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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裂!毛泽东从书生到领袖的心智成熟之路

 wxsjbcf 2023-02-16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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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成熟是任何人的人生必经之路,毛主席也不例外。文章最后,将有重磅信息公布。


1

1918年初,时年25岁的毛泽东还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他与蔡和森、萧子升并称“湘江三友”。

三人志趣相投,共同在书海里幸福的遨游着,经常在橘子洲头欢快的谈论着,畅想未来要像鲲鹏一样展翅九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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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时,“湘江三友”组织十几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成立了一个独立和规范的组织——新民学会。

此时,这群热血青年的书生气尚且很浓,只是沉浸在“乌托邦”的理想世界里,很多想法还未得到现实社会的验证。

青年人的梦想总会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因此新民学会在成立之初的宗旨就非常宏大——“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在五四大潮的洗礼下,新民学会的宗旨就更加宏大——

改造中国与世界!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关键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呢?新民学会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种声音以蔡和森为代表,他们认为必须要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改造社会;

另一种声音以萧子升为代表,他们主张通过“温和革命”来改造社会。大家若有什么矛盾冲突可以和和气气坐下来谈,只要让统治者听到民众呼声,事情就可以得到解决。千万不要刀刀枪枪的打,流血的事多不好?

为此,蔡、萧曾爆发过激烈的争论,二人互相无法说服对方,转而征询好友毛泽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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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毛泽东虽未下结论,但他更倾向于萧子升,认为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

但是,随后发生的事狠狠教育了他,也让他深刻认识到了现实。

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贪婪残暴,遭到湖南人民的强烈抵触。

于是,毛泽东作为学界代表率领请愿团来到北京,他主持“平民通讯社”专门揭露张敬尧的罪行,把舆论做得铺天盖地,把张敬尧骂成了过街老鼠,举国上下人人喊打。

文章不可谓不精彩,印发量不可谓不多,内容不可谓不真实,原以为能唤起统治者的良知,但现实并非如此。

京城官员只是消极推诿和应付,没有任何实际动作。

包括时任国务总理靳云鹏也是如此,他先是假装应允尽快接见,又很快违背诺言,派出军警封锁路口,防止请愿团再次去他家请愿。

毛泽东等人尝试了多种办法,结果全部失败。京城的官场实在错综复杂,军阀之间仅凭各自利害关系而行动,根本不把民意放在眼里。

很快,毛泽东认识到了一个扎心的真相:要想让腐败的官僚、反动的北洋政府,站在“为民做主”的角度帮助他们驱逐张敬尧,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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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的世界,要想让一个人做出行动,不是仅靠“呼吁呼吁”就能完成的,呼吁是“必要不充分条件”,它只能解决思想问题,但无法解决意愿问题。

要想解决一个人的意愿问题,一切都要从“识别利害关系”出发,从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来判断立场。

一切没有切中要害的“呼吁”,都会显得轻飘飘,风一吹就散了。

尤其对于既得利益者,要想让他们做出改变,仅靠“呼吁”根本就无关痛痒,必须要让他们感受到现实压力。

你以为仅凭一张嘴皮子跟人家“好好说话”,人家就会听?幼稚!

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会友写信说:“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什么道路呢?

唯有“暴力革命”一条路可走,代表这条路的学说便是马克思主义。

事实证明,只有蔡和森的主张才走得通!认清了现实之后,毛泽东迅速给蔡和森、萧子升写信:

“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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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依靠谁来给腐朽的统治阶层施加压力呢?

通过“利害关系”才能判定立场,施加压力者必须是与统治阶层“利益相悖”,存在“对抗性矛盾”的阶层。

当这一阶层的力量足够大时,才能来个“连根拔除”,推翻腐朽统治,解决社会系统性问题。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毛选》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毛选》第四卷《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谁是我们暴动力量的主要源泉呢?毛泽东经过充分的实地调查、社会分析,找到了终极答案——农民

1925年12月,毛泽东从老家韶山动身去往广州农讲所,他不但要从思想上唤醒农民,更要号召农民行动起来,干一件翻天覆地、千秋万代的大事!

此刻的毛泽东充满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雄心壮志,他特意抽空来到了长沙橘子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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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他与好友在这里畅游,面对北去的湘江抒发心中的理想和抱负。

如今再游橘子洲头,心中却涌现出别样滋味,曾经自己书生意气的样子还历历在目,现在看来却显得无比稚嫩。

此时的毛泽东感慨万千,他挥笔写下《沁园春·长沙》,追忆曾经书生意气的时光: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梦想还是要有的,但必须找到一条匹配现实的道路,一切都要实事求是!

由此,毛泽东实现了一次心智成熟的跃升。

2

1927年春,中国正处多事之秋,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心情抑郁的毛泽东登上了武汉黄鹤楼,将自己一腔悲怆之情抒发在了《菩萨蛮·黄鹤楼》的诗词里——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远处的长江无比宽阔,却又似被“龟蛇”两股力量锁住一样。此情此景,正如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处境,它正被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两股力量牢牢的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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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

其中国民党主要负责军事战略以及国际关系国家的统筹,共产党主要负责群众的基层工作以及军队的政工工作。

如此分工,使得这一时期的共产党完全没有主导权,命运就像诗词里的长江一样,被“龟蛇”牢牢锁住——

在经费方面要看共产国际的“眼色”,自然处处受共产国际制约,人家说要联合国民党就得听着,就像一句歇后语“拿钥匙的丫鬟——开得了门,做不了主”;

在军事方面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完全依附于国民党的“枪杆子”,一出现冲突就要成为受气包、冤大头,就像一句谚语“主子惹乱子,丫鬟挨板子”。

经济方面不能独立自主,军事方面不能独立自主,这样下去迟早要出大乱子!

毛泽东焦虑万分,他多次提出要搞农民运动,却遭到了时任中央书记陈独秀等人的强烈反对。

在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再次提出了“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建议,却依然未能得到讨论。

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当时未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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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毛泽东日夜担心的“大乱子”还是爆发了——随着形势的变化,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先后发动政变,国民革命骤然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年幼的共产党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国民党向我们举起屠刀时,就有上万名党员遭到屠戮,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

在残酷现实的巨大冲击下,时年34岁的毛泽东发现了一个扎心的真相——

成年人的世界,并不是只要“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大家就会听。一切话语权的背后,都要有足够的实力做支撑。

一切没有强大实力做支撑的意见,说了跟没说一样。

你以为光凭一张嘴皮子,就能让大家重视你的意见和利益?幼稚!

彼时的共产党没有军事实力做支撑,党员性命自然被国民党视如草芥;

彼时的共产党没有在经济上实现独立,其行为自然会处处受共产国际掣肘。

彼时的毛泽东在党内位微言轻,其意见自然不会受到陈独秀等人的重视。

要怎样才能掌握话语权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拥有足够的实力,摆脱外界的束缚,在军事方面要拥有自己的“枪杆子”,在经济方面要能够“自我造血”。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在汉口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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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
——《毛选》第一卷《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其哀叹现实的不公,不如专注提升自己的实力。

由此,毛泽东再次实现了心智成熟的跃升。

3

“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曾邀请毛泽东去上海总部工作,毛泽东却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残余部队上了井冈山,真的跟绿林好汉交起了朋友。日后在井冈山的几年磨炼,对毛泽东的一生都起到了极端重要的作用。

上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当过师范学生,当过历史教员,接触了很多手握“笔杆子”的人;上井冈山之后,他接触的是一大堆绿林好汉,这些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江湖经验十足,手上握的是“枪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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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很快发现,手握“笔杆子”的人和手握“枪杆子”的人,行为模式完全不一样——

手握“笔杆子”的人很容易钻进书本里出不来,身上总带有一股迂腐的文人酸气,凡事都要讲个道理、循规蹈矩,遇到事了就瞻前顾后、扭扭捏捏......

手握“枪杆子”的人信奉“绿林法则”,头脑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身上带有一股原始野性的江湖匪气,遇到事了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干了再说!

绿林好汉这群人所具备的韧劲和素质,都是在优胜劣汰的险恶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其生存力、洞察力、斗争力和统率力根本不是“文人秀才”能理解的,更是书本、课堂根本无法教出来的!

有句话叫“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武装斗争要用“枪杆子”,靠“文人秀才”根本干不成,必须要靠绿林好汉!

宰相起于州部,猛士起于卒伍,你看哪个常胜将军是靠“纸上谈兵”谈出来的?

所有威震把方、功勋卓著的将才、帅才,都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锻造出来的。

就连大名鼎鼎的贺龙元帅,开局都只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威名都是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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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世界,并不是仅靠读读书就能认识到的。

一切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都要经过现实的磨砺。

很多本领说不清、道不明,必须在生活点滴中去积累,无法速成。

成年人的世界,“讲道理”只能对讲道理的人有用,对不讲道理的人压根没用,但“绿林法则”对不讲道理的人一定有用。

当你有一天放下“讲道理”的妄念,躬身入局走进大千世界的真实,领略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无比深刻的顿悟,这就是你心智成熟的标志。

书中一百句的“大道理”,都不如这一刻的顿悟。

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年轻时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还在学校苦读七年,人到中年参加革命了,却发现学校的知识根本用不到。只知道革命二字,到底革什么,如何去革,完全不懂。”

书本里的知识再好,现实也需要人来执行,而那些识人、用人的真本事无法从书本中获得,只能从长期的“绿林法则”环境中浸泡获得,它代表着无比深刻的人性真实。

与“绿林好汉”打交道多了,你会发现与这群人沟通不能像对待“文人秀才”那样“之乎者也”。

那些长期在枪林弹雨里穿梭的将军们多数脾气很臭、性如烈火、粗暴鲁莽,动不动就“狗娘养的”。

就比如李云龙这类桀骜不驯的人,又擅长打硬仗又爱惹祸,杀不得宠不得,怎么办?

文绉绉的方法根本没用,只能用“绿林法则”的处理方式,先劈头盖脸骂一顿“狗娘养的”,再给个蜜枣哄一哄,才真正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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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群军人是一群嗷嗷叫的野狼,那么统领者必须是一匹让群狼拥护的头狼!

细数那些在战场上威风八面、声如洪钟的将领,在毛主席面前却万分敬重,这种本事只能在长期实战中沉淀下来!

很多“留苏派”刚到苏区时,自认为受到过专业训练,熟练游泳池里的“标准游法”,就对毛泽东的“狗刨式游法”嗤之以鼻。

可真正下了水却发现“标准游法”根本不管用,在连呛几口水之后差点淹死,这才发现苏区根本不是游泳池,而是江河湖海。

试来试去,他们才发现还是毛泽东的“狗刨式游法”在江河湖海里最管用,于是纷纷转变态度,开始虚心学狗刨。

这就是“本本主义”和“绿林法则”的区别,与绿林好汉打交道的经历极其珍贵,也为毛泽东后来穿越低谷奠定了基础。

“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青年人,应该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就是从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

——73岁毛泽东畅游长江后的告诫(1966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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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了这段难得的经历,毛泽东又一次实现了心智成熟的跃升。

4

1934年12月初,在疲惫不堪的长征队伍中,毛泽东正在经历极其痛苦的内心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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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战役”刚刚结束,中央红军虽突破了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由最初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

毛泽东眼睁睁的看着红军战士在敌军炮火里血肉横飞,却感觉有心无力。

他早就不认同博古、李德这种“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打法,但不认同又能怎样?

此时,他早已被排挤出领导层,博古、李德摒弃了他主张的“游击运动战”打法,转而把苏联那套原汁原味的“布尔什维克”搬了过来,跟国民党军队硬碰硬。

结果呢?

就变成了“叫花子和龙王爷比宝”,红军损失惨重!

这里面自然有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制约的原因,但自己就没有需要反思的吗?

毛泽东开始内观。

很多次,自己的意见都被实践验证是正确的,关键是支持的人少、反对的人多,提了没用啊!

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失败,毛泽东立刻调转方向,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

这种行为明明是正确的,可他却被开除了候补委员资格,甚至一度被误传为“开除党籍”;

1929年5月,毛泽东因坚持“党指挥枪”原则而与朱德、陈毅等人产生分歧。

这种意见明明是正确的,可他却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中被撤掉了前委书记,被严重警告处分;

1931年“留苏派”来到苏区后,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接连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批评,他的很多正确意见都被否定,自此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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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正确意见总是无法得到认同呢?

毛泽东悟到了,他没有争取到大多数的支持!

这与他长期的沟通方式有关,很多次当别人发表意见时,他就强行打断说“你们说的不对”,然后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旦出现争论,毛泽东就容易犯倔脾气,态度极其强硬,说话的口气也不好,非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

事实上,毛泽东的很多想法、意见都是通过充分的实地调查、社会实践得来的,是经得起现实考验的,对此他深信不疑。

只是,事情本身“对不对”先另说,这种沟通方式很容易遭人反对。

在长期被排挤的黑暗日子里,毛泽东悟出了一个扎心的真相——

成年人的世界,并不是说只要你“意见是正确的”,大家就会听。一切可实施方案的背后,都要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意见正确”属于“事”的方面,但琢磨事属于“必要不充分条件”,还需要琢磨人,在“人”的方面下功夫。

一切没有取得团队支持的方案都会被束之高阁,只能被创作者翻出来孤芳自赏。

眼下,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关头,这让毛泽东感到了“争取大多数支持”的迫切性。

争取谁呢?

很快,他找到了答案——王稼祥和张闻天。

王、张二人正为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红军该怎么摆脱危局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红军若再由博古、李德指挥,这仅剩的一点儿家底也得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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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战役”之后的几天里,毛泽东争取与王稼祥、张闻天编在一个队伍,他们走一路、谈一路。

这一次,毛泽东再也不说“你们是错的”,而是仔细聆听二人的想法,找到共鸣之处时就开始深刻剖析。

很快,王、张二人惊讶于毛泽东渊博的知识与深刻的认识,他们对党和红军的出路也达成了高度一致。

最终,二人形成了共识:要想让红军摆脱困局,当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王稼祥和张闻天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与周恩来、朱德共同支持“西进黔北”的主张,避免了红军进军湘西被全歼的厄运。

到达贵州遵义后,中央领导集体再次召开扩大会议。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争取到了大多数的支持,重回中央领导层,并掌握了事实上的军事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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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命攸关的时刻,毛泽东指挥红军巧妙的跳出了包围圈,在千回百转之后为红军赢得了生存空间,也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人的支持。

遵义会议使毛泽东实现了“凤凰涅槃”,在经过人生至暗时期之后,他深切领悟到了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

贺子珍曾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所谓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谈政治观点

从1918年创办“新民学会”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毛泽东用17年时间从一介书生转变为中共领导人。

心中“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梦想从未改变,但现实之路却无比艰辛和曲折。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古往今来,任何心智成熟之人都必须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在逆境中深刻洞察到人间真实,从现实中找到实现理想的道路。

走出黑暗泥泞的道路之后,前方必有胜利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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