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萍乡安源区张家湾（就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附近）召开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之后，在浏阳工农义勇队刘建中和周克明的护送下，与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一道，由江西萍乡安源区赴宜春市铜鼓县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9月8日，路过浏阳张坊镇江口村七溪坳时，误入陈家坊被民团抓住，在潘心元的掩护下，毛泽东机智脱险。9月9日，在张坊镇农民彭铁匠（没有后人，当地村民只记得他叫彭铁匠）的帮助下，毛泽东避开民团的哨所，顺利前往铜鼓县排埠镇。9月10日，毛泽东到达铜鼓县城工农革命军驻地萧家祠堂，随即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在浏阳张坊的遇险脱险传奇经历，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遇险，格外受人关注。因时代久远，当事人都已离世，当时的交通格局、房屋建筑甚至行政区划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遇险脱险的时间、地点、路线和具体过程众说纷纭。为此，在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的支持下，浏阳市成立专门课题组，经过几个月的走访调查和查阅资料，对有分歧的说法进行反复比对验证，终于厘清了毛泽东浏阳张坊遇险脱险的全过程。
9月7日晚，从安源出发的毛泽东，住进了张坊七溪坳的“酒饭便益”客栈
1927年9月5日，安源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向驻修水和铜鼓的起义部队通告安源会议决定，命令将部队改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限时进攻长沙。5日，他在完成驻安源二团的合编后，和潘心元动身前往铜鼓。毛泽东之所以要到铜鼓，一个重要原因是，安源会议认为铜鼓和浏阳逼近长沙，地势较为险要，进可取，退可守，毛泽东到三团可以居中调度，指挥整个部队和整场战役。他们一路经过江西萍乡市安源区、湘东区、上栗县，宜春市万载县，以及湖南浏阳，于7日晚上，来到了浏阳与铜鼓的边界——浏阳张坊镇七溪坳，住进了“酒饭便益”客栈。2021年11月10日，我们课题组来到江西萍乡市安源区张家湾村“安源会议旧址暨中国第一所党校旧址”，在这里查阅了不少当地早些年的党史资料，我们将湖南的相关党史研究成果与这些资料相比照，基本印证了毛泽东在安源开会以及从安源出发的情况。1927年8月31日晚上9点，毛泽东一行从长沙坐火车到安源，途经株洲时下了车，找到株洲区委书记陈永清和工运委员兼宣传委员朱少连，了解株洲工农武装情况，并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议精神，部署株洲的秋收暴动工作。两个多小时后，由朱少连送毛泽东上火车前往安源。对于毛泽东在安源的活动情况，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一书中讲到：9月1日毛泽东到达安源后，即在张家湾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和安源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秋收暴动的布置。
会议的重要参与者潘心元在1929年7月2日追述秋收暴动的史实时写道：“1927年阴历八月初（日子不记得了），毛泽东同志召集安源会议，到会者毛泽东、潘心元、蔡以忱、宁迪卿、王新亚、杨骏等，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及农民暴动的布置。”这就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历史上著名的“安源会议”。1927年9月1日是阴历八月初六，而9月5日是八月初十，潘心元写这个回忆材料时，仅仅过去了不到两年，根据潘心元的回忆，安源会议最早是1日（八月初六），最迟是5日（八月初十），过了初十，就不好说是阴历八月初了。潘心元对“八月初”记忆深刻，因为这段时间，他带领平江和浏阳农军去参加南昌起义，等他们赶到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撤走。他们追赶大部队没有追上，就一路打回江西铜鼓，在高安时他离开部队去找党组织，在安源他跟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汇报了部队情况，蔡以忱安排宁迪卿到长沙跟省委汇报，省委马上开会，然后派毛泽东到安源开会。所以，潘心元回忆说，“阴历八月初”开的这个“安源会议”是很有权威性的。
这样一来，毛泽东同志从安源出发的时间基本上可以锁定在9月5日，这个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材料看出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一书（168页）中讲到：安源会议后，毛泽东与安源行动委员会立即分别写信给湖南省委，报告会议结论，约定暴动日期；同时按照会议决定，分头组织民众暴动和军事行动。对于前委书记毛泽东来说，这时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及其所辖3个团组建起来。9月5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驻安源的各路武装队伍合编成了这个师的第三团。与此同时，毛泽东向驻修水、铜鼓的各路部队发出通告和军事命令，通告安源会议决定。安源会议已经决定将驻修水、铜鼓各部合编为第一、二两个团（后来考虑到余洒度他们之前已将警卫团和平江农军编为第一团，浏阳农军编为第三团，这两个团编制不变，安源这边的部队由之前的第三团改为第二团），但改编涉及队伍的调配和指挥人员的安排，只有待毛泽东到铜鼓以后才能实行。由于这两个团尚未组建好，连带着前委和师部指挥机构也没有配齐，所以毛泽东将通告和命令发出后，立即与潘心元一起去铜鼓，以便尽快完成军队的组建工作。
另外，根据手机导航，从安源张家湾到浏阳张家坊的七溪坳，大约是122公里。毛泽东到达铜鼓的日子是中秋节那天，这个可以根据张启龙、陈伯钧等人的回忆录确定，大家都记得是中秋节也就是9月10日到达铜鼓，还可以根据白沙大捷9月11日可以推断。这样一来，他是9月9日从排埠到铜鼓，9月8日在山塘里躲了一天，傍晚时碰到彭铁匠，住在彭铁匠家。9月7日晚上，毛泽东一行住在浏阳七溪坳的“酒饭便益”客栈。这样倒过来推，6日晚上应该住在万载的黄茅镇和株潭镇之间，很有可能是严家山附近。这里到张坊的七溪坳步行导航大约42公里，他们要避开国民党的民团，一直在湘赣边界的小路甚至是弯路上行走，距离应该更远，且是山路，我们曾经试着走过一段，难度有点大，至少需要一天时间。课题组同志开车走过这段路，并且问过原来搞民兵训练走过这段路的老同志，他们说至少需要一天时间。而从黄茅到安源煤矿，步行导航80公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一天走完。成年人正常偏快的步行速度为每小时4—5公里，一天走40公里左右，这样倒推下来，毛泽东应该是5日上午或者中午从安源出发，才有可能在7日晚上赶到浏阳张坊七溪坳的“酒饭便益”客栈。
归纳起来，毛泽东从安源到张坊的行程基本上是这样的。5日上午或者中午从安源煤矿出发，经江西萍乡市安源区，晚上住上栗县城附近，这里大约37公里；6日早从上栗县城出发，晚上住万载县株潭镇严家山附近，这里大约43公里；7日的中午或者下午，从万载黄茅方向进入浏阳，进入浏阳小河，然后再步行四个小时左右，到达张坊镇江口村一家叫做“酒饭便益”的客栈，这中间大约42公里。当时张坊民团驻守的地方是陈家坊，浏阳到铜鼓，陆路从张家坊到陈家坊，经过20多公里的山路，进入铜鼓的排埠镇。而水路由经浏阳河上游小溪河，到陈家坊码头下船。也就是讲，无论是水路和陆路，都得经过陈家坊码头这一关卡，而“酒饭便益”恰恰在这个关卡之外，一个在当时还属于“两不管”的地方。
对于陈家坊，明朝浏阳县丞张天赋写过一首《入陈家坊》：东乡浏阳胜，最胜陈家坊。乔木风霜古，灵源世泽长。一洲仙献掌，百堵锦成行。牧笛兼渔笛，山光接水光。衣冠夸出色，桂藉世联芳。
曾经在这一带生活多年的浏阳知名文人潘颂华先生专门进行了解读：
在张天赋眼中，陈家坊之“胜”，为浏阳之最。在当时，或许并不为过。陈家坊，湘赣边陲之要冲，石板铺就的通衢，远接湘赣，近连平浏。灵源自围山东来，遗泽久远；乔木经风霜历练，苍劲古穆。百堵屋宇，集锦于绿洲之上。碧溪三面蒙绕，西北高山耸峙，群峰苍秀。仙姑崖突兀其中，瑞霭蒸腾，神奇莫测。无怪乎张大人惊呼：正是仙人献掌之风水宝地也。渔舟、货船停泊于碧波之上，商贾俚民熙攘于溪桥之滨。山光、水光、牧笛、渔笛——声光色影，交辉成一幅美丽画卷。陈家坊人，生活其中，耕读为本，人才辈出，代有及第者载人桂籍，享誉后世。
我们之所以要引用这段文字，当然不只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好，更重要的是，这里说明了当时陈家坊的历史地位。在公路和铁路交通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代，重要的交通都与水路相关。当年浏阳张坊的陈家坊、大围山的白沙以及沿溪的大光洞，由于有水路直达，都是跨省或跨县的重要交通要道。后来浏阳到江西铜鼓的公路到现在的铁路，都是由张坊到铜鼓排埠，以往的水运码头陈家坊自然就衰落了，甚至不太为人所知了。发生在这里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开始变得模糊了。
9月8日，毛泽东遇险当天的情况，一根树枝改变的历史
1927年9月8日一早，毛泽东在潘心元的陪同下，从“酒饭便益”客栈动身前往铜鼓，受“路标”的误导，误入陈家坊，被民团抓住。在押往民团总部的路上，在潘心元的掩护下，毛泽东机智脱险，在一口山塘里躲了一天。傍晚时，他在山中的小路上碰到了张坊当地农民彭铁匠，在彭铁匠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在彭铁匠的帮助下绕开哨卡，顺利到达铜鼓排埠镇。
我们课题组的同志站在“酒饭便益”客栈遗址前，研究了很久，当初毛泽东和潘心元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住宿？现在从小河到张坊，修了一条很好的乡村公路叫“张小公路”。张小公路最早修于1958年，而在1958年以前，张坊到小河的古道在河对岸，与张小公路隔河平行。毛泽东和潘心元进入小河之后，选择“酒饭便益”客栈住宿，需要从对岸过桥到这座客栈。今天看来，住这个客栈有两个好处，一是与当时繁华热闹且有民团进驻的张坊镇的陈家坊有一定距离。二是不远处是浏阳到铜鼓的主要通道。再往里面走，就基本上是山路，是江西与湖南长长的交界地，就没有客栈了。9月7日晚上，走了一天路的毛泽东和潘心元就在此处住了下来。9月8日一早，住宿在“酒饭便益”客栈的毛泽东和潘心元，早早起来后准备到铜鼓去。按原计划这天晚上可以赶到铜鼓，还有比较充足的时间来做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有资料说，毛泽东和潘心元是在客栈被抓，其实这个是根据现在的线路“误判”的，根据当时的路线，民团只要守住陈家坊的古码头，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从浏阳到铜鼓的，都可以一一盘查。毛泽东和潘心元从“酒饭便益”客栈出来，往浏阳方向1000米左右，有一个岔路口，右边是到铜鼓排埠的山路——湘赣古道，左边是过河经陈家坊（七溪坳）到张坊、再到浏阳。不巧的是，毛泽东和潘心元走错了方向，误入浏阳方向的陈家坊，被团丁抓住。
在浏阳老革命家之中，对于毛泽东遇险脱险最清楚的，就是潘心元、张启龙、慕容楚强，他们三人都当过浏阳县委书记，都是浏阳革命史上的重要领导人。潘心元是当事人之一，他亲身经历过，当然最清楚。张启龙和慕容楚强也算是毛泽东遇险脱险一事的亲身经历者，他们听过毛泽东讲过这事，又听过潘心元详细介绍过这事，毛泽东遇险后他们都参与了营救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人都在东乡这边打过游击，对这里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等情况都比较熟悉。所以，除了毛泽东和潘心元，回忆这件事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张启龙和慕容楚强。潘心元于1930年12月牺牲，但他在向中央写的报告中讲到了毛泽东遇险一事，只是写得比较简单。慕容楚强于1986年逝世，张启龙于1987年逝世，他们在生前都比较详细地介绍过这件事。
慕容楚强是浏阳淳口高田村人。我们在他家后人手里找到了一份1968年手写的回忆材料，是慕容楚强用钢笔写的，其中的一段话，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
据潘心元同志讲，毛主席由安源到铜鼓领导秋收起义，关于途中行进布置如下：
由三团原派在安源侦探消息的刘建中、周克明当向导，主席和潘同志隔相当地（的）距离随后跟进，如遇岔路，折一树枝（或荆棘）放置在能前进的路上，比方说左右两条路，他们是向左前进，就把树枝放在左路的路上。
到晚歇饭店，刘、周如在进口的第一家饭店歇宿，就假装乘凉，把一人坐在该当眼的地方，等主席和潘赶到，主席他们就在第二家或第三家歇宿。次日早餐后，主席和潘同志则望着店门外的过往行人，看见刘、周过去后，即尾随前进。
在饭店歇宿各住一间房间，装作互不认识，互不谈话，如有人询问，只说就在前面路上相遇同行，其他什么话都不谈，这样各人谈话不受拘束，以免发生互不相符的漏洞。
这段文字透露了几个信息，一是他们在路上不止住了一晚。二是他们如果住到同一个酒店，都装作互不认识，免得被抓后问话时互相矛盾，这说明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三是刘和周在前面带路，遇到岔路口用树枝引路。从“酒饭便益”客栈往前1000米左右的岔路口，刘建中和周克明他们放在右边的树枝，不知是被风吹还是被别人移动到了左边，于是潘心元和毛泽东就“误入”了张坊陈家坊团防队的“枪口”上。
老一辈浏阳人讲“误入”陈家坊是很自然的事，今天我们要理解这个“误入”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里没有三岔路口，有的是一条张小公路，而到铜鼓的路早已荒废，昔日繁华的古码头也不复存在，浏阳到铜鼓是从张家坊直接走，而不需要经过陈家坊了。对于这个“误入”，原浏阳党史办主任唐伯藩老先生专门写过一篇《张坊脱险》的文章。对于这段事情，他是这样记录的：为了赶路和预防不测，毛泽东未敢停留只深情地望了望那丛山茶花，便加快了步伐。刚走过一段路，前面出现了一个三岔口。抬头望去，已不见刘建中和周克明的身影，但发现有个路口有树枝做的路标，他们便朝这条路上走去。
走不多远，前面有个茶亭，刘建中他们也许在那里等候。可刚走近，突然从周围林子里窜出来一群看似正在巡逻的民团团丁，叫他们站住。这时，毛泽东、潘心源（元）才知不妙，可能是敌人故意把路标移动了位置，将他们引入了预先设置的圈套。
很显然，唐先生的文字有些文学色彩，也很生动形象，但是关键的地方，跟潘心元、张启龙、慕容楚强等浏阳老一辈革命家写的惊人的一致：因为“路标”动了，于是毛泽东、潘心元“误入”陈家坊，也就发生了后面的遇险脱险的大故事。
本来要到铜鼓，却误入了往浏阳的方向，发生了毛泽东遇险一事。在这个时候，见多识广且善于做思想工作的毛泽东，居然把民防队员的工作做通了，当时还给了他们几块银元。在民防团员的暗示和纵容下，加上潘心元的配合，毛泽东在离民团驻地“两百码”的地方，突然往山上跑去。这条山路是陈家坊到张家坊的古道，他转了一个弯后，改变了方向，往山上沿小路跑。不远处有个草木非常茂盛的山塘，他就在这个山塘里躲了起来。一直以来，这个山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确认，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受现在公路误导，没有找到真正的脱险线路。二是在这条脱险线路东北边也有一口塘，现在改为农田了，大家以为是在东北边。三是毛泽东沿上山的小路往山上跑时躲的这口山塘，现在早已没有水了，大家甚至不把这里当成塘了，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地方。直到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胡振荣、副院长王文珍率部分省市党史专家一行专程寻找，否定了之前说的那口塘，认为那个跟毛泽东的回忆材料有些不符。后来，我们跟当地村干部一起，终于找到了现在的这口塘。胡院长非常激动，连说几个“对”，表示这口塘才符合历史的逻辑，跟历史上的记载也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在2021年，我们才正式找到并确认了当年帮助毛泽东脱险的山塘。
毛泽东在这口山塘躲了很久，差不多傍晚了，路边没有人声了，他才从塘里走出来，沿着山路往山上走。他没有往山下走，山下的大路很容易暴露，可能会再次被抓。他在上山的小路上，碰到了一个打柴的农民，当地村民只知道他叫彭铁匠。因为是打柴的农民，毛泽东大胆与他聊起了当地的农民协会活动，聊起了浏阳到铜鼓的路径，他才知道，这里到铜鼓排埠镇还有四十华里，且都是山路，走起来要花费大半天。于是，毛泽东决定到彭姓农民家休息一晚，并叫他帮忙买了双鞋子。
也是在2021年9月8日的傍晚，我们课题组的同志到彭铁匠家的老房子看了看，这个房子在陈家坊和张家坊之间的山冲里。从山塘往山上走了几百米的样子，在半山腰有一条小路，而这条小路可以到达彭铁匠家。
归纳起来，毛泽东在1927年9月8日的行程大约是这样的。8日，他们吃过早饭，准备动身到铜鼓。他们从客栈出发，走了1000多米后，经一个岔路口，本应该右转进入湘赣古道铜鼓方向，但由于“路标”的误导，他们左转误入了浏阳方向，被民团队员抓住。由于当时民团队员并不知道毛泽东等人的真实身份，又收到毛泽东塞给他的银元，在潘心元的掩护下，毛泽东机智脱险，在附近的一口山塘躲了很久。一直到傍晚附近大路上没人了，他才从山塘里出来，沿着山上的小路往山上走，在山路上碰到张坊镇农民彭铁匠，并跟彭铁匠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当天晚上住在彭铁匠家。
9月9日，在彭铁匠的帮助下，毛泽东避开民团哨所进入去铜鼓山路上
1927年9月9日凌晨，彭铁匠带着毛泽东避开哨卡，一直把他送到浏阳到铜鼓的山路上。浏阳到铜鼓，现在的路线是从张坊镇往北走到铜鼓，而在没有修公路之前的古道，是从陈家坊北上到铜鼓，浏阳到铜鼓的水运码头也在陈家坊。陈家坊距张家坊约10华里。以水运为主的时代，陈家坊这边更繁华，浏阳到铜鼓，这里有码头，自然是主要通道，集镇也是中心集镇。到了公路交通和铁路交通的时代，浏阳到铜鼓，公路和铁路都是从张家坊这边到江西，水路基本荒废，陈家坊自然就衰落了，现在浏阳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了。
彭铁匠带领毛泽东，在张家坊和陈家坊的中间，爬几座山，避开民团，进入前往铜鼓的山路上。事实上，只要进入了山路，就意味着完全脱险了。解放后，这个彭铁匠发现自己救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到政府要“奖励”，据后来政府说还写信查证了此事，并告诉彭铁匠：“你拿了两块银元，就不会再有奖励了。”这件事在当地村民口中言之凿凿，还有当年当地的乡镇干部朱自明，他对这件事情就了解得很清楚。
对于毛泽东离开浏阳进入铜鼓，斯诺的文章写得比较详细，我们反复阅读，还是能够读出很多新意的。
摘录斯诺《西行漫记》有关遇险的内容如下：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安源煤矿是为解决汉阳铁厂燃料之需，引进外资和西方先进采矿技术开发安源煤田。当时秋收起义部队二团主要是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工人为主，主席说是汉阳路矿）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是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我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时候，我才得到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了希望，觉得我一定会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下一个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斯诺采访了毛泽东，这本书在毛泽东生前多次出版，文章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的原意。应该说，研究毛泽东遇险脱险，斯诺这篇文章是最重要的资料，也是最权威的资料。
我们引用斯诺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说明后面两天的情况。毛泽东9日凌晨，从陈家坊出发，因为脚受伤了，从陈家坊到排埠是22—25公里的样子，他们走了一整天，晚上住在了排埠镇。第二天，毛泽东从排埠出发，到三团驻地铜鼓县萧家祠堂，全长16公里，毛泽东大约是下午或者傍晚到的，张启龙等人听说毛委员来了，高兴地出来迎接。因为这一日正好是中秋节，毛泽东还和战士们一起“会餐”，第二天就动身攻打浏阳白沙，所以这一天，大家记得非常清楚。
综上所述，9日和10日的路程比较清晰，9日是从张坊到铜鼓，因为毛泽东脚受了轻伤，又是山路，一整天才走了20公里左右，晚上住在排埠镇。10日，他从排埠出发，到铜鼓县城，也差不多走了一天。这也就说明，如果是在排埠脱险，就无法解释斯诺文章中讲到的后面两天的行程了。
作者
课题总执笔：张之俭
课题组成员：杨钢 李永伯 罗腊英 叶年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