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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话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哪个年代？辽金？元代？明代？清代？ 主流学者认为是辽金，有些人认为源头是元大都话，还有些人认为现代北京话的源头只是清代，而明代的北京话是吴语，所以北京话历史不超过400年，很短。 他们这样说： “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徵。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而在这之前官话都是吴语。”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明代的北京话是吴语，与现代北京话毫无共同之处，所以现代北京话的历史不超过400年。 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对以上观点我分两部分分别予以驳斥。 一、利玛窦记录语音之谜利马窦当时地位很高，他接触的人多为高官，而非北京市的平民，这些高官中很多都是南方人（比如他最重要的三位朋友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均是江浙人），当时江南一带文风极盛，科举进士中江南人占了多数。这些高官到了北京，自然也要说“官话”，但他们说的不可能像北京人那样标准，免不了带有南方特点，即：“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所以利玛窦记录下的语音并非真正的北京话发音。 
实际上即使到今天，普通话推广到如此地步。我们看到住在北京的中央高官也很少有人能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多数都带有外省方言特点，而且仍然以南方口音为多。 林焘老师的文章也印证了我这个观点，他说：“明嘉靖年间……身居高官的张位在(问奇集》里说：“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今天江浙人说普通话往往分不清j, q，x和z，c，s，大约就是张位所说的“齿音不清”，原来江浙人说普通话常出现的毛病在四百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张位能够分辨出“齿音不清”是“官话中乡音”，可见他的心目中一定有一个全国都能通行的官话语音标准，能成为这个语音标准的方言只可能是当时最具有权威性的都城方言北京话。” 可知四百多年前的北京话，j, q，x和z、c、s和zh、ch、sh都是能分得清的，分不清的只是江南人。所以进一步印证了利玛窦所记录的语音并非真正的北京话。 再一点，罗马拼音是拉丁语系的文字，拉丁语也跟阿尔泰语一样，没有声调只有重音。实际上世界上多数语言都是这样的，像汉藏语系这样有声调的语言并不多。既然如此，罗马拼音是不可能拼出声调的，我们怎么可能从罗马文字中看出有大量入声字呢？我们看看今天的汉语拼音就明白了，如果我们不在拉丁字母上另加上汉语独有的声调符号，也同样无法看出声调。比如写一个shanghai，我们无法知道这是“上海”还是“伤害”。所以，所谓利玛窦时代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利玛窦记录的语音并不能反映当时北京市民所说的真正的北京话。 二、南京话并非吴语首先要指出这种说法在语言学上的硬伤，就算按这种说法，南京话成了北京话的基础，也不能叫做“吴语”，“吴语”是指苏南和浙江一带的方言，属于南方话，而南京虽然地处长江以南，但南京话却属于苏北方言，归为“江淮方言”，属于北方话。完全是两种体系。持此观点者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可知他们并非真正的语言学家，他们的观点也就很难靠得住了。 其次，就算明代皇族及其部众涌入北京市，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已有的北京话，皇族可能多数说安徽话或南京话，但他们的人数肯定要少于他们所率领的贵族、臣僚，以及众多的部队官兵，朱明王朝的贵族多为开国功臣，五湖四海，各省人都有，不见得都是安徽人或南京人，而底层士兵更是南北方混杂，不可能以南京本地人为主，俗话说“北将南相”，中国历史上出将军征士兵多以高大剽悍的北方人为主，而操吴侬软语的江浙人一向不适合从军。这样一支“语言大杂烩”的迁徙队伍决不可能把北京话改造成南京话甚至无中生有的什么“吴语”了。 又有人列出这样的资料：据《北京志人口志》记载：明初北京城市人口经过自发离散和明太祖强制迁徙，原元大都地区居民大量流失，只有9.6万人。此后人口恢复和增长主要得益于军卫人口和塞外军民等新移民的大量迁入。到洪武八年（1375年）为14.3万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自南京迁都北京后，依南京之例，将北京城按方位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随着移民政策的不断推进，北京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到嘉靖后期至万历初期，北京城市居民计约13.4万户，以每户5口人计，则明代中后期北京城总人口约68万人。 还有人说：永乐年间国都迁到北京，从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人口一半，南京话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而南京官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 
也就是说，他们的意思是，明初的北京，原来的元大都居民只剩9.6万，而后来朱棣从南京迁来40万人，数量对比悬殊，所以彻底改变了元大都话，使明代北京话成为南京话。 对于以上这两条资料，我是这样看的。 其一，人口数字有矛盾。第二条资料说，永乐年间从南京移去40万人，占北京人口的一半。如此推断，永乐时北京人口就应该80万了。然而第一条资料说，直到明中后期北京总人口才发展到68万，显然前面那个40万南京人的数字大有问题。就算当时整个南京有近百万人口，能一下迁走将近一半人口吗？这工程太大了，耗资太巨了。而朱家皇族加上官兵和家属能有多少人？难道朱棣还要把普通南京市民也一并带走吗？市民的迁移费也要国家出吗？所以40万这个数字肯定太夸张了。 再说，到洪武年间，北京人口才从9.6万发展到14.3万，才过了不长时间，到永乐年就忽然增加到了80万吗？显然这数字不靠谱。 其二，就算明初时，元大都人只剩下9.6万这个数字是真的，也不代表到了永乐定都北京时，说元大都话的居民仍然只有9.6万。 1368年朱元璋大将徐达赶走蒙古军，占据元大都，经过战乱，就算元大都人此时只剩9.6万，直到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才正式迁都北京。这期间经过了53年，除自然增长外，还有大量外地移民。人口起码增加一两倍，达到二三十万。 在这期间，朱元璋从外地迁入大量人口进北京，这些人口大多是北方人，包括山西，山东，与大都口音本来就比较接近，很容易被当地口音同化。再者，除了官方迁移人口入北京，自发入京的人口恐怕更多，就像现在外地民工进北京一样，恐怕这里面原来从元大都逃出去的居民再返回故乡者居多，每个人都有恋家乡的情结，他们本来就是大都口音，另外估计大都周围包括河北居民也不少，他们在整个元代受大都话影响，口音应该也比较接近，所以，等到朱棣迁都北京时，此时已经又恢复了元大都话的口音基础了。 即使朱棣从南京带来少数说南京话或安徽话的皇族，和众多口音五方杂处的功臣、部僚、家属，部队官兵，也不足以改变北京当地的元大都口音。他们的后代无一例外会被大都话同化。而不是全体变成南京话。 正如北京话研究权威林焘老师所说： “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后又有大批高级官吏和他们的家属从南京移居到北京．北京的人口结构在这时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北京话接触最频繁的已经不再是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时语言，而是来自中原和长江以南的各地汉语方言．方言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同是汉语，差别究竟不大，再加上当时方言来源不一，五方杂处，不可能只向某一地区的方言靠拢，这可能就是中古以后发展迅速的北京话到明代趋于稳定的主要原因。” 我们可以举一个现代的很相象的例子，1949年老蒋败退台湾，老蒋核心集团（相当于皇族）为浙江人，而部下（相当于贵族和士兵）也是五湖四海。这些“外省人”总计三百余万，人数不少，而且在台湾的地位高于说着闽南话的土著，但他们也并没有把台湾话改造成浙江话，或者其它的什么话。到现在他们的后代统统都说着闽南话，现在连老蒋的孙子辈也已经一口闽南话了。 只不过老蒋在台湾推行“国语”，使得台湾人在公共场合多数会说与北京话有点相象的“国语”，但台湾人母语仍然是闽南话。 还有一点能证明明代的北京话仍然是华北方言而非南京话，因为北京的儿化音恰恰是明代产生的，而儿化音主要来自中原各省，而不是南方。 林焘老师说：“据现存的明代记录当时北京话的资料看，明代的北京话已经和现代相当接近了。”这就彻底驳倒了有些人以利玛窦资料证明“明代北京话是吴语”的荒谬说法。 总之，明代的北京话虽然较之元代大都话有了变化，但变化不大，更不可能变为南京话，或者吴语。 2017年12月1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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