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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魏 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家飞速发展的工业技术不断改写人类生存与生产方式中的原有经验，始终追随工业生产逻辑的包豪斯，更是为工业时代下艺术与设计文明的拓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仅存在了14年，但其理性、民主的设计思想在全世界广为传播。20世纪上半叶的亚洲，唯有日本和中国曾有机会接近包豪斯本体，但当时中国社会接纳包豪斯主要是通过翻译和介绍的间接过程展开，而近东地区却更为直接、完整地接受了包豪斯，今天特拉维夫保留有四千多座包豪斯风格的建筑，成为全世界包豪斯建筑最多的城市，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特拉维夫为世界文化遗产，特拉维夫的包豪斯建筑随之享誉世界。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上半期特拉维夫城市建设的三个重要历史时期，来观察近东包豪斯发生的社会环境和演化过程，以及所起的社会作用。 20世纪初近东地区知识精英的行动方略 19世纪末针对欧洲国家出现反犹浪潮而兴起了犹太民主主义思潮，1897年犹太复国主义组织（Zionism）成立，〔1〕目标是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人的家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瓦解，英国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1917年英国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2〕1918年在英国政府的准许下，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进入巴勒斯坦，20世纪初犹太移民开始稳步增长，并主要进入特拉维夫。 一、特拉维夫田园城市的形成 特拉维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为“20世纪早期城市规划和建筑的杰出典范”，〔3〕这里的“城市规划”是指英国人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爵士的“田园城市”规划，具体为：城市中心是公共建筑和绿色公园，周围由居民区和工业区环绕，城际公路和铁路的边界被农田环绕。这是对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的田园城市思想的演绎，〔4〕属于欧洲“田园城市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希望借助“田园城市”的国际声望来吸引更多海外富裕的犹太人。1927年特拉维夫城市规划委员会批准了帕特里克·格迪斯的规划，1938年形成最终方案，〔5〕这不仅确立了特拉维夫南北向和东西向的城市主轴线，也在不同街区内划分出层次分明的住宅区街道和居民区小街道，这些街区和街道就是今天特拉维夫主要干道的基础（图1）。  图1 特拉维夫田园城市的主干道 二、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样式 随着带有大量私人资本的犹太移民潮（1924—1929）的到来，巴勒斯坦出现了第一次经济繁荣，并推动了特拉维夫的建筑热潮。从1909年沿赫茨街的仅有65栋建筑，〔6〕到1931年增到850栋，〔7〕1937年猛增至2700栋。〔8〕猛增的人口和有限的经济条件都要求高效快速的建设和简洁实用的建筑。 20世纪30年代，钢筋混凝土成为流行建筑材料，由于这种新材料可以预制建筑配件，使得建筑效率翻倍，所以特拉维夫的建筑师们都采用了这种新材料，并产生了一种与新材料相匹配的几何样式，如1936年建筑师卢西·科恩戈德（Lucian Korngold）设计的鲁宾斯基住宅（Rubinsky House）是由与街道转角相适应的三大体块组成，富于动态的外墙像一个外壳将三大体块包裹起来（图2），体现出新材料容易处理的特点。  图2 鲁宾斯基住宅 笔者摄于特拉维夫 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特拉维夫的建筑师几乎都是欧洲出生或在欧洲受过训练，他们主要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地学习建筑。〔9〕而当时来自欧洲的富裕犹太移民们希望他们的生活只是在地理上发生改变，而不是革命性的巨变，他们希望能保持原有的生活习惯。所以，特拉维夫成为欧洲文化的前哨，如楼梯扶手、阳台上的铁艺栏杆等都是对欧洲装饰艺术运动的再现。当这些在欧洲学习过的犹太建筑师们陆续回到巴勒斯坦后，面对大量来自现实的挑战，他们主动创造出了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新建筑样式，主要特征如下： 首先，独特的遮阳处理。由于特拉维夫的湿热和强光的气候条件，建筑师们需要解决强光照射和通风问题。1936年建筑师耶胡达·卢卡（Yehuda Lulka）设计的沙麦住宅（Shamai House）有效解决了强光照射，如在窗户或阳台上方安装一个厚约10厘米至12厘米的混凝土框架遮阳板，在垂直的楼梯间安装有数块水平排列的模铸混凝土薄板，这些薄板产生的阴影可以有效的遮阳。这种通过有序排列的数块薄板来遮阳的方式在今天仍被沿用。 其次，建筑底层的架空柱结构。1933年建筑师泽·雷希特（Ze’ev Rechter）设计的恩格住宅（Engel House）是首个在巴勒斯坦使用底层架空柱式结构的建筑，建筑底层的数根水泥柱将建筑物整体抬高，使得空气更加流通，也使得建筑底层空间与街道连接起来，这是将私人用地和公共空间连接起来，有效加强了公共空间领域的连贯性。底层架空柱结构也被现代住宅普遍使用，成为今天特拉维夫最独特的景观。 最后，开放性的空间。在当时的建筑中普遍出现了一种半开放式的公共庭院，如恩格住宅中半包围式的庭院。另外，由于特拉维夫降雨量少，以前倾斜的坡顶被平坦的屋顶取代，平屋顶成为一个被所有市民共同使用的公共区域。开放性的空间重新界定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模糊或合并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这不仅是领土方面的，而且在建筑内部布局中也体现出了这种开放与创新，如带有阳台的客厅开始朝向了街道，增加了社交功能。 20世纪30年代，特拉维夫城市发展已见雏形，本土的现代设计体系初步形成，大量增加的私人住宅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这是将欧洲文化转译成新兴的希伯来文化的结果，也是年轻的建筑师们对特拉维夫未来发展的一种定位和设想。 践履型知识群体的社会建设 1930年以后欧洲国家实施了严格的移民法，1933年德国纳粹的上台，巴勒斯坦成为犹太移民的主要避难所，大批移民的到来使得原先个体私人住宅已不适应社会需要，迅速建设大规模住宅区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当时主导巴勒斯坦的移民和建设工作的是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Labor Zionism），其成员都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自给自足的集体公社。〔10〕所以，一种建造成本低廉、最大限度利用建筑材料和土地资源的集体公社——基布兹（Kibbutz）应运而生。 一、农业集体公社——基布兹 基布兹受20世纪初俄国激进社会主义革命思潮的影响，尤其是乌托邦集体农庄思想的影响下而建立的一种农业集体公社，基布兹的所有成员集体劳作，共同承担义务。由于通过基布兹可以获得巴勒斯坦大片土地的所有权，所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将大量筹募到的建设基金都投入到基布兹土地的购买和建设中，基布兹成为消化移民和重建犹太家园的最有效手段。 三位基布兹的建筑师阿里·沙荣（Arieh Sharon）、舒穆·梅斯金（Shmuel Mestechkin）、穆尼温劳·基泰（Munio Weinraub-Gitai）从1920年起分别前往德国德绍包豪斯学习建筑技术，1930年后他们陆续返回，并迅速投入基布兹的建设中。这三位包豪斯的学生将包豪斯的建筑理念和意识形态带到了这片“应许之地”，并培育出了独特的文化特征，为以后的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基布兹非常强调公共设施建设，如餐厅、礼堂、图书馆和办公室等都位于社区中心位置，住宅区分布在公共设施周围，社区周边被大面积农田环绕，这不仅有效利用了土地和建筑资源，还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链接方式，形成了一种基于平等和劳动的新型社会，这是对包豪斯所主张的在个体努力与群体建设之间建立理解、沟通、合作关系的体现，也是对包豪斯理想中的“社会革命”“乌托邦”精神的显现。 包豪斯所强调的为大众服务的原则是对犹太复国主义所宣扬的集体主义的延伸，包豪斯意识形态中的民主性也一直被犹太复国主义赞美，基布兹成为包豪斯理想与犹太复国主义相互拥抱的结果，基布兹的建筑形态和意识形态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与示范性，对当时设计语言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促进了城市集体公社的出现。 二、城市集体公社——工人集体住房项目 随着移民潮的到来，特拉维夫工人的居住问题也显现出来。1932年当阿里·沙荣从包豪斯回到特拉维夫后，他与当时的青年建筑师组成了一个建筑精英团体“拥抱”，〔11〕致力于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拥抱”团体在1931年至1939年间设计的梅奥诺特（Me’onot）项目至少为特拉维夫的一千多个工人家庭提供了住房。梅奥诺特项目共有18个住宅区组成，阿里·沙荣在1934年至1935年间独立完成了其中的郝德（Hod）住宅区。 郝德住宅区共有154套结构完全相同的住房单元。阿里·沙荣大胆改进了单体住房的结构，将单元住房划分为活动区（厨房、客厅、阳台）和夜间区（卧室、盥洗室），活动区朝西，西向阳台提供了阴凉和傍晚的海风，夜间区朝东，东向卧室带有一个悬臂式的小阳台（图3），这是对德绍包豪斯校舍阳台的再现。郝德住宅区是由两条街道隔开的三组建筑组成，三组建筑都呈环绕式排列，在三组楼群中间均形成了一个公共庭院。在建筑底层都设有为居民们提供服务的公共设施，如洗衣房、诊所、阅览室、幼儿园等，这就建立起了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工人社区。  图3 郝德住宅区的东南视角 图片采自Arieh Sharon, Kibbutz + Bauhaus/an architect’s way in a new land, p.54 郝德住宅区通过重复的单元住宅和大规模连接的楼群降低了建造成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建筑材料和土地，并取代了当时小块分割土地的方法。建筑中的公共庭院和公共设施体现出了民主性，它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工人阶级在同质化、有组织的社会环境中，建立起合作、平等的社会体系，这是对包豪斯理想的完美再现。以郝德住宅区为代表的梅奥诺特项目是一场大胆的社会实验，推进了城市低收入住宅区的建设，一系列类似的工人集体住房项目在海法和耶路撒冷也纷纷建立起来。 巴勒斯坦的集体公社，即基布兹与城市工人集体住房，都是对包豪斯质朴而具体的生产方式、民主与革新的建筑理念的显现，具有改革和开拓精神的包豪斯理想已渗入到当时巴勒斯坦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结构中，培育了一种共享、共生、共治的有序社会机制，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和组织力量，确保了每一次新移民浪潮的到来不是对原有模式的破坏，而是顺利完成文化与心理的转化。包豪斯使得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变得切实可行，成为联接理想与现实的最佳平衡点。 从国家崇拜到政治疏离 1930年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劳工党（Mapai），〔12〕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劳工党成为执政党。当时新生的国家面对着持续的安全威胁、巨大的人口冲击、沉重财政负担等重大问题，作为国家首脑的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强调要将权力集中在政策执行者手中。在国家建设中，集中权力和集中控制资本配置也成为最有效的途径，国家推出了宏观的设计政策，不仅消化了大规模移民，还建立起了理性的行政体系和公共秩序。 一、劳工党领导下的国家建设 新生的国家仅在1948年至1950年间就有六十九万移民，其中，80% 的人口集中在特拉维夫和海法，〔13〕过度拥挤的城市面对着贫民窟、交通拥堵、空气和水污染等严峻问题，如何消化移民、平衡全国人口的分布比例等都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集中控制着土地和建设资源的劳工党政府推出了“发展新城镇”的国家计划，在全国设立了约三十个乡镇，〔14〕完成了新移民的分流，确保了新生国家的健康发展。 曾在包豪斯学习的三位学生也积极投身于国家的建设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阿里·沙荣，他在1948年至1953年间投入新城镇的规划工作，1950年他还策划了特拉维夫博物馆的“国家计划”城市规划展，〔15〕向公众解释了国家的规划政策。1960年以后，阿里·沙荣的设计语言更加成熟，他设计了很多高质量的大型公共建筑，如1970年的特拉维夫大学医学院成为今天的建筑经典，阿里·沙荣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 到了20世纪70年代，劳工党领导层出现的固化、腐败、行政失误、权力斗争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劳工党所掌控的中央集权式经济逐渐危及以色列自由经济的发展。1977年以色列保守主义政党利库德（Likud）首次成为执政党，取代了一直主宰以色列社会长达28年的劳工党。劳工党突然发现他们对国家的各种管理权都被剥夺了，作为对新的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回应，劳工党重新叩访历史的重要时刻，试图从中汲取新的精神能量。这个时刻就是20世纪30年代特拉维夫的建筑历史。 二、“文化基因”的提取与再生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特拉维夫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为世界文化遗产，主要表现为四种建筑风格，〔16〕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私人住宅，并不是包豪斯风格。将特拉维夫和包豪斯建立起联系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展览，〔17〕而包豪斯的学生阿里·沙荣成为支撑着特拉维夫是包豪斯建筑的关键人物，由于他与劳工党领导人的密切联系，〔18〕劳工党将他塑造成了以色列建筑史上的民族英雄，他在以色列极高的名望使得包豪斯神话广为流传，但他设计的包豪斯建筑——郝德住宅区并没有保存下来。 将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定义为包豪斯，不是对历史的忠实回顾，其实是对过去的部分选择。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体现劳工党宏伟建筑视野的大型建筑项目并没有进入劳工党的文化议程，劳工党选择了30年代的私人住宅，因为30年代的建筑和包豪斯都是牢固地建立在欧洲文化基础上的，这种选择反映了一直主宰以色列社会的在丧失政治权利后对自身文化的定位，也就是强调自己的欧洲文化身份。 劳工党领导人的祖辈多属德裔犹太人。早在英国托管期间，德裔犹太人和德国文化对本土希伯来文化的生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第三、第四次移民潮中至少有五万移民来自德国，〔19〕他们有着很高的教育水平，之后的以色列再也没有遇到过如此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潮，直到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移民的到来。1989年近一百万的俄罗斯移民来到以色列，占以色列犹太人口的17％，〔20〕他们带来大量的技术和科学知识，帮助以色列迅速转变为一个高科技强国，之后，俄罗斯移民不断到来，并形成自己的社区。 劳工党精英们感到了日益增长的文化威胁。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移民是出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而来到巴勒斯坦，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移民是出于俄罗斯政局不稳和经济危机而移民至以色列。这种对身份的追溯对劳工党来说是迫切的，劳工党才是国家的真正开拓者。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二战记忆的使用”是以色列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被纳粹关闭的包豪斯成为了旧执政党劳工党的新避难所，包豪斯实际上提供了某种形式的精神慰藉。另外，利库德党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上台后提出了“建造自己住宅”计划，使普通公民首次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建造房子，但却导致了混杂无序的城市面貌。〔21〕而包豪斯风格的秩序和理性，正是对贝京计划的直接谴责。 1992年劳工党重新执政，〔22〕为了充分参与全球化进程，吸引海外投资者和游客，新的劳工党政府需要把特拉维夫打造成一个国际大都市，而包豪斯精神又能赋予特拉维夫以独特的文化特性，这使得在短短不到一百年建立起来的特拉维夫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和文化记忆。随后，以色列各大网站纷纷提出“特拉维夫是包豪斯建筑”，〔23〕特拉维夫于2000年成立包豪斯中心（Bauhaus Center），2008年设立包豪斯博物馆（Bauhaus Museum），使得“特拉维夫是包豪斯建筑”的观念不断合法化。如今，特拉维夫是包豪斯建筑早已成为一个被公众普遍接受的事实。 “新生”的包豪斯又被置于全球语境之下进行传播与推广，相关的学术著作、展览、建筑保护等工作也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特拉维夫被推向了国际视野。〔24〕每次展览和会议其实都是对包豪斯和特拉维夫之间联系的强化，特拉维夫包豪斯是劳工党对自己文化记忆的回望与整理的结果，这不仅在国际关系中界定了自己的文化特性，还赋予了自己以世界性位置，正如2002年特拉维夫市长瑞·赫戴（Ron Huldai）在“特拉维夫的世界遗产提名名录”前言中写道：“这个城市既有地方特色，又与世界同步。”〔25〕 结语 总体来看，20世纪上半叶近东地区形成三次建筑革新：第一次集中在30年代，欧洲先锋文化在新的文化语境下转化为新兴的希伯来文化；第二次为30年代至50年代，农业基布兹、工人集体住房不仅是对包豪斯理想的再现和延展，更是在一片荒芜之地上实现“社会主义之梦”的必由之路；第三次为50年代至60年代，在劳工政府的新城镇规划、大型建筑项目中，曾在包豪斯学习过的建筑师成长为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尽管只有30年代至50年代出现了包豪斯建筑，但这三次变化体现出当地建筑师面对政治坏境、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主动做出的调整和修正，这正如包豪斯所起的先锋作用一样，他们主动地在国家建设中充当了先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包豪斯又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演变为今天特拉维夫重要的文化和经济杠杆，包豪斯的“再生”也宣告了一个新的设计范式的到来。包豪斯在近东地区的不断解构与重构，使设计更为深层、主动与整体性地参与并服务于国家建设、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这也为当下中国重新审视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了路径参考。 今天，农业基布兹也转向了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如基布兹耐特菲姆（Netafim）成为全球最大的滴灌技术设备生产商，中国也积极学习这种节水技术，而基布兹转型背后所蕴含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经验，又成为当下中国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参考。
魏丽 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3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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