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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立波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陈伯钧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儒将，爱好读书、善于思考、长于写作。他曾在一、二、四方面军都担任过高级指挥员，长征期间一度担任军团长，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旅长，建国之后长期从事军事教育领导工作。陈伯钧酷爱记日记，被人称作“军中日记第一人”，他所写的日记如今成为研究党史军史的重要资料。 毛泽东枪下留人，一生依依将帅情 陈伯钧1910年11月26日生于四川省达县（今达州）河市镇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考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7年1月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第1大队。同年5月，陈伯钧参加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因作战勇敢，陈伯钧在咸宁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9月，陈伯钧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8年春，陈伯钧在红四军教导队担任区队长。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吕赤是一位优秀的干部，在学员中很有威信。当时，红军武器弹药缺乏，陈伯钧在袁文才部工作期间，弄到一支名为“曲天”的旧式手枪，兴高采烈地向吕赤夸耀。但这支枪扳机有毛病，不能击发，吕赤就说：“你那枪打不响还不是半斤铁，扔了算了！”吕赤和陈伯钧都是四川人、黄埔同学，又都是共产党员，感情很好，所以在一起常常开玩笑。陈伯钧舍不得扔，把手枪零部件拆开，找来煤油反复擦拭，终于鼓捣好了。 一天，吕赤带队外出执行任务归来。陈伯钧笑着迎上去，拿着手枪比划说：“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他随即拉动了枪栓，但陈伯钧疏忽了一点，手枪里还压着颗子弹。“砰”的一声响，子弹正好击中吕赤头部。吕赤应声倒地，热血喷涌。陈伯钧顿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等他跪地呼唤吕赤时，吕赤已经停止了呼吸。同是四川老乡、黄埔军校生，又一起上的井冈山，平日里朝夕相处感情甚笃的亲密战友，竟突然倒在自己的枪下。陈伯钧闯下大祸后，心情极为沮丧，迅即被关了禁闭，等候上级处理。 教导队长被陈伯钧打死的消息传开，大家议论纷纷。士兵委员会的人扭着陈伯钧去见毛泽东，再三要求枪毙陈伯钧。毛泽东曾与陈伯钧一同出生入死，对陈伯钧的品质、才干十分了解。毛泽东把教导队党支部书记蔡钟、士兵委员会主席张令彬找来商量。毛泽东说：“陈伯钧打死了吕赤，同志们都在议论要陈伯钧抵命。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已经死了一个好同志，如果再拿一个好同志偿命，这样做对革命是有利还是无利，陈伯钧既然不是有意伤人，我看还是不要他偿命为好，让活着的同志去完成死了的同志未完成的工作。你们士兵委员会讨论一下，给陈伯钧同志一个适当的处分。”  ◆陈伯钧 蔡钟、张令彬觉得毛泽东的话令人信服，他们回去做官兵的工作。两天后，毛泽东到队前对官兵讲话，耐心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大家都知道，教导队长吕赤同志被陈伯钧打死了，大家都很悲愤。但念陈伯钧同志不是有意，而是误伤，就不叫他偿命了。我们革命正需要干部，培养一个革命干部很不容易，已经死了一个，是没有办法再活了，就不要再死一个了。我们大家在对吕赤同志表示哀悼外，一定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士兵委员会成员被毛泽东的一席话打动了，没有人再提出反对意见。有人问毛泽东：“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了吗？”毛泽东严肃地说：“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的。”“怎么惩罚法？”士兵们关切地问道。毛泽东说：“陈伯钧误杀吕队长，罚他一百板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同意不同意？”大家面面相觑，表示默许。毛泽东说：“既然没有不同意见，你们谁来打呀？”没有人回答，大家都不想亲手来打朝夕相处的战友。毛泽东转身对自己的警卫员说：“由你来打好了。”小警卫员立即找来了竹板子，在士兵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对陈伯钧的手心打了起来。教导队的另一位区队长陈士榘（1955年授上将军衔）当时也是监打人员之一，他担心陈伯钧坚持不住一百板子。但陈伯钧不喊不叫，不缩不退，老老实实地接受处罚。当打到第二十板子的时候，陈伯钧的手心已经红肿起来，竹板子上也粘上了血迹。毛泽东的警卫员手有点哆嗦，头上开始冒汗，眼睛盯着陈伯钧的手心，竹板子却不敢再打下去了。这时，陈士榘说话了：“板子打得重，一板子顶五板子，已经打了二十下，相当于打一百下了！”士兵委员会的人都表示赞同，于是警卫员停下了手里的板子。陈伯钧此时已经起不来了，陈士榘将他扶了起来，并叫来卫生员给他涂药包扎伤口。陈伯钧事后回忆说，毛泽东并非搞体罚，而是通过此种形式一方面教育惩戒自己，另一方面平息大家的情绪。他当时不喊不叫，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处罚。事后，陈伯钧被调离教导队，到一团一连担任副连长。 在红军初创的艰苦卓绝时期，毛泽东以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大局为重，从红军极度缺乏军事指挥人才的实际出发，把革命法度的严肃性和人道主义的灵活性巧妙结合起来，成功地说服大家从枪下救出了一个有过失的好同志。陈伯钧日后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得以在毛泽东统帅下续写自己投身中国革命辉煌一生的史实证明，毛泽东枪下留人是完全正确的。在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中，陈伯钧与毛泽东结下了生死之情。在之后的几十年中，陈伯钧以百倍千倍的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精神投身中国革命战争。 陈伯钧是我军唯一一位在三个方面军都工作过的开国上将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部惊心动魄、宏伟壮丽的英雄史诗。在长征途中，陈伯钧先是在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陈伯钧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四军参谋长；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他又调至刚刚组建的红二方面军，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成为我军唯一一位担任过三个方面军高级指挥员的开国上将。 1934年10月12日，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突围长征，实行战略大转移。10月底，陈伯钧指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负责掩护中央纵队行动，击溃沿途围追之敌。11月2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冲出敌军的重围，发出强渡湘江的命令。按照军委命令，红五军团将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之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陈伯钧奉命指挥红十三师阻止西追之敌，很好地完成了掩护红八军团渡江的任务。这时，陈云来信说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而此时，担任后卫的红十三师收容的掉队人员是全师人数的两倍，部队的行动相当困难。陈伯钧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把坐骑让给了伤病员，亲率十三师在敌人夹击中打了一整天阻击战。红十三师指战员前仆后继，终于掩护整个方面军渡过湘江。刘伯承元帅后来评价说：“十三师是我最放心的师！”当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多年后曾深情地对陈伯钧说：“要不是你的十三师在湘江战役与敌苦战一整天，我们前面的部队没那么顺利渡江，早不知是什么结局了。”  ◆陈伯钧（右一）与二方面军部分将领合影。 1934年12月18日，陈伯钧调任红五军团参谋长。1935年3月22日，陈伯钧和董振堂、李卓然率红五军团掩护军委纵队在太平渡之间四渡赤水。随后，他又率部急行南下，冲出敌人封锁线，掩护军委纵队过了白腊坎。待敌人发觉后，他们机智地率部改道元宝山、大水井一线，在扁岩塘渡河。不久，陈伯钧指挥部队成功掩护大军强渡乌江。4月，敌军分数路追击红军，陈伯钧指挥红五军团同敌人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保障了中央红军的安全。 4月2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这天，中央红军分三路由寻甸、崇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根据中央安排，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经山仓街、海龙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过江。5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指挥大军在皎平渡附近抢渡金沙江，陈伯钧和董振堂、李卓然奉命指挥红五军团在石板河、龙郎河一线及坎凳东南山地构筑工事，扼制追敌万耀煌部，护卫全军的行李辎重过江。军委纵队渡江要4天，加之红一、三军团在别处渡江不成，也要到皎平渡来渡江，红五军团的掩护任务更重。直到红一军团渡江完毕，红五军团才于5月8日星夜冒雨急行军160华里，由龙郎河到中屋山渡过金沙江。红五军团渡江后，仅休息了一个上午，又继续行军60里，赶到会理县境内，准备随时打击增援之敌，保卫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路上，陈伯钧等率红五军团经过一系列艰苦战斗，于7月4日胜利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会合。 长征途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一路上，红五军团竭力阻击数倍于己的追兵，不顾自己时刻面临与主力失去联系，甚至全军覆灭的危险，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被红军称为“铁流后卫”，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因此也有了“铁屁股”之称。  ◆陈伯钧与贺龙等红二、六军团领导同志到达陕北后合影。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陈伯钧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此时，张国焘却在暗地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一再拒绝中共中央的来电，加紧控制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9月3日，张国焘为改变北上方针，致电中央，要求右路军南下，擅自决定左路军返回阿坝，并密电他的支持者，要其挟持右路军南下。得知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后，9月8日，陈伯钧在中阿坝对张国焘说：“我深感个别以及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巩固，无中生有，言之过度，……既不坦白承认各方面之错误，又不迅速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立即解决各种纠纷。假（给）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听闻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陈伯钧还提出：“你要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匡复革命，庶几有利于党，有利于群众。”张国焘假惺惺地说：“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未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也不一致，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地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又不能及时办到。”最后，陈伯钧义正词严地说：“党中一切事件，红军中党员当可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允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不然，则纠纷日深，团结日衰，这对革命损失必定很大！”最后，大家不欢而散。9月9日，陈伯钧与刘伯承谈了前两天见张国焘的情况。刘伯承对陈伯钧说：“你要镇静，冷静，详细观察事变的进展，并注意斗争策略。”此后，陈伯钧多次找张国焘，直到13日晚才见到张国焘。当时，红四方面军一位高级干部劈头盖脸地对陈伯钧说：“陈伯钧呀，听说你反对我们张总政委？”“谁敢反对张总政委就没有好结果！”陈伯钧也不示弱，针锋相对，气氛很紧张。最后，陈伯钧被张国焘安排到总部“休息一个时期”。9月中旬，经再三交涉，陈伯钧才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主任教员。  ◆1936年12月，陈伯钧参加红二方面军(团)领导同志与抗日东北军及合水各界联欢合影。二排右四为陈伯钧。 1936年2月11日，陈伯钧调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对红四军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原红四军军长王宏坤回忆说：“当时环境恶劣，部队减员多，加上张国焘分裂主义干扰，工作很难做。陈伯钧胸怀宽广，以乐观主义精神对待困难。因为他能打仗、能训练、能讲课，经常主持战术讨论，工作抓得很好，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对他的印象很好，加深了周围同志对中央红军的认识。”6月初，红六军团到达甲洼地区，同前来迎接的红二十二军会师。17日，陈伯钧会见了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并详谈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的真相及开“锁口”会议的情形。红六军团首长听了陈伯钧的介绍后，立即将张国焘分裂行径的真实情况报告了贺龙、任弼时等领导人，从而打破了张国焘的封锁和欺骗。 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胜利地完成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7月4日，陈伯钧被调到红六军团任军团长。他和政委王震采取措施，迅速扭转和纠正了部队疲劳、涣散、给养差的情况。7月29日，陈伯钧和王震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迅速北进，配合红一方面军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10月15日，一直挂念陈伯钧的毛泽东致信陈伯钧，表示问候：“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 抗战期间，陈伯钧得到毛泽东的悉心关怀和指导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伯钧担任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旅部驻地在洛川。当时天气逐渐转冷，部队过冬衣物尚未解决。1937年10月17日，洛川摩托学校要派车去延安办事，陈伯钧请司机捎三五九旅部会计去延安领军费，以解决部队冬衣问题。但该司机不但不同意，而且还无理吵闹。陈伯钧劝告无效，气急之下给了司机一个嘴巴。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真是鲁莽不该！但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亦实可恨！”很快，陈伯钧打人事件被告到延安，连毛主席都知道了。10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见了陈伯钧，主要就打人一事对陈伯钧作了严肃批评，让其深刻考虑几天，再来详谈。陈伯钧诚恳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批评，并表示努力改之。几天后，中央决定调陈伯钧去中央党校学习。 1938年6月，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训练部部长。由于毛泽东工作繁忙，无法亲自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课，陈伯钧接替毛泽东上这一课。毛泽东曾要求抗大的教职员工安心工作，下决心“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陈伯钧对此铭刻在心。在延安抗大，陈伯钧呕心沥血，把教育训练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他教授的战略学是抗大的“招牌菜”。他会写作，口才极佳，擅长演说，在抗大一次演讲两三个钟头是常事，有一次竟然一天内讲了八个小时。  ◆1938秋，陈伯钧于延安抗大留影。 1937年9月，在国民党川军中就职的陈伯钧的二哥陈笃斋从四川来延安看望陈伯钧，毛泽东亲自设宴招待，一起谈古论今，临别时还送了300元旅费。10月9日，毛泽东在陈笃斋回川路上托带给陈伯钧的信中，关切地询问陈伯钧：“看书没有？不论怎样忙，总看一点书，把些原则问题多考虑考虑，这样来提高自己，改正自己或有的某些缺点，这是我盼望于你的。”陈伯钧给毛泽东写信，除了工作请示、互相问候，更多的是寻求思想上、工作上的帮助指导。1941年10月1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陈伯钧，要他“以不浮、不露、不躁'三不’为戒，再加上深刻和切实的精神，着重实行，则过之改必易”。陈伯钧理解了毛主席的良苦用心，从此用毛泽东的“三不”指示为戒，努力加强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他曾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心直口快，夸夸其谈的老毛病，今后在自我修养的日程上应随时注意痛绝之。” 1938年12月，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二分校校长，率队前往晋察冀边区办学。临行之前，毛泽东谆谆告诫陈伯钧，要求他改掉暴露于外、喜形于色、不够深刻和稳重的缺点，培养全局观念、勇于牺牲自我。1940年5月，陈伯钧当选党的七大代表，与舒同率晋察冀出席七大的代表团，返回延安。途经白水村时遭到伏击，冀中区委副书记鲁贲牺牲，地委书记吴建民被俘遭杀害，袁升平等一个多月后才回来。陈伯钧到达延安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去看望毛泽东，汇报了白水遇险经过。毛泽东安慰他说“疏忽而已”。但八路军总政治部经过调查，最后给了陈伯钧一个处分。客观来说，150人的代表团中有很多是缺少作战经验的地方干部，掩护部队只有两个连，千里跋涉，风险在所难免。三年后，当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从晋察冀来延安时，毛泽东曾要求他至少带四千兵力沿途护卫。  ◆陈伯钧（左）与王维舟（中）合影。 1940年10月，陈伯钧到八路军军政学院工作，1941年11月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1942年2月，经毛泽东亲自批准，陈伯钧到中央党校学习。同年5月，党校学习尚未完毕，陈伯钧奉命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3年2月4日，陈伯钧被任命为驻甘肃庆阳的三八五旅副旅长，直到1945年8月20日奉命调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是以红四方面军援西军为主组建而成，旅部和七七○团奉命驻军甘肃庆阳，担负保卫延安、警备陇东的任务。此时，王维舟任旅长，甘渭汉任政委，贺庆积任参谋长，刘随春任政治部主任。陈伯钧任副旅长，协助旅长主持日常工作。陈伯钧任命为三八五旅副旅长时，参加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在会议期间，陈伯钧奉贺龙的命令，为解决该旅原领导班子成员的团结和军阀主义等问题，对参会的旅、团首长逐一谈话，并将很多真实情况向贺龙作了及时汇报，为中央军委下决心对三八五旅领导班子采取组织措施提供了真实情况。在这些谈话过程中，旅、团首长大都领教了陈伯钧坚持原则、铁面无私的风格。陈伯钧在到三八五旅任职前，与王维舟在延安曾有接触，但不熟悉。在三八五旅，两人在一起共事的两年半时间，工作上相互尊重配合支持，生活上相互关心体贴。陈伯钧到达三八五旅的第三天，在旅直干部的联欢会上，他除了将反军阀主义倾向的事情讲了，还特地将王维舟旅长的模范事迹说了一遍，希望大家学习王老、尊重王老。 军中日记第一人 陈伯钧酷爱读书，他是带着一批舍不得轻装的书踏上长征路的。除军情急迫以外，只要形势稍缓，他就不放过机会收集书籍。到兄弟部队参加会餐，他在结束后去军部找书籍，虽只找到一本书，也被他记在日记上。驻军阿坝的一个多月，他也去各处搜集书籍，果然在一位办过红军学校的同志那里找到几本书。另外，了解陈伯钧爱读书的同志，也不时地送给他一些书刊报纸。陈伯钧的读书时间，是见缝插针、废寝忘食挤出来的。行军、作战间隙，他忙完军务后会强忍困倦就着马灯读上几段书。部队短暂休整时，他结合下一步的行军、作战任务读书。负伤之后，动手术、养伤期间，他才可以一次几十页甚至多半本地读个痛快。 陈伯钧在长征途中读书，很讲究方法。其一，重点书精读、反复读，非重点书浏览而过。如《战术讲义录》他长征前在中央苏区就读过，长征路上再次研读；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他认为重要，不到9万字篇幅的书，读了一个月。而古典小说《石头记》，他仅用一天就翻阅了半部。其二，紧密结合工作需要读书。部队进入西康藏族聚居区后，他读了介绍西康西藏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的杂志；部队在草地上与国民党军骑兵作战时，他研读了《骑兵的奔袭》与《骑兵的抄袭》；红二、红四方面军欲北上陕甘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前，他读了《西北问题讲座》。其三，他一面读书一面写学习提纲和读书笔记。这些方法，对我们今天读书仍有借鉴意义。建国后，陈伯钧被公认为“军中教育家”。陈伯钧在50年代撰写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一书，可以说是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最早的专著之一。陈伯钧能够在军事指挥领域、军事教育和军事学术领域都取得突出成就，是与他不间断地挤时间读书学习分不开的。 陈伯钧有一个习惯——写日记，而且持之以恒，这在军人中是极罕见的。从1933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在将近30年间几乎无一间断。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的年代；无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在部队休息、学习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无论是在革命理想得以实现的畅快情绪下，还是在蒙冤受屈的抑郁心态中，陈伯钧总要挤出时间来写下当日的所见所闻所感。有时忙得实在没有时间，过后也要立即补上。在红军长征的两年征程中，陈伯钧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驻地休整，除了生重病的1935年底、1936年初两个月采取几天集中写一篇外，其余的时候都一天不落地坚持记日记。有时作战紧张实在没有空隙就过后补写。他在戎马倥偬中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为后人留下了数百万字的日记史料，成为一笔相当宝贵、丰厚的精神遗产。由此，陈伯钧被世人称作“军中日记第一人”。  《陈伯钧日记》是一部非常珍贵的有很高史料价值的文字记述。从1933年到1950年，整整18年，正好是中国革命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日记记述了他所在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部队经历的各种战斗战役、行军转移、军政军民关系、军事训练、教育宣传、文化娱乐等各种活动，为我们了解那时的实际情况，提供了非常具体而生动的史料，为我们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军史、抗大校史和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东北解放区等的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就是日记中所记抗战时期延安和庆阳每天的天气和气候变化，对研究近代气象学也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陈伯钧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颇为完整的红军长征日记，成为记录我党我军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的一部信史。也正是依据自己的日记，陈伯钧到陕北后，在红军大学为我党我军绘制了第一幅较为精确的红军长征路线图。建国后，陈伯钧在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任院领导期间，还多次讲军史、讲长征，留下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是陈伯钧军旅生涯中对中国革命的又一重大贡献。 为了整理陈伯钧的日记，他的夫人陈琳花费了多年时间，呕心沥血。1987年《陈伯钧日记》第一册出版时，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陈伯钧同志的光辉业绩，是永不磨灭的。”聂荣臻元帅作序，称“他留下的珍贵日记，从一个侧面，如实生动地反映了我党我军斗争历史的一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党的这段光辉而又曲折的历史有更感性更深刻的认识”。2002年4月21日，国防大学隆重召开了《陈伯钧日记·文选》出版座谈会。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分别为座谈会题词，原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分别致信祝贺，原总参谋部顾问孙毅称赞，这是一部“革命历史的真实纪录”。2002年6月，《陈伯钧日记·文选》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建国后，陈伯钧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 1945年9月下旬，陈伯钧奉命率800名干部赴东北工作，1946年8月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1947年5月任合江军区司令员，1948年5月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1949年4月，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改称十二兵团，陈伯钧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四十五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伯钧调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新阶段，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教育与训练能够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指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高级军事干部的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为此，中央决定筹建军事学院，委派刘伯承主持办校。经刘伯承推荐，中央军委于1950年11月30日任命陈伯钧为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和战史教授会主任。1952年，陈伯钧任军事学院党委常委、院副教育长兼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不久任教育长兼军事科研部部长）。 1952年春天，毛泽东来到南京，副教育长陈伯钧和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代表在上海住院的刘伯承向他汇报工作。毛听完汇报，一声感叹：“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延安，清凉山，抗大，陈伯钧怎么能忘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忘不了毛泽东当年让他们立下的誓言：“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刘伯承听了陈、钟两人对接见情况的汇报后，立即向全院传达，并号召大家树立“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的决心。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陈伯钧与刘伯承、军事学院顾问罗哈里斯基合影。 1954年，陈伯钧任军事学院党委副书记，1955年任副院长、党委副书记。1955年11月29日，陈伯钧出席南京军区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的授衔受勋典礼，刘伯承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陈伯钧上将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1月11日，陈伯钧与刘伯承一起陪同毛泽东再次视察南京军事学院，并汇报了工作。毛泽东对军事学院的工作给予肯定和鼓励。11月上旬，刘伯承到上海治病疗养。军委根据刘伯承的建议，批准由陈伯钧代理院长。1957年9月，陈伯钧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9月27日，周恩来总理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未到职），陈伯钧为副院长，李志民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8年2月，陈伯钧任高等军事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1958年11月，因刘伯承身体欠佳，中央军委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任命叶剑英为院长兼政治委员，1959年李志民任政治委员。1957年春，国防部调查组在视察军事学院后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认为军事学院“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但“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而陈伯钧和钟期光受刘伯承委托，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认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学院存在“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当时，刘伯承院长在外地养病，大家对刘帅是体谅和尊重的，主要意见是针对当时在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显然指陈伯钧和钟期光）提的。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初期，陈伯钧作为小组长，参加了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的会议。后期，他被点名作为教条主义代表人物受到批判，小组长也由李志民接任。扩大会议后，李志民主持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召开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继续批判教条主义，主要针对陈伯钧和宋时轮。主席团的结论是：“南京军事学院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条错误路线在较长时间内和中央军委正确的军事路线相对抗，是我军历史上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条错误路线统治学院数年之久，在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中表现最为严重，其影响遍及全军。”对此，陈伯钧明确表示保留意见，被视为“心怀不满，抵触严重”。  ◆陈伯钧陪同毛泽东视察军事学院。 1962年9月，叶剑英辞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职务，陈伯钧接任院长。高等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的关怀和重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中南海接见了高等军事学院的教员、学员和团以上在职干部，并合影留念。彭德怀、林彪、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都曾到院视察或作报告，给全院教职员工以极大鼓舞。高等军事学院先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了上千名的高级干部和高层次的军事理论人才。高等军事学院还开设了越南班，先后有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总政治局主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等43人来院学习。 60年代初期，为了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毛泽东提出高级干部应读些马恩列斯原著。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把需要阅读的马、恩、列、斯30本书印成单行本。高等军事学院遵照军委的要求，办了高级干部读书班，组织大军区和总部的高级干部学习。每期三个月，每次两三本书。陈伯钧等院领导十分重视，抽调最好的教员组成“三十本书教学组”，负责备课，编写辅导材料，他亲自参加检查课前试教情况和效果，及时给以指导。高级干部读书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63年11月30日，贺龙、聂荣臻两位元帅专程来院接见第二期学员并合影留念。 刘伯承双手抱着陈伯钧的头摸来摸去 1960年，陈伯钧从北京回到了四川达县。这是他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家乡，也是最后一次。陈伯钧回到河市故居时，陈家院子已被农具厂占用。时任达县县委书记的周昌瑞问陈伯钧，对其故居有何要求。陈伯钧挥手说：“共产党嘛，把国家建设好了，故居保不保存并不重要！”如今，陈伯钧的故居只留下一颗黄角树和一口古井。在区公所里，陈伯钧找到群众谈心，告诉他们：“这次回家，我是为人民生活而来的，你们要讲老实话，不要有顾虑！”陈伯钧详细问他们人民公社的食堂好不好，吃得饱饭不，粮食亩产到底有多少？经过调查后，陈伯钧认为公社食堂应该撤掉，浮夸风太严重了，并将自己调查的情况据实向中央作了汇报。 1960年，陈伯钧的侄子陈健清前往北京，找到叔父陈伯钧，并在他身边生活了三年，对陈伯钧严格教育子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61年，在一次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时，陈伯钧沉默半晌说：“主席现在都吃素了！”他要求子女一定要节约每一粒粮食。随后，陈伯钧讲了十二个字“政为重，学为上，技为高，劳为本”，让子女们务必牢记于心。陈健清回到老家达县后，陈伯钧给他寄过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陈伯钧和夫人陈琳在参加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时的合影。陈伯钧在信上说：“在我身后的青年人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她也参加了劳动，为大家端茶送水。”陈伯钧教育陈健清，在家里绝不能借他的名搞特殊化。  1967年春，陈伯钧被造反派多次揪回高等军事学院审讯和批斗，但仍被党中央列入五一劳动节观礼名单。在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关切地问陈伯钧：“伯钧呀，听说你病了？”陈伯钧回答：“是的，谢谢主席的关心。”陈伯钧在“文革”中之所以未受到造反派更大的冲击，也是由于毛泽东在关键时刻保护了他。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前的一次接见造反派组织代表的会议上，毛泽东问一位代表是哪里人，答曰“四川达县”。“哦，那是伯钧同志的老乡啊？”那位代表没听清毛泽东的话，询问：“是哪位同志？”在场的周恩来立刻敏锐地感觉到毛泽东是要以此种方式保护正在挨整的陈伯钧，当即解释：“主席讲的陈伯钧同志，是一位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此后，造反派惧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威严，才逐渐停止了对陈伯钧的批斗。 1972年4月，因为病重，经周恩来批准，“九一三”事件后被林彪遣散到广东从化的陈伯钧回到北京。陈伯钧回京后，第一件事就是探望已住院的年届八旬的刘伯承元帅。这天，陈伯钧、陈琳夫妇一起来到医院。进入刘帅病室后，陈伯钧快步走到刘帅床前，握着刘帅的双手，俯身在刘帅的耳边问候。此时，刘伯承已双目失明，知道多年不见的陈伯钧看他来了，双手抱着陈伯钧的头，反复摸来摸去。陈伯钧俯下身去，把头埋在刘帅胸前，让刘帅不停地抚摸，两人没有说一句话。在场的刘帅家属和陈伯钧的夫人陈琳则站在一旁，眼眶噙满了泪水。后来，刘伯承松开了双手，陈伯钧才起身。为了让刘帅好好休息，陈伯钧、陈琳夫妇只好依依告辞。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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