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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秦时期，河湟地区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几次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在经济形态上，其经历了由原始农业到农业、游牧并存再到游牧经济的发展过程。在河湟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的基础上，气候因素在其文化演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键词：河湟地区；文化演变；气候变化 中图分类号：K90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0-0141-03 河湟地区是指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三河之间的相邻地带，地域范围大致包括黄河上游九曲之地和青海、甘肃接壤地带的湟水谷地。河谷间肥沃的土地，方便灌溉的水系，为先民们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开始，河湟地区就相继出现了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等较为发达的原始文明。在独特的地理环境的基础上，加之多种因素的影响，河湟地区经历了独特的文化演变。 一、河湟地区的地理环境 河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山高谷深，气候寒冷，由于黄河水系与湟水、河水两大河系与祁连山、大阪山以及积石山脉的地理分割，因此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根据河湟地区地势的变化与海拔抬升的差别，将其由低谷至山顶划分为河谷地区、浅山地区以及高山地区。在河谷地区，地势缓慢下降，从而形成较为平缓的河谷平地，谷底气候较暖，水源丰沛，土壤亦较为深厚，适宜农耕。河谷以上海拔通常在2 600―2 800米的浅山地区，植被稀少，土质疏松干燥，降水较少。而浅山地区以上则为高山地区，地势多狭窄陡峭，土地贫瘠，但由于海拔的抬升造成气温下降，从而湿润多雨，故植被以低矮的草木为主，适宜畜牧业生产。自龙山时代以来，河湟地区的早期居民在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农牧业相互依存、互补发展的经济形态。 二、先秦时期河湟地区的文化演变 河湟地区史前文化的发端是距今5200―3600年的龙山时代，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时期。根据时代的发展，考古学文化上马家窑文化又可分为距今5200―4750年的马家窑类型，距今4750―4350年的马家窑文化半山期和距今4350-3950年的马厂期。以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为例，早期房屋遗址为半地下深穴，中后期出现平地筑墙建房。在居住的房屋遗址内出土较多的石器和陶器，石器有镰、杵、臼、斧、锄等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陶器内盛有均已碳化的稷、粟和大麻籽，其中稷出土较普遍，数量也较多。同时，储藏谷物的窖穴很多，容积亦大。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些兽骨，种类和数量较多。家畜主要有猪、狗、牛、羊、鸡等，野生动物有鹿、野猪、羚羊、河狸、田鼠等[1]153-158。可见，在经济形态上，马家窑文化是以原始农耕经济为主且高度发达，用于农业生产的石制工具的发现，亦可能进入较为进步的锄耕农业阶段。此外，马家窑文化时期还经营着一定程度的狩猎或畜牧。在青海东部湟水流域的柳湾墓地，马家窑文化的经济面貌体现得尤为明显。学者根据对柳湾墓地马家窑文化墓葬出土资料的统计，发现在半山时期河湟地区的农业生产还不甚发达，在属于半山期的257座墓葬中发现与农业生产关系比较密切的生产工具石斧（9件），石凿（11件），石锛（14件），石刀（仅1件）；而与狩猎关系比较密切的生产工具石球（33件），石叶（15件），骨簇（42件）所占的比重较大[2]63。此外亦不见用粮食随葬的习俗，陶器的数量也较少。而在马厂时期，石刀的数量开始增多，并且出现了新型的收割工具石镰。另一方面在半山时期一般都以随葬一件石器为主，马厂时期则以随葬两件或两件以上的石制工具为主且一般都采取斧、锛、凿、刀的交叉组合，随葬彩陶的数量也剧增，并且马厂时期也出现了随葬粮食的习俗，并且在许多陶罐中都发现了他们储存的粮食种子，说明他们可能是主要以务农为生的人[3]252。从而说明在河湟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中，从马家窑期到半山时期狩猎经济与原始农业经济并行，而到马厂时期更倚重农业经济。当然，在农业经济之外，马厂期仍然还有一定的狩猎经济和蓄养经济成分存在。因为在当时人的墓葬中有随葬猪骨的习俗，而猪是不宜经常迁移的动物，这也表明当时的居民有了定居的生活。 在河湟地区继马家窑文化而起的是齐家文化，其C14数据显示的时间在公元前2183―前1630年，同中原夏代纪年范围大致相当。“齐家文化时期河湟地区的农业定居生活虽发展到了巅峰，但也发生了一些转折。甘肃地区齐家文化的农人，居住的方式与马家窑文化人群并无二致，都是住在半地穴式建筑或平地起建的屋子里。大何庄遗址发掘中发现了许多石器，主要以农业用途为主，还有许多散落在屋中、窖坑、墓葬中的谷物种子[4]。他们的农耕作物仍以粟为主，石制生产工具用于翻土、铲除杂树及收割。动物骨骸在许多齐家文化墓葬中都有发现，而且数量很多。根据大何庄遗址动物遗骸的分析，这些动物绝大部分是猪与羊，猪约占所有动物的73%，羊占21%[4]；而在秦魏家遗址中，也发现大量的随葬动物下骸骨，其中猪下骸骨有430个，羊下骸骨50个，牛下骸骨38个[5]。这表明，猪在甘肃齐家文化的居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青海河湟地区，柳湾墓地齐家文化的墓葬中却未见猪骨随葬，在青海互助总寨的墓葬中亦未发现猪骨，而在所发掘的十座墓葬中有四座都以羊角随葬。此外，还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石刀，一种长方形带孔石刀，此类型与马家窑文化石刀及东部齐家文化人群所用相同；另一种小型长条片状石刀，是用坚硬石材打造而成，仅出现在青海河湟地区，东部齐家文化地区此时还未出现。长方形带孔石刀和小型长条片状石刀的用途是有区别的：“长方形带孔石刀主要是用于割断谷类之物的茎纤维，小型长条片状石刀则适于切割动物的皮肉”[6]313。在另一个河湟地区齐家文化遗址青海贵德朵马台，所发现的石器亦以细石器为主，几乎没有可称为农具的大型石器[7]162。青海河湟地区所发现的陶器也比东部甘肃地区齐家文化小而少。由此可见，在齐家文化时期的河湟地区必然发生了某种变化，使得当时当地的人们不愿养猪而趋向于养更多的羊，从而使经济形态偏向移动性强的游牧或畜牧活动。 这一变化，在紧随齐家文化之后、距今3650―2550年的辛店、卡约文化时期变得更加剧烈。甘肃省西部、青海省东部的河湟地区是辛店文化人群的分布区，其遗址在辛店文化时期无一例外都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骸骨，种属包括牛、羊、马、猪、狗与鹿，而数量最多的是羊，其次是猪。羊成为当时人群主要驯养的家畜，已经普遍地取代了猪。与齐家文化时期当地的人群相比，辛店时期的人群饲养了更多的动物。辛店文化人群房屋遗址明显较少，大多遗址是墓葬和窖穴，所制作的陶器较之齐家文化人群的陶器要小得多。“辛店文化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依然较厚，并且在墓葬中发现了大量使用过的石质农具，所以一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辛店文化居民依然是定居的农业人群”[8] 65。 卡约文化在时代与地理分布上都与辛店文化部分重叠，但延续的时间更长，地域也更向西扩展。在马家窑至齐家文化时期河湟地区中常见的房屋居址在卡约文化中几乎完全消失，唯一发现的卡约文化居址位于湟源莫布拉，且建在避风向阳的山谷中一个相当陡峭的斜坡上，除柱洞与石灶以及坚硬的居住面，没有发现墙基痕迹，而屋内外却都发现有大量的动物骨骸以及大量燃烧过的羊粪，表明这是游牧人群过冬的遗址，游牧生活已然成为卡约文化时期居民的主要生活方式。马家窑文化到辛店文化人群常使用的长方形石刀、锛等石制农具，在卡约文化中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主要是用细石器制作的石刀、骨针及可随身携带的小磨石等。同时，卡约文化所制作的陶器比辛店文化的陶器容积要小，数量也少。更重要的是在卡约文化人群的考古遗存中，猪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羊、马、牛等草食动物[8]68。显然，河湟地区的卡约文化人群几乎完全脱离了农业定居生活，主营游牧生活。 马家窑文化时期至卡约文化时期，河湟地区人群的生活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粮食作物的从有到无，陶器容积的从大到小，猪的完全消失，房屋居址的复杂到简单。这些证据均表明，先秦时期的河湟地区经历了农业定居生活到移动游牧生活。这其中的原因与当时河湟地区的人群有效地适应环境变化有莫大的关系。 三、气候变化与河湟地区的先秦文化 虽然先秦时期河湟地区的居民总是过着亦农亦牧的生活，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其经济形态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其中的原因除了与由马家窑文化到卡约文化时期人口增长有关之外，气候因素也对河湟地区的经济形态演变有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近五千年期间，可以说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当时西安和安阳地区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 [9]18。但据后来的研究，虽然仰韶早中期是我国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但距今5500年前后的仰韶晚期也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降温事件，但由于处于全新世适宜期间而未对人类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而距今5000―40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则发生了普遍而广域的降温事件，在此期间虽然可能有过短期的暖湿波动，但总的气候演变趋势是转向温凉。有学者通过对内蒙古的研究认为，距今4300年出现了寒冷事件，当时的温度较现在低3℃[10]。在这一气候趋势的影响下，中国西、北方高纬度地区的农业文化难以为继，开始向东、南迁徙移动。这一点，在河湟地区便表现为马家窑文化的东渐。但是也有学者根据马家窑文化时期青海湖地区的植物孢粉分析认为“依据森林分布与水热因子的相互关系，初步推测青海湖地区当时最热月气温较今高出2℃，年降水量增至500mm以上，最冷月较今高出8℃”[11]98。虽然有关河湟地区龙山时期的气候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但马家窑文化逐渐发展的原始农业显示其依然是一个比较温暖的时期。 在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夏代的齐家文化时期，气候依然温暖湿润。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提到在安阳殷墟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除了如同半坡遗址发现多量的水■和竹鼠外，还有■、水牛和野猪……许多动物现在只见于热带和亚热带”[9]17。齐家文化时期，河湟地区的居民遗迹主要分布在湟水谷地的一二级台地上，由于受到地形和海拔的影响，这里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温度适宜，使其可以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并以适当的狩猎或畜牧生活为辅，因而对浅山及高山地区资源的利用相当有限。大约从齐家文化晚期开始，气候似乎开始转凉，河湟地区人群的农牧经济形态开始了悄然的变化。卡约文化时期，由于主要从事游牧经济，饲养草食动物，所以其居民除在谷地有少量的农业活动之外，又能够利用河流上游高地的资源，这是当地马家窑文化至齐家文化的人群所做不到的。 “在距今3400年前（辛店、卡约文化时期），青海河湟地区出现了一次显著地降温事件，降温时间比北方地区要早200―500年”[12]87，但降温的幅度变化不得而知。按孔昭宸的研究结果，中原北方地区的降温的时间下限当为周孝王时期。“据《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水有两次结冰。现今在最冷的月份，汉水是不结冰的，足见当时寒冷的程度。其气温冷暖变化幅度在5℃―7℃，下降到比现在正月平均气温低2℃左右”[13]27。河湟地区的纬度和海拨均高于汉水地区，气候必然也随之变冷抑或比汉水地区更冷，这一点应是无疑的。河湟地区气候趋于寒冷干燥，直接影响到光热、降水条件，进而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在农业生产越来越艰难，不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河湟地区的居民就只能放弃农业转而发展畜牧业。辛店、卡约文化的遗存，墓葬中大量的牛、羊等动物的骨骼就是最好的证据。 总之，河湟地区在马家窑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以定居农业为主，齐家文化时期是农牧互补交错的形态，而至辛店、卡约文化时期却是以游牧经济为主。造成此种文化演变的深层原因应是河湟地区气候的变化所引起的。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雷特・辛斯基所言：“以农为本的中国，尤其在北方，在气候变化面前显得格外脆弱。气候变化影响农业，从而影响社会各方面”[14]50。因而，马家窑文化时期至卡约文化时期气候温暖与寒冷周期性变化的过程，导致了河湟地区经济形态的改变，从而也促使了当地文化面貌的更替。 参考文献： [1]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集刊，1984（4）：11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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