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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动工 何郝炬 此时，程子华找我：“现在许多项目已经开动，只有攀枝花这个重中之重没有动静，需要你们的主力军出马了！”按照惯例，钢铁基地攀枝花由冶金部负责建设，而围绕基地的一大批其他行业的项目没有完全确定。冶金部已与四川省商议，明确了渡口（因保密需要，对外以“渡口”代指）的总指挥部和地方行政机构，由西南工程管理局派出约五百人的精悍小分队进驻攀枝花，搭建临时办公用房，修建一个两百千瓦的小火电厂和小水泥厂，工期两个月。  程子华说：“现在攀枝花一片荒野，人烟稀少，正值干热季节，只能露天作业，交通异常不便，需要边修路边施工，对你们是很大的考验，由你们自己紧急处理。”我理解了“特事特办”的含义，未来攀枝花将是一个特大新兴工业城，建设地方行政机构是地方政府的事，因特殊时期特殊情况，由冶金部和四川共管，并以冶金部为主。冶金部派出主管计划、生产技术的副部长徐驰任总指挥和渡口市长，基建司司长李非平任副职，设冶金、矿山、生产分指挥部。其他相关行业包括电力、煤炭、交通、物资、建工、财贸也设立分指挥部，西南工程管理局暂定为第三分指挥部。除了上文提到的办公用房和小火电厂、小水泥厂外，西南工程管理局还将建设两个大中型火电厂（其中一个建于隧道内，技术难度大）、一个大型水泥厂、一个煤炭洗选厂，均属钢铁基地的前期工程。 接到命令后，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决定从昆明的第三工程局选调五百人的精兵强将，由三局一分公司经理、人称“老郭海”带队；另派一局二公司副经理李高臣率木材、水泥制品等加工厂从成都出发。这样的安排是考虑到第三工程局在云南，除滇北靠近攀枝花属三线，其他地区是一线，“一大三小”是三局的写照，安排这一任务合情合理。之前贵州项目多而第四工程局人手不够，原计划将一局二公司派往黔北，但一局二公司去向尚不明，调李高臣到渡口是临时决定。 我从渡口检查工作落实情况回到成都，冶金厅副厅长李文达找我闲聊，李文达不在乎“大跃进”时批判我，1962年后他经常到我处说长论短。他是消息灵通人士，1963年我离开四川省计委一事，是李文达告诉我的，他说中组部曾考虑将我调出西南，因四川省同意我转任建工部西南工程管理局工作作罢。这次他的小道消息是四川建议我出任渡口市长，因中央确定以治金部为主，改派原西康省副主席白认代表四川任副市长。我听后一笑置之。 李高臣、老郭海带领建工两支小队，头顶青天，夜宿荒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凭借高昂的斗志，仅用一个多月时间提前完成任务。三线建委明确由三局负责渡口地区其他项目的施工。 随着建工系统在川滇黔三省的工程陆续开工，我经常从成都到渡口，再经昆明赴贵州，最后从重庆回成都，从冬天到次年春天，都在路上。这期间，中国人民银行人事局局长贺晓初为总行下属的印币厂选址一事找我。总行很早就与四川联系，希望在四川建厂，因四川项目太多，省里未表同意。后来李先念副总理直接找到李井泉，此时大城市和交通沿线已无地可用，李井泉请西南指挥部帮助总行选址，这事交给了我。选址通常是建设单位确定后，建委最后核定，我第一次担当此任务，自觉需慎重。遂与贺局长一道，会同省建委安康元、杨乐斋几经查勘，按照“深挖洞”的原则，偏僻、便于隐蔽分散的方针，最终定在旺苍县东河边。总厂车间分散成七个小分厂，交通不便，成本增加，这符合当时“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指导方针，但实际效果不佳，“文革”后再次合并搬迁。责任虽不在我，但工作没做好，留下很大的遗憾。 另一件事是刚成立不久的七机部（前身为国防科工委五院，曾在川北建设O六一厂，西南工业建筑设计院设计，建工二公司施工）准备开建O六二、O六三厂两个重大项目，副部长张帆来川，邀我与他一同选址，我们跑了好几个地方，最后确定在达县宣汉一带摆下O六二，大竹附近建O六三。此时四川已在重庆、自贡、成都、渡口分设三线建设工委，任务太重，达县、大竹均在重庆分区建委管辖范围，建厂期间设立现场党委和总指挥，为此国家签发关于川北基地建设的文件，并通知各方：现场党委书记张帆，副书记鲁大东，指挥长何郝炬。 文件收到后，程子华突然找我：“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我也是刚知道，是建工部和七机部协商的结果。” “你的任务太重了，你不能蹲在一个点做具体工作。西南工程管理局是三线建委的主要建设力量，承担多部门的建设项目，虽说各部部长是建委委员，但只有开会时来两天，平时就靠你了。不行，你不能待在一个地方，我去问刘裕民，让他另派副部长来。” 过了几天，程子华对我说：“刘裕民讲了很多困难，部里现在是一正、两副部长，刚通知生产局长任朴斋、苗澍森、李景昭和你为副部长，除了任朴斋，其他人都在外地。如果换人，只能任朴斋接替，但他本人主管部里的生产技术工作，也不能长期在外，最多两边跑。许多事还是得你负责。” 我说：“那是当然，指挥部建立后将由一局一公司承担，我建议由一局副局长兼一公司经理李子乾担任副指挥长，他完全可以胜任。”任朴斋很快到了成都，他说：“部里人手太紧张，部党委原有七个委员，加上新来的汪少川和赵化风，这次调整，新增四位副部长，设计局的阎子祥和城建局的丁宁两个委员没动，他俩只管专业局。你和苗澍森在京外负责三线建设部属企业的指挥管理，李景昭刚提拔，也在三线，一时抽不出人。我负责部里的生产技术，两头跑没问题，但工作重心还是在部里。” 我表示理解：“你尽管放心，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已经半年多没有参加部党委会议，任朴斋告知部里近况：“为了进一步贯彻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中央决定在建筑业实行工改兵，把一部分建筑业的精锐改建为基建工程兵，类似铁道兵。准备以西南工程管理局二局为试点，改建为一个支队；在西北选择两个公司改为两个独立大队，部里指定你具体实施。现在方案正在讨论，大家都知道你有抗战时的经验，估计以后你会专做这项工作。” 我对他的估计没想太多，但是工改兵会影响下一步三线建设的布置。任朴斋也认为建工系统需全面考虑，二局工改兵后，是不是需要成立新的二局？西南工程管理局将来的发展趋势怎样？三线建设如此繁重，云贵川的主力兵团势必会与地方建工公司划开，以便主力军集中精力完成重要施工任务，同时在西南的各工程局、公司也需要调整。 目前一局工程量最大，所属工程公司最多，原有一、二、三、五公司，前两年新增四公司和成都六公司，最近准备增设九公司，一公司的项目占西南工程管理局项目的一半以上。三局与云南工程局分开后，主要任务是渡口的前期工程，预计两年内完成，下一步待定。四局正在逐渐扩大，贵州的安顺、遵义及黔南任务多，急需扩充队伍。因此考虑将三局转向贵州，承担安顺地区三机部的两个航空大项目和其他部门的项目，至少持续六七年时间。这样，可以考虑把一局二公司扩大为新的二局，负责黔北到湘鄂川黔交界处的三线项目，以缓解四局的压力。 这个方案由任朴斋带回部党委，很快得到批准，西南三线建委亦没有意见。三局迁走后，渡口保留了强大的指挥所，由三局一公司、山东泰安公司以及三局派出的木工、机修厂、部属第三土石方公司组成，足以保证完成任务。由三局副局长、一公司老郭海、泰安公司经理共同领导。如此，一公司在达县，四公司在德阳和宜宾，五公司在泸州，新建的二公司在自贡和乐山，施工力量配置比较均匀，保证三线建设的稳定发展。 1967年1月，三局在渡口的机关及直属队数百人迁往安顺，如按正常操作，需步行到云南，再乘火车赴安顺，时间较长。我突发奇想，干脆发扬艰苦朴素精神，抄近路步行到安顺，时间相同。这可以说是建筑业的一大创举，也是学习解放军的具体行动。 可惜我只参加了三线建设的前期工作，我与程子华的上下级关系也仅限于前期，程子华作风缜密果断，批评人很直率，对下级的工作很关心，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快，我与他都遭受厄运。 （本文原载何郝炬著《行者春秋》，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第1版第105—110页） 《行者春秋》 何郝炬著 2022年3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何郝炬 1922年生于四川成都。1937年末赴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夏县中心县委青委书记，中共曲翼绛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巡视团团员，冀鲁边区三地委组织部部长、二地委书记兼二军分区政委，渤海区二地委副书记兼二军分区副政委，山东支前委员会民站部副部长，渤海支前司令部前办主任，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民运部副部长，豫皖苏后勤（支前）司令部前办主任，第二野战军后勤运输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委城市工作科科长，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航运局局长，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重庆分局局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国家建工部西南工程管理总局局长、党委书记，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四川省基本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国家建工部副部长，四川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副省长，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六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2023年1月20日，何郝炬同志因病在成都逝世，享年100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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