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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日本攻占卢沟桥，中国爱国官兵坚守宛平城，英勇抗战。北平“学联”动员社会舆论唤起民众，发动群众募捐支援前线，并组织慰问团、救护队，到前线去慰劳前方将士，救护伤员。为进一步发动人民群众支援二十九军抗战，根据市委的指示，由“学联”及华北各界救国会出面，准备召开市民大会。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就在开大会的前一夜，我们到大街上看见警察将维持治安用的枪又换成黑白棒了。我们预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变化，跟上级一联系，才知道宋哲元已经带着二十九军跑掉了。按照市委指示，我们“民先”全国总队部、北平队部、北平市学联的主要负责人，第二天就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内陆的同学立即向后方撤退，到内陆发动抗日救国运动，同时决定北平的同学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我是“民先”北平队部的队长，和各个区分队的干部大都认识，市委决定我暂留北平，整顿“民先”组织。“民先”总队部于光远和北平队部杨西民同志带领“民先”机关工作人员从西直门出城经过门头沟撤退到保定去。那时，北方局已撤到保定。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军侵占了北平。平津、平绥、平汉铁路都已不通。八月六日平津开始通车。北平的学生包括“民先”队员，和一部分市民开始撤往天津。学联与“民先”的负责同志撤退到天津以后，会同天津学联和“民先”天津队部在法租界设立接待站，负责接待和安排从北平撤到天津的学生住宿、吃饭问题和继续往内陆撤退的组织工作。因为当时从天津向内陆的车不通了，只有从海路到山东，然后再到各地。 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出来独吞中国，它们之间争夺中国地盘的斗争就尖锐起来。所以，英美当时还是同情我们抗日的。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乐意运送中国学生，他们增加船的班次，原计划把平津学生和一部分市民运到上海，后因“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只得分别运送到山东的青岛、烟台和掖县虎头崖等地。 北平学联及“民先”的党员同志率领首批到达青岛、烟台、虎头崖的同学，一上岸就都成立起平津流亡同学会，然后汇集到济南。在青岛的学生是乘火车，在烟台、虎头崖的是乘汽车到潍县，然后改乘火车到济南。到了济南，他们又在济南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以平津流亡同学会名义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教育厅长何思源交涉，安置饮食住宿。有的住一师，有的住高中，有的住齐鲁大学的学生宿舍。 我是八月二十三日离京的，在天津住了三、四天后，乘太古公司轮船到烟台上岸。平津流亡同学会在烟台西沙旺小学。当时有几百同学聚集在烟台，等着乘汽车去潍县转济南，可是没有车。当天我就和一个家住潍县叫王太的学生，一同去潍县找专员厉文礼，要他派汽车去烟台接平津流亡的同学。交涉办好了，第二天我就到了济南。 我到济南初住高中，准备三、五天后到石家庄北方局去。我还没走，“民先”总队部总队长李昌就从石家庄到济南来了。他传达了北方局决定，要我留在山东做“民先”及平津流亡学生工作，马上成立“民先”山东省队部，让我担任队长，统一领导“民先”的组织。并把我介绍到山东省委和黎玉同志接上了关系，在省委领导下工作。当时决定吸收江明和武衡参加“民先”山东省队部，江明任组织，武任宣传。 早在一九三六年暑假前，青岛、济南、烟台、潍县、聊城、枣庄就有了“民先”组织。暑假中，在北平读书的山东学生回到家乡，又把“民先”的火种带到各地，在许多城市建立了“民先”组织。 “七七”事变后，从平津流亡回来的大批山东学生回到故乡后，也纷纷在各地组织青年，大多数县成立了“民先”组织。这时，威海、蓬莱、文登、平度、青州、高苑、临清、长山、邹平、临邑、平原、禹城、德州等地的“民先”缺少统一的领导。省队部成立后，就有了统一的领导。省队部当时设在省立第一师范的一个小楼里。 九月初，成立了“民先”山东省队部，与平津流亡同学会一起进行活动，公开出面的是平津流亡同学会，实际上“民先”和同学会是一回事。根据北方局和山东省委的指示精神，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除出版过一些小册子及传单外，省队部还铅印了题为《脱下长衫，拿起枪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材料，发至各地“民先”组织，作为当时行动的纲领。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抗战方针、抗战思想，指引了人民大众参加抗战，挽救民族危亡。同时还创刊了《齐鲁先锋》，对于唤起民众抗日救国，起了很大作用。除此，还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1．接待、运送平津流亡学生。凡是从平津来济南的学生，哪怕是“新学联”的人，我们都给以安排。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每天都要接待几百人，多时上千人。我们与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等联系吃饭、住宿问题。他们分别住在济南高中、齐鲁大学、省立一师等学校。同时我们与铁路交涉车辆、运送大量流亡学生到祖国各地去。， 2．动员、教育学生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省立一师有个旧礼堂，几百人可以在里面开会，平津同学来到济南，我们就在那里举行报告会，用前线来的捷报鼓励大家。我们还组织座谈会、讨论会，宣传最后一定能夺取抗战胜利，一定能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使平津出来的学生都能受到抗日的教育。 同时，动员平津学生参加抗战工作。有的到前方去，有的在后方。有到南京去的，在南京也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负责人大多是原来北平学联的负责人。有的经过西安到延安；有的到保定、石家庄、太原和山东各地，留在华北；也有少数分散回到各省家乡发动抗日。 在动员平津学生参加抗战工作方面，我们认为平津学生大部分是华北人，应留在华北发动群众，坚持华北抗战。因此在十月份以后，经过济南的平津同学，我们就动员他们，尽可能留在华北，开展华北抗战斗争。山东人回到家乡去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斗争。因此，去南京的就逐渐少起来。这一点和在南京的同志的认识不一致，他们认为平津学生应尽可能多的到南京去。去的少了，他们就派个代表回到济南来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观点是：只有把华北的群众发动起来，坚持住华北抗战，才能争取蒋介石坚持抗战。南京的同志们则认为：只有到南京政府里面去，才能推动蒋介石抗战．，辩论了三天三夜没有结果，谁也没能说服对方。最后，还是从大局着眼，只好妥协，我们同意动员一部分平津流亡同学到南京去，这一场大争论才算结束。 3．我们还做了统一战线工作，与上层各界联系，与济南的教师、学生联系，成立各界救围会、抗日后援会。动员各界爱国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积极行动起来，以民族大业为重，共同来挽救民族危亡，反对投降，坚决将抗战斗争进行到底。同学会还组织了流亡剧团，团长是清华大学学生荣高棠，副团}∈是中国大学学生杨易辰，团员有张瑞芳、阮若珊等五、六十人。剧团从济南出发，到鲁西南、冀南、豫北一带演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4．派人进入三路军的政训班。抗战开始，国民党军队设立政训处，韩复榘三路军政训处的主任是余心清，实际上先后由黄松龄和齐燕铭负责。张友渔、邢西屏、张郁光、于毅夫、许德瑗等同志都在政训处讲课，并担任余心清的参谋工作。在党的推动下，政训处成立政训班，培养政训员。政训班开办时先在辛庄，后迁到南门外行政人员训练班旧址。政训班前后三期，总共招收学员四、五百人，绝大部分都是平津流亡同学会介绍进去的，差不多都是“民先”队员，少数是党员。政训班学员是打算训练后派到各县去做政训员的。我们推动韩复榘办政训班，动员平津学生进政训班，是想通过这个合法形式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 当时在山东有三派势力：一派为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势力，那就是依靠广大群众，联合各进步团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抗战；一派为国民党，既没军权又没政权，因为县、区级政府都由韩复榘来统治，但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韩复榘也为一派，他是山东省主席、三路军总指挥，有几个师。韩总的态度是保存实力、保存地盘。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上，因为他是国民党的集团军司令，不得不听蒋的；但蒋排除异己，既拉拢他又想消灭他，所以他不完全听蒋介石的。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暗地又和日军勾勾搭搭，日本保留他的实力地盘，他就可以投降；日本威胁他的政权和地盘，他就抗战。在当时形势下，他表面上又不能不表示出抗战或坚持抗战的姿态。他既然要表示抗战，就要和我党发生接触，并在一定限度内支持党的抗日救国活动。但当我们的活动威胁他的存在时，他就又原形毕露，压制群众抗日活动。政训班学员，韩复榘迟迟不往外派，只有当日军迫近山东时，他才允许在惠民、聊城、临清等地成立政训处，派去政训员。很快这些地区就被敌人占领了，站不住脚，工作没开展，只好退回到政训班。只有聊城的没有退回来。当敌人炮轰洛口桥时，政训班就被迫后撤了。十一月初撤到了济宁。 余心清当时把政训班看作他的政治资本，要把这四、五百人调出来留在山东]：：作，他不肯。开小差出来，被韩复榘抓到可能会杀头，损失就大了。政训班拉到济宁时，趁江明到鲁西南视察工作的机会，才动员十来个人出来到省委分配工作，政训班十二月底从济宁拉到豫东北。当韩复榘被枪毙后，四、五百人的政训班就解散了，只有个别人回到山东，大部分人到延安去了。对山东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损失。 5．支援石友三部学兵队。石友三部当时在河北省平汉线活动，要成立学兵队，“民先”总部派张克威和赵冰谷到济南来要人。我们从平津流亡同学中，动员一百多人去石友三的学兵队。 到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日军第一次炮轰洛口桥。省委迁到泰安，“民先”省队部和平津流亡同学孟英等几十人也一同来到泰安。少数人留到济南，组织后来的平津流亡同学到泰安。此时还是不断有从平津方面来的学生。到泰安后住在三中，三中早就放假。我们在泰安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重点工作还是放在留在泰安的几十个平津流亡同学的教育训练上，每天上课，学习政治，学习游击战争。从济宁政训班中动员出来的十几个同学，男的分配到莱芜、新泰、费县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动农民，准备开展武装斗争；女的留在泰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日军占领了济南。省委决定，要在全省范围内发动游击战争，打击日军的入侵。“民先”与同学会随省委从篦子店到山阳，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徂徕山宣布武装起义，成立了四支队。“民先”队员与平津流亡同学一起参加了武装起义。起义的不光是省委直接领导的四支队的力量，其他各地党组织领导的“民先”及地方武装也举行了起义。此时四支队已不再搞“民先”工作，胶东及其他支队还搞“民先”组织的发展工作。别的地方继续搞，主要服从武装斗争。到一九三八年夏季，就改变了组织形式，成立“青救会”。 “民先”组织对部分学生有强大的吸引力，也只限于青年。农民就不大认识此组织的性质。所以改变了名称，“民先”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 《山东党史资料》（总第八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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