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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的101次访谈:看到一个幽默励志真假难辨的他

 置身于宁静 2023-02-17 发布于浙江

继《最后来的是乌鸦》《观察者》后,“卡尔维诺经典”系列再添新作。今年,正值这位意大利当代最具世界影响的作家诞辰99周年,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访谈录《我生于美洲》(1951—1985),由译林出版社首次推出简体中文版。

2023年即将迎来卡尔维诺百年诞辰,据悉,译林出版社还将陆续推出《卡尔维诺书信集》《卡尔维诺集》等新书以飨读者。

《我生于美洲》中收录了101篇采访,时间跨越4个10年,其中既有对笔下作品趣事的畅谈、对文学形势和命运的分析,也有对城市、宇宙和人类未来的思索……这是卡尔维诺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故事,一部旋转棱镜般的多面自传,一本理解卡尔维诺叙事艺术与美学思想的“解谜之书”。

[意大利] 伊塔洛·卡尔维诺/著,毕艳红/译

译林出版社2022年5月版

“我生于圣雷莫……我既生于圣雷莫也生于美洲。”1979年卡尔维诺在接受尼科·奥伦戈的采访时一开头就说了这样的话。这本访谈录得名于此。1923年10月15日,他出生在古巴小城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两年后举家迁往意大利圣雷莫。父母为他取名伊塔洛(Italo),就是为了不要忘记了意大利(Italia)。

卡尔维诺是一位拥有奇妙幻想的学者,一位长期孤独的、痴迷于实验的作家,一位时而现实主义时而童话式的叙事作家,一位身份多变、多形式、难以捉摸的作家。本书译者、知名意大利语译者毕艳红撰文表示,作为读者,读卡尔维诺的作品,总会被他的幽默睿智所倾倒,被他的奇思妙想所吸引。而作为译者,翻译卡尔维诺的作品,则如履薄冰,每一步都小心翼翼,既要严谨,又要精彩,生怕一个不小心毁了大师之作。她尽自己所能真实地展现卡尔维诺的语言魅力,希望能给读者带来愉快的阅读体验。

译者手记

分成两半的译者

文 / 毕艳红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我们谈论卡尔维诺时,我们说的是哪个卡尔维诺?学者,小说家,剧作家,编辑,游击队员……不同时期,不同角色,让人难以定义。虽然钱钟书先生说:“如果你吃到一个鸡蛋,觉得好吃,你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但无论是读者的八卦之心使然,还是从专业角度去看,对于自己喜爱的作家,大家总是想了解与认识作家的方方面面。不过,卡尔维诺却不想满足大众的好奇心,他认为作者就应该隐藏于文字之后,作者要说的都应该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他不喜欢写自传,于他而言“传记或个人信息属于极为隐私的内容”。他曾十分坦诚地告诉记者,如果涉及他个人生活的问题,他会回答,但他保证不说真话。如此地真性情,越发让人想深入了解他。

作为审美主体,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读者,然后才是译者。作为读者,《我生于美洲》收录了卡尔维诺的101次访谈,就像是卡尔维诺棱镜般的多面自传,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一位更加真实和立体的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漫画像

矛盾的卡尔维诺。卡尔维诺不善言谈,也不愿意谈论自己,但他一生接受过两百多次的采访;他乐于实验,痴于探索,厌烦一成不变之事,却将一生都与埃伊纳乌迪出版社联系在一起,还曾旅居巴黎多年;1973年,他说他当年轻人太久,他要开始当老年人了,到了1979年,他却说他还是个宝宝,可能是因为中年是个不受众人待见的年龄段,童年可以天真烂漫,青少年朝气蓬勃,老年可以睿智通达,只有中年充满鸡毛蒜皮,凄凄惨惨戚戚,卡尔维诺也不要做中年人。

幽默的卡尔维诺。卡尔维诺的作品大多幽默诙谐,让人笑过之后又不觉陷入沉思。生活中的卡尔维诺不健谈,但幽默依旧。他会自嘲,说自己是家族败类,家族里的白痴,因为家族里尽是科学家,只有他一人是文学家;他说他写作,是因为他没有经商的天赋,也不擅长体育运动;他将美国称为“美利坚不合众国”;他得了痔疮,他说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牌痔疮;1985年,从脑溢血手术中醒来,卡尔维诺望着吊针,说自己像一盏吊灯,医生来查房,问“我是谁”,他答“警察局长”,即使病得很重,这场病最终也导致我们的大师猝然离世,但他依然是那个幽默的卡尔维诺。

励志的卡尔维诺。虽然卡尔维诺出身科学世家,按理说,生活条件还是比较优渥的,但他的一生也经历了不少坎坷。他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当过游击队员,他曾被纳粹抓捕入狱,差一点被枪杀,万幸的是他成功地逃脱了,他刚工作时,住在都灵的一个阴冷的小阁楼里,薪水微薄,每个月都要靠他父亲的汇款才能勉强度日,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啃老族”,不过,无论条件怎么艰苦,他都在不断探索,坚持着他的文学梦。

普通人卡尔维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生活中,文学大师卡尔维诺也是普通人,他也是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出生于科学之家,他也会遭受填鸭式教育,植物学家父亲会教他植物的拉丁学名,他会感到来自父母学术方面的碾压,他说他会逃避科学;在他的作品中,有很多果敢、意志坚强的女性,他还曾说过,在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力量强大的女性,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应该还有半句没说,那就是他妻子正是一位强大的女性。因为他的妻子是一位事业与家庭兼顾的女性,他说过他的妻子非常能干,能将家里收拾得非常舒服,让家打上她的烙印,并且不受特定时期和文化的影响。他妻子曾在巴黎工作,而他认为,丈夫应该始终追随妻子,所以他就搬去巴黎过他的家庭生活。所以,他在巴黎旅居多年,除了他喜欢巴黎这座城市,喜欢巴黎的文化氛围,喜欢一种隐居的感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要追随妻子的脚步。他甚至还谈论育儿经,他认为该如何教育孩子。很多读者将卡尔维诺称为卡神,不过千面卡尔维诺的这一面应该是一位非常接地气的居家男性,犹如平易近人的邻家大叔。

卡尔维诺作品集,译林出版社

作为读者,读大师的作品,总会被他的幽默睿智所倾倒,被他的奇思妙想所吸引。而作为译者,翻译大师的作品,则如履薄冰,每一步都小心翼翼,既要严谨,又要精彩,生怕一个不小心毁了大师之作,惹怒了大师在天之灵。杨绛先生对翻译做过很多比喻,其中之一就是“一仆二主”,译者是仆人,同时伺候着两位主人,一位是原著,另一位是译文的读者。卡尔维诺这位主人不止作家这一个身份,他还做过记者,也做过译者,他在写作和翻译时,严于律己,并且他也做过编辑,所以他同样严于律人。他精通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因而他自己经常去看他的作品译本,与译者展开讨论。不过,他对翻译问题感触颇多,认为翻译就是一种背叛。“每每阅读我作品的译本,都会让我痛苦万分”,他用词向来精准,“我在文本中使用了一个略带讽刺意味的词,译文却没有体现出来”,“我作品的价值与句子的节奏息息相关,然而在译文中,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所以,很多次,面对译稿,他不禁惊呼:“这些都是我写的?我怎么可能写得如此平淡乏味?”虽然即使大师在世,他也看不懂中文,但他对翻译的至高要求依旧像警铃一样,一直响彻仆人的耳畔,真的是时而戚戚于胸,时而被耳提面命的感觉。

仆人之难不仅因为主人的严格要求,还因为主人的学识渊博,文学造诣之高。在《我生于美洲》这部访谈集中有不少是书面访谈,这是卡尔维诺更喜欢的交流方式,他可以反复修改,可以字斟句酌。正因为他追求极致,于有限中寻求无限,才创作出一部部独具艺术魅力的作品,想必大家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已经体会到这种魅力了。不过,由于语言的差异性,有些语言魅力是中文译本展现不出来的:意大利语多复合长句,卡尔维诺将长句的长也发挥到了极致。他曾写过一段话,也是一句话,共465个单词,十几个从句嵌套在一起。这么长的句子大概在人类语言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为了能尽量真实地展现主人的语言魅力,真真是让仆人于夜深人静,睡意昏沉中搜肠刮肚,又于昧旦晨兴,睡眼惺忪间绞尽脑汁,只希望能给读者主人们带来愉快的阅读体验。

1948年,卡尔维诺在《团结报》上发表文章赞美女演员西尔瓦娜·曼加诺,认为任何赞美都不足以描绘她的美,“她的任何一张照片都只不过是观凤一羽”。这样的描述也适用于卡尔维诺,任何一种对卡尔维诺的解读都只不过是观凤一羽。

译作选读

您如何理解现代戏剧、文本和表演?

今年我在米兰的小剧院看了两场表演,哥尔多尼的《一仆二主》《军队情人》,以及莫里哀的《冒牌医生》,都是由马尔切洛·莫雷蒂表演的,在这些表演中我看到了最棒的阿尔勒奇诺和斯嘉纳赖尔。这些表演让我想要一种与寻常不同的戏剧,想要一种更丰富多彩的,更生动活泼的,更有趣味的,充满花样、技巧和打斗的戏剧。我想如果有一个剧团或者剧院能够专门从事这种表演,同时采用经典剧目,采用这一类型的或许能够在——我不知道——日本剧院中上演的东西,每次创造出具有巨大想象力和品位的表演,那么去剧院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是一件无聊的事情了。这种剧团应该是即兴喜剧的现代版;也就是说,以前是即兴创作,现在应该是能够采用精确入微的技巧。这样一种戏剧,我认为会使人产生写作的欲望,会使人萌发灵感——文本和表演的共同灵感——会发现一种将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问题进行奇妙转变的新方法。当然,这仅仅是意大利戏剧面目一新、焕发生机的一个方面;但是现代滑稽剧的创立可以有助于现代风俗喜剧、现代悲剧等的诞生。这一切将成为打破当前创作缺乏生气状况的突破口,亦无须担心引起公愤。

您有没有写过剧本?如果写过,您是否把它看作一项次要工作,或者说至少没有您的日常工作重要?为什么?您有未曾发表的喜剧作品吗?如果有,为什么没有发表?

年少时我最早读的散文之一就是蒂尔盖尔的《当代戏剧研究》,我牢记于心。那时我相信,现实与幻想、存在与意识等问题是极其重要的,皮兰德娄是中流砥柱,永远活在我们的文化之中。而我的初期文学尝试(从十六岁到十九岁)就是以戏剧为方向的,我写了不知道多少悲剧和喜剧,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剧本从来没有下过我的书桌。后来,我对现实的认识逐渐成熟,也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兴趣,戏剧对我而言越来越像一个会让站,而我则走上叙事文学之路。

意大利小说家、戏剧家皮兰德娄

依您看,鉴于意大利和外国电影在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传播,是否可以说电影以某种形式完成了精神和文化形成的那项任务,即可以(并且应该)在数以百万仍然远离其他文化形式的个人中展开的任务?为了逐渐接近这个结果,需要克服哪些困难?哪些方法可能会更富有成效?如何与仍然占据国际电影制片很大一部分的有害的、起反面作用的、反文化的倾向做斗争?

与其他艺术不同,电影与观众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受观众影响。如果电影(不管是实际上还是潜在的,在兴趣、道德、语言等方面)脱离了观众,那么电影必定失败;如果电影盲目追随或一味迎合观众的口味,那么电影会获得经济利益,但是作为文化传媒则必定衰落,从毫无教育意义到很快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更糟。电影具有教育意义并不是因为它创造伦理道德,而是因为它揭示道德态度、人物、英雄事迹、荒谬之处,而这些方面都能在流行趋势中找到对应,并且随时准备成为流行,即使在电影发现它们并使之明确之前,它们还不曾流行。电影的负面影响在于它采用低级的方式来取悦观众(色情、暴力、低俗喜剧、逃避、奢侈、过度悲情),或是在某些主题上(浮夸式的爱国与战争、过分甜腻的家庭情感、毫无创意的宗教热)诱发心理盲从来引起共识。意大利现实主义电影之所以能够成功进入我们的观众之中,是因为它获得了新意识、新的积极的未盖棺定论的爱国主义,即学会既热爱自己的国家且分担其问题。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道德革命,也是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形成的必要条件。因此,那些想让爱国主义保持肤浅与抽象的人,在反国家和反人民利益的支持下,对我们的电影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如果大部分观众开始认为电影是作为可以进行对话,进行讨论、辨别、表达的载体—我是想这么做的,而不是目瞪口呆地接受电影(既没选择的能力也没有表达的能力,不管是好电影还是烂片)——那么烂片的影响范围将会被大大削弱。一场足球赛的观众,就跟一部电影的观众一样,覆盖面广,层次各异,他们面对的是具有积极参与、深入分析和批判精神的人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能做的一切(对电影的公开辩论、流行电影俱乐部、媒体宣传)都是非常重要的。

卡尔维诺

哪位批评家给予了您最为肯定的评价?哪位给了相反的评价?

从一开始,不论是文学巨匠(在此,能提及他们的名字我感到十分荣幸:德罗伯蒂斯从我的第一本书一直关注至今,切基为《分成两半的子爵》写了评论,还有博、波切利、潘帕洛尼、法尔奎,以及可怜的卡尤米,他生前是我的第一位书评人),还是与我同龄的年轻一代,大家对我的书都给予了极大的好评。极少数的那些负面评论反倒更吸引我,更让我有所期待:一个严肃而又深刻的否定评论,能让我受益匪浅,但到目前我不曾获得这样的评论。当《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出版后,恩佐·贾基诺的一篇文章,是绝对的纯粹的批评,非常激烈的批评,也非常生动,可能是我接收到的最好的书评之一,也是我时常有兴趣重读的为数不多的评论之一,但是仍然对我毫无用处—它只是触及了作品的外在问题,即使我自己也能发现并克服这些问题。

卡尔维诺文集,译林出版社

您喜欢从什么样的环境、人物和情况中来确立您的主题?

这一点我还不清楚,也许这正是我频繁变换写作风格的原因。但几乎所有我的比较成功的作品里,都有里维埃拉的风景,因此往往与儿童期或青春期的世界相关联。从忠实于主题的角度来看,脱离祖辈的、我童年时的家乡会让我失去可靠的精神食粮,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完全沉浸于此,那就无事可叙。出于很多深层次的原因,都灵是我的首选城市,我多次尝试去写它,但是一直没有写好。也许需要离开都灵,我才能写好。关于社会阶层,我不能说我是钟情于某一个阶层的作家。直到我写了关于游击队的文章,我确信我是对的:我明白了很多关于游击队员的事情,通过他们我接触到不同的社会阶层甚至是社会的边缘阶层。我对工人很感兴趣,但我还不了解他们。对一件事感兴趣是一码事,让它变成白纸黑字是另外一码事。不是我没信心,我迟早会学会的。我的阶层,应该是中产阶层,我没有太多社会根基,我出生于一个特立独行的家庭,一个脱离了传统习俗和当下习俗的科学家的家庭;我不得不说,我对中产阶层不感兴趣,也无兴趣去争辩。我之所以大发议论是因为我要回答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让我夜不能寐的麻烦。我有兴趣讲述的故事总是那些探寻人类整体、一体化的故事,通过实践和精神上的双重考验,超越强加在当代人身上的异化与分裂。我想,我的作品中值得探讨的是诗学与精神上的统一性的问题。

您喜欢哪位意大利当代叙事文学作家?年轻一代的叙事文学作家中,您又对哪位最感兴趣?

我认为,帕韦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复杂、最富有思想的意大利作家。不论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不论提到文学家和叙事作家,都不能不提到他。与维托里尼开始的交谈对我的成长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说“开始”是因为如今我们认为谈话只进行了一半,我们计划继续下去。之后,通过了对语言的新的尝试的主要兴趣阶段,我开始接近莫拉维亚,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说他是意大利唯一一位“体制式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定期出炉一些作品,这些作品逐步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定义相关,与习俗、社会变迁、思想的总体方向相连。喜欢司汤达让我对托比诺也颇有好感,尽管我无法接受他炫耀他作为托斯卡纳人的地方自豪感的习惯。我对卡洛·莱维有种特殊的喜爱与友情,首先是因为他的具有争议的反浪漫,其次因为他的非虚构叙事文学,我认为,对于探讨各种问题的社会文学来说,他的非虚构叙事是最为严谨的,尽管我不同意他的主张,即现今这种文学形式将取代小说,我认为小说还另有他用。

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在交谈中

现在我们来看年轻作家。在那些出生于 1915 年左右的极少数作家中,卡索拉和巴萨尼注重研究意大利中产阶级的意识分歧,这为他们的作品赋予了独特的意义;但我要批评的是,卡索拉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映浮于表面,而巴萨尼则是“黄昏派”的矫揉造作。更年轻的一代开始研究冷硬派小说,作品生动且平民化,其中雷亚首屈一指。如今还有帕索里尼,作为小说家和诗人的一代中的佼佼者,他写了一部小说,我对其“创作观”有诸多保留,但再三品味后,越发觉得回味无穷,实属佳作。

您喜欢哪位当代外国作家?

大约一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说明海明威对我的写作生涯初期的意义。即使海明威不再能满足我,但我仍无法说,有任何一位其他当代作家可以取代他的位置。这五六年我在细细品味托马斯·曼,我总是为其中的丰富性而陶醉。但我总觉得,如今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写作。在与以前的作家之间的关系上,我则更为自由,我毫无保留地充满热情;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作家中,有我的一大批老师与朋友,我从未停止对他们的拜读。

卡尔维诺推崇的作家托马斯·曼与海明威

原标题:《在访谈录《我生于美洲》中,有一个幽默的、励志的、真假难辨的卡尔维诺|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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