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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一些关于刺激消费的，有说短期消费发钱的，这个看是可以的，但是还有要求长期发钱的，我真的很困惑。困惑此人是不是把他自己学过的宏观给枪挑落马了，通胀这一关就过不去，怎么能过得去后面的那些问题呢？就算从微观上看，消费补贴，无论是消费券还是直接发钱，效果都很一般，日本、美国都有无数现实的案例摆在那。日本的直接或间接消费补贴发得好多好多啊，最后有什么显著的效用么？我反正看不出来，还不如所谓的三支箭短期效应好。 美国在二战后搞了很长时间的福利国家，最后为啥滞胀了？有人说是石油价格暴涨造成的，那你知道美国本来是石油出口国，石油托拉斯为了自己的利益让美国成为石油进口国的史实么？而且石油价格暴涨本质就是物价水平过高，和通胀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程度上不同，如果发钱的措施一直实施，最后的结果和石油价格暴涨也没有本质区别，到头来都是会高通胀，只不过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为什么会有通胀？因为不经过生产直接流入消费领域的钱没有价值。对，你没有听错，没有价值。 短期看增强信心，是为了恢复到危机出现前的一般消费水准上来，它的实际担保是危机前的一般消费水准，所以市场对把这部分额外发的钱赋予价值有信心，所以有效；如果长期发，市场不是傻子，投资者知道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缺乏动力才发的，所以私人投资的市场信号被澄清，这些被消费补贴形成的“假信号”在市场信心的“雷达”上被逐渐厘清和剔除，从宏观上资本的收入增长信心预期就会下降，所以他们的消费即投资动力就会下降；微观上消费者知道这部分补贴不会像工资那样可以在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上都有所上涨，所以从短期的消费兴趣上涨到后期收入信心预期“均衡”态下逐渐不再依赖这部分补贴而做决定——是否持续扩大消费。 从宏观和微观上都不足以支撑收入信心预期增长→消费信心预期增长的循环可持续流动。美国的消费比例高也不是政府补贴实现的，而是金融资本雄厚支持下较低限制程度的借贷消费繁荣造成的，所谓“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都是这么回事，本质上就是放松放贷监管，扩大信贷规模，容纳更多可能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来扩大业绩的驱动。 实际上这里的一个误区就在于把供需看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这还是一种割裂的观点，而不是对立统一的思维。供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如果供需就能说明一切问题，那么古代也有供需，但为什么古代和现代经济发展有如此大的不同性？这里就涉及到信心预期的不断增长及其资本变现，信心预期是一个社會经济资本，而变现出来的资本则是发放的工资与资本所获取的利润，信心本身就是对未来的、尚未实现的东西保有变现的稳定意念。资本本身是一样，资本是用来创造财富的财富，所以被创造的财富永远是一个将来时，他不断的实现自己的变现与预期，这个过程既要有预期，又要有变现，如果持续对应不上那个变现的部分，则不可能有长期的价值信心预期，所以货币会贬值。 什么是生产的社会化？生产的社会化本质上是让原先全部归于弟煮或者商人的那些财富中有限的成分以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劳动、生产的代价被分散到社会上，工资领取者他们购买的增加为什么驱动了生产的继续增长？因为他们获得的收入是有社会财富的增长相对应的，这部分对应的增长使得资本产生了一个有利可图扩大生产的信心，所以他们要继续扩大生产。随着财富的实际增多，人消费的成本上升，工资水平也随之上升，因此工资分配者的收入也得到了增长，他们就有了可以进一步提升消费的预期，建立在资本与雇佣基础上的工资分配体系是生产社会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因为他们不仅让消费者感到收入增长的信心预期，也给了资本收入增长的信心预期，两者是同时发生的，而不是片面的在资本端或者消费端发生的，单纯在任何一端发生都是不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 换言之，不是通过生产社会化这一过程产生，单纯付给雇主或单纯付给雇员的资金，都不可能造成持久的效用。因为他们不能造成雇主与雇员之间生产社会化的那种信心增长预期的持续内生发展。 罗斯福贴钱的方法为什么在短期内有效？因为他照顾了资本和劳动两个层面，他给商业银行信心，也给失业的劳动者们信心。胡佛的贴钱办法为什么没用？因为他只给大公司钱，大公司不用到不景气的市场上，只存起来搞金融或者堵上账。同样，他们的信心担保是1920年代危机前的那种健康态信心增长预期。罗斯福贴钱的办法最后也没用了，到了60-70年代也不顶用了，为啥？因为信心增长预期实际上是靠恢复到正常态的本身机制运行的，添加的这部分钱在长期已经失去了增加信心预期的效力了。 而且因为他们财富积累的发展恢复了金本位，而到海外的投资越来越多，美元的输出很多，对黄金锚定的需求本来就不小，国内还大量使用美元，实际上是稀释其国际信用了。黄金是不可能对应上一直跟随经济发展而发展的货币供应的，所以实际上黄金锚定的意思也成了一种抽象符号，亦即黄金代表了美国可以用它的经济增长来兑换出你想要的那么多黄金，在无限期的长时段里给你兑付过来，这是一个点。资本积累得到发展，必然会出现资本市场，不管是产业资本积累还是商业资本积累，形成金融资本。 这部分金融资本天然对有利可图但缺乏资金的项目具有投资兴趣，所以除了个人消费信贷，最主要的都是投入到直接或间接的资本项目里去了，所以对外投资实际上是国内投资的饱和的结果，而贸易上的顺差逆差实际上就是资本市场投资的重点发生改变了，原先在国内的产业资本固定资本更新上，后来在海外的固定资本更新上了。贸易逆差形成原因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本国的海外资本出口所致，尤其是FDI。而国内的横向数量投资饱和，也转向纵向质量投资，也就是技术积累方向上。 这个技术积累一方面是企业内部的“消费”，一方面是企业外部的“消费”，什么意思呢？企业依靠自身或者向外寻求专门的科研机构的技术产品以获取自身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使得自己生产出的商品所具有的资本积累程度增密，含有更高的变现力（也就是功能效用更强，更具竞争力），他们消费资本以购买更高程度的资本，要么是金融衍生品资产，要么是新技术，总之，他们是要获取更高的资本效率，并贩卖这种资本效率的，这就是第二阶段的“资本社会化”。 资本社会化的意思就是资本积累也不完全由产业资本自身完成了，而是由知识生产者、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共同生产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商品的消费性能更高了，需要支付的金额更多了，所以很多借贷消费也就产生了。这里我们能够看出，是企业为了获取更高的资本回报而推动了资本生产的社会化，金融资本充当原先产业资本的地位，而产业资本本身则是“工资领取者”的地位，他们获取更大的好处而回报给金融资本，进而形成资本市场的这个资本信心预期增长循环。这比起单纯的生产社会化要更进一步了，但是更广大的劳力生产者就被边缘化了，知识生产者跟随消费的力度会增强，他们引导的信心预期被放大为全社会的消费信心增强，所以本来没有多少参与度的一般劳工也被“消费率提升”了。他们要承受知识生产者消费和企业消费（投资）带来的消费成本上升，因此要借贷消费很多。这才是我们所看到的的美国消费在GDP贡献里比重很高的真相。 生产社会化创造了一批劳力无产阶层，而资本（生产）社会化则创造了一批脑力无产阶层，每一次社会化都会创造一波更高质量的信心预期滚动增长，但是每一次没有参与进去的无产阶层都会被迫承担消费成本上升的代价，因而出现他们难以承受的通胀和更高物价水平，因此信贷消费的水平不断提升。即便看凯恩斯的自主消费函数也能看懂，即便没有收入引发的消费，也会有必不可少的自发消费，大多数劳力无产阶层为了满足自身的自发消费部分都不得不借贷，这才是美国个人信贷“旺盛”的原因。再不行就只有财产被没收，流浪街头去。 不考虑金融集权的形成，产业升级本质上是商品使用价值含量的资本化所导致的资本积累社会化。对外产业转移，实际上是利用对外固定资本转移所获得的回报来帮助自己购买技术资本和金融资本，这是产业的资本新积累，而非对第三世界施展什么善意和社会消费成本提高造成的利润空间缩小的结果。这既是产业资本盈利的可持续基础，也是金融资本在平时做多过程中能持续获得回报的保证。而做空则是对资本盈利的一个总报酬清算，继而推动新战略投资方向的启动。 因此，我们能够想象市场被无限扩大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有无限的市场，比如商品输出的海外市场，或者进行金融投资回报率几乎完全被金融资本的场所，那么很容易造成技术资本投资效率不足的窘境出现，因而出现国际上技术多头竞争的关系。而过于持续的发钱给消费者，营造一个虚假市场，就会使得企业觉得市场一直很多，很富裕，我没必要去创新竞争有限的市场，反正不竞争获取更多的高消费客户也能赚钱吃饱，所以咱就躺平，恰恰是这种希望养懒人的社会福利政策养出了一群懒惰企业，实际上劳工还是苦哈哈，没获得多少好处，而企业还变懒了。所以用于技术革新的金融募款和技术投资的意愿和预期就会减少。当然，追求金融霸权使得他们不得不维持一支能输出风险的强大军力来保障自己通过资本出口获取的大量隐性或显性收益，所以他们在军事领域的技术还是会继续积累的，甚至在某种条件下被允许用于商业用途，像电脑、互联网、集成电路都是。所以他们如果想要搞还是能成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技术的商业化转移，在国际技术竞争中也就一直落后下去了。长期发钱只会造成更严重通胀，意味着劳力无产阶层因通胀承担更高的消费成本而被迫借贷消费；意味着企业的市场竞争或者资本积累竞争强度下降，投资更多的用于食利业务。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解决或者缓解上述问题，长期看只能通过其他方法改变。有竞争压力的产业资本，要给他们形成市场化的技术资本和金融资本购买渠道。国债不是不能发，但是要用对地方，最好的办法是吸收产业资本的富余资金进入市场，给予所有想要长线技术研发的产业资本一个融资市场，另一方面也辅助公立高等院校中与其需求对口的知识生产部门搭建技术资本供应市场，尤其是合作企业，点对点的服务，而不是大水漫灌，搞一个有名无实的所谓技术市场，那样不过是一个噱头和资本骗局。这部分企业落户点在距离企业较近的城郊乡镇地区，因为用地成本低，且能带动当地商业资本发展，形成一定规模的服务业，也能连带改善农村就业情况。搭建知识生产者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合作关系，而在资本市场上利用大量富余的私人资本来支持研发，债抵担保则是在此过程中在相关农村地带形成的商业资本积累效益与税收。用易变现的增长来担保高风险但高回报的增长，才是真正可持续的道路。 另一方面，在产业部门，只有让劳动者参与资本权益的分配才能稍微缓解劳动者在技术升级革新过程中被边缘化，乃至因承担消费成本上升造成的被迫负债情况。企业不用分配多少，甚至不到5%的股权给全部员工，他们也能同时享受工资分配和权益分配的好处，即便工资分配为主权益分配为辅，劳力无产阶层的状况也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使他们增强消费的意愿，提高他们消费的水平。他们分配得股权再少，也是增长创造出来、增长担保的收入增长，而不是虚假增长的，他们的消费自然也会造成温和通胀，但不会造成那种发了跟没发一样，甚至要借钱更多才能消费的补贴。因此，对于如何帮助产业资本的资本社会化向上向下两个维度去拓展，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提升消费质量的举措。 而且这个资本社会化的中心不应该是资本市场，而是产业企业本身，因为如果简单的说让工薪阶层去炒股，这个早就有了，韩国难道不是全民炒股，甚至还有未成年人炒股？结果呢？很可能给普通人带来他们难以承受的风险。对于提升大众消费来说，股权就是实实在在能拿到手的收益，而不是什么风险销售品，公司内的小比例股权分配本来就是雇员的一种权益分配，而不应当是公司对外募资的散户股份投机获利的工具，因为在所有人都投机的情况下，散户永远比不上大头，这是一个万年不变的铁理。至于说公司破产，那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资本权益当然就退股本金不发了，这对于劳资双方都没有损失，是可接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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