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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文本批评;塞万提斯; 《唐吉诃德》 ;启发借鉴。 【作者简介】 曾洪伟,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西方文论及文化研究。 一 作为一位迄今仍活跃于美国学界的耶鲁学派重要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的名字在美国批评界可谓尽人皆知。在当代许多重要的文学事件和文化运动之中,人们总能听到他另类的话语声音。而在中文语境中,随着他的重要著作的陆续译介和出版,尤其是他的 《西方正典》 (The Western Canon,Riverhead Books,1994) 一书与当前中国“经典”讨论热潮的契合,布鲁姆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内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应地,学界对他的著作以及文学批评理论观点的接受、研究和运用也呈逐渐升温以至于喷涌之势。 但是,当前国内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研究也存在着一个较大的问题,即大多聚焦于对其批评理论的研究,而对其具体文本批评实践的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其实,哈罗德・布鲁姆不仅仅是一位文学理论家,同时他更是一位积极将批评理论付诸文本批评实践的批评家,因为他是一个倡导实用主义批评的学者――以作品为中心,从作品出发,回到作品,是他的文学批评的根本理念和操作原则――这从他的 《西方正典》 的主体 (主要是文学文本批评) 即可窥见一斑。因此,有必要对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实践展开专门的研究,去发现他是如何将理论有效地运用于实践的,以及他的文学批评有何特征,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是怎样的,他有什么样的独特发现与创见,等等,这对于矫正当前国内批评界和理论界只注重理论探讨、忽视文本细读,从而将理论与文本对立起来 (而不是结合和对接起来) 的空疏、浮泛学风和做派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的。本文即通过具体分析和展示哈罗德・布鲁姆对塞万提斯代表作 《唐吉诃德》 的经典性的发掘和批评,归纳和概括其批评实践的特点,评估其价值,并思考这种批评对于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二 布鲁姆对塞万提斯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地位评价很高。他是在将塞万提斯与其他作家 (尤其是莎士比亚) 的对比中来展示其崇高的经典地位的。他认为塞万提斯堪与莎士比亚、但丁等核心经典作家媲美,因为他“具有天才的普遍性”;他与莎士比亚、蒙田都是“智慧型作家”,是小说文体中的蒙田;而在艺术的某个层次和造诣 (如人物塑造) 上,则只有塞万提斯可与莎士比亚相抗衡,难分伯仲。而其经典性则是由其代表作 《唐吉诃德》 具体彰显出来的。 布鲁姆认为, 《唐吉诃德》 是“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好的一部”;而且他认同乌纳穆诺的评价和赞誉――“这部小说是真正的西班牙圣经”,而其主人公唐吉诃德则是“基督”。同时布鲁姆还进一步指出,如果突破文体界线进行跨文类比较的话,则“塞万提斯似乎是过去四百年西方想象文学中莎士比亚遭逢的唯一对手”,因为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一样具有非凡出色的形象塑造天赋和才能,也具有最高的形象原创性,他创造出了堪与哈姆莱特和福斯塔夫等媲美的、体现了莎士比亚人物表现最高原创性形象的形象――唐吉诃德和桑丘・潘札:唐吉诃德是哈姆莱特的“同侪”,桑丘・潘札则可与福斯塔夫“媲美”。这两个人物形象是 《唐吉诃德》 作为经典的重要标志,因为他们超越了民族和文化的疆界,折射、揭示和表现出了作为社会人的普遍人性构成,因而具有一种“普遍性意蕴” (黑格尔语)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塞万提斯笔下的人物,身上掺混着唐吉诃德式和桑丘・潘札式的人格特质。”因此,普遍性和超越性是这两个经典人物形象的突出特征。 同时, 《唐吉诃德》 的艺术影响是世界性的和跨文化性的:这包括对英、法、美等主要西方经典作家与作品的影响和塑造。如英国的费尔丁、史摩里特和史特恩等,塞万提斯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必不可少的艺术源泉,他作为文学先辈对他们的美学影响是决定性的。“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塞万提斯,还会有他们的作品”[1]。而塞氏对法国文学史上的斯丹达尔和福楼拜影响也很大,福楼拜塑造的包法利夫人形象有着显明的唐吉诃德的影子,她被认为是“女性的唐吉诃德”。其他如美国的梅尔维尔、马克・吐温,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 《白痴》 中的梅什金公爵就是以唐吉诃德为原型的) 、屠格涅夫,德国的歌德和汤玛斯・曼以及“几乎所有的现代西班牙裔小说家”都是塞氏的“门徒”和“追随者”。 在布鲁姆看来,塞万提斯的巨大成功就在于他创造出了唐吉诃德和桑丘・潘札这两个经典的、出色的人物形象,这也是 《唐吉诃德》 的突出经典性之所在。“在全部西方经典中,塞万提斯的两位主人公确实是最突出的文学人物, (顶多) 只有莎士比亚的一小批人物堪与他们并列。他们身上综合了笨拙和智慧,以及无功利性,这也仅有莎士比亚最令人难忘的男女人物可以媲美。塞万提斯如莎士比亚一样使我们自然化了:我们再也不能看出是什么因素让 《唐吉诃德》 具有如此永久的原创性和莫测的陌生性。假如在最伟大的文学之中仍能找到人世游戏,那么舍此无他”[2]。而进一步说或者更具体地讲, 《唐吉诃德》 的经典性就在于塞万提斯在核心人物唐吉诃德和桑丘・潘札之间巧妙地设置和营构了一种对话性的、平等友谊的、可以促进相互间人格建构但又具有充分的张力性的人际关系――这是 《唐吉诃德》 的重要原创性:这一形态的人际关系不仅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人物关系中不存在,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鲜有其例。“ (唐) 吉诃德和桑丘之间的友爱而又常起龃龉的关系是全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它胜过书中所展现的自然和社会现实的种种生动情态。将唐吉诃德及其随从联系起来的是……虽然吵闹却相互平等的感情。我在西方文学中还想不到其他完全相似的友谊描写,当然更想不到那种巧妙地依靠闹嚷嚷的对话而存在的友谊”[3]。而这种特别的角色关系模式也影响或者说形成了塞万提斯表现人物性格发展变化――即自我的更新、深化和内化――的 (独特) 方式,这与莎士比亚表现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唐吉诃德和桑丘・潘札是通过相互倾听、交流与互动而“发展出更新、更丰富的自我”的――而在言行的互动交流 (如交谈、争吵等) 中,双方成功地吸纳对方的人格特质,他们的个性和思想都开始发生趋向对方的、呈互补性的渐变和改善 (但同时又不会丧失自我个性而完全等同于对方,即始终保持一种性格间距、性格差异和人格张力,这同时也就为小说情节的持续推进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唐吉诃德的幻想狂开始舒缓,个性变得比较稳重,而山卓 (即桑丘・潘札――引者注) 也调整他那建立在常识上的机智,开始享受游侠的理想追求”。而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则通过自我倾听的方式发展出更新、更丰富的自我 (布氏认为,莎氏剧中的人物缺乏相互对话,他们“只顾自己说话”“从不认真地听取别人的倾诉”,如“李尔王从不听别人说什么,而安东尼和克丽奥佩脱拉根本不听对方说话”[4]) 。而基于不同的倾听方式的人物性格自我更新其孰优孰劣是很明显的,它影响和决定了人物的性格发展轨迹以及精神气质,人物的最终命运也泾渭分明:“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在创造个性上都是超群的,但是最杰出的莎士比亚人物,如哈姆雷特、李尔、伊阿古、夏洛克、福斯塔夫、克莉奥佩特拉及普洛斯佩罗等人,最终都在内心孤独的氛围中悲壮地凋萎。唐吉诃德和桑丘却是互相解救的。他们的友谊是经典性的,并且部分地改变了往后的经典本质。”[5]即莎士比亚人物在自我倾听、自我封闭中心灵陷入困顿 (局) ,精神走向沉落和萎靡,生命缺乏激情与昂奋活力;而塞万提斯人物 (唐吉诃德和桑丘) 却在互相倾听、互相促进中彼此的性格与人格都得到升化,生命在相互激荡之中迸发出旺盛的活力,他们之间的友谊也随之超越凡俗而跻身经典。 布鲁姆还认为,塞万提斯在艺术创造力上超越莎士比亚的地方还在于他在 《唐吉诃德》 中同时塑造了两个同等重要的、同样出色和辉煌的人物形象 (即唐吉诃德和桑丘) ,两个角色在艺术的经典性上和艺术魅力上可谓不相上下,他们同样伟大,同样吸引接受者的注意力;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重要性和艺术性 (或艺术魅力) 则存在着层次性的、主次性的差异,即一出戏中只会有一个焦点人物或者说主要角色,其他形象都是次要的、陪衬性的,相对于主角而言缺乏艺术吸引力。“在莎士比亚笔下,我们从不会看到同一出戏里,有两个人物同样的吸引我们的想象力。在想象文学的层次上,法斯塔夫超越哈尔王子,朱丽叶超越罗密欧,克丽奥佩脱拉超越安东尼。塞万提斯的文学成就固然多姿多彩,灿烂辉煌,但最美妙的是他创造了两个具有伟大灵魂的人物,唐吉诃德和山卓,而这两个人能够互相敬爱”[6]。 另外,在布鲁姆看来,作为主角的唐吉诃德和桑丘“合为一个形象时比各自分开时更有原创性”,而将他们联结为一个整体或组合、并使他们凸显原创性的是独特的“游戏之道” (orderofplay) 。他们在“游戏之道”中相互为伴,并在游戏过程中发展、培养出友爱之情,他们的行为就是游戏,而他们游戏的过程就构成了小说的情节和内容。唐吉诃德和桑丘都是遵循和遵守一定“游戏之道”的“玩伴”:唐吉诃德并非人们所认为的既疯又傻,他只是“一位游戏着的侠客”,因为“游戏是自发的行为,不同于疯癫和犯傻”。唐吉诃德的游侠经历具有约翰・赫伊津哈所说的游戏的四个特征――自由、无功利性、排他性或限定性、秩序,“唐吉诃德把自己提升到理想的时空,忠于自由、忠于非功利性和独善其身、遵从限制,直到最后他被击败,于是就放弃游戏,重新恢复基督徒的'清醒’,然后死去”[7]。而桑丘・潘札虽不完全或明显具有这些特征――他在“游戏”之时不如唐吉诃德积极和投入,总是很犹豫和迟钝――但他对游戏之道具有一种内在的渴求,并以此找寻、发展新的自我 (唐吉诃德也是如此) 。因此,“游戏之道”既是唐吉诃德和桑丘借以发展自我的方式,同时也是他们相互联结和依存的纽带,而它也是 《唐吉诃德》 经典性的内在构成之一。 三 通过以上的细致梳理与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布鲁姆有效地将其互文性、误读和审美自主性等理论运用于批评实践之中 (当然,他并没有将这些理论在批评过程中明显昭示出来) ,同时也使得他的文学经典批评呈现出下列一些特点:第一,在他的互文性批评理论指引下,他操持一种比较文学的批评方法和视野,这里既有影响比较的示例――如他指出塞万提斯对法国斯丹达尔和福楼拜,对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对德国歌德和汤玛斯・曼的美学影响,又有平行比较的范例,即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之间的比较 (这也是本文的重点) 。这样,该种批评模式不仅自动拓宽了塞万提斯研究的视野和空间,而且也彰显出塞万提斯的历史地位和艺术创造特性,这很明显是由于研究范式的更新带来的对于塞万提斯研究的一种变化和深化。而且,这种互文性的文本批评往往使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充满独特的发现与创见。第二,布鲁姆对当前批评界甚嚣尘上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少数族裔批评、多元文化主义以及文化批评等时髦批评方法和理论并不随声附和和盲目跟风,而是严格坚持其审美自主性原则,并在自己审美阅读体验基础之上,依照其充满个性化的经典标尺,探掘文本的经典性之所在 (如在本文中,他就通过将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对比后指出, 《唐吉诃德》 的经典性就在于它塑造出了唐吉诃德与桑丘・潘札这两个出色的人物形象,他们一则通过相互倾听、交流与互动而“发展出更新、更丰富的自我”;二则他们依靠一种独特的“游戏之道”联结为一个整体,并使他们凸显出原创性。这应该说是哈罗德・布鲁姆的独特发现) 。而这也是布鲁姆在本书中一以贯之的文学 (经典) 批评方法和原则。随着布氏著作影响的逐渐扩大,他的这种审/唯美式批评对于遏制当前呈全球化蔓延趋势的非审美化文学研究汹涌潮流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当然,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也并非新批评式的文本封闭研究,而是一种有着开放、开阔视野的文本批评,尤其是一种与莎士比亚文本互相通联、互相照视的开阔视域,因此,布鲁姆的文学批评既关注文本内部特征研究,又注重文本外部的关联研究。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他的外部关联研究又并非韦勒克所说的“文学的外部研究”[8],即探视文学与社会,与意识形态,与道德,与经济等非美学因素的关系,他的外部关联研究只对审美开放,并到审美为止:因为在布鲁姆看来,此一文本与彼一文本之间只存在着一种“纯粹”的审美关系。 那么,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第一,文学批评应该具有一种开放的视野和品格,无论是比较文学维度和意义上的开放 (如跨语言、跨国别、跨文化、跨学科的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 ,还是非比较文学层面上的开放 (相同语言、国别和文化上的比较研究) 。当然,我们还可以超越布鲁姆审美维度的开放,使文学批评走向更为宽广的领域,即进行韦勒克意义上的文学外部研究,这样也可防止一元化和僵化的文学批评模式的滋生和蔓延。第二,文学理论应该与批评实践结合起来,或者说文学批评应该打破理论与文本区隔的状态,促进两者相互对话、相互交流,使之相得益彰,而不是相反。这对于改变当前国内文学研究格局中理论研究与文本研究严重分裂、自说自话的弊病和现状,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实践无疑是理论与文本结合的成功案例和完美典范,值得国内学界和批评界的学习与借鉴。第三,离开非审美性质的批评理论的指导,文学批评照样可以进行。布鲁姆在 《西方正典》 中对二十多位经典作家及作品的批评与解读本身已说明,审美性质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具有文本批评与解读的适应性和有效性,也常常会有独特的发现和创见,在当代同样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这对于当前国内学界和批评界盲目追随、崇拜和依赖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非审美化批评理论与方法、认为审美批评已过时并由此而对之缺乏信心与信任的学者来说,应该有所反思和启迪。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社科重点研究项目 《哈罗德・布鲁姆与希利斯・米勒文学批评比较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8SA106) 注释: [1][4][6][美]哈罗德・布鲁姆: 《尽得其妙:如何读西方正典》 第253、256、257页,余君伟等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 [2][3][5][7][美]哈罗德・布鲁姆: 《西方正典》第109、98、101、99页,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8]参见[美]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 (修订版) 第73-152页,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4/view-10418335.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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