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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 作者简介：张荣，南京大学哲学系。 人大复印：《外国哲学》2021 年 09 期 原发期刊：《哲学动态》2021 年第 20214 期 第 70-77 页 关键词：意志/ 实践理性/ 形而上学/ 自由决断/ 绝对自发性/ 摘要：意志概念不仅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石，也是理解其形而上学的一把钥匙。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开宗明义：人类理性本性和人类理性能力之间的角力，构筑了形而上学这一战场。“战场”比喻揭示了理性与形而上学的本质关联。理性是一体两面的，包括本性与能力。本性即意愿，更确切地说，理性本性实指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而理性能力就是思辨的理论理性或认识能力。关于二者的关系，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明确指出，实践理性优先。这是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何以可能的根据。若要考察康德的意志概念，就必须探寻“实践理性优先”的思想渊源。中世纪的意志主义，尤其是奥古斯丁的自由决断思想对康德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康德提出“实践理性优先”的主张。 如果说康德的时间学是时间观念史上继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的第三个里程碑，那么，其意志理论也是西方(自由)意志学说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希腊的内在自由观、奥古斯丁的自由决断思想都是康德意志学说的思想源泉。当然，还须重视从奥古斯丁的自由决断思想到康德的意志学说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几位关键人物(包括路德、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他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在试图阐明康德的意志观念，特别是其“实践理性优先”思想时，将重点阐述笛卡尔和奥古斯丁等人在这方面所做的奠基性贡献。
一 “战场”比喻与否定的形而上学 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康德明确提出了“战场(Kampfplatz)”比喻。近代早期形而上学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源于对这一“战场”本质的失察。那么，康德的“战场”比喻究竟是什么含义？康德首先描述人类理性被一些问题困扰，然后给出了著名的“战场”比喻。因为这些问题“是理性自身的本性向理性提出的，但理性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它们超出了人类理性的一切能力”。康德第一次提出“人类理性的本性”这个概念，至于这个概念是什么含义，它和意志是什么关系，这里尚未给出回答。 康德紧接着指出：“(正如)它的本性导致的那样，越升越高，达到更遥远的条件。……但这样一来，它就掉进黑暗与矛盾，它虽然从这黑暗与矛盾中获悉，必定在某个地方有一些隐秘的错误根基，但却不能揭示这些错误，因为它所用的原理既然超出了一切经验界限，就不再承认经验这一试金石。这些无休止的争吵的战场，现在就叫形而上学。”(KrV，AⅧ)“无休止的争吵”就是近代形而上学在理性本性与理性能力之间的纠结与困扰。其中，经验论者只看到理性能力的不足，在经验与知觉范围内裹足不前，遗忘了形而上学的超越本性；唯理论者一味寄希望于理性本性，使形而上学失去根基，从而陷入困境。康德洞见到这一关键问题，这也是他对休谟怀疑论与莱布尼茨独断论进行批判性考察的结果。 “本性(Natur)”一词也有“自然”或“实体”等含义。康德此处采用的“理性本性”(或自然)其实有目的论的因素在里面，即自然意图或者本性之意愿。人类理性要超越经验的局限、自然的意图(本性)，正是这种超越导致理性出现了问题。正如前面所提及的，理性越升越高，达到更遥远的条件，最后理性意图达及无条件者。关于这种超越本性，康德在“先验辩证论”中论述理念本身(überhaupt)时说：“柏拉图非常清楚地说明，……我们的理性自然而然地跃升为远远超出经验所提供的某个对象每次都能够与其一致的知识，但是，尽管如此，这些知识仍有其实在性，绝不是纯然的幻想。”(KrV，B371)康德借助柏拉图的思想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国”，即理性的理念本性。“理念源自最高理性。”(KrV，B370)“柏拉图首先是(vorzüglich)在一切作为实践的、亦即奠基于自由之上的东西中发现其诸理念的，在柏拉图那里，自由隶属于诸知识之下，这些知识是理性特有的产物。”(KrV，B371) 康德坦言自己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他对自由属于知识这一观点深表怀疑。但柏拉图的思想无疑启发了他：理念一定源自理性的最高本性(意图)，来自认识能力感到的一种需求(欲求)。我们认为，在康德看来，理性本性和人的欲求相关，这种欲求远比单纯的求知更深广高远；理性在本性上就是意志，也就是实践理性。这一思想和柏拉图的理念论遗产不无关联。在柏拉图那里，理性通达理念，在本性上就是实践的，和认识的自由相关。在康德这里，自由不再属于知识，而专属于意志。 虽然理性本性(或禀赋)和理性能力的角力构筑了形而上学这一“战场”，但挑起“战斗”的还是自然的本性，这种自然本性或意图无疑是主动的、优先的一方，而对理性能力的考察只是通往这一思想的阶梯。康德自然非常重视柏拉图的理念论。理性意图产生了理念，这是自然的辩证法。康德在“先验辩证论”部分要澄清的只是：这些先验理念和理性能力(知识)没有关系，只和理性本性(自然)有关；这是否定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以自然为对象，以建立一个出自纯然概念的先天知识体系为目标。 康德有一句名言：“因此我必须悬搁知识，以便为信仰留出地盘。”(KrV，BXXX)在他看来，“上帝、自由和不朽”这些假定，或者“世界、灵魂和上帝”这些理念(或自在之物)，是我们用知(das Wissen)的方式无法企及的，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知的对象。这就是否定的形而上学的含义，也是先验辩证论的本义。其实，在这之前，康德已经交代，这是因为理性的自然意图——“纯粹理性的所有实践的扩展”(KrV，BXXX)。换言之，“如果我不消除思辨理性同样也越界认识的僭妄，那么，我甚至就无法为了我的理性必要的实践应用这一目的而假定上帝、自由与不朽”(KrV，BXXX)。这种消除(benehmen)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康德对形而上学的一种否定性规定，就是对“das Wissen aufheben”的诠释。也就是说，为了得到信仰，必须放弃知的方式，因为求知不可能通往上帝、自由与不朽这些理念。这表明，康德力图克服柏拉图将理念论知识化的做法。 由此可以看出，“战场”比喻形象地反映了理性和形而上学之间是建基与被建基的关系。澄清这一比喻，就是批判哲学的宗旨。形而上学肇始于理性本性，这恰恰规定了纯粹理性之实践用途，即关涉一种非知的领域、信仰的地盘。 至此，形而上学就被奠基于理性的本性。理性意图通达无条件者这一超验的、非知的领域，因而具有某种否定辩证法(先验辩证论)的特征，形而上学也首先具有否定性的面向。接下来就是和这一理性本性(自然意图)打交道，开启康德在知识领域悬搁了的意志之思。 二 意志与肯定的形而上学 让我们首先对理性与意志的关系做一个简要回顾。理性和意志的关系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在古代哲学家那里，理性和意志是脱离甚至对立的。比如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性与意志即便不是对立的，也是分离的。理智的本性就是观看(eidos)、思(nous)或沉思，与意志无关。尽管亚里士多德曾说，求知是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之本性，但古希腊哲学家尚未区分理性本性与理性能力，没有区分意图(目的)和认知(因果)。他们在讨论理性的时候往往把生命的目的性欲求(意图和意愿)单纯地看作一种求知活动，即便求知的对象是理念，是本体(实体和本质)，也表现出一种理论化的努力。 中世纪早期，在奥古斯丁哲学的推动下，意志和理智的关系问题得以凸显。并且，因为奥古斯丁对亚当原罪的哲学阐释，意志的生活和本性的生活产生了本质的区别。 奥古斯丁在《论自由决断》中对意志的经典分析取得了一个积极的理论成果：意志和人的正当生活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上帝给予人自由意志(voluntas)，人运用这种意志作出自我决断，从而背离上帝这个最高善，趋向更低级的世物(低级善)。奥古斯丁认为，恶的起源就是意志的自由决断(liberum arbitrium voluntatis)。同时，自由意志也可以是善的，这体现在上帝给人自由意志是为了让人行善、让人正当地生活，并且，上帝惩罚有罪之人的根据也是意志的自由决断。亚当的决断是意志的自由决断，而非本性的朽坏。 自由意志是善的，这一论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从意志的被给予和来源看，意志之为善，是因为意志是从上帝而来，意志的根据就是上帝；其次，犯罪的灵魂之所以是善的，比其他一切受造物(美丽的衣裳、金银财宝等)更高贵、更有尊严，也是因为人运用上帝给予人的意志作出的自我决断。在奥古斯丁看来，意志不仅优于自然，优于任何实体，也优于本性——不仅优于自然本性，也优于理性本性。这就是奥古斯丁的意志主义。 在奥古斯丁围绕原罪的产生而展开的生存论分析图景中，理性认识是缺席的。意志优于理智，爱高于认识，这就是奥古斯丁关于理智与意志关系的看法，是典型的意志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奥古斯丁是西方意志自由论的第一个里程碑。 在近代哲学中，意志及意志自由问题被置于认识论视域下加以考察，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笛卡尔。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第四沉思中论及意志自由，将自由分为“无所谓的自由(freedom of indifference)”和“自发性(spontaneity)”。前者是指可以在这种或那种行为之间进行不受任何强制的选择；后者是指做选择无需任何外部强制，自己决定做还是不做，遵循还是违背。在笛卡尔看来，我们在进行判断时是自由的，是因为我们拥有自由意志；意志对理智的作用就是判断，肯定或否定的判断权在意志而非理智那里。我们之所以没有清楚明白的观念，是因为我们滥用了自由意志。但从根本上说，笛卡尔是把意志放在认识中、真理中来看待。他诉诸上帝的存在和完满性，以便保证清楚明白的知觉是真的。 尽管笛卡尔的自由意志学说和奥古斯丁具有非常深刻的关联，也具有意志优先于理智的倾向，但笛卡尔毕竟是在真理性认识这一框架下谈论意志自由和自由选择问题的。斯宾诺莎克服了笛卡尔的奥古斯丁主义倾向，在自然和世界的关系中理解自由与必然问题，但其自由观念的主旨依然是认识论的。莱布尼茨有所不同，他把意志自由和偶在性(contingence)放在一起考察，认为自由也是一种意志的选择，从世界上一切受造物中选择最好者，这种选择是偶在的，亦即非必然的。 康德和早期近代哲学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意志自由问题从认识领域中移了出来，专门开辟了一个领域——意志的领域，或者说实践理性的领域。这就是道德形而上学，或者说肯定的形而上学的地盘。在“先验辩证论”部分讨论先验自由和绝对自发性的时候，康德继承了笛卡尔的思想：首先，这种自由的主体和承载者就是意志，而且是上帝给予的意志；其次，这种自发性是绝对的自己决定，自己选择是否遵从永恒法(或道德法则)。尽管如此，康德最终还是与笛卡尔分道扬镳，开启了一条关于纯粹实践理性的演绎之路，从而提出了独特的自由意志学说。 如前所述，康德的意志概念有目的论的特征。这种目的论特征不仅反映在《判断力批判》中，而且反映在康德的一些其他著作，如《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道德形而上学》中。 《实践理性批判》侧重于从纯粹实践理性出发讨论自由的现实性问题。虽然康德也处理了意志的欲求能力(即“自己实现对象的能力”)，但和“第一批判”不同，《实践理性批判》着重从理论上考察只具有可能性的先验自由何以能有实践的运用并且现实地展现出来。《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围绕着善良意志讨论定言命令是如何逐步形成并起作用的。《道德形而上学》则是从人的心灵能力(欲求)和生命活动出发展开了意志分析。 在《道德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在谈到道德形而上学的理念时有一段经典论述，其中谈到了决断(Willkür)的奠基性地位：“如果一个出自纯然概念的先天知识体系叫做形而上学，那么，一种不以自然，而是以决断的自由(狭义意志)为对象的实践哲学就将预设并且需要一种道德形而上学，也就是说，拥有这种形而上学甚至就是义务。每个人心中也都拥有这种形而上学……”换言之，道德形而上学就是以意志为对象的形而上学，即肯定的形而上学；以知识为对象的形而上学则是否定的形而上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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