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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是一股学术的暖流 陶梦真、刘一昕：刘老师您好，在2022年8月8日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您当选为新一届会长。学会自1979年成立以后，首任会长是王瑶先生，之后严家炎、王富仁、温儒敏、丁帆几位先生先后担任会长，到您是第六任了。我们很想了解，学会已经走过43年的历程，您如何看待学会对您的影响？ 刘勇：我们的学会现在已经是一个辐射全国的学术组织，大约有3500名会员，形成了稳定的组织章程、扎实的学术宗旨以及厚重的学养风范。作为一个学术组织，学会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既扶植学术研究的新生力量，也引领学科建设的前进方向。它在现代文学学人心目中的地位始终是崇高的，是不可替代的。在学会这个学术共同体当中，我们一代又一代学人共同演绎并承传着学会的历史脉络与精神传统，为学界的蓬勃发展作出宝贵贡献。 但是在我看来，学会不只是一个组织，在它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学会拥有了自己的学术定力，镕铸了自己的学术传统，也形成了代代相传的学术品格和精神力量，它像一股学术暖流贯穿始终，不断向前。 从王瑶先生那一辈人开始，学会就形成了一股独特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持重和创新的学术理念推进现代文学研究的血脉传承。他们的个人风范和学术建树影响、带动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人。我一直清楚记得王富仁先生博士论文答辩时的一个情景：到了最后的专家评议和投票环节，王富仁先生在答辩会议室外的走廊上来回踱步，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满地的烟头。因为那天考验他的，除了导师李何林先生，还有钟敬文、唐弢、郭预衡、严家炎等前辈学者。  刘勇教授（右）与钟敬文先生（中）、郭英德先生（左） 王富仁先生把鲁迅《呐喊》《彷徨》的意义概括为“思想革命的镜子”，在当时是具有相当颠覆性的观点，而这些极为持重的前辈将会如何看待他的如此创新的观点呢？当然，今天看来，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需要个人的学术勇气和学术眼光，更加离不开当时特殊的时代语境。王富仁先生充分肯定此前“政治革命的镜子”观点的正确性，同时可谓小心翼翼地指出这一阐释与鲁迅创作实际之间存在着一个偏离角，进而提出“思想革命的镜子”，提出回到鲁迅小说创作的初衷。在思想解放的80年代，从“政治革命的镜子”到“思想革命的镜子”，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在发展中不断延续、突破并走向深化的学术链条。最终，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王富仁先生的博士论文答辩。他的论文具有学术突破的标志性意义，他的答辩同样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当时通过答辩的是王富仁先生，但受到深刻触动和影响的是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后辈学人。老一辈人不仅是持重的，而且是包容的，是鼓励创新的。正是这些前辈学者高尚的学术风范，学会才能始终像一股学术暖流一样浸润、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陶梦真：就像您刚才所言，一代又一代的前辈学人传承着学会的传统，现代文学研究界才呈现出今天这样不断繁荣、不断深化的勃勃生机，始终引领学科的发展方向。在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几十年里，也与这些前辈学人有过很多深刻的交往，能否从您个人的经历出发，谈谈他们的精神品格在您的学术生命中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刘勇：我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在追随着前辈的脚步，去传承这些优秀学人积淀下来的学术传统和经验，并勇于与新的历史契机相遇。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我接触了太多有着深刻思想和扎实学识的前辈学人，他们不仅传授着有价值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还有着令人敬佩的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以及独特的个人魅力。2002年，在长沙开完现代文学年会之后，我和樊骏先生一同乘火车回北京，在那个狭小的火车包厢里他推心置腹地同我讲了很多独到的学术见解。他谈到左翼文学，认为当时学界对左翼文学的看法太单一，其实左翼不只是“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从内容到思想都有着复杂的形态和深刻的影响。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用“复杂”来形容左翼文学。他觉得老一辈人难免受到时代局限等因素的影响，但年轻人不能只跟着前人的结论走，不能用单一的思维看问题。樊骏先生的这次谈话不仅让我懂得如何用复杂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且启发我，现代文学有待重新探讨的问题还很多，极大地鼓起了我的学术勇气。在这方面对我影响深刻的还有朱金顺先生。朱先生是版本目录学和史料学方面的专家，他非常注重在史料考据与整理研究方面对我们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我是朱先生的第一个弟子，这么多年来一直与朱先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情谊，但朱先生是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在学术上只认道理，不讲情分，从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错误。这也使得我多年来，不管是为人、做事，还是教书、治学，始终有所顾忌，力求审慎。 另外还有孙玉石先生，我记得当年，他参加完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后，针对论文中的一个注释说：“这个注释虽然没有错，但是做得不够漂亮。”他认为对于当时已经成为大学教师的我来说，不能只考虑“对与不对”，还要考虑做得“漂不漂亮”。这简短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它包含了孙先生对我的严格要求和巨大期待，也让我认识到，做学问除了严谨本分之外，还有更为高深的境界追求。这些都是令我很感动，对我有着厚重的哺育之功，能让我记一辈子的事情。  刘勇教授与孙玉石先生（左）在俄罗斯 除了在治学理念和治学态度方面受到前辈学人的影响，我还特别感念他们对后辈的宽容和提携，那种不夹杂任何私心的关怀与鞭策，直到今天都影响着我与比我更年轻学人的交往方式。严家炎先生是我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他特别赞许我的论文在李劼人研究方面所作的一些努力和推进，尤其认为论文在李劼人《大河三部曲》的“人物论”方面写得比较有突破。所以答辩结束之后，他特别表示希望我把这部分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篇文章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严先生每次见到我，都要为“人物论”那部分没有发在《丛刊》上而深表惋惜。这件事对我的触动特别大，影响也很深，这样一位学术前辈对我的论文发表在什么刊物上多次表达遗憾，这让我深刻感受到严先生是一位多么热情诚恳、关怀后学的前辈，这正是来自老一辈学者的一股暖流，也是他们独有的一种情怀。严先生曾经多次到北师大讲学，往往是受学生会的邀请，主要面向本科生，大多数讲座都是我主持的。严先生每次讲座都热情洋溢，一讲就是几个小时，那种亲切平和、耐心细致的风格，令我非常感叹。说实话，严先生所讲的一些问题站位之高、思考之深，大多数本科生是不太容易理解的，但严先生从来没有流露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把每一位听众当作朋友、当作知己。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饱含着对青年学子的关切，也特别期待能和他们产生共鸣。严先生对年轻学生的态度也影响着我后来如何对待我的学生们，那就是既要在学术上严格要求，但同时也要切实支持鼓励，尽最大的努力培养他们成长。  刘勇教授与严家炎先生（右） 这种对后辈的提携与扶持也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品格。当年我参评教授之时，王富仁先生亲自为我写了推荐意见。他在意见中特别强调“刘勇是李劼人研究专家”，当时我有点不以为意，觉得“李劼人研究专家”有这么重要吗? 现在回想起来，这正是老一辈学者的一片苦心和满腔期盼，他们期盼着后辈学者能够学有所专、学有所长，能够在学术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并且能够站在自己学术研究的制高点上。这是一种多么质朴、多么深挚的热切情怀！ 学会的精神价值与传统 刘一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一直秉持着认真、严正而稳健的持重品格。您的现代文学研究既注重对作家作品的细致研读和细腻感悟，又注重用文学史的思路观照历史文化全景，特别是您对“文学史应该越写越薄”的论述，都体现了持重的学术品格，这也是您对学科精神传统的一份坚守与呵护。您之前反复强调说学会哺育了您的成长，而您的这份坚守似乎也可以理解成对学会的“反哺”。请问您是如何理解持重这一学术品格和精神传统的？ 刘勇：唐弢和樊骏两位前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十周年的时候都提到了持重这个词。现在持重依然是现代文学研究会以及整个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基本共识。就像我刚才说的，学会不仅是一个学术组织，它是一股学术暖流，大家自然延续着这种精神传统，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内在的责任。我的学术生命是跟随着学会的发展而延续的，我对学会精神传统的理解也是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 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来说，持重是最重要的一重底色。与文学创作不同，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研究突显的并不只是个人的才华和感情，更多体现了一种学术传统的积淀，是在一代又一代学人构建的学术链条中一步步向前推进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实际上在学科正式设置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等晚清大师，以及胡适、鲁迅、郑振铎、周作人等新文学先驱，他们前后承继，以晚清朴学为基础，形成并建立了新文学的学术规范，即高度重视材料和论据，强调从史实出发。这个规范直接奠定了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基础。“五四”那代人一方面以完全不同于古典文学的范式开辟了新文学的面貌，同时又扎扎实实地对传统文化、古典文学进行继承和梳理。尤其是鲁迅，做文章如投枪匕首，但是在做学问上秉持的是“太炎家法”，特别重视材料的梳理和考据。我们常说鲁迅的文学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峰，这个高峰不是一天就垒成的，没有言之有据的“础石”，鲁迅对几千年来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就不可能针针见血，直中要害。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学中文专业课程改革和学科建设的产物，投入到这个学科建设的第一代学者有的就是直接参与了现代文学史这段历程的作家，比如唐弢、李何林、钟敬文等；也有的是从其他研究领域特别是古典文学研究转向而来的学者，比如王瑶早期师从朱自清，研究的是中古文学；任访秋的早期成果《中国文学史散论》20篇文章中有18篇的研究对象都是古典文学。这两类学者的构成，使得现代文学学科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和厚重的历史感这双重品质，这种品质奠定了整个学科对持重的坚守，它集中体现在对史实和史料的高度重视以及一代代学人的学术品格上。  刘勇：《中国现代文学的多维阐释》 首先是对史实和史料的高度重视。相比于古代文学的厚重，现代文学不仅时间短，而且与当下离得太近，想要将这一段还仍然温热、鲜活着的历史发展成一个学科，需要的是大量扎实客观的史料作为支撑。特别是对于一些史实的判断，大多数历史的当事人都还健在，各自有各自的立场和说法。面对这种众说纷纭的状态，学科的开拓者只能躬身去考证每一个作家生平，搜集每一个作品的资料，才能作出自己的评判。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等，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背后都是无数材料的支撑。尽管今天看来，其中有些材料并非都那么准确，甚至并非那么正确，但这种对材料高度重视的态度是正确的。这些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奠基之作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一直到今天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和研究成果，影响了半个多世纪的后来学人。在现代文学学界一直流传着“不看遍材料不说话”的观点，唐弢、严家炎、杨义等很多学者都说过，尽管很难真正做到，但这已经成为学界同仁秉持的信念。正因为如此，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会出现大规模、系统的史料整理，近些年学界的研究趋势、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倾向也同样显示出对史料的高度重视，而如何从自发的、零散的史料研究走向系统的、理论性的史料学建构，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践行。 再有，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持重更重要地体现在一代代学人的学术品格上。现代文学诞生于内忧外患的时局之中，是一代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和对民族命运高度责任感的集中爆发。现代文学的“现代”二字，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反映着一代人的精神品格。现代文学研究也同样如此，背负着学科建设重任的第一代学者，很多都是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专业领域，从头开始进行学科的建设。面对这段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历史，第一代学者始终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进行研究。这种学术传统是直接传承于“五四”精神，并在艰难的历史条件下磨砺形成的。他们一方面最紧密地关注着现实；另一方面又专注于孤身做学术，为了学科的建设，一代又一代学者付出了巨大心血。唐弢先生以前提到过一个观点：“五十年内无历史”，这个观点是非常持重的，也正是强调做研究不要一味跟着时间往前跑，要让历史沉淀下来。正是在这些前辈学人对于持重的坚持传承下，这个学科越来越走向成熟，其分量和风范凝聚了前后几代学者的智慧和辛劳。 陶梦真：除了持重品格之外，学会一直以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创新。近年来，您关注谱系学的研究思路，主持了多项与此相关的课题，包括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京味文化的谱系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的谱系学研究”，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在思路和方法上都给人以新颖、宏阔的启发。请问您是基于一种怎样的学术考虑去进行理论的拓展和建构，这是否也是对创新理念的践行，更准确地说是对持重与创新的融合？ 刘勇：不管是学术的传承演进，还是学会的发展建设，创新首先是一种态度，它体现在老一代学者率先解放思想。我们看一些前辈学者，比如严家炎先生，他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以及对待通俗文学的态度，都体现了老一辈学者不拘谨、不墨守成规，在秉承持重理念的同时坚持有所创新和突破。 创新还是一种逻辑，它不是一味求新、求变，而是立足当下和现实，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推陈出新。我近些年进行的一系列谱系学研究就是秉持着这样一种理念。我所强调的“谱系”这个概念，它与不论是福柯的谱系学、尼采的道德谱系，还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家谱和族谱，都是既有关又无关的。我试图对上述理论和思想资源进行重新审视和再创造，以适应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历史语境，这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所以能够始终坚守持重与创新的结合，离不开对现实的深刻理解，离不开同时代的深层对话，这不仅是一种学术品格，更加意味着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当前，国家经历了长时期、大规模、全方位的发展建设，综合实力空前强盛，文化交流也走向深入。在这一背景下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就必然要求文学及文学研究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具气魄的笔触展示时代社会的变化。我近些年提出“大京派”的理论建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要让文学真正与时代社会发生关联，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推动有所助益。此外，“大京派”的建构也是我对“大文学观”的积极探索与实践。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提出以来，学界不断深入对“大文学观”的探讨与建构，这中间既有赞同，也不乏反对。当然了，“大文学观”的实践原本就不是为了提出一个完美的、不可颠覆的理论范式，而是在多方的争议与互动中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视点重新看待文学史，“大京派”文学的建构正是这样一种尝试。其实目前学界对京派文学的认识和理解还是多限于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应该说，这种将京派看作一个特定时间段的特定地域性文学流派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它无法涵盖京津冀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甚至遮蔽了它的无限多样性。从根本上说，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展就是一种长远的文化建设，它的示范意义很可能是我们目前乃至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估计的。在这样一种战略背景和历史契机下，京派文学应该突破一时一地的时空限制，扎根于京津冀千年的历史文脉，激活当下的现实发展，以更丰富的内涵、更深厚的底蕴、更宏大的气象呈现出“大京派”的全新面貌。 创新也是一种传承，不同代际的研究者，拥有介入历史进程的不同方式，但每一代人又能够自觉地接续起上一代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突破。这就要求我们在持重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创新，在解放思想、遵从逻辑之外，要特别注重传承创新精神，扶持年轻人的成长。一直以来，学会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切实支持青年学者的发展，让这个群体快速而有效地成长起来，更加踊跃地参与学科的未来建设。青年学者既是我们最蓬勃最有朝气的研究力量，也是学会和学科发展的希望所在。近年来，学会举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青年学者研讨会、颁发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等，都是对青年学者思辨能力、创新精神与学术水平的积极鼓励和引领。 学会来到了新的历史节点 陶梦真：您刚才回顾了学会对您的影响以及您对学会的理解，从您的讲述中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学会不仅是一个学术组织，更是一股学术暖流。如今学会已然有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和稳健的发展态势，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您履新会长一职，接过学会的“接力棒”，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对您来说是压力更大，还是动力更大？ 刘勇：王瑶先生1989年去世的时候，钱理群先生惊叹：“大树倒了！”后来，钱理群先生多次提到这四个字。说实话，当时我听到“大树倒了”这四个字还没有特别多的感受，只是对王瑶先生的突然离世感到非常沉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今天，当我接过学会这根“接力棒”的时候，才愈加感到这四个字的分量之重，才愈加感到手上接过的是如此沉甸甸的一根“接力棒”！ 无论是当下的疫情影响，学科本身的发展状况，还是如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都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一重又一重的现实困难，这注定我们肩上的责任是沉重的，我接过的这根“接力棒”是沉甸甸的。 当前，我们面临的第一重困难就是整体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如何在国家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提倡国学的背景下，进一步阐释“五四”新文学的理念与价值？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现代文学要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如何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王富仁先生当年提出“新国学”的构想，其实是特别值得我们深思的。他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有局限的，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整体、循环的整体，因而现代文化理应成为国学的一部分。对于“新国学”这样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流变的命题，我们应该去积极地回应，并且深入推进其发展。我始终坚持认为，传统是在动态中不断重构的，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一百年也会逐渐融入传统的洪流中。将来从世界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学，很可能就只有两个时段或者说两个概念：一个是古代文学，一个是现代文学。  刘勇教授与王富仁先生（右） 另一重困难就是全球疫情和国际局势给世界文化交流带来了很大障碍。不管疫情的形势如何严峻，全球化的进程都是不会被扼制住，不会被中断的。在这个情况下，中国文学怎么走出去？中国文学包括现代文学要如何更好地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自己的独特价值？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与互动，就发生在“五四”时期，所以我们越来越需要与世界对话。文学与文化的交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渠道，从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从“五四”开始，到80年代，再到今天，反思如何更好地同世界交流与碰撞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当代文学与时代同构，天然具有翻译与传播的优势，但现代文学经典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也不能被忽略。俄罗斯直到今天依然在纪念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也被评价为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当然离不开托尔斯泰自身的价值所在，但也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托尔斯泰研究的不断推进。同样，英国有莎士比亚，法国有巴尔扎克，德国有歌德。在中国，除了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还有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如何让世界更加深入地了解现代文化与文学经典？鲁迅的价值应该如何进一步阐扬？在当前严峻的疫情和国际局势下，这些都成为我们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以及重大挑战！ 此外，在国家近年大力提倡的“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跨界，实现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推动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展？文学史不仅是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是整个人类的思想史、各个民族的精神史，甚至说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前不久刚成立的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担任所长的陈平原先生就说到要打通文学、艺术、思想、教育、媒介等领域，以重新构建一种综合性的“现代中国人文学”，为探索中国道路的历史经验与人类思想提供学理支撑。除了强调交叉融合的新思路，“新文科”的另一核心要义是增强学术研究的实践价值，即强调学术研究要为社会所用，要为推动时代发展所用。我之所以提出京津冀文脉谱系研究与“大京派”文学观念的建构，正是在党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去思考并践行文学、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再一重困难就是史料建构的难以为继。近些年来，现代文学研究者都越来越充分地意识到史料的重要。我想在此强调这个“重要”不是理论上的重要，而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史料积累已经出现难以为继的紧迫局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举全学科之力，大批学者联合研究，各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各种类型的史料丛书。这些宝贵的史料就是前辈学者为我们种下的大树，而我们一直在大树下乘凉，直到今天仍在利用这些史料。但问题在于从八九十年代至今，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如果不能对这几十年的史料及时地加以整理研究和更新补充，今后的学者就要面临“无米之炊”的境地，更年轻的研究者们就要断顿了，更没有大树可以乘凉了。这一点应该特别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与深切忧虑。 另外，现代文学研究者大多是大学老师，如何切实把教学和科研有机融合在一起，是需要我们不断思考的问题。大家不仅要考虑科研的独创和精进，不断向前推进个人的学术发展，也要考虑教学、社会实践等相关工作的展开。如何兼顾，如何统筹，如何做到教研相长，这是很重要的考量。陈思和先生曾谈到他在课堂上，从来不是照本宣科地读讲稿，而是坚持把学术前沿的成果教给学生，把他自己的研究方法尽快分享给学生。陈平原先生在授课过程中经常带领学生“读城”，迈开双脚去体悟一座城市的文化，进而读懂关于这座城市的文学作品。这些都是把科研融入教学的实践典范，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学术研究的鲜活和课堂教学的高效。 刘一昕：您这些年的学术研究从现代作家的宗教情结到现代文学的心理学研究再到现当代文学的谱系学研究，无论是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还是文学与文化的谱系研究，都做到了坚守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阵地，为现代文学研究会和整个学科的建设持续注力，同时注重文学研究与国家社会发展重大主题的紧密结合。这说明您已然将个人的学术生命与整个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命运紧紧绑定在了一起。而这是否也会在您推进学科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继续有所回响？现在您接过了学会这根历史的“接力棒”，您计划将如何跑过这一程，您对自己接下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有着怎样的期许？ 刘勇：尽管困难重重，形势严峻而紧迫，但是既然接过了学会的“接力棒”，我就要尽全力跑好这一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最为看重、最为深入思考的，就是如何能够更好地传承学会持重与创新的学术品格和精神传统，坚守王瑶先生创会以来形成的基本格局，让学会更为广泛而集中地团结起全国的学术力量，既要寻求不同地区学术的各自突破，也要谋求全国所有大区的共同发展。我始终觉得，当选会长不只是一个职位，更重要的是这一职位背后沉甸甸的责任，这意味着你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不能只关乎个人，还要通盘考虑到整个学科领域的发展和时代社会的背景，要始终不断与前人对话、与今人对话、与历史对话，甚至与未来对话。  刘勇：《现代文学讲演录》 多年以前，我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听黄修己先生谈起他们那一代人做研究，常常有一种孤往的精神，这个词令我印象深刻。孤往并不是遗世独立，并不是独善其身，是在坚持精神独立的基础上有所憧憬，以更大的热情去关注社会，关注国家，这种精神就是一种知识分子内心自足的体现。回归到学术研究本身，这也是一种求真务实、不断创新的动人姿态。只有在孤往中不断坚守和突破，我们的学术研究，我们的学科建设，我们的学会发展，才会迎来更加辉煌的前途！ 陶梦真、刘一昕：和您聊了这么多，让我们对于您，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更加深刻的感受。像您说的，学会的精神传承始终倚赖于一代代前辈学人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与学人品格，我想今天的访谈不论从内容还是意义上都契合了这种精神。感谢刘老师，也感谢《传记文学》策划的这期专题让我们有机会采访您。 刘勇：谢谢你们的提问，也谢谢《传记文学》的邀约。这次对谈，既是我向学科前辈的致敬，也是对我未来在学会工作的一种鞭策。如何将这根“接力棒”更好地传下去，是需要长期不断思考的问题。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8ZDA281）的阶段性成果。 受访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3年第1期封面专题 “持重与创新：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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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杨柳依依bnachr > 《文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