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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句闲话：这篇文章之前，我们还要再强调一点，我们这里的《中国书法史》指的是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中国书法史》，涉及两汉的内容，指的是第二册《两汉卷》，作者是华人德，我这里所记述的内容，除了书中的内容外，有我个人对资料的相应搜集、整理、补充，也有我个人的理解。因此，这一系列的文章，实际上是我的读书笔记。 
东汉灵帝刘宏（156-189)虽然昏庸，但是很有才艺，他爱好文学、书法，却不擅治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皇帝，比如南唐后主李煜，比如宋徽宗。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格气质与才华，不幸的是，命运把他们送到了一个不合适他们气质与才华的位置上。灵帝引召太学生中能为文、赋者，待制京城洛阳鸿都门下。以后又将许多善尺牍和工书鸟篆者都加以引召，遂有数十人。后来，在光和元年（178），设鸿都门学。实际上，鸿都门学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高等专科学校。
鸿都门学其实是灵帝以文学艺术与太学之经学对抗的产物。鸿都门学专习辞赋书画，学生由州、郡、三公举送，并进行考试，人数多至千人。学成后多授予高官，到地方者为刺史、太守，在朝廷者则为尚书、侍中，甚至还有封侯赐爵者。鸿都门学中人的出身都较低微，所以遭到蔡邕、杨赐、阳球等士大夫的反对，上书要求取消鸿都门学。鸿都门学虽然设立的时间并不长，却出了一些著名书家，主要擅长鸟虫篆和八分书。
师宜官（生卒年不详），《书断》称其为南阳（今属河南）人。卫恒《四体书势·隶书序》记称师宜官能写一字径丈的大字和方寸千言的小字。关于师宜官还有以字换酒的典故，见190页。我就不再详细抄录了。今山东巨鹿宋子有《耿球碑》为袁术所立，其书甚工，传为师宜官所书，碑至西晋时尚存。南朝庾肩吾《书品》列为上品之中，唐张怀瓘《书断》列他的八分书为“妙品”。再有，就是梁鹄了，梁鹄是师宜官算是师徒，但是梁鹄人品不佳，备受士大夫之攻击。梁鹄（生卒处不详），字孟皇，一作孟黄，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他的书法为灵帝欣赏，官选部尚书（这个选部是官署名，在东汉末年，选部其实就是吏部，吴、蜀汉也设置过选部）、凉州刺史。做选部尚书时，曹操想做洛阳令，梁鹄却让他做了北部尉，因此，他于曹操有旧怨。黄巾起义后，梁鹄投奔荆州刘表，后曹操破荆州，梁鹄十分害怕 ，于是自缚到曹操军门，但曹操却让他代理军司马职务，因为曹操喜欢梁鹄的书法。曹操平时将梁鹄的字悬挂在营帐中，钉在墙壁上观赏，认为胜于师宜官。《书断》认为：“邯郸淳亦得次仲法，淳宜为小字，鹄宜为大字，不如鹄之用笔尽势也。”
此外，梁鹄的弟子毛弘也值得一提，毛弘，字大雅，河南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献帝时为郎中，教秘书郎书法。建安末卒，魏晋时流行的八分书皆毛弘之法（这时社会地位对书法的影响）。梁鹄的作品，有记载的是两件：其一为《魏武帝受禅坛记》，已佚；其二为《魏封议郎孔羡为宗圣侯碑》，也就是《孔羡碑》，作者有争议，但即便不是梁鹄的作品，但也是梁鹄的风格。
《孔羡碑》在清人眼里评价不高，孙承泽认为“矫厉方板”，傅山认为“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傍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今所行圣林梁鹄碑（即《孔羡碑》），如墼模中物，绝无风味，不知为谁翻模者，可厌之甚。”实际上是，在清代碑学兴起时，人们对汉隶的偏爱更是倾向于古拙朴茂了（比如《张迁碑》）。除了身份低微之外，鸿都门学中人被士大夫看不起的原因还有一条，就是这些人所擅长的书体是鸟虫篆和八分书。这两种书体，鸟虫篆是杂体篆中的一种，有太多的装饰性成分，往往出于造作而非挥写而成，除了在某些特殊场合使用外（比如鸟虫篆印章，极尽精美，但却走向了工艺化方向），缺乏实用性。这些都与书法艺术之本旨相背离。
也正是这个原因，鸿都门学中擅长鸟虫篆的书家皆名不见经传。而八分书经三百年的发展、定型，到汉末魏晋时期已渐趋僵化，也失去了生命力，鸿都门学书家的风格正是以方整修饰为特色的，使八分书成为“矫厉方板”而程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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