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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的战略咨询生涯，累计上千个政府和企业案例的沉淀和反刍，让我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战略观，追溯其源头活水，则离不开王阳明、马克思、毛泽东三位大思想家的精神给养。他们的思想精华，构成了我的底层思维框架。 什么是底层思维？打个比方，我们使用的手机、电脑，除了外形设计和功能之外，底层操作系统非常关键，没有好的操作系统，设计再光鲜都是表面，人也是一样。 底层系统决定了你的认知水平、思维逻辑和思想深度，也决定了一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假如连独立思考能力都没有，那么根本谈不上什么战略思维。没有强大的底层系统，就算读万卷书也只是个书橱，就算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 底层系统有着不同的名字，中国古人称呼其为“道”，西方则称之为基本规律，巴菲特的合伙人及导师查理·芒格有种说法叫作“普世智慧”，现在时髦的提法也有叫“认知”或者“格局”的，其实说的大概是同一个意思。底层系统不是知识，而是哲学和方法论，是认识问题、把握规律的要害，也是所有人建立战略思维的根基和出发点。 在这个自媒体高度发达、信息严重碎片化的时代，每个人每天都会接触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中，很多都是有见地、有启发、有价值的，而且高度浓缩了作者的思想精华和他所理解的某些世界运行规律。但如果你没有建构起一个基本的思想体系，没有一套能够决定自己行为的方法论，那么你所学的知识和浏览的信息基本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可能还会有害，那些精彩的知识和见解会退化成毫无意义的噪声，影响你的判断。 无论年轻与否、成就高低，只有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底层系统，你的学习、工作和思考才有价值。人人都有自己的底层系统，区别就在于它强不强大、缜不缜密、高不高级，一个人底层系统的构成和时代背景也有关系。 我自己的底层系统是“王阳明 马克思 毛泽东”，这套系统的养成，和我年轻时的际遇不无关系。 我出生在贵州的一个小县城，父亲是当地中学的校长。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他每天都会带三份报纸回家，《参考消息》《文汇报》和《贵州日报》，这些报纸让我对山外的世界有了懵懂的认识。通过父亲的讲述，我第一次知道了王阳明和心学。关于心学，父亲告诉了我三句话，“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 那时我根本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等到年过不惑，阅历渐长，才进一步理解了其内涵，也理解了为什么曾国藩、蒋中正等人杰都如此推崇王阳明：格物才能致知，真正的修行不是在高山大海边放飞心灵，也不是在寺庙里枯坐参禅，而是“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满口圣贤书的秀才最多只能算是两脚书橱，要想让娇嫩纤弱的双手布满老茧，让弱不禁风的双肩肩负重担，让一惊一乍的内心变得坚韧不拔，只有都在事上进行磨炼，才能真正实现。 王阳明的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同样对我影响很深刻。一个人不能选择时代，但可以选择内心的光明。在王阳明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宦官擅政，诸侯叛乱，豪强兼并，民不聊生，他又被贬到贵州西北万山丛棘，面对蛊毒瘴疠……但就在这压抑至极的黑暗之中，他迸发出了自己的万丈光明。 今天的很多年轻人，一言不合就抱怨，觉得时代没有给他机会，体制禁锢了他的才华，原生家庭给他带来一生的阴影……当你把失败与蹉跎归咎于时代、体制和家庭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环境时，当然没人能反驳，但这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年来，因为职业的特殊性，我曾与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老板打过交道，也见过不少的成功者和失败者，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是靠抱怨成功的，但凡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不管人品高下、学养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平时不惹事，遇事不躲事”，遇到问题就一定要解决，而不是抱怨。凡是选择了逃避现实，怨天尤人，任由问题积累，最后爆发的人，一定是失败者。 谁也不能选择时代，但谁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所处的时代尽管有再多不足，终归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只有它真正地属于你，这正是王阳明“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要义之所在。 在父亲一次次的“庭训”中，我学到了很多受益终身的道理，家学家风就像是源头活水，滋养我的一生。 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一代人冲破了命运的枷锁，我有幸赶上恢复高考的末班车，考取了兰州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当时兰州的物质、精神条件都很较差，没有美味丰盛的食物，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没有卷帙浩繁的高耸的图书馆，也没有卡拉OK，没有酒吧，没有浮华的风尚，这种苍凉浩瀚的环境、质朴耿介的民风反而让我扎扎实实地学了四年。 当时我们的主修课就是读《资本论》（主要是第一卷，第二卷也读），学校围绕资本论开了30多门辅修课，有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剩余价值等。我两年下来总共读了七遍《资本论》，第一遍读的时候苦不堪言，简直就是天书，根本读不懂，很多概念闻所未闻，特别是他喜欢用典，逼得我们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这些东西都要了解；再读第二遍，感到这个大胡子简直是超人，知识怎么这么丰富，信手拈来；等到了读第三、四遍就开始渐入佳境了；读到第五遍，才开始把马克思的书当作方法论著作来读，研究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方法；到第六、七遍才觉得自己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资本论》可以说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书，真理常常是片面的，因为片面才能抵达纵深，但光靠片面的东西是不能宏观地把握问题的。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人的哲学在宏观把握上超过马克思。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最宝贵的不是结论，而是剖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分析商品（“资本主义的细胞”）的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出发，追溯为“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再推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用“抽象劳动”来阐释价值，并得出“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这一结论。 由此推演下来，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中间阶级不断沦为无产阶级而日益消亡，无产阶级则日益贫困但日益壮大，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经济危机必然出现，从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适应而必将崩溃，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胜利。 这样一条顺理成章的辩证逻辑成了贯穿了马克思理论到策略理论的基础，也成了其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基石。结论的严谨性且不谈，这套推演的逻辑本身就价值千金。 四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学习，让我成了方法论的坚实拥趸，我坚信方法论远比那些公式、信息、模型重要得多，一个人如果掌握了方法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够事半功倍，少走弯路。 如果说王阳明是我幼年时的启蒙导师，马克思是我方法论的奠基人，那么毛泽东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褪去的时代底色。 作为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们的行事作风、思考方式、观察世界的角度乃至语言风格，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毛泽东时代的影子。 在我看来，如果说今天几乎没有谁能在对世界资本规律的认识上超过马克思的话，那么也几乎没有谁能在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上超过毛泽东。年轻人要想真正理解、把握中国的问题，真应该好好再读一下毛泽东当年对中国革命和世界格局的判断，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永不过时的战略思想。 在毛泽东的视野里，始终有对宏大格局的整体把握，强调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他非常反对研究问题时带有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 中国革命不是一场工人起义，而是一场漫长的全面的社会革命，要始终把握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不仅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且生产关系反过来也作用于生产力。经济的长远发展，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依赖于先进的生产关系，依赖于上层建筑和人们据此形成的价值追求。如果仅仅强调一点而忽视其他，显然会导致严重的问题。这种错误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后屡屡出现，今天同样可以看到。 从王阳明心学中吸收知行合一，从马克思主义里汲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从小对我们思维方式的再锻造，这套脱胎于王阳明、马克思、毛泽东的方法论，成了我个人，也是日后智纲智库安身立命的法宝。 作为过来人，我非常建议年轻朋友多读一些经典作品。在这个信息大爆炸、新概念满天飞的时代，啃经典是最有效率的学习方式。毕竟那是我们祖祖辈辈都推崇的好东西，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选择，我们应该也去试一下。当然不是说这些经典就一定适合你，但这个“学习、甄别、再认识”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读经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要怕慢，坚持才能出效果。曾国藩有句话叫作“结硬寨，打呆仗”，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它既能体现时代的风貌，同时又有超脱时代的永恒意义，用我们贵州的方言来讲，叫作“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它的内涵会跟着你的阅历和见识一同增长，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关头给予指引。因此读经典一定要沉下心，慢慢啃、反复啃，我在大学时翻来覆去地读《资本论》，由半懂不懂到懂，到吃透，再到能活用，虽然过程很痛苦，但是奠定了受用终身的方法论根基。从一个人肯不肯沉下心来啃经典就能看出他能不能成大器。 当然，经典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人对哲学（如老子、康德）有感觉，有人对战略学（如孙子、克劳塞维茨）有感觉，有人对经济学（如熊彼特、马克思）有感觉，有人对管理学（如德鲁克、波特）有感觉……不管是哪个学科（社会学、经济学、历史，等等）的经典，都有着共同的指向，那就是背后的方法论和哲学。当一本书越读越薄，薄到最后的时候，那就只剩下哲学和方法论了，读出这些核心后再去重读的时候，书就会越读越厚了，这也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当中的秘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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