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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来源：Eur Respir Rev. 2020 Nov 5；29(158200199.
doi: 10.1183/16000617.0199-2020. 作者：Andrew Higham, Alexander Mathioudakis, Jørgen Vestbo1, Dave Singh 【摘要】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是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 （SARS-CoV-2）引起的。男性、高龄和有合并症患者的临床结局（包括死亡率）更差。COPD患者由于易受病毒诱导而致急性加重、肺功能受损和相关合并症的高患病率而被纳入屏蔽策略。基于基础科学和队列研究的证据，本文阐述了COVID-19和COPD之间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否存在COPD患者更易感染SARS-CoV-2的机制？其次，吸入性皮质类固醇可否预防COVID-19？第三，关于COVID-19在COPD患者中的临床结局，有什么证据？这篇最新的综述讨论了COVID-19背景下对COPD患者长期前景有重大影响的一些关键问题。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 （SARS-CoV-2）是导致全球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原因。SARS-CoV-2是一种β冠状病毒，据信起源于中国武汉。SARS-CoV-2可能导致无症状感染或轻度病毒性疾病，而更严重的COVID-19病例的特征是高热、咳嗽和呼吸困难。其他常见症状包括肌痛、疲劳、胃肠功能紊乱、嗅觉丧失和咳痰。部分COVID-19患者发展为肺炎和急性严重呼吸衰竭，病死率高。重症COVID-19的一个特征是高水平的系统性炎症，即所谓的“细胞因子风暴”。
COVID-19相关的急性重度呼吸衰竭的特征是严重的低氧血症和良好的肺顺应性。这表明血管损伤和/或血管收缩是呼吸衰竭的关键基础原因，微血管损伤导致COVID-19肺炎典型的渗漏性肺渗出物。此外，重症COVID-19患者全身促凝血标志物水平异常，包括D-二聚体水平升高和血小板计数降低，提示肺血栓形成是促发呼吸衰竭的一个因素。尸体解剖证实了典型的病理重症COVID-19的特征包括内皮损伤和血栓性微血管病。重症COVID-19多器官受累很常见，包括肾脏和神经系统，提示内皮病变和微血管受累是COVID-19的中心病理生理过程。在男性，老年人合并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肥胖患者中，COVID-19的临床结局（包括死亡率）更差。这些信息已用于指导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屏蔽”策略，确定应留在家中的高危亚组，避免可能导致病毒传播的社交接触。由于COPD患者对病毒诱导的急性加重的易感性、肺功能受损和相关合并症的高患病率，因此将其纳入这一屏蔽策略。本叙述性综述阐述了与COVID-19和COPD相关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否存在使COPD患者更易感染SARS-CoV-2 的机制？其次，吸入性皮质类固醇（ICS）对COVID-19有保护作用吗？最后，关于COVID-19合并COPD患者的临床结局，有什么证据？ SARS-CoV-2进入宿主细胞是一个涉及细胞附着和胞吞的序贯过程。这是由S1受体结合亚基和S2膜融合亚基组成的膜结合病毒刺突蛋白介导的。与其他冠状病毒一样，SARS-CoV-2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 （ACE2）作为细胞附着的受体（由S1亚基介导）。据认为，SARS-CoV-2刺突蛋白突变可增强与ACE2的亲和力，从而增强该病毒进入细胞的能力。 ACE2是一种跨膜肽酶，水解血管紧张素Ⅱ产生血管紧张素1-7。血管紧张素Ⅱ通过血管紧张素1型（AT1）受体直接作用于血管平滑肌细胞，引起细胞收缩，从而增加血管张力。静脉输注血管紧张素Ⅱ可增加受试者的肺血管压力。由于从单细胞厚毛细血管床的渗漏，持续的高肺血管压力会引起静力性水肿。血管紧张素Ⅱ也可增加微血管通透性；一项使用大鼠毛细血管后小静脉的研究表明，在血管紧张素Ⅱ引起内皮层的液体移动增加。 ACE2在全身表达，包括在肺部，其中在气管、大气道上皮、小气道上皮、2型肺泡细胞和内皮细胞中均有表达。ACE2通过限制血管紧张素Ⅱ活性对血管张力和通透性的影响，并增加具有血管舒张活性的血管紧张素1-7的产生，在肺中具有稳态保护作用。血管紧张素Ⅱ也导致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在内毒素暴露小鼠中，ACE2活性降低导致肺组织的细胞因子水平和中性粒细胞内流增加，同时增加血管通透性和肺水肿。相反，血管紧张素1-7可减轻大鼠实验性肺损伤。因此，ACE-2功能的丧失可能会增强宿主的炎症反应，并引起血管收缩和血管损伤。 体外研究已经证实，缺乏ACE2表达可以防止SARS-CoV-2感染。此外，SARS-CoV感染上皮细胞的程度与ACE2表达水平有关。计算研究的新证据表明，ACE2结构的遗传变异可能会改变与SARS-CoV-2的相互作用，从而增加感染的易感性。然而，ACE2表达水平或基因变异的改变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人类对SARS-CoV-2感染的易感性增加或重症COVID-19的发展仍不清楚。ACE-2在疾病过程中的作用可能是复杂的多因素的病理生理机制的一部分。在SARS-CoV-2感染期间，细胞表面ACE2活性可能因与病毒结合后内化或脱落而降低，正如SARS-CoV感染所证明的那样。有趣的是，SARS-CoV（而非HCoV NL63）导致小鼠模型中ACE2脱落和肺损伤增加，同时血管紧张素II水平增加。重要的是，AT1受体拮抗作用减弱了这些影响。总的来说，这些观察结果表明COVID-19肺损伤中ACE2活性降低（图1）。图1. SARS-CoV-2感染期间ACE2功能障碍的意义 在没有感染的情况下，ACE2正在发挥作用，所以血管紧张素II的水平通过转换为血管紧张素1-7受到严格的调节。Ang 1-7激活Mas受体来调节炎症和血管舒缩。在SARS-CoV-2感染期间，ACE2活性由于受体占用、脱落和内化而降低，AngⅡ水平得以升高。AngⅡ激活AT1受体，导致促炎细胞因子产生增加，血管收缩增加，血管通透性增加，水肿和肺损伤。肺部炎症增加和急性严重呼吸衰竭可能随之发生。SARS-CoV-2细胞进入的第二阶段是宿主与病毒膜之间的融合，其中刺突蛋白在S1/S2界面进行蛋白水解裂解，促进病毒与宿主膜之间的融合（由S2亚基介导）和随后的细胞进入。该病毒在此过程中利用宿主蛋白酶包括弗林蛋白酶、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和组织蛋白酶。最近的基因和蛋白表达研究表明，与对照组相比，COPD患者的支气管上皮和全肺组织中ACE2表达增加，ACE2表达水平较高与肺功能较低之间存在关联（表1）。LEUNG等人使用支气管镜检查获得的支气管刷洗样本证明，与对照组相比，COPD患者ACE2基因表达增加，对照组包括从未吸烟、曾经吸烟和当前吸烟的混合人群。在这些样本中，当前吸烟者具有更高的ACE2基因表达水平。作者还用免疫组化方法显示COPD患者小气道上皮ACE2蛋白表达增加，与从未吸烟者相比，而非当前吸烟者相比。CAI等观察到COPD患者支气管刷洗样本中ACE2基因表达增加，与既往吸烟者相比，而非当前吸烟者。SMITHet等发现与吸烟者相比，COPD患者全肺组织中ACE2的表达明显更高。RADZIKOWSKAet等观察到与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支气管活检中ACE2基因表达增加，但在COPD与对照组中没有差异，但COPD样本数量较少（n=3）。这些数据的总体模式是，与从不吸烟的对照组相比，COPD患者的ACE2表达增加，吸烟本身会上调ACE2的表达。与吸烟者（无气流阻塞）相比，COPD患者ACE2表达增加的一致性较差；不同研究之间的差异可能与取样地点、分析方法或样本数量有关。香烟烟雾暴露增加小鼠ACE2基因表达。在初级支气管上皮细胞中，尼古丁乙酰胆碱受体α7亚型（α7-nAChR）的尼古丁依赖性激活可增加ACE2基因的表达。在COPD患者中，当前吸烟者支气管上皮中CHRNA7（编码α7-nachr的基因）水平较高，且CHRNA7水平与ACE2表达呈正相关（r=0.54，P=2.31×10-8）， CHRNA7水平与FEV1%呈负相关（r=-0.37，P=2.83×10-4）。我们通过一组37例COPD患者的队列，重复了有关CHRNA7的这些发现（与ACE2的相关性：r=0.4，P=0.02；与FEV1%的相关性：r=-0.4，P=0.02，先前未发表的数据）。利用单细胞RNA测序，在混合细胞群中识别特定的细胞类型，结果显示几种上皮细胞类型，包括基底细胞、中间细胞、纤体细胞和分泌细胞（环状细胞/棒状细胞）表达ACE2。这些研究的结论存在差异，一些研究认为ACE2在分泌细胞中表达特别高。取样地点、供体变异性和用于分析表达的方法可以解释这些差异。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损伤和修复导致的上皮重构可能会影响上皮细胞表型，包括ACE2表达。吸烟是杯状细胞增生的关键驱动因素，COPD气道中的杯状细胞数量增加。此外，α7-nAChR调节暴露于尼古丁的支气管上皮细胞中粘液的生成。因此，香烟烟雾，特别是尼古丁，α7- nachr的依赖性激活可能导致COPD患者气道中的杯状细胞增生和ACE2表达增加。我们发现，与非超重（BMI 23 kg/m2）的COPD患者相比，超重（BMI 29 kg/m2）的COPD患者支气管上皮ACE2基因表达增加。这表明合并症，甚至饮食，可能调节肺部ACE2的表达。肥胖个体脂肪组织中ACE2表达增加的观察结果支持这一观点。CAIet等证实与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支气管上皮中furin的基因表达增加，而TMPRSS2的基因表达没有增加，但COPD患者与对照组相比furin或TMPRSS2的表达没有差异。相反，ZHANGet等报道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支气管上皮中TMPSSR2的基因表达增加，而furin的基因表达没有增加，COPD患者没有进行研究。虽然结果不一致，但吸烟可能改变蛋白酶的表达，但在COPD中对蛋白酶表达的调节尚不清楚。最近关于COPD患者SARS-CoV-2感染易感性的研究集中于ACE2和蛋白酶表达。然而，还应该记住，COPD患者通常对病毒感染的易感性增加，可能是由于1型干扰素（IFN）产生减少或免疫衰（其特征是耗竭T细胞数量增加和记忆T细胞数量减少）。因此，COPD患者ACE2水平的任何增加（从而增加对SARS-CoV-2感染的易感性）都是在宿主防御能力欠佳的背景下发生的。有证据表明COPD患者存在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和凝血功能障碍。COPD患者凋亡内皮细胞数量增加，COPD患者气道微血管通透性增加与气流受限程度相关。COPD患者中促凝血因子的水平升高，在急性加重期间进一步升高。这可能促进了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出现肺栓塞。因此，在SARS-CoV-2感染期间，COPD患者可能更容易发生血管损伤和血栓形成。现有证据表明，COPD患者可能更易感染SARS-CoV-2，这可能与ACE2表达的改变有关。吸烟似乎是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而初步证据表明肥胖也可能起了作用。血管异常的敏感性增加也可能涉及。 ICS在COPD中的应用：对COVID-19的影响急性加重的定义是COPD症状恶化导致需要额外的药物治疗。COPD急性加重频率越高，其临床结局越差，包括肺功能下降和死亡。病毒感染是COPD加重的常见原因，继发细菌感染也较为常见。
多项随机临床试验表明，当ICS作为长效β受体激动剂（LABA）或LABA +长效毒蕈碱拮抗剂联合治疗的一部分时，可降低急性加重率。在血液嗜酸性粒细胞计数较高的患者中，ICS的益处似乎更大，而在血液嗜酸性粒细胞计数较低（<100个嗜酸性粒细胞/μL）的患者中，ICS的益处几乎没有。ICS治疗会产生副作用，包括骨质疏松、糖尿病和明显的肺炎。鉴于这些潜在风险，建议根据急性加重风险和血液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以个性化方式使用ICS，以确定最有可能获益的个体。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和临床获益之间的关联提示，ICS靶向COPD中的2型炎症，哮喘也是。 皮质类固醇通过基因转录的反式抑制来抑制各种类型细胞产生的促炎细胞因子。支气管镜和痰液采样研究表明，ICS治疗可减少肺部炎症细胞计数。虽然这些抗炎作用提供了预防COPD加重的保护作用，但也存在皮质类固醇增加感染易感性的分子机制。固有免疫细胞因子的抑制可能削弱宿主抵抗细菌感染的防御能力。据报道，ICS治疗与定植菌增加的关联支持了这种可能性。COPD患者肺泡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降低，但我们最近证明皮质类固醇不能进一步抑制这些细胞的吞噬作用。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项纵向队列研究表明，使用ICS增加了有慢性细菌感染或血液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低（<100个嗜酸性粒细胞/μL）的COPD患者发生肺炎的风险。ICS与细菌数量增加和肺炎发病率增加之间的关联机制尚未得到明确阐明。 皮质类固醇可抑制上皮细胞产生抗病毒I型和III型IFN。这与病毒复制增加和黏蛋白产生过量相关。因此，COPD患者使用ICS可能会增加病毒感染的易感性，和/或通过这些机制恶化临床结局。这些病例中的继发性细菌感染为COPD患者使用ICS时观察到的细菌存在和肺炎风险增加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总体而言，在嗜酸性粒细胞计数较高的患者中，ICS的益处似乎超过了这些感染风险，但在嗜酸性粒细胞计数较低的患者中，获益-风险比通常不能证明使用这些药物是合理的。 有体外证据表明，使用皮质类固醇布地奈德联合支气管扩张剂格隆溴铵和福莫特罗处理的支气管上皮细胞可抑制HCoV-229E复制。皮质类固醇环索奈德似乎也可通过体外靶向非结构蛋白15 （一有助于逃避宿主检测病毒双链RNA和1型IFN应答的核糖核酸内切酶检测）来减弱SARS-CoV-2的复制。ICS也可防止SARS-CoV-2进入；使用ICS的COPD和哮喘患者的痰中ACE2基因表达低于未使用ICS的患者。此外，在小鼠中的研究表明，ICS通过抑制1型IFN的产生来减少ACE2的表达。虽然抑制1型IFN分泌可能降低宿主防御能力，但ACE2表达的相关降低可能防止SARS-CoV-2进入细胞。这些发现提示COPD患者使用ICS可能有助于预防COVID-19（图2）。 图2 固醇（ICS）在COPD中的应用：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影响。ICS可预防嗜酸性粒细胞性COPD患者的加重，其部分机制可能是针对这些患者的Ⅱ型炎症。ICS可通过以下两方面进一步获益：降低SARS-CoV-2的增殖能力，以及通过抑制1型干扰素（IFN）生成而降低ACE2表达，从而限制SARS-CoV-2进入细胞。然而，免疫抑制可能增加呼吸道感染的易感性，导致继发性细菌定植，并增加某些个体的肺炎风险。一项系统的文献综述没有发现任何研究可以确定ICS是否与合并严重冠状病毒感染（包括COVID-19、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的COPD患者的临床结局改善或恶化相关。最近，来自英国电子健康记录的观察数据报告，与未使用ICS的患者相比，使用ICS的COPD和哮喘患者COVID-19相关死亡率增加。然而，敏感性分析也表明，在接受ICS+两种长效支气管扩张剂（三联疗法）治疗的COPD患者中，COVID-19导致的死亡率高于接受ICS+一种长效支气管扩张剂治疗的患者，这表明在接受三联疗法治疗的患者中，COPD混杂效应是因为三联疗法患者疾病更严重而非ICS本身造成。阴性对照分析也突显出接受ICS治疗的患者中非COVID-19死亡较多，这进一步强化了疾病严重程度的混杂作用。这项分析强调了有关真实数据收集方面的实际问题，即了解ICS对COPD患者COVID-19的影响是保护作用还是有害作用。在缺乏随机对照试验数据的情况下，建议COPD患者继续使用常规吸入治疗方案，包括已经使用的ICS。COPD管理指南提供了关于适宜停止ICS治疗的临床情况的建议。在没有确凿数据表明ICS对COPD患者COVID-19有保护作用的情况下，目前应继续考虑适当撤除ICS。 合并COVID-19的COPD患者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结局已有多篇文献对COVID-19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和临床转归进行了评价。这些研究的临床背景和收集的数据类型有显著差异。因此，重症（住院）COVID-19患者的病死率为1%~62%不等。关于合并COVID-19的COPD患者的流行病学和结局的数据仍在积累中。在本文中，我们回顾了COPD是否与获得COVID-19的风险增加相关，或与COVID-19结局恶化的风险增加相关的不同问题。
一篇系统综述总结了COVID-19患者中COPD的患病率，该综述纳入了截至2020年3月24日发表的15项研究涉及2473例COVID-19确诊患者，主要来自中国。据报道，患病率为2% （95%CI 1%~3%）（图3）。最近的一份报告评估了在纽约（美国纽约州）急诊就诊或入院后被诊断为COVID-19的13442例患者也发现了类似的患病率（3%），以及一份来自中国的1，099例未经选择的患者的报告 （1%，95%CI 0.6%~1.9%）。为了解释在COVID-19患者中观察到的COPD患病率低于预期，该疾病或其治疗可能会降低感染风险。这些假设尚未得到证实。COPD诊断不足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可能导致这些结果，或者是临床记录中没有记录有关包括COPD在内的合并症的完整信息。在许多国家，一些人群中观察到的COPD低患病率可能主要是由于早期屏蔽了包括COPD患者在内的老年和高危人群。这一点得到了以下证据的支持：在由1000例COVID-19疫情早期诊断的连续病例系列中，纽约的COPD患病率较高（6.6%），中位年龄也较高（63岁 vs 52.7岁）。然而，这些观察结果均未提供明确信息证明COPD患者感染SARS-CoV-2或发展为COVID-19的风险增加。 图3. 2019年不同严重程度冠状病毒病患者中COPD的患病率一项针对中国和美国11个病例系列的年龄和性别校正的荟萃分析提示，当前吸烟可能是预防感染COVID-19的保护性因素；患者中当前吸烟者的患病率显著低于预期（患病率OR 0.20， 95%CI 0.13～0.31）。然而，当前吸烟者的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患病率较高，因此在COVID-19流行期间采取屏蔽措施的可能性较高，这在荟萃分析中引入了一个尚未解决的显著混杂因素。此外，大多数COVID-19系列是基于从病例记录中常规收集的数据，而当前的吸烟信息可能被严重低估。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持续的大流行带来的医疗负担，忽略了对指导临床决策不重要的信息。据报道，COPD患者和当前吸烟者在感染COVID-19后的预后均较差。多个大型患者队列报告，在住院的COVID-19患者中，合并COPD与较差的临床结局相关（图4）。之前提到的荟萃分析报告，合并COPD的患者入住重症监护病房或死亡的风险增加88% （RR 1.88，95%CI 1.4～2.4）。此外，当前吸烟者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比现在吸烟者高45% （RR 1.45，95%CI 1.03～2.04），因此不认为当前吸烟对COVID-19有保护作用。然而，该荟萃分析中的死亡率估计值受到样本量的限制。更具体地说，只有包含10例COPD患者的两项研究报告了合并COPD患者亚组的死亡率。其中6例死亡。在纽约更大的队列中（13442例急诊就诊的COVID-19患者），COPD与住院风险增加相关（RR 1.77，95%CI 1.67~1.87），并与死亡率增加趋势相关（RR 1.08，95%CI 0.88~1.33）。在包含1，044例住院患者的意大利队列中报告了类似结果。COPD患者发生严重呼吸衰竭的风险显著增加（RR 1.17，95%CI 1.09~1.27）。在西班牙的一项纵向队列研究中，COPD也与死亡风险增加70%相关（RR 1.69，95%CI 1.23～2.32）。国际严重急性呼吸道和新发感染联盟（ISARIC）队列基于20000多例COVID-19住院患者的数据，表明非哮喘慢性肺部疾病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HR 1.17，95%CI 1.09~1.27）。图4. COPD对2019冠状病毒病结局的影响（来自较大患者队列的数据汇总）同样，COPD患病率在更严重或更致命的COVID-19患者中进一步上升。一组257例因COVID-19入住纽约重症监护病房的危重患者显示，COPD的患病率（9%）和当前吸烟者或既往吸烟者的患病率（33%）要高得多。此外，在单变量回归分析中，COPD是显著较高的死亡风险的预测因子（HR 3.15，95%CI 1.84～5.39），在多变量回归分析中，这种关联仍然稳健（HR 2.94，95%CI 1.48～5.84）。有趣的是，据报道，在意大利一项涉及3032例患者的调查中，多达16.4%的COVID-19感染后死亡患者合并有COPD。这相当于年龄大于或等于65岁的患者的患病率为17.2%，而年轻患者的患病率为11.1%。COVID-19预后较差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增长和心血管合并症。COPD是一种发生在老年的疾病，与包括心血管疾病在内的多种合并症相关。除了年龄和合并症带来的风险外，有证据表明COPD本身也与较差的结局相关。其原因可能是COPD患者对病毒感染的易感性增加（通过降低抗病毒防御能力或增加ACE2表达）或预先存在的肺功能受损。现有数据并未涉及COPD的异质性，包括疾病严重程度、加重频率和合并症。未来的分析应将这些特征作为额外的易感因素。 血栓形成和凝血功能障碍是重症COVID-19的常见特征，COPD患者对这些血管事件的易感性也增加。了解COPD患者原有的内皮功能障碍是否容易在COVID-19期间发生血管并发症非常重要。未来的研究应检查COPD肺内皮细胞在感染和炎症期间的行为，以及这是否可能导致微循环中的血管并发症。对于既往有呼吸系统疾病（如COPD）的患者，COVID-19的长期后遗症仍缺乏证据。来自无肺部疾病的COVID-19康复者的新证据显示，截至出院后3个月，肺功能降低和计算机断层扫描异常。COPD患者在肺损伤后表现出异常的重塑过程，因此可以预期SARS-CoV-2感染后会出现显著异常的组织重塑。未来的研究应试图了解SARS-CoV-2感染对包括小气道疾病和肺气肿在内的疾病的病理生理学影响。ICS使用与SARS-CoV-2感染之间的关系仍不清楚。虽然ICS可能对降低SARS-CoV-2的增殖能力有一定益处，但已知ICS可抑制重要的抗病毒机制。尽管ICS抑制了抗病毒机制，但使用ICS可预防血液嗜酸性粒细胞较高的COPD患者的病情加重。相反，对于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低或慢性细菌感染的COPD患者，使用ICS会增加肺炎的风险。同样，在感染SARS-CoV-2的COPD患者中使用ICS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对一些患者有益，但对另一些患者有害。这一课题迫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支持临床决策。隔离对COPD自然史的长期影响尚不清楚；这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少病毒感染，但对患者的一般身体和心理健康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由此导致的体力活动和锻炼的减少可能会使患者失去一些有益作用，包括生活质量的改善、症状负担以及加重和死亡风险的降低。本综述有局限性。首先，这是一篇叙述性综述。随着在这一快速发展的领域获得更多的数据，系统综述可能是有价值的。其次，许多队列研究没有对COPD患者进行亚组分析。众所周知，COPD是一种具有多种临床表型和严重程度的高度异质性疾病。未来队列研究的分析应尝试对患者进行亚组分析，包括按种族分组，以识别风险最高的患者。本综述聚焦于关于COVID-19和COPD的三个关键问题（图5）。首先，众所周知，COPD患者容易出现病毒性加重，并且目前的证据表明，COPD患者肺组织ACE2（SARS-CoV-2受体）表达增加，这提供了COPD患者可能更容易感染COVID-19的机制。
COPD患者还表现出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和凝血功能障碍增加的特征，这可能会增加COVID-19的不良结局风险。其次，没有临床证据表明ICS对COVID-19有保护作用或与较差的临床结局相关。最后，虽然现有的队列研究证据并没有表明COPD患者或多或少容易感染SARS-CoV-2，但COPD患者的临床结局（包括需要机械通气和死亡率）似乎更差。翻译整理：李嘉依 浙江大学2022级研究生 导师/审核：葛慧青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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