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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郭秋良是一个学者型和通才型作家，擅长小说、散文和理论多种体裁的创作，并享有盛誉。他于1936年农历七月十一出生在衡水滏阳河畔的一个农家。家乡秀美的河岸风光给年幼的他带来了无穷的欢乐。那黄土夯就的高大堤坝，河岸边密密丛丛的枣林，对他都充满了无穷的诱惑。他在大堤上任情地欢乐玩耍，在枣林里尽兴地挥杆打枣，但他最喜欢的是玩水。算命的先生曾说他是水命。这个推断没有说错，他谙熟游泳的各种姿势，尤其是仰泳，在水中如同躺在家中的炕席上那样的平稳。他自诩可以顺流一直平躺到天津。他看着往来如梭的船只和奔流入海河的河水，憧憬着真的有一天到天津、去北京看看。 后来郭秋良还真的去了北京，但不是坐船去的，而是坐火车去的。因为父亲出外谋生，在北京站住了脚，他多次随母亲去北京看望父亲。京城浓郁的文化氛围深深地吸引了好学上进的他。他觉得自己一生应该在文化上有所造诣，在文学上有所建树。于是在新中国的礼炮还在人们耳边回响的时候，郭秋良便告别了母亲来到了北京，在宝文堂书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建国之初，宝文堂印制了大量的唱本和现代作家的作品。喜爱文学的郭秋良立刻就被这些书吸引住了，他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和说唱读本，这为他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公私合营以后，经理很快发现他是个人才，很快就调他去了通俗读物出版社。不久，他因工作突出在出版社便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文化层次，也是为了躲开运动的干扰，他决定去考大学。他经过短暂的两个月的业余时间的紧张复习，凭借着坚韧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考上了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当大学录取通知书发到单位时，同事们都颇为惊讶，因为大家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已经参加工作几年的他，凭自学竟能够考上大学？大学期间是郭秋良充分展现才华的时期。因为他才学出众，被学院的院刊聘为编辑，全院仅此一人。同时他还是中文系系刊的主编。在十三陵水库劳动的时候，也是他代表北京市的大学生向前苏联贵宾致欢迎词。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他的前程本应是一帆风顺。但在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第一的年代里，他很容易地就被看作是“只专不红”的典型，待到大学毕业时，他被惩罚性地派到了河北省较为偏远和穷困的承德地区工作。艰苦的环境反而更加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到承德不久，他相继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散文《燕儿峪的新鲜事》《芒种以后》《金光灿烂的秋天》，在《天津晚报》发表了散文《避暑山庄》，这也开了研究避暑山庄文化风气的先例。在70年代，因为他创作成就斐然，在《河北文学》复刊时，他被借调过去担任编辑，在全省范围内组稿，发现和培养作者。这本来是一个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但他割舍不掉与承德的感情，最后还是回到了承德，令许多人惋惜。不久在承德地区恢复文联时，他来到了文联。因为这里的工作环境能够使他专心致志进行创作。 进入文学新时期以后，郭秋良的创作很快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报刊不断地刊发他的作品。在1979年4月他在《长城》和《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散文《热河冷艳》和《山庄湖色》。2000年世纪之交时，中国出版界出版了多种“百年”选本。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百年游记精华》中，收进了有李大钊、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老舍、朱自清、季羡林、林语堂等115人的散文名篇，郭秋良的《山庄湖色》排在第81位。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普佳作百年选》中，收进了郭沫若、巴金、叶圣陶、胡适、梁实秋、郁达夫、老舍等81人的散文，郭秋良的《热河冷艳》被排到第20位。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性灵散文》收进了鲁迅、周作人、李大钊、叶圣陶、茅盾、沈从文、孙犁等93人的散文，郭秋良被排在第46位。2005年，由北京京华出版社出版《文化名家游记》，共收进郭沫若、老舍、朱自清、季羡林等47人的散文，郭秋良位在第31位。入选的河北本土的作家，除郭秋良外，还有已故的著名作家孙犁，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铁凝。 进入80年代后，标志着郭秋良的创作高峰的到来。1983年，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写成，先是在《河北青年》月刊上连载18期，1985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时名为《康熙皇帝》，第一版就印刷了47万册。那时写帝王将相的作品绝无仅有，此书可谓文坛的破冰之作。著名评论家、编辑家崔道怡在《第一个康熙》的评论文章中称他为文革后以康熙为题材写长篇历史小说的第一人。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仍可以在多家网站上搜索到这部作品的全部内容。后来这部作品获河北省第二届文艺振兴奖，且名列第一名。1986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康熙皇帝演义》。可以说，是他开了创作“帝王系列”小说的先河，或者说他是“新时期清代题材文学艺术创作的开拓者”。 90年代的郭秋良，文学创作如同井喷。相继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长城》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描绘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的散文，并因此获得多种奖项，被誉为“散文国手”。也就在这个时期，他把创作的视域转向了对大避暑山庄文化的研究，对山庄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和归结，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写出了《大避暑山庄文化雏说》。这篇论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河北日报》等报刊及台湾《飞龙》杂志上发表，入选十多种选本，且多次获奖。在这篇作品里，他第一次提出了“大避暑山庄文化”论，这“乃是一个前人不曾探及并提出的重大理念”[1]。“他以避暑山庄文化为历史样本，以现代的人文理念为纲，从康乾盛世中提炼出来一个独到的思想精神，即开拓、进取和吸纳、开放精神。”[2]就这样，他花了30余年的时间，从文学和文化理论两个方面，完成了塑造避暑山庄文化形象的奠基工程。 进入新千年以后，郭秋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他的6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夏都风云——避暑山庄大传奇》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接着又将其改编为长篇电视连续剧，历时3年已经拍摄完毕，并于2009年10月起开始播放。在这部作品中，系统全面地介绍了避暑山庄美丽的景观和揭示了深邃的文化底蕴，为向全国宣传承德悠久的文化历史，为向世界推介承德的伟大的文化价值必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他还相继发表了《再说“大避暑山庄文化”》《永远的避暑山庄》《燕赵文化与河北文化》，主编了《大避暑山庄文化论说》。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再次着重阐释了“大避暑山庄文化”的“亚宫廷文化”的性质：明显带有清代前期康乾盛世时期影响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开拓、进取、吸纳、开放精神”（文化精神），及惟承德地域文化所“独具特色”之价值。这较之1995年发表的《雏说》，内容显得愈加的沉实、丰厚，表现出了作者对“大避暑山庄文化”深入研究探索的精神。 郭秋良对山庄文学的贡献，京津冀名家认为他开创了“三个第一”：第一个用长篇小说的样式写《康熙皇帝》；第一个用散文的样式表现避暑山庄；第一个提出“大避暑山庄文化”的科学论说。这也可视为郭秋良对河北文学和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 郭秋良自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散文》《散文选刊》《长城》《名作欣赏》《十月》《美文》等报刊上发表散文、小说、评论500多万字。出版长篇历史小说《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演义》，散文集《热河冷艳》《山庄湖色》《震撼后的呼唤》《冷艳集》《大避暑山庄文化美文精选》，文艺评论集《长短录》，长篇电视连续剧《夏都风云——避暑山庄大传奇》等。多篇作品被收入《中华百年游记精华》《中国散文百家谭》《中国当代散文大系》《中国当代散文精选》《中国当代散文精华》《中国风景散文300篇》《中国新时期抒情散文大观》等经典选本。作品两次获得河北省文艺振兴奖，两次获华北区文艺理论奖，以及红烛奖、一等长城奖、河北散文名作奖、文学创新奖、河北省优秀社科奖、第三届世界华人艺术大会香港大型艺术展特别金奖、新时期发展战略优秀学术成果特别奖、重大学术理论前沿金奖等多种奖项。同时，因为他创作成就显著，于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还担任了许多职务，党和人民也给予了他许多荣誉。他先后担任过承德地区文联副主席、主席，承德市文联主席、名誉主席，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理事、河北省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河北省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并获得了由世界著名机构联合颁发的庆祝“千年之交荣誉勋章”，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评选的“先进工作者”，世界华人艺术家协会、《中华名人志》杂志社评选的全国100名为民族复兴取得杰出成就的名家，河北省散文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等重要称号或奖项。其传略已被收入《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世界华人文化名人传略》《世界名人录》《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等多部大型辞书。   二 作为一个作家，郭秋良对各种文学体裁的写作皆驾轻就熟，成就斐然，名作迭出。在小说、散文、电视剧本等诸多方面皆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令人称羡。 小说创作是郭秋良创作的主项，早在1963年，他就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爱破例的老头》，后来他在西柏坡和南滚龙沟深入生活创作出了农村儿童题材的中篇小说《燕山群星》。在80年代创作出了享誉文坛的长篇历史小说《康熙皇帝》。这部作品被誉为是文革后以帝王为题材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此后才有了二月河等人的“帝王系列”。康熙皇帝是开拓清王朝的明君，他与同时代的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法国的路易十四一样都曾是在本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功绩卓著的帝王。康熙不仅开创了“康乾盛世”，也是避暑山庄的肇建者。从康熙起，每年夏季清王朝的皇帝都要在此料理朝政，因此避暑山庄也被称为清朝的“夏都”。自郭秋良踏入承德起，康熙大帝的形象就挥之不去。他自幼熟读民间通俗读物和唱本，上大学时更精研中国的文学和史学，到承德后用文学的形式塑造出康熙大帝的形象就成了他一个许久的愿望。为此他积累素材、积聚条件，但是把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封建帝王引入文学画廊，又谈何容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帝王依旧是个禁区，文坛无人问津，这是一个难度颇大的开拓性题材。 郭秋良是一个有胆识有睿智有进取精神的作家。他深知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要敢为人先，勇于担当，自己一定要填补这个文学的空白，让康熙从尘封的历史中出现于今人的面前，让他的开拓精神和进取精神与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精神接轨。对于为什么创作此书，他曾这样说：“我不赞成只写中国的腐败、没落，屈服在洋人的脚下，签订卖国条约；或者津津乐道于太监娶老婆、慈禧搞恋爱。如果一个民族的历史仅仅是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前途？还有什么可爱，还有什么值得人们为它献身，为它奋斗？文学是写人类发生发展过程中真善美的。如果不从大的、宏观的历史走向反映和描述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浑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用作品树立、坚定广大读者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那就是我们的失职” [3]。“从大的、宏观的历史走向反映和描述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浑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用作品树立、坚定广大读者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就是他创作此书的动机，也是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为了写好这部书，他找了一个僻静之处，在承德蚕桑研究所的一间斗室开始创作。说到当时的写作的情景，著名作家何申曾这样写道：“那年春上，他在那写《康熙皇帝》，我去看望他。他很瘦，头发长，脸色有些黑，但精神很好。他告诉我这里很安静，非常适宜写作，只是……只是伙食差些。我去他的房间，一桌一床两个打饭的搪瓷碗，余下的就是稿纸和资料了。我的心有些发酸。山坡上的桑林在春光里已经发出绿色，我觉得秋良就是一只春蚕，在不知疲倦地劳作着”。“春蚕到死丝方尽”，他正是以这种献身精神来写完这部多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的。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他以“广采博取求真知，从艺术想象中争自由”为创作原则，敏锐地捕捉到了康熙在理政以后不惧旧制、不怕邪恶、除旧布新、重整山河的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精神与改革开放初期所显示出来的国民精神有惊人的相似，他不仅要对康熙做历史的还原和叙事，拓展其精神空间，还要为新时期的历史进程提供历史的经验和史实的支撑。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而又细密地解读了康熙的生命历程，以全新视角观照和诠释了康熙时期的清王朝的历史过程，写出了清朝历史上的“这一个”皇帝，给中国新时期文学画廊中增添了一个典型形象。这部书也被人们称为“文采焕然，雅俗共赏的历史画卷”。 在人物的塑造上。他打破了多年来“脸谱化”、程式化的创作模式，写出了康熙的人性深度。他既没有把康熙写成一个至高无上的圣主，也没有把康熙写成十恶不赦的暴君，而是写成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意、有勇有谋的君王。而是把康熙塑造成为一个立体的合金人物。他首先抓住了康熙的主导性格进行凸现，即康熙能够审时度势，不畏艰难，积极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顺乎国情民意人心，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改革家和设计师。作者把人物的性格置放在是恪守祖制、墨守成规，还是鼎力革新、废除旧法这个关系国之成败的重大矛盾斗争的焦点上来塑造，通过一系列的重大事件，表现出了康熙不仅有忍辱负重、坚忍刚毅、含而不露、蓄势待发的深谋远虑，而且也有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开拓进取、英武果断的果敢决绝。特别是在与鳌拜这个庞大的落后、倒退势力的殊死斗争中，显现出了挽狂澜于既倒、系安危于一身的政治家的非凡气度和超人胆识。除此，在开拓疆土、治理国家、处理宫廷内外的复杂形势和与各国的关系等诸多方面，也无一不显示出他为国家富强、百姓富裕而励精图治的雄才大略。当然，作者也多层面、多角度地塑造了这个多面体的人物。他既写出了康熙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纳谏如流、体察民情、崇尚科学、破旧立新、开朗上进、宽宏大度的主导性格，也写出了康熙性格中猜忌多疑的一面，因此也杀掉了一些功名显赫的大臣。就这样，一个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康熙皇帝就鲜活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同时我们通过康熙执政的过程也看到了清初期的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宫廷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斗争。正是这样，“作者以他塑造的艺术形象，否定了以往在题材创作上种种非科学的俗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填补了我国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一段空白”[4]。 不仅如此，这部长篇历史小说还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如人物的丰富多样，情节的生动曲折，语言的淳朴浑厚，尤其是那清初期的风俗画的展现令人叹服。在那一幅幅绚丽夺目、色彩缤纷的风俗画中作者融进了丰富的人情和历史的内容，显得美丽而深邃、多彩而丰厚，成为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如灯市口灯火辉煌、光焰夺目的元宵盛会，灵佑宫前熙熙攘攘、万头攒动的庙会，紫禁城内庄严隆重、礼节浩繁的皇帝大婚庆典，北京城内多种多样、色彩纷呈的民俗风情……作品把纷纭复杂的历史变化、典型生动的人物形象与醇厚独特的风土人情紧密地交融在一起，折射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透溢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这种对民俗风情卓越描写的作用，在于“把它作为揭示康熙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推动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媒介，揭示康熙为励精图治而勤政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清初社会人心思治的历史潮流”[5]。这恰如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就其写出某一时期，某一国家的人情、风俗、色彩和精神而言，也比历史更加真实。”[6]就这样，一幅充满民族特色、生活意蕴的历史长卷在我们眼前渐次展现，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清初期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和尖锐复杂的宫廷斗争，还看到了这个历史时期别样的民俗史，多彩的风情画，使我们流连忘返、不忍释手。   三 在散文创作上，郭秋良同样令人瞩目，有着深厚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其实，散文是他的文学初恋，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他一直钟情于散文创作。他的散文意蕴深邃，意趣高远，意旨鲜明，有先秦散文的机智灵动，有唐宋散文的汪洋恣肆，有明清散文的艳丽绮靡，有现代散文的潇洒飘逸，充满了灵性、智性、知性和美性。 他的散文不是外景的采撷、风物的描摹，而是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做根基，以现代意识为主导，将美丽奇异的山庄湖光、斑斓多姿的塞外风景、淳朴厚重的风俗人情，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与丰厚的历史知识、文化内涵和当代精神紧密地融合在一起，饱蕴着醒人的哲思和丰富的历史知识。所以他的散文是文学与史学、美学与哲学的结合。这样，他的散文就显得凝重浑厚，清新明丽，自然平和，有着独特的美学意趣。他的散文有别于搬弄知识的老夫子散文，故作深沉的大丈夫散文和卖弄青春的小女子散文，而是“立足从文化价值的取向观照历史、社会、人生、并从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文化建构的高度，发掘人与自然、社会、历史诸多关系中的复杂情绪和感悟”，[7]“站在民族、国家、人类的高度在赞美大自然的美，更赞美创造艺术美的人”[8]。这样，“一方面，我们从他的作品所承载的丰富的人生意蕴和时代激情上，可以明显感到散文传统审美意识和艺术范式的流风余绪；另一方面，更可以强烈地感到，一股奔突不宁的创作活力，对散文传统艺术观念及审美定势的冲撞和扭转——奔涌于作家近年来散文创作笔底的文化意识”[9]。 郭秋良的散文可称得上是美文。那优美的意境，精美的语言，绝美的景致令人拍案叫绝，他的《热河冷艳》《山庄湖色》在当代散文界更是久负盛名。这里仅以他的《热河冷艳》为例，细究一下便可知郭秋良创作散文的功力了。世人咏荷寄情之作可谓多矣。有周敦颐的《爱莲说》，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颜元叔的《荷塘风起》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热河冷艳》与之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但清新活泼，色味俱佳，意新格高，别开生面，而且兴寄深远，令人回味无穷。在这篇散文中，作者以细腻优美的文笔，着力刻划了热河行宫的荷花独具一格的“冷艳”之美。即“深秋，当'草木摇落露为霜’的时候，他处的荷花已是叶残花谢时，唯独这避暑山庄的红荷依然娇艳”。在对塞湖荷塘景色的描写中，作者巧妙地把自然景物与情感心态和谐统一，以景启情，又融情于景，使得美景各异，美意纷呈。他意随笔到，准确地把握各处景物的最美点，用清新秀美的文字情景兼到地写出景物内在的神韵美，使人得其神而感于心。开篇，作者便极力渲染了这种热河“冷艳”的美质：“站在湖边凝望秋水，那水是墨绿的。冷风过处，涟漪泛起，像是有谁在抖动一疋绿锦。绿锦上，迎风摇曳的是翠盖托出的满湖红荷。盛开的荷花，一株株都是那红丹丹、鲜凌凌，似乎把处子双颊上的红润都采集了来，溶进了自己的秀颜，而这一群美丽的少女正踏着无边的绿波在婆娑起舞。也许，你会以为这是哪位丹青妙手笔下的一幅山水？不，这里描绘的是大自然的奇观——热河冷艳”。好一幅“热河冷艳”图！作者像一个丹青妙手点染了一幅灵动多姿、色彩绚丽的图画，充盈着活泼、清新的气息，飘逸着沁人心脾的芬芳。 接着，作者运用电影蒙太奇手法，将不同的画面推现到读者面前。他先是远写了塞湖水光潋滟中群荷簇拥、荷花盛开等美不胜收的景色。然后也近写了荷花绰约多姿，将荷的娇艳、荷的清香、荷的韵致写得美不胜收，可谓妙笔天成、有着天籁之美。尤其是作者写荷花“随着时间和气候的变化”，“给人的美感也是变化无穷”时，更是神来之笔：“当朝霞万朵染红了东方的天际，塞湖的红荷就把红霞的艳丽摄取来了。你看吧，这时塞湖满湖流丹，竟如一片红云迷恋湖上；当阴云飞骤，那雨点密密层层落在一湖红荷上的时候，湖上顿时烟雾迷蒙，荷花躲进了薄薄的白纱中，这时她仿佛羞涩了，想躲开游人那贪婪的目光。傍晚，雨过天晴了，山庄秋风徐度，塞湖水波澹澹，水中的红荷呢，大概是因为岸上的游人稀疏了吧，她开始在秋风中尽情地欢舞，那风姿是千娇百媚的。而在此时，她体上的幽香就最浓郁的飘散开来。你用不着去特意捕捉，就会感到清香扑鼻。然后，她就会在你的身边萦回。这时，你就会觉得空气里弥满着荷香，就连衣服的皱褶里，弯曲的袖筒里也贮满了香气”。 就这样，作者将远景、近景融为一体，互相映衬，创造出一个五彩缤纷的荷塘世界。他利用时间和空间的变换将在不同天色下红荷的美态描绘得鲜活灵动，绰约多姿。从色彩上看：有“满湖流丹”，“阴云飞骤”，“薄薄的白纱”；从感觉上看，在“朝霞万朵”时，红荷就“如一片红云迷恋湖上”，在“山雨骤至”时，“荷花躲进了薄薄的白纱中，这时她仿佛羞涩了”；从嗅觉上看，有“清香扑鼻”，“空气里弥满着荷香，就连衣服的皱褶里，弯曲的袖筒里也贮满了香气”。 这样明暗相间、动静结合的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使得景物描写生动活泼，色彩纷呈，色味俱佳，动感强烈。同时作者利用了拟人的手法传神地表现出了红荷的千娇百媚。作者体物之细，状物之美，显物之神，可谓超凡脱俗，显现了红荷奇艳绝俗的美。 接着介绍了荷花在我国的栽培史，以及文人墨客对荷花的赞美之辞，显示出了作者丰厚的知识功底。他随后解释了“为什么避暑山庄的荷花能耐九秋之寒”，原因在于“热河泉的功劳”。因为热河温泉的水流注塞湖，使得湖水温度增高，荷花也就能够在寒秋开花了。这样，就不仅使我们赏心悦目，还获得了许多知识，此文可谓真善美的合一体了。 这篇散文的艺术魅力还在于始终流注着作者喜欢红荷、热爱山庄的情思。作者把荷塘秀美风光的描绘与自己的美感体验交融一起，情景相迎相取，物我交流双构，情与景谐，境与意会，使得荷塘的景色绚丽多姿，情趣盎然，有力地表现出了红荷的千姿百态的独具美质和“迎冷风而多姿，傲塞寒益娇艳”的独特品格和作者喜欢共此品格的塞外人民的赞颂之情。 同时，作者在遣词造句上也颇具匠心，语言清新、生动、活泼，富于激情，语势连贯，参差错落，增添了错综的动态美。作者善用多种修辞手法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笔端跳动着心律，有一种旋律美和画面感。文中的比喻、比拟新奇脱俗而又多种多样，使得热河冷艳美丽奇绝，荷塘景物活灵活现。文中多把长短句、整句和散句交错使用，有一种音韵流转的美感。这篇散文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达到了和谐统一，给人以尽善尽美的艺术享受，是现代散文中咏荷上乘之作。 这种美质还同样表现在《山庄湖色》《磬锤峰漫记》《如意洲头兰花香》《梨花伴月记游》《万树园遐思》等一组歌颂避暑山庄的散文中。这类散文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它“不仅具有历史的文化的意义”和强烈的人文精神，“而且完美了人类自身”[10]。在2007年，他又在《十月》杂志发表了《永远的避暑山庄》，“这是一篇凝聚他生命和灵魂的杰作”，被一些评论家称为山庄文学系列同题之作的巅峰。“其文笔之精妙，情感之纯真，境界之高远，智性之灵动，应该说站在了'四面云山’的顶点之上”[11]。他从“自然”和“人文”的双角度切入避暑山庄文化，对自然的山庄和文化的山庄一步步、一层层地描写开来，令人感到十分的亲切。写出了300岁山庄“如纯情少女”之情状；深刻开掘出了治国、修德的大避暑山庄文化之内蕴；真实再现了这座与俄罗斯彼得堡、英国皇金汉宫同年肇建的中国优秀皇家园林之历史风云，高屋建瓴地阐释出了蕴含其中的伟大的文化意义和存于世界皇家园林之中的独特的魅力，令人叹服。只有像他这样长期生活在避暑山庄中，将自己的情感生命与山庄融为一体，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积存的，有着卓越的写作才能的人才能写的出来啊！可以说，避暑山庄的美成就了郭秋良，郭秋良写出了避暑山庄的美。  四 郭秋良是“作家学者化的”代表。作为作家出身的文化学者，郭秋良不仅用自己的作品来描述承德的过去和现在，还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著述。进入90年代以后，他把思索的目光转向了对大避暑山庄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的研究。他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对把河北文化定位为燕赵文化进行了质疑，认为河北文化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的，并将承德文化定位为“大避暑山庄文化”。1995年，他的《大避暑山庄文化雏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们知道，所谓的地域文化是指在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因独特的地缘关系自然而然结合成的某些社会群体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宗教信仰、语言习惯、道德风俗、精神面貌、心理状态等文化层面上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来的某种相近和趋同性的文化形态。地域文化是由地理因素与人文因素(社会、历史、心理)的复合体，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是由这个地区的地域形态、社会结构、历史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而成的。黑格尔认为地域文化的成因，应从自然和人文因素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泰纳认为，产生地域文化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种族、环境和时代”。郭秋良在《大避暑山庄文化雏说》中，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从承德的地理状况和历史沿革、政治和经济等诸多因素入手，探讨了承德文化的发源和形成，并寻出了承德文化的特殊性，那就是“大避暑山庄文化”。为了与北京的宫廷文化相区别，“大避暑山庄文化”也可以称之为亚宫廷文化。“这个大避暑山庄文化的主导精神不是燕赵平民文化的'慷慨悲歌’而是明显带有清代前期康乾盛世时期影响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开拓、进取和吸纳、开放精神”。应该说一个理论的提出比一个理论的研究更为重要。郭秋良“大避暑山庄文化”理论的提出，不仅丰富了河北文化的内涵，厘清了承德文化的实质，明确了承德文化的地域特色，而且对承德文化河北文化乃至全国文化的研究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对地域文化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后来他在《再说“大避暑山庄文化”》中进一步完善了这个理论。他认为“同所有的地域文化一样，大避暑山庄文化也是一种动态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处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中”。“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给大避暑山庄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它的内涵更显示出它与时俱进的品格。”这样不仅讲清了大避暑山庄文化的起源，也讲清了它的发展。它不仅有历史性，也有现实性；不仅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尤其是指出了它与承德精神的联系和强烈的现实作用：“大避暑山庄文化的提炼、升华构成了承德人代代相传的创新文化的基因，高度体现了'勤奋、诚信、好客、和谐、美好’的承德精神。'大避暑山庄文化’是促使避暑山庄文化由区位优势向区域优势、并进一步向国内外转化拓延的理念，这也是河北文化大省的一项重要内容”。可见，“'大避暑山庄文化’是承德发展的灵魂或精神内核”，“是承德发展的原本的动力”，“是强市之本”。这个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对承德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他指出，“大避暑山庄文化”的“支撑点”不仅仅是文化的，而是“许多个”的：如“哲学的，宗教的，民族的，建筑工程学的，园林艺术的，文学艺术的”。他还从亚宫廷文化这个理念出发，进一步提出了“河北文化的性质是环都文化”的学说，“就是说，河北文化是环首都北京的一种区域文化”。这样就使得河北文化就与承德的“大避暑山庄文化”有了紧密的关联。可见，“'大避暑山庄文化’是总结和概括承德过去并影响承德人的现在和将来，关系承德的生存机制和创造机制的独属承德特有的文化，大避暑山庄文化是承德强健的根脉所在”[12]。对此，一些著名学者、专家对他的“大避暑山庄文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褒扬。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翟向东认为此说“不为现成的说法所囿，而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从而得出新颖的结论……承德已经迈步走向世界，避暑山庄和周围的寺庙群，已经不仅属于河北，不仅属于中国，它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因此，大避暑山庄文化的研究，其意义将更为深远。”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著名散文作家、人民日报编审石英认为，“大避暑山庄文化论很见眼力，是极有价值的科学概念，其本身具有独特的内涵……从中看出承德地域自始至终渗透着爱国主义精神”。并指出，因“'大避暑山庄文化’论的提出，承德提升了它的文化海拔高度。这对于该地区在更大的范围扩展其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十月》杂志主编王占君认为“大避暑山庄文化”理念的提出，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给了承德一个恰当的定位，在承德市的各个领域的工作中，给了承德文化事业一个恰当的定位。” 郭秋良曾说：“避暑山庄是一部大书”，毕其一生精力放在读这部“大书”上了。郭秋良身居避暑山庄，得清文化之精髓，揽塞外山川之灵秀，为发展和繁荣山庄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可谓“山高先得月，岭峻自来风”。他没有辜负承德人民的期望，为山庄文学的建构耗尽了大半生的精力，从文学创作和文化理论两个方面完成了塑造山庄文化形象的奠基工程，在地域文化研究上做出了超越前人的理论贡献，为承德文化、河北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郭秋良，文学的智者、行者、收获者。在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执着地向着自己所敬仰的文学殿堂锐意求索、艰难行进，在身后留下了一行行注满汗水和心血的足印，也留下了许多可以传世的名篇佳作，在书画上也创造了非凡的成绩，并扶持和培养了大批文化人才，为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文学事业，和他的第二故乡承德的文化事业，为此他矢志不移，终生不悔。他曾这样写道：“感谢文学，文学是我的生命。”“极幸运，能够把今生献给文学事业。倘有来生，我仍做如是选择。”一个人能够选择自己所钟爱的事业是幸运的，当他为此能够做出卓越贡献时则是幸福的。郭秋良先生则如是。   注释： [1]何申：《关于“大避暑山庄文化”的思考》，《承德日报》2002年7月22日。 [2]周舟：《旗手与盛会——〈高山景行播春风〉出版发行座谈会侧记》，《绮望宝典》 第62页。 [3]《郭秋良答记者问》，见周舟：《不为稻粱为普宁的郭秋良》，《文论报》1995 年5月1日。 [4]程友和：《郭秋良小说论》，《河北小说论》（下册），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791页。 [5]晓明：《浑然的风俗画——长篇小说〈康熙皇帝〉笔法赏析》，人民日报1987年5月30日。 [6][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26页。 [7][9]晓明：《回归与超越——郭秋良散文创作论》，《河北散文论》，花山文艺出 版社1989年版。 [8][10]王兆胜：《〈中国当代散文精选〉之“作者简介”：郭秋良》，甘肃人民出版 社1994年版。 [11]周舟、邢立明：《郭秋良与〈避暑山庄大传奇〉》，承德日报2009年11月16日。 [12]郭秋良：《夏都风云——避暑山庄大传奇与“大避暑山庄文化”随想》，《高山 景行播春风》，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作者简介：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文学院二级教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经济日报》《求是》《红旗文稿》《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小说评论》《河北学刊》《作品与争鸣》《博览群书》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400多篇，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美学》《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刊物全文转载。出版《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河北“三驾马车”论》《创作动机论》《滦河作家论》《滦河诗群论稿》《散文创作研究》等专著25部。出版长篇小说《滦州起义》《历史上的纪念地》、小说集《小镇传奇》、散文集《家乡戏》《姥姥门口唱大戏》《怀念与纪念》等10多部文学作品，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孙犁文学奖、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北省文艺贡献奖、河北省教学成果奖等40多个奖项，完成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重要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省市级课题30余项，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师德先进个人、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河北省高校教学名师、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 请关注京畿学堂 了解更多内容  主办：河北京畿学研中心 编辑：袁钿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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