术创造者的个人自我表达，而且还与畜牧经济的生业方式紧密相关。因此，动物纹装饰研究是深入研究中国北方、新疆和欧亚草原文化的重要切入点，同时也是探索三地人群交往方式和过程的重要手段。本文将从动物纹装饰的视角出发，来探讨中国北方、新疆和欧亚草原文化的交往，为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由于各地动物纹装饰数量巨大，种类繁杂，我们仅选取其中分布范围广、特征明显的几种特色动物纹来展开讨论。 1.刀剑上的兽首装饰 兽首装饰是出现年代较早的一种动物纹装饰，主要装饰在工具武器的柄首，以刀剑上的兽首装饰最为常见。发现数量最多的是羊首刀剑，此外还有鹿首、马首等，从兽首刀剑的分布来看，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外贝加尔、蒙古、中国北方和新疆等地区都有发现（图一），中国北方邻近的蒙古南戈壁省出土的兽首剑[3]（图一，6）与中国北方最早的青龙抄道沟的剑（图一，1）十分相似，写实性较强，剑柄与剑身弯曲明显，剑格为阑式护手，是同类器中年代较早的，年代大约在晚商时期。米努辛斯克盆地、贝加尔地区和新疆发现的兽首剑数量少，而且都没有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的剑的兽首那样写实，而且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铜剑都出于卡拉苏克石峡期，所以年代应该晚于北方和蒙古出土的兽首剑。因此，最早的兽首剑很可能是出现在中国北方以及蒙古与中国交界地区，然后向外传播。[4]除了蒙古南戈壁省和青龙抄道沟的刀剑外，我们还可以找到这种装饰更早的来源，在燕山以南的藁城台西遗址出土了1件羊首铜匕，这件铜匕器身呈柳叶形，柄作羊首形（图二，1），藁城台西遗址属于商文化的北方类型，该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具有北方文化特色的青铜器，这件羊首匕柄作羊首形，作为食草动物的兽首装饰，很可能是商周北方青铜器兽首的创作源头[5]（图二）。
 图一(上） 中国北方、新疆及境外草原出土的刀剑柄部动物纹装饰 图二（左下） 刀剑上兽首装饰来源示意图1.藁城台西；2.绥德墕头村；3.青龙抄道沟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森林草原地带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中出土了几件动物纹装饰的铜刀（图一，14~16），年代可能要更早，但这种装饰均为整体的马纹装饰，与本文所述的刀剑柄部的兽首装饰风格不同，二者也应该有不同的来源。 2.虎噬食草动物纹 虎噬食草动物纹是欧亚草原非常常见的一种动物纹装饰，在中国北方地区最为流行，而且可以看到不同时期形制发展演变的规律，中国北方地区的主要题材是虎噬羊或鹿，依据具体形制变化可划分为六式： I式，虎噬羊，虎与羊尺寸相差较小，整体呈三角形，共1件，出自燕山北麓区小黑石沟M8501：170[6]，上端为昂立状虎身，饰以重环纹，扑向半躺状的羊（图三，1），这件虎噬羊饰件是目前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的1件，年代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虽然与之后流行的同类饰牌形制差异较大，但这也说明在这种饰牌出现的最早期，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形制。
图三 虎噬食草动物纹饰牌 1.宁城小黑石沟M8501；2、3.军都山玉皇庙墓地；4.西梁垙墓地；5.范家窑子墓葬；6.崞县窑子墓地12:2-2；7.小双古城墓地M11:2；8.马庄墓地；9.彭阳县古城村；10.内蒙古博物院收藏；11.彭阳县新集乡；12.庆阳吴家沟圈；13、14.清水刘坪；15.彭阳张街村；16.西吉县陈阳川村；17.石灰沟墓地；18.杨郎蒋河；19.《内蒙古·长城地带收录》；20.崞县窑子采集 II式，虎噬羊或鹿，虎为蹲踞，所占比例较大，而被噬动物尺寸很小，整体较为抽象，前后肢屈曲前伸，眼部、肱骨头、股骨头等关节饰圆圈纹无任何装饰，共116件（图三，2~4），均出自燕山南麓区的玉皇庙文化中，年代大约在春秋中期到春秋晚期，II式饰牌与I式饰牌似乎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二者分布区域毗邻，身上都装饰有圆圈纹。从这个阶段开始虎噬羊或鹿饰件的整体造型已经固定下来，后来的同类饰牌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III式，主要是虎噬羊，虎仍为蹲踞，前后肢均屈曲前伸，爪呈圆环状，被噬动物所占比例仍较小，但虎整体变胖，虎头、虎尾和四肢上有明显的装饰，图案比II式要写实（图三，5~7），共12件，均出自岱海地区，从形制上看与II式饰牌存在明显的演变关系，而且体现了从东向西传播发展的特点。 IV式，虎噬羊，虎为伫立状，虎身基本为素面，与III式相比，被噬的羊所占比例开始增大，共6件（图三，8~12），主要出自甘宁区和鄂尔多斯高原区，年代在战国早中期，说明这个时期这种饰牌继续向西传播。 V式，虎噬羊或鹿，虎多为伫立，与IV式相比，被噬动物比例进一步增大，虎身有明显的阴线纹或斑条纹，共16件（图三，13~17），分布地域主要集中在鄂尔多斯高原区和甘宁区，年代在战国中晚期。 VI式，被噬动物比例进一步增大，虎均为伫立，虎身饰有密集的斑条纹，饰件整体呈P字形，共4件（图三，18~20），分布地域主要集中在鄂尔多斯高原区和甘宁区，年代在战国晚期以后，下限可至秦汉时期。 从上面的分析看，这种饰牌可能最早是出现在燕山北麓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年代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I式，之后向西南传播到燕山南麓区的玉皇庙文化，年代大约在春秋中晚期，而且在玉皇庙文化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整体造型II式，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继续向西传到了内蒙古的岱海地区，形制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出现了III式。从战国中期开始这种饰牌向西传到了鄂尔多斯高原区和甘宁区，并在这里继续发展，IV式、V式和VI式都是这两个地区的典型饰牌。 在新疆地区和境外草原地区也存在许多虎噬食草动物饰牌，在新疆艾丁湖和塔加尔文化出土的虎噬羊饰件（图四，7、8），形制上与北方地区的IV式相似，年代也大致相当。交河沟北墓地、阿尔泰和图瓦地区出土的饰牌整体呈“P”字形（图四，9~11），与北方地区的VI式形制相似，年代在战国晚期以后。境外草原地区虎纹出土数量最多的是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虎咬噬鹿或者羊的纹饰非常多，但不见金属饰牌，而是流行皮革或毛毡上装饰虎咬噬鹿或者羊的图案（图四，3~6）或者是成排的虎吞噬羊纹（图四，1、2），这里的虎噬食草动物纹更加写实，虎都变得瘦长、束腰，还有通体饰紧密有力的斑条纹。这些特点与北方地区V式和VI式饰牌接近，年代也属于同一时期。
从上面的分析看，新疆和欧亚草原中部区的各文化中虎噬食草动物纹形制都较晚，均不早于战国时期，这些动物纹很可能受到中国北方地区的影响而出现的。虎噬食草动物纹装饰种类及演变说明东亚地区是这种动物纹装饰题材的重要起源地，这种题材从燕山南北地区开始，逐渐向西传布到整个北方青铜文化的分布区以及新疆和欧亚草原中部区。 3.神兽题材装饰 所谓“神兽”就是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生物，往往集中了两种或多种动物特征，有人称之为幻想动物纹或怪异动物纹，[7]林沄先生认为使用者对这一题材的崇拜和敬畏之情，因此称之为神兽题材。[8]这种神兽题材在中国北方、新疆和境外草原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北方地区神兽题材饰件虽然数量不多，但种类相对比较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鸟喙兽身，头上往往有长长的鹿角，部分鹿角上还装饰有鸟头，以陕西神木纳林高兔鹿形神兽为代表，[9]金质，鹰喙兽身，头生双角如鹿，角分四叉，叉端各有一个浮雕的鸟头（图五，1、2、4、5）；第二种是兽身头上有角，而且角上有成排的鸟头，这种题材也被称为有角神兽，[10]以阿鲁柴登出土金饰件为代表，[11]黄金铸成，正面为虎形图案，虎头上有角，角上有并排的8个鸟头（图五，3）；第三种是有翼神兽，固原博物馆藏1件，[12]飞行状有翼马图案，马背与腹部饰6个鸟头（图五，6）；第四种是兽首蛇身，王大户墓地出土1件[13]（图五，7）；第五种是，龙形神兽，清水刘坪墓地出土2件，[14]龙回首张望，杏眼，嘴微张，身体盘曲（图五，8）。北方地区的这些神兽题材的动物纹装饰，大都出现在战国中晚期，尤其是战国晚期以后，时间都非常晚，而且除了龙纹装饰外，在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都找不到更早的来源。
图五 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神兽题材 1.神木纳林高兔；2、4、5.西沟畔墓地；3.阿鲁柴登；6.固原博物馆藏；7.王大户墓地；8.清水刘坪 境外草原地区很多文化中都有神兽题材，西方传统的格里芬就是典型的神兽题材。在草原地区各文化中神兽题材最为丰富的是欧亚草原中部区的巴泽雷克文化。巴泽雷克文化神兽题材种类特别多，有的为兽身鸟首，而有的是兽身鸟足，多为不同动物造型组合而成（图六，1~11）。例如在图雅赫塔一号冢出土的皮革制成的神兽形象，整体上呈现的是一只站立的老虎，但头上有鹿角（图六，3）。在巴泽雷克神兽题材中有一种表现手法就是将尾巴的尖部描绘成三角形（图六，1、2）。还有一种表现手法就是将动物头上的角描绘成成排类似鸟头的形象，这在巴泽雷克2号墓葬中的格里芬噬鹿木雕上非常明显（图六，4），在神兽的纹身上也有类似装饰（图六，7）。在巴泽雷克墓地5号墓葬出土了一件描绘神兽的彩色毛毡制品，人首兽身，下肢站立，头上有鹿角，长耳，展开的翅膀和长长的尾巴，将鸟兽人三者结合一起，可算是将神兽题材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神兽流行的年代要早于中国北方地区，而且中国北方地区流行的前三种长角鸟喙兽身题材、有角神兽题材和有翼神兽题材在巴泽雷克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原型。
图六 巴泽雷克文化中的神兽题材 1~11.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12-20.巴里坤东黑沟墓地；21.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墓地M5 新疆地区发现的神兽题材比较少，在巴里坤的东黑沟墓地出土了多件金银牌饰[15]（图六，12~20），虽然细部并不是很清晰，但基本属于猛兽咬噬有角蹄足神兽的牌饰，不过猛兽的身体占据了很大的画面，虽然其构图较为特殊，与中国北方的同类图案有较大差别，[16]但这种神兽上装饰鸟头的风格可能存在共同的来源。目前在中国北方、蒙古和新疆地区发现的此类器物均没有早于巴泽雷克文化的。[17]因此，我们推测东黑沟的这几件牌饰极有可能是受到了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的影响。另外，在新疆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墓地M5出土了1件格里芬踏鹿形象的金饰件。鹿呈站立状，胴体浑圆，四足微内曲。格里芬立于鹿背上，俯首，竖耳勾喙，双翅高展[18]（图六，21），与之共存的还有1件后肢翻转的金马饰牌（图八，10），这些动物纹造型也流行于巴泽雷克文化中，因此它们的出现也可能与之相关。[19]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推测中国北方和新疆地区的大部分神兽题材的流行可能与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有关，但这并不代表这些神兽题材都最早起源于巴泽雷克文化，有翼神兽和格里芬题材都属于西方的传统，在斯基泰文化第一阶段就已经比较流行，而且斯基泰的鹿纹流行扭曲夸张的角（图七，1、4），与后来鹿角上成排的鸟头形制非常相似，而且这种鹿纹蹄部已经做成鸟喙状，因此很可能是这种题材的原型，实际上在斯基泰第一阶段的一件杆头饰上就已经出现了成排的鸟头装饰，只不过这些成排的鸟头是出现在一只大鸟的头上（图七，3），而在斯基泰文化第二阶段鹿角也开始出现成排的鸟头装饰（图七，2）。因此我们推测巴泽雷克文化的部分怪兽题材存在更早的西方传统，但中国北方地区的类似风格的动物纹装饰可能是直接来自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
图七 斯基泰文化中与有角神兽相关的题材[20] 4.翻转动物纹 北方地区另外一种特殊的动物纹装饰就是翻转动物纹，主要是指动物的后肢和前身的角度反转180度的一种动物纹艺术，在自然界中的动物是无法展现这一姿势的。翻转动物纹在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数量不多，但形制各异，多装饰在带边框的长方形饰牌上（图八，12~16），有翻转的单马饰牌（图八，12），也有虎猪咬斗纹金饰件虎的后肢翻转（图八，14），还有有角神兽的后肢翻转饰牌（图八，15、16），北方地区这些饰件的年代大都在战国晚期前后。
图八 中国北方、新疆和境外草原地区出土的翻转动物纹 1~4.巴泽雷克文化；5、6.伊塞克古冢；7.塔加尔文化；8、11.乌鲁木齐阿拉沟；9.扎滚鲁克文化；10.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墓地M5；12、14.西沟畔；13.固原红庄；15.鄂尔多斯博物馆藏；16.西安北康 翻转动物纹在境外草原地区分布更为广泛，在七河的伊塞克古冢（图八，5、6）、塔加尔文化（图八，7）以及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图八，1~4）都有发现，其中以在巴泽雷克文化中最为发达，而且年代也最早，在彼得大帝宝藏中有一件精美饰牌，其中被噬的马就是非常典型的后肢翻转动物纹，堪称此类饰牌的艺术精品，据传可能也出自西西伯利亚或阿尔泰地区[21]（图四，10）。 翻转动物纹也见于新疆地区，乌鲁木齐阿拉沟竖穴墓出土2件[22]，一件是金狮饰牌（图八，8），另外一件是对虎金带（图八，11），这些猛兽的后肢均翻转朝上。扎滚鲁克一号墓地[23]中出土的木梳上有两只翻转的鹿纹（图八，9）。还有一件出自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墓地金马饰牌也是同样风格（图八，10）[24]，与之共出的还有一件格里芬踏鹿的金牌饰，这两件器物在巴泽雷克文化中都能找到类似风格的器物。从这些器物的共出物看，无论是阿拉沟竖穴墓，还是扎滚鲁克或库兰萨日克墓地出土的翻转动物纹年代都不早于巴泽雷克文化。 翻转动物纹的起源我们目前还没有更多的线索，但很显然在中国北方地区找不到其自身来源，而在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中翻转动物纹非常发达，而且在其他地区也没有发现早于巴泽雷克文化的翻转动物纹。以现有的证据看，中国北方地区的翻转动物纹可能与神兽题材的动物纹一样都源于阿尔泰地区。 5.立体羊形装饰 立体羊形装饰是米努辛斯克盆地非常具有特色的一类动物装饰艺术，这种装饰在很多器物上都有体现，其中在柲帽这类器物上最为常见，一般在其顶端多装饰有四肢并拢站立的大角羊形象，整体都显得瘦长。这些大角羊均呈站立状，羊角发达向后弯曲，羊的眼睛均用多重圆圈来表示，而羊尾非常短（图九，1~4）。与之共存的还有一类数量非常多的带銎孔的工具，在其顶端的边缘连续装饰有若干个大角羊，羊头部平视，吻部略长，羊角向后卷曲，羊身肥硕（图九，5、6）。此外，这类独立的羊形象在鹤嘴斧（图九，7）、剑柄、刀柄以及铜镜的柄部均有发现。而且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早期铁器时代一直都流行，这种风格在中国北方地区出现的时间较晚，相当于战国中晚期，境外蒙古地区也有这种风格的动物饰件，[25]其年代也应在战国以后。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这种立羊装饰不仅数量多，年代早，流传也非常的广。而更早的立兽装饰还出现在与米努辛斯克毗邻的图瓦阿尔然一号王冢中（图九，7），因此，我们推测中国北方地区的这种装饰风格很可能是从米努辛斯克盆地和图瓦等地传来的。
图九 米努辛斯克和图瓦等地立体羊形装饰 1、2.克里斯诺亚尔斯克；3~6.别拉亚加一号墓地；7.阿尔然一号王冢 6.北山羊饰牌 北山羊饰牌是一种分布范围非常广的动物纹饰件，在中国北方地区主要流行于战国中期以后，在甘宁地区的马家塬墓地和清水刘坪墓地数量最多（图十，1~5），与这种北山羊金银箔饰件形象和风格最为接近的居然是阿尔泰山最南部阿克—阿拉哈墓地出土的毛毡上[26]和拜勒尔墓地马鞍上的北山羊装饰[27]（图十，9、10），二者如此相似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两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北山羊装饰是天山七河地区最具特色的装饰之一（图十，6），因此，阿克—阿拉哈墓地出土和北方甘宁区的这种动物装饰很可能都是受天山七河地区文化的影响。在这中间也有一些联系的证据，在天山北麓的新源县（图十，7）[28]、伊犁特克斯县叶什克列克墓葬的青铜镜[29]、哈密采集的青铜镜[30]以及伊吾县拜其尔墓地[31]（图十，8）都出土有类似形制的北山羊形象装饰。对于从七河到甘宁地区的联系已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的讨论，这种联系标志着新疆天山通道的开启，也是后来丝绸之路开通的重要基础。[32]
图十 中国北方、新疆和境外草原的北山羊饰件 1.彭阳县张街村；2、3.马家塬墓地；4、5.清水刘坪；6.伊塞克古冢；7.伊犁新源；8.哈密拜其尔；9.阿尔泰阿克—阿拉哈墓地；10.阿尔泰拜勒尔墓地 以上我们讨论了中国北方、新疆和欧亚草原广泛流行的六种具有特色的动物纹装饰。从这些动物纹装饰的分布和发展中，我们可以追寻到中国北方、新疆和欧亚草原之间联系的一些线索。根据起源、分布和影响区域的差异，可将本文选取的动物纹装饰题材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刀剑上的兽首装饰和虎噬食草动物牌饰。 首先是刀剑上的兽首装饰，在中国北方地区分布范围广，数量较多，主要流行年代在晚商时期。在早商时期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羊首匕很可能是这种兽首装饰的创作源头[33]（图二）。新疆和欧亚草原发现的兽首装饰数量少，而且都没有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的剑的兽首那样写实，年代也相对较晚，因此最早的兽首装饰很可能是出现在中国北方以及蒙古与中国交界地区，然后向外传播，与之一起向外传播的还有凹格剑、铃首刀剑以及弓形器等。[34] 另一种是虎噬食草动物牌饰，这种饰牌在中国北方地区可以看到完整的发展序列（图三）。虎是东亚地区非常常见的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虎纹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中也非常突出，早在商代中国北方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虎纹装饰，而目前发现最早的虎噬食草动物饰牌则出现于燕山北麓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之后不断向西传播，从燕山北麓区到燕山南麓区，再到岱海地区，在战国时期分布到了鄂尔多斯高原区和甘宁区，并在这个时期传到了新疆和欧亚草原中部区。新疆和欧亚草原中部区的各文化中虎噬食草动物纹形制都较晚，均不早于战国时期，而且欧亚草原的西部区主要流行的豹纹装饰，基本不见虎纹装饰，因此，虎噬食草动物纹装饰很可能从燕山南北地区开始，逐渐向西传布到整个北方青铜文化的分布区以及新疆和欧亚草原中部区。 综上所述，刀剑上的兽首装饰和虎噬食草动物牌饰这两种题材都代表了中国北方地区对新疆和欧亚草原地区的影响。 第二类，立体羊形装饰。 中国北方地区立体动物纹饰件主要流行于战国中晚期，分布范围集中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甘宁地区，题材以羊和鹿为主，还有牛、马、刺猬、鸟和虎等。而这种立体动物纹早在公元前1千纪初，在图瓦的阿尔然王冢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中就已经广泛流行，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立体羊形饰件（图九）。正如我们前文所述，中国北方地区的这种装饰风格很可能是从米努辛斯克盆地和图瓦等地传来的。其实，除了立体羊形饰件外，这一时期的双鸟回首短剑和鹤嘴斧[35]也由米努辛斯克等地传入中国北方地区，而且在北方地区也表现出自西向东分布的特点，[36]这些都可以作为米努辛斯克盆地等地向中国北方地区文化施加影响的佐证。 第三类，神兽题材装饰和翻转动物纹。 前文中分析已经表明中国北方和新疆地区的大部分神兽题材和翻转动物纹的流行可能与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有关。巴泽雷克文化是阿尔泰地区最为发达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主要年代范围在公元前6～前3世纪，其动物纹装饰极其发达[37]。这个文化不仅直接引入和吸收了波斯文化的器物和因素，还创造了自身特色的动物纹装饰艺术。[38]虽然巴泽雷克文化的部分怪兽题材存在更早的西方传统，但中国北方和新疆等地类似风格的动物纹装饰可能是直接来自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 第四类，北山羊饰牌。 北山羊饰牌是天山七河地区最具特色的装饰，这种饰牌向新疆和中国北方地区的传布发生在公元前3~前2世纪，七河地区的伊塞克古冢和甘肃的马家塬墓地文化特征的相似性是其重要的佐证。两地人群从装饰方法到装饰效果，都非常一致，这反映了两地文化的密切交往，而且在天山山脉沿线也可以找到一些联系的证据。战国晚期天山七河地区与中国北方地区的交往标志着新疆天山通道的开启。[39] 以上四类只是我们选取的几种具有特色的动物纹装饰题材，其中第一类反映的是中国北方地区对新疆和欧亚草原的影响，后三类则反映了欧亚草原对中国北方和新疆地区的影响。通过对四类动物纹装饰的分析并结合其他相关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中国北方地区位于草原的东部区，是欧亚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在晚商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已经对新疆和欧亚草原地区的动物纹装饰产生过影响，刀剑上的兽首装饰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到了新疆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等地，在这些地区出现了与中国北方地区形制完全一致的兽首刀剑。与兽首装饰一起向外传播的还有凹格剑、铃首刀剑以及弓形器等器物，这些联系也体现了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向外扩张。[40] 2.早在中国北方地区动物纹装饰的萌芽阶段，就已经出现了来自境外草原地区的影响，早商时期的河西走廊地区就出现了来自西方传统的四羊权杖首。[41]而且之后的联系一直未完全中断，晚商时期随着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扩张，兽首装饰影响到了新疆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等地；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卷曲动物纹和排鹿纹则反映了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图瓦等地的联系。[42]即使如此，中国北方、新疆和欧亚草原地区动物纹交往的繁荣期主要是在战国时期。尤其是到战国中晚期，虽然三地游牧文化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北方地区和新疆地区流行的立体杆头饰和立体羊形饰、平面的北山羊饰件、展翅造型的鸟饰件、神兽题材和翻转动物纹等许多动物纹装饰都与境外草原地区的影响有关，而同时北方地区的虎纹饰件和虎噬食草动物纹则也影响到了新疆和境外草原地区文化。 3.从本文选取的动物纹装饰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欧亚草原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都存在自身特色的动物纹装饰，而新疆地区基本没有自身传统的动物纹装饰。新疆地区的动物纹装饰器物多数分布在天山一线以及阿勒泰地区，其动物纹装饰并不发达。与新疆邻近的中国北方、阿尔泰以及七河流域等地区，都是欧亚草原地区动物装饰的重要分布区，新疆地区则处于一个中转站或者通道的地位，所发现的动物纹装饰基本都反映了来自其他地区的影响，并没有形成自身特色的动物纹装饰风格，有些动物纹装饰器物甚至是直接由中国北方和欧亚草原地区输入的。[43] 4.欧亚草原地区范围非常大，但“内陆亚洲山麓地带”动物纹装饰与中国北方和新疆地区联系最为密切。“亚洲内陆山麓地带”(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是欧亚草原中部区非常重要的地理单元，是指萨彦岭、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地带，从东北向西南具体包括米努辛斯克盆地、图瓦和阿尔泰山地区以及中亚的天山七河地区。[44]笔者曾专门写过这一地区的动物纹装饰特征，[45]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北方和新疆地区动物纹主要与这一地区的联系较为密切，而与欧亚草原西部区各文化间缺乏直接的联系。虽然同属于内陆亚洲山麓地带，但其下不同区域动物纹的分布和影响并不一致。从本文选取的动物纹装饰看，刀剑上的兽首装饰和立体羊形饰反映的是米努辛斯克盆地与中国北方地区的联系；虎噬食草动物牌饰、翻转动物纹、神兽题材动物纹反映了中国北方和新疆与阿尔泰地区的交往；北山羊饰牌的传播则反映了中国北方与天山七河地区的联系。 不仅如此，中国北方与内陆亚洲山麓地带各区域动物纹交往的时代也不相同。最早是与北面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和图瓦地区的联系，从晚商时期刀剑的兽首装饰到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卷曲动物纹和排鹿纹装饰，再到春秋时期立体羊形装饰和双鸟回首短剑，都反映了中国北方与这一地区的交往；然后是中国北方与阿尔泰地区，主要是与巴泽雷克文化的联系，年代主要集中在战国时期，神兽题材、翻转动物纹和虎纹以及虎噬食草动物纹等是两地联系的重要证据；最后是中国北方与天山七河地区的联系，年代已经在公元前3世纪之后，北山羊饰牌的传布以及伊塞克古冢和马家塬墓地的联系都是其交往的重要佐证。中国北方地区与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阿尔泰地区的联系可能主要通过蒙古西部再到内蒙古西部的草原通道，而最晚的中国北方与天山七河的联系则主要通过天山通道，这也是后来的汉唐丝绸之路重要路线之一。从米努辛斯克盆地到阿尔泰再到天山七河地区，交往的路线不断南移，这个过程也反映了从草原之路到丝绸之路的历史进程。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编校：宋 俐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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