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有情有景,有色有香,融诗情画意、野趣、哲理于一体,既歌颂了土地革命战争,又显示了作者诗人兼战士的豪迈旷放的情怀。实际上,毛泽东作这首词时,正处于逆境之中,让我们重温一下这段历史。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湖南起义农军,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余部在井冈山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6月改为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也称“朱毛红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红四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书记。 5月20日,根据中央和湘赣省委的要求,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当选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兼任。特委既领导边界各县党组织也领导红四军。 11月又根据中央“6月来信”,成立红四军前线委员会(简称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并规定“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即前委权利最大,管辖特委及军委。红四军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受湖南省委指导。 红四军序列(1928年4月)
1929年1月1日,蒋介石任命何健为代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调集湘赣两省8个旅约3万兵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进攻。为了打破敌人“会剿”,摆脱经济困境,红四军向赣南闽西出击,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可是,红四军下山后一路很不顺,红军战斗频频失利。 2月初,毛泽东在寻乌召开前委会,为简化决策程序,提高决策效率,毛泽东提出,现在军情紧急,部队实行改制,军事行动由前委拍板,暂时撤销军委,朱德表示同意。部队改制、军委撤销以后,红军提高了战斗力,很快取得大柏地战斗胜利,实现了东固会师。 3月20日,前委汀州会议决定,在赣南、闽西20余县实行武装割据,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态势非常之好。 1929年4月3日,中央特派员刘安恭来到瑞金,给朱德、毛泽东送来了中央写给红四军领导人的“二月来信”。因刘安恭是中央军事部派来的,曾留学苏联,一到红四军就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 5月19日,红四军一打龙岩后,闽西革命形势得到了极大的改变,随着红军的扩大和地方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明显多了起来,使得红四军前委既要管军队,又要管地方,工作繁忙。朱德和刘安恭便提出恢复“红四军军委”,尽管毛泽东和陈毅、林*都反对,但仍然通过了此项提议,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刘安恭担任书记。 刘安恭是四川人,和朱德是老乡,参加过南昌起义,与朱德一起留学德国,后来又留学苏联学习军事,作战勇敢。可是,刘安恭对中国的革命形势缺乏完整认识,到任伊始,就套用苏联红军模式和标准批评红四军的做法,还以中央代表的口气指名道姓地批评毛泽东,说“朱德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指责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还认为“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他主持召开了红四军临时军委的第一次会议,在不邀请前委书记毛泽东参会的情况下擅自越权做出决定:“前委应只管地方工作,只讨论行动问题。” 1929年6月8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白砂镇早康村召开。会上争论的焦点仍是要不要设军委的问题。最后,会议愈争愈烈,毛泽东再次愤而提出辞职,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并建议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以解决这个是非问题。 为维系前委工作运转,前委遂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 鉴于毛泽东的坚决态度,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刘安恭的做法不满,会议就军委的设置举行表决,结果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撤销军委的决定,毛泽东的意见占了上风。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被免除,调任红二纵队司令员。军政治部主任改由陈毅担任。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龙岩召开,四五十名参会人员在会上直接指名道姓批评毛泽东和朱德,刘安恭甚至用手指点点戳戳对着毛泽东进行批评,朱德作了长篇答辩,毛泽东却表现得很克制,只作了简短的发言,声明对很多意见保留看法,等待日后的实践证明。 作为前委代理书记的陈毅则对毛泽东和朱德“各打五十大板”,在此次会议决议案中对毛泽东和朱德各提出了七条批评意见,并对毛泽东作出严重警告,对朱德予以书面警告;同时,也对刘安恭(后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负重伤牺牲)和林*进行了比较严厉的批评。 这时候,陈毅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他在中央没有指示要改组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班子的情况下,竟然主持红军七大擅自改选,因为他以为应该还会选出原来的领导班子,没料到,由于他对朱毛“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以及毛泽东愤而辞职引起许多人的不满,结果竟然选出了陈毅担任前委书记。 对这个选举结果,陈毅出乎意料,他认为自己干不了这个前委书记,但选举结果已经成为事实。七大闭幕后,前委书记陈毅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中陈毅称自己是一个“过渡内阁”,并请中央派人来四军主持工作。 七大选举的结果也让朱毛二人的情绪更加低落。朱德虽然和毛泽东有分歧,但还是比较认同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而对毛泽东来说,这个选举结果无疑是当头一击,让本就病了数日的他病情更加严重了。 于是,会后,毛泽东拖着病情加重的身体,带着怀有身孕的妻子贺子珍等一行人,以及一部分部队,黯然神伤地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份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红四军七大会址 1929年6月29日,蒋介石下令委任金汉鼎为总指挥,以赣省为主力、闽粤为堵截。7月中旬以后,参与“三省会剿”的国民党军队相继向闽西推进。 大敌当前,在朱德提议下,他和陈毅一起赶到毛泽东在上杭蛟洋的住处,在那里召开前委会议,商讨御敌之策。在会上有人提议陈毅和毛泽东一起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拒绝了,前委决定由陈毅一人去上海,改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于7月20日至7月29日在上杭蛟洋召开。毛泽东原本在五六月间染上当时的流行疾病——疟疾,时好时坏,身体虚弱,会议后期由于过度劳累病倒了。“他的身体经过数年军队的艰难跋涉,弱及不胜风飘,须要长期休养。而休养时没有西药医治”。大家虽很着急却束手无策,其结果是“已入深病”。他先后被送至上杭县的苏家坡、大洋坝及永定县的牛牯扑、湖雷、合溪等地休养治疗。 毛泽东在闽西居住的地方和“主席洞” 毛泽东久病不能随军,陈毅去中央汇报工作未归,前委实际上只有朱德独挑大梁。朱德既要指挥作战,又要负责政治工作,一人当作两人用,“因此应付不开”。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先是写出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五篇书面材料。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 9月6日,红四军重占龙岩城,胜利返回红色闽西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会剿”便以失败而告终。 1929年9月下旬,朱德在上杭县太忠庙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八大。 会前毛泽东收到开会通知,他回信说:“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毛泽东没有参加、陈毅赴中央开会尚未归来,朱德主持召开会议。 会议上许多代表对军事指挥的失误公开表示不满。会上,罗荣桓发言,要求请毛泽东回来领导红四军。张恨秋在会上发言,他以在苏区几个月的体验,说明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正确性,指出了毛泽东离开红四军这段时间,指战员的思想混乱和军事决策的失当,使红四军面临着危机,解决红四军的领导权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了。他还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在大会上宣读,恳请毛泽东返回红四军领导岗位。会议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极端民主主义等错误思想泛滥,七嘴八舌,毫无结果。 前委收到毛泽东不来开会的信后,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求他马上赶来。最终,病中的毛泽东只得坐担架来到会议召开地上杭。遗憾的是等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身体虚弱,全身浮肿,就让他在上杭临江楼继续养病。 上杭和红四军八大会址 在上杭临江楼的十多天很关键,当时从上杭县城的一家西药铺请来一位医生。他查看了病情后诊断道:“得的是疟疾,又泻又烧,持续不愈。时间一长,体质逐渐虚弱,因此身上便出现浮肿。”于是给毛泽东开了特效药——金鸡纳霜丸,并提出要给病人补充营养。果然,服药后的毛泽东病情明显好转。 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九月来信)。信中肯定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了一系列明确指示,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提出批评,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必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指出在目前的游击状况下,前委与军委无需采取两重组织制。周恩来嘱咐陈毅,回去后要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并说最好能有一个文件决议,使大家会后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由于携带“九月来信”的陈毅正在返回红四军驻地的路上,此时的毛泽东还不知道中央的决定。 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以及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敌委员会重新主持工作,标志着这场争论已经有了基本的定论。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红四军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上作出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用各种方法力量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 古田会议胜利召开。 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按照“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条件,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11人为前委正式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身处逆境的毛泽东,赋词《采桑子·重阳》12天后就看到了中央《九月来信》,确定重新回到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两个多月后,古田会议胜利召开。 古田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古田会议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