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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的目标是富国强兵，这里面除了经济上的一些改革措施外，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不少的改变。保甲法便是王安石军事改革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成强兵救国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可是从历史记载来看，保甲法的效果非常的差。这个措施不但没能完成强兵的目标，反而让百姓深受其害，甚至于用自残的方式来逃避保甲。而保甲法训练出来的乡兵也让前线的将士很不满，在对西夏的作战中将领们都不愿意用这些军队，因为他们的战斗力低下。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被王安石寄予厚望的保甲法，会如此不如人意呢？  保甲法产生于宋神宗熙宁三年，由司农寺发布《畿县保甲条例颁行》而开始的。它规定乡村住户，每十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这个法令是让保丁在农闲时参与军事训练，成为准军事人员或民兵军队，称之为乡兵。平时乡兵是作为地方治安维护所用，国家发生战争时则是正规军队的补充。从核心上讲，应该是现代的民兵和预备役制度的雏形，有着很先进的政治意义。  通过保甲法的实施，按王安石的设计可以为国家提供充足稳定的士兵来源，又能够节省国家在养兵和治安上的开支，解决冗兵和冗费的问题。平时的时候由地方官府组织进行保甲制度，不需要朝廷承担任何费用。战时可以挑选优秀的乡兵士兵，经过简单的训练就能补充到前线，确保宋军一线的战斗力。这个办法在设计的时候想得很好，尤其是面对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军事威胁时，理论上有着很好的强兵的作用。然而事与愿违，保甲制度形成的乡兵战斗力奇差，就连边境一线的将士都不愿意用。而且这个制度也让老百姓怨声载道，反对声音极高。  根据史料记载，保甲法一颁布就收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激化了朝廷的矛盾，政治斗争越发激烈起来。其中反对的不仅仅有司马光、韩琦这样的文官集团保守势力，还有代表着北宋将门势力的曹太后、高太后等权贵，甚至于地方百姓都激烈的反对这个制度。据说很多地方的百姓为了逃避保甲法，甚至不惜自残身体，断腕残足来躲避成为保丁。这种朝野上下的反对也让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变法遭到了空前的阻力，以至于宋神宗开始动摇自己的改革信念，为后来王安石被罢相埋下了隐患。  综合分析保甲法引发如此反对舆情的原因，其最大的根源还是在于封建王朝的土地制度。土地是古代封建王朝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所有的乡民都依附于土地才能生存。到了北宋中期，北方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大量的土地被控制在以大地主和大商人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手中。士大夫家族通过土地控制依附于上面的百姓，以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王安石的保甲法则要求部分乡民从土地上脱离出来，成为保甲制度的保丁，承担起军事和治安的重任。这对于控制土地的士大夫家族和依附于土地的乡民，都不是好消息。  保甲制度是按期要进行“上番”和“教阅”的，也就是说要参加军事训练、治安巡查、配合地方征剿盗匪等活动。这是活动是会消耗地方的财政资金，也会消耗大量的人力资源。这些人力资源都来自于乡民，便会对他们所租种的大地主的土地收益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战事频繁的北方边境，这里除了土地经济没有别的收入，大地主和大商人都靠着乡民们种地来收益。如果乡民都去参加保甲，那么土地收益自然没法保证。对老百姓而言，这样也会减少他们进行农业活动的时间和投入，对他们每年的收益产生负面影响。  实际上造成宋朝北方土地兼并严重家族的除了文官士大夫阶层外，北宋将门世家也是主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家族大多都是宋朝开国时候的军事贵族，其中不少还是开国元勋。他们在文贵武贱朝堂上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但是在地方上却有着盘根错节的利益，成为主导地方政治的豪强。保甲制度形成的乡兵，削夺了原本属于这些豪强家族在地方承担治安巡查等准时活动时的利益，所以受到了极大的反对。以至于代表着北宋将门的曹太后、高太后等人到宋神宗面前哭诉，要求宋神宗停止变法，恢复祖宗的旧制。  由于参加保甲制度的乡兵本身是农民出身，从一开始就被捆绑在了土地上，所以他们的生存受到大地主的极大制约。控制着土地的是士大夫阶层和北宋将门豪强，他们可以用生存问题相威胁，胁迫老百姓反对保甲制度，蛊惑他们用各种方式逃避保甲。而老百姓为了生存，本身也对保甲制度有所怨言，所以被士大夫阶层和将门豪强所裹挟，形成了反对保甲制度的政治浪潮。这种浪潮到了朝廷上层，就成为文官集团和北宋将门攻讦王安石变法的证据，也称为向宋神宗施加政治压力的来源，让变法受到极大的阻力。  除此之外，严密的保甲制度形成了保户之间的等级差，成为了腐败的温床。保甲中的保长、大保长和都保长都有一定的权力，这些人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打着官府的旗号欺压百姓。这种腐败堕落的情况，使得保甲制度出现了残害百姓的现象，受到老百姓的厌恶和抵制。 在这种内外反对的气氛下，保甲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流于形式，根本没有起到原有的强兵的作用。保甲制度征集的乡兵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军事训练，很多时候就在糊弄人，甚至连地方剿匪一类的任务都无法单独完成。而参与保甲的一部分地方流氓势力反而成为治安败坏的根源，为后来的流民造反埋下了隐患。  从军事角度看，原意本是的强兵的保甲制度，在军队的训练上问题很多，其中最为主要的便是缺乏专业的训练。宋朝的军事制度经过了赵匡胤和赵光义的改革后，形成了军政和军令系统互相制约的状态，防止掌权者权力过大而威胁到皇权。但是在军事教育体系方面，宋朝并没有做出改革。宋朝没有专门的军事教育体系，军事学说和技能的传授只能在正规军中形成。这些学说和技能都是掌握在北宋将门世家的军事贵族手中，并没有单独成为朝廷控制的军事教育体系。也就是说士兵必须进入禁军或者厢军才能学习到打仗的技能，在外面是学不到的。  但是保甲制度并不属于禁军或者厢军，而是独立出来的民兵预备役部队。训练他们的是地方官府找来的在禁军或厢军中有过官职的人，但并没有像杨家将、高家将那样具备军事教育体系的贵族。于是保丁的训练就成了二把刀教三把刀，大家互相糊弄，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因此保丁队伍没有形成军事训练成果，军事技能极差，战斗力不堪一击。这些军队放到西北和北方战场的一线上去，不但无法支撑当地的作战，反而连累正规军的战斗。所以后来宋朝于西夏的战争中，领兵的将领都尽量不接受来自于保丁的兵员。  实际上从宋朝的政治风气讲，当时的朝廷也不允许保甲制度与原来的禁军、厢军高度的合流。宋朝是文贵武贱的时代，北宋将门虽然占据大量的国家资源，但在朝廷上并没有话语权。士大夫文官集团始终防备打压北宋将门，让他们不能完全掌控军队，避免他们出现藩镇割据。这是从赵匡胤时代就开始的潜规则，到了宋神宗时期已经运行几百年了。如果让保甲制度将兵员输送到禁军形成体制，这将打破文官集团对军事的控制，有可能让北宋将门挣脱束缚。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官士大夫们也不允许独立于军队之外的保甲制度存在。 综上所述，因为宋朝土地制度的原因，让王安石的变法成为了无根之水，难以取得成功。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可知，王安石在士大夫和将门世家掌握的土地资源基础上搞改革，是注定要失败的。士大夫和将门世家只需要用土地将乡民们控制起来，就能瓦解王安石的所有变法制度，将好事变成坏事。 保甲法得不到贯彻，其结果事与愿违，便是最为典型的现象。而这些新法又触及了掌控土地资源的士大夫和将门世家的利益，自然引起文官集团和军事贵族们的强烈反对。而老百姓并不了解这些，只是有奶便是娘的受利益的趋势，便成为了保守势力掀翻熙宁新法制度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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