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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文明形成年代的排序 我们一般说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并引以为豪。但是夏朝至今只有4000年历史，夏朝以前的上古人物三皇五帝，我们一般认为是神话故事，这样的话中华文明历史是没有5000年的。 但是实际上，国际上并不承认中国的5000年文明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近几百年来，先是西方人杜撰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后有中国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发起疑古运动，在内外夹击之下，中国传统的古史体系风雨飘摇，甚至出现了“东周以上无史说”这样的极端言论。 英国学者格林·丹尼尔在1968年提出了文明的三条标准，第一条标准就是要有城市，第二个条件是文字，第三个条件是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后来经过日本和中国专家学者补充和修正后，现在通行的文明认定的标准就是城市、文字和冶金术。 但是中国的文字被承认的只有发现于商朝晚期的甲骨文，所以西方认为中国的文明史从商朝晚期开始，中国的文明史只有3300年。我国著名的作家、学者易中天把中华文明起点定在了二里头文化，说中华文明史只有3700年。 梁启超先生提出的四大文明指的是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近代经过西方学者考古研究，两河流域除古巴比伦文明外，又发现了苏美尔文明和阿卡德文明等，其中苏美尔文明年代最久，所以这里以苏美尔文明代替古巴比伦文明。另外一般认为爱琴文明是欧洲最古老的文明，是欧洲文明的源头，我们也放进来一起排序。 这些文明形成的历史年代分别为苏美尔文明——距今5300年，古埃及文明——距今5200年，古印度文明——距今4500年，爱琴文明——距今4000年。 这样五大文明按照形成的历史年代排序为：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爱琴文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排在五大文明的末尾，中华文明形成的年代，比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 、爱琴文明，要晚约700—2000年 。 自古以来中西方交流不断，世界各个主要文明的历史年代排序，与始自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的中华文明西来说遥相呼应，成为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有力佐证。 时至今日，在网上仍能看到很多类似“中华文明西来说”的舆论，其中不乏源自一些专家教授，比如说夏朝源自苏美尔（或古埃及）、三星堆源头在古埃及、商朝是白人建立的种种观点层出不穷。 二、古文明形成的形态及文明标准的变革 苏美尔文明主要包括：兴建了四通八达的灌溉网络，其中有著名的“汉穆拉比——万民之富”运河；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农业历书《农人农历》；发明了楔形文字，留下了大量的远古文字记载材料（泥版书）；出现了世界最早的地图；建造了第一个城市；编制了第一种法律，创立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乌尔纳姆法典》；诞生了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最完整的法典《汉莫拉比法典》；发明了第一个制陶器的陶轮，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历法——“一年12个月，一星期7天”；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60进制——“每小时60分，每分60秒”；建造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空中花园”。 古埃及文明主要包括：金字塔、木乃伊、象形文字、太阳历、尼罗河莎纸草等。 古印度文明主要包括：出现人类最早、规模最大、最繁荣的城市文明；城堡内有大谷仓和“大浴池”；房屋的建材是烧制过的砖块；城市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发明阿拉伯数字；留下阿旃陀石窟和史诗《摩诃婆罗多》等。 爱琴文明主要包括：青铜器、王宫建筑、建筑绘画艺术、象形文字和线性文字A等。 通过对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研究可知，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城市、文字和冶金术这“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图案也未被认可为文字。随着世界各地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的进展，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世界各地可以有符合自己古代社会发展特色的文明形成标准。 大家都知道“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但也有人说中华文明只有3300年，有人说中华文明长达8000年。分歧巨大是因为对“文明”和“中华文明”概念的理解不同。 文明一词在中国典籍中多有出现，《尚书·舜典》中有“濬哲文明”，《周易·大有·彖》中有“其德刚健而文明”，《易·乾·文言》中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等等这些都是先秦时代文献中的“文明”，指人类在道德修养、社会在礼仪制度层面达到的高度。 而现在中文使用的“文明”一词，一般将其解释为与“野蛮”相对的高级社会发展阶段或国家阶段，这是西方定义的文明概念，与中国传统的文明概念是不同的。 “文明”、“文明社会”、“国家”这几个概念是不同的。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将“国家”基本对等于“文明社会”而非“文明”，而实际上，中华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爱琴文明这几个文明都不是狭义的“国家”或者“文明社会”，在那个时代的古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或文明社会，将文明等同于国家和文明社会不符合实际情况。 21世纪初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并持续开展，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中国方案”。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根据中国百年考古获得的极为丰富的考古材料，提出进入文明社会的三条科学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 三、中华文明考古实证 中华文明是世界所有原生古文明中唯一流传不断的文明。如此伟大的中华文明，到底源于何时何地，其实中国古籍和考古发现的遗址文物已经给出了答案。 百年以来，神木石峁、襄汾陶寺、余杭良渚、庆阳南佐、安徽凌家滩、澧县城头山，一个个史前遗址被发掘，一页页“无字天书”被揭开，商史成为信史，夏史成为信史，“五帝时代”历史也已拨云见日。 考古证据显示的中华文明开端从商代追溯到夏代，从4000多年，追溯到5000多年、6000年、8000年、10000年……不断向前延伸。中华文明的历史面目被逐渐揭开，我们都在见证中华文明伟大历史的复兴。  满天星斗的文化遗址：中国新石器到铁器时代早期(c. 8000–500 BC)共51074个遗址的时空分布图 在距今8000多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种植粟和黍，同时兼种水稻，养殖猪、狗、羊、黄牛、水牛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规矩”，表明“观象授时”已经产生；贾湖龟甲上刻有可能表示占卜结果的符号，类似符号还见于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发现聚居村落；少数墓葬规模比一般墓葬略大，陪葬品多，说明等级已经产生；有的龟甲上有刻划符号，有些符号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相似，这就是“甲骨契刻符号”；有些墓葬中出土用鹤类翅骨做的骨笛；在和高庙相距遥远的西辽河流域，同时出现了大口獠牙的“见首不见尾”的龙形象，暗示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大江南北已出现“一元”信仰或宇宙观。 距今8000多年前，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社会分工和分化的端倪，形成秩序井然的社会，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包括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以及天文、数学、符号、音乐知识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当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已经初步交融联结为一个“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因此，8000年前已经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步伐。 从8000年前开始起步，以农业为基础，开始出现社会分工和等级分化的端倪；6000年前加速发展，社会分化明显加剧，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型中心性的聚落和规模较大的墓葬开始出现，其中代表性的是是中国最早的城市和古国澧县城头山文化遗址；5000多年前，出现大型的都邑型的城址，有了权贵阶层，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从此进入邦国文明或者古国文明的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庆阳南佐文化。 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澧县城头山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距今8000到9000年的稻谷遗存，说明80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个岗地上居住和从事生产等活动。 经历多次考古发掘，城头山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一万六千多件，先后出土有距今 6000 年的古城遗址、氏族墓葬、大型祭坛、大型厅堂或宗庙式建筑，近百个祭祀坑、道路和灌溉设施完备的水稻田等大批珍贵文物。这时出现了迄今国内年代最早的城址，城址呈圆形，面积约 9 万平方米，周围有宽数十米的壕沟。该城址被连续使用了近 2000 年。 城头山遗址始建于6000年前，从规模、从功能、从工程规划施工来看，已经属于“城”的范畴，曾为统领一方的政治中心，考古学家苏秉琦认定为“古国”。 城头山遗址是中国唯一发现时代最早、文物最丰富、保护最完整的古城遗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2001年3月29日，城头山遗址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城头山文化遗址 长江下游的凌家滩遗址距今5800年，这里发现100多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最高级别的墓葬仅随葬玉器就达200件，随葬品中的“洛书玉版”，被认为蕴含天圆地方、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的宇宙观，和高庙八角星纹一脉相承。遗址发现了象征王权和军权的龙首形玉器，及斧、钺、戈等礼仪用器。遗址还发现了3000平方米的红陶土块广场，这里是部落首领的宫殿区和部落会盟、祭祀、操演的场所。含山凌家滩遗址是中国最早的城市之一，这表明中国早在5500年前就出现了大型城市。 凌家滩遗址的发现将中华文明史提前到5300年前。2021年10月18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凌家滩遗址龙首形玉器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浙江杭州余杭良渚遗址为中心，距今5300年。遗址群中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 良渚遗址有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有水坝、长提等大规模水利设施。内城中部有30万平方米的人工堆筑的“台城”，上有大型殿堂式建筑，在级别最高的反山墓地，发现了随葬600多件玉器的豪华大墓。在良渚古城周围分布着300多处祭坛、墓地、居址、作坊等，可以分成三四个明显的级别。诸多超大规模工程的建造、大量玉器等高规格物品的制造、大量粮食的生产储备，都需调动广大空间范围内的大量人力物力，良渚古城无疑存在区域性的“王权”。 良渚文化一是属于区域性早期国家，二是出现早期城市文明，良渚古城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文化玉琮 黄河中游仰韶文化晚期的中心聚落之一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年代距今5200年。该遗址发现有多重环壕，外环壕面积600万平方米以上，遗址中部是由两重内环壕和九座大夯土台围成的面积30多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再中间为有围墙的大型建筑区或“宫城”，中央的夯土墙主殿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室内面积630平方米。宫城附近出土了和祭祀相关的精美白陶、黑陶、彩陶，以及大量水稻。多重大型环壕、殿堂式建筑、“九台”的建造工程浩大，白陶等高规格物品的生产存在专业化分工。 南佐遗址的“宫城”是一个类似于后世紫禁城布局的史前宫城。专家推断，如此布局的宫殿式建筑可能是“紫禁城”式古典建筑的源头。这是目前中国考古所发现的建筑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5000年前宫殿建筑。南佐遗址的发现，证明当时在黄土高原存在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拥有区域王权的“陇山古国”。 2022年12月24日，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发现5000年前大型宫殿基址入选央视《2022年度国内、国际十大考古新闻》。2023年2月，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候选项目。南佐遗址的考古研究还在初始阶段，后续一定会有重大发现问世。  南佐遗址的“宫殿区” 凌家滩、良渚、南佐都是短时间内集中建设而成的大都邑，建设需要调动较大空间范围的人力物力，已经打破了原有各氏族社会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地缘关系，意味着早期国家的出现。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就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以及相关的背景和原因，得出了以下认识：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四、关于西方文明史的断代问题 西方现代考古只有大约只有200年的历史。在碳十四测年技术发明之前，考古学家无法正确判定各种遗址文物的绝对年代，而西方早期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框架自洽完善的西方文明年代体系，完全是因为预设上古中东中心论和单一起源论，并以此对西方文明年代按照“阶梯式”逻辑进行编排，历史年代确定几乎完全建立在主观推测或推论上面。 西方在碳十四测年之前的绝对年代是根据考古学和语言学等“破读”的死文字而得到一系列历史时期的绝对年代，即根据地质学（如堆积厚度）、树木年轮、黏土纹泥等估算推测而得到历史时期的绝对年代。 1940年代，人类发明了碳十四测年法，可以用来测定古生物化石的年代。号称“碳十四革命”的碳十四测年法发明出来之后，西方依然采用早先确定的考古年代编排，碳十四科学测年没有改变西方考古学断代编排。而在实际上很多案例证明了这种靠推断确定的历史年代是错误的。 即使在当代，对于大部分西方文明遗址文物我们仍然无法通过科学方法测年确定西方遗址文明的年代，因为这些文物年代鉴定不是对外开放的。比如埃及博物馆，他们声称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不再开放文物年代测定，这样我们就没法确认西方文明史真实的年代。 而对于涉及到中国的历史研究不得不进行的证物测年，被发现有多外国声称的历史年代不真实。比如中亚地区的彩陶年代曾经被大大地夸大了，原来判定中国彩陶是由西亚中亚西传到中国来的，经过鉴定中国仰韶文化遗址到中亚楚斯特遗址之间彩陶年代越来越小，实际上是中国彩陶西传到中亚去的。  中国彩陶西传的彩陶之路 还有关于黍的起源问题，西方原来认为黍是起源于西亚的，中国兴隆洼遗址发现8000年前的黍后，对中国黍、欧洲黍和西亚黍的年代进行多方测年鉴定发现，西亚地区号称有6000多年历史的黍，其年代都不早于4500年前，原来西方声称的欧洲黍和西亚黍的年代比实际年代虚高了几千年，最终认定黍是起源于中国的。 西方早期考古学的断代归属不可信，西方文明的年代基本上都是推测或推论出来的结果，不能仅仅以此作为确定历史文明年代的依据，所有西方文明的历史年代都应该根据遗址遗迹文物科学测年后公正地确定。 结语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团队为澄清中华文明历史来源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多年的考古研究表明，在五六千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中华文明从世界主要古原生文明的末尾跃升至榜首位置。 这说明，中华文明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原生文明，中华文明西来说彻底破产了！ 注：以上关于非中华文明的描述为国际上一般公认的历史，不代表“明文广记”认可的历史。 参考文献： 2022年《求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主要成果及启示》，王巍著 2022年《中国史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王巍、赵辉著 2022年《江汉考古》，《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赵辉著 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报》，《构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话语体系》，李新伟著 2022年《学习时报》，《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其长存之道》，韩建业著 2022年《历史评论》，《八千年前中华文明起源迈开第一步》，韩建业著 2022年《江汉考古》，《文明起源的理论之争——酋邦理论与古国理论对比研究》，杨林旭著 2022年吉林大学，《“渗透—整合”模型：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过程与机制》，彭博著 2020年《早期中国研究》，《苏美尔文明与中原文明的比较探索》，何驽著 2019年《中国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研究，陈同滨著 2017年《特色期刊》，《论四大文明的形成与河流的关系》，郭凯旋，毕雪燕著 2016年《光明日报》，【光明讲坛】王巍：文化交流与中华文明的形成，王巍著 2016年《外国问题研究》，《苏美尔文明基本特征探析》，刘健著 2016年《外国问题研究》，《古埃及文明根本特征探析》，郭子林著 2013年《考古与文物》，《“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韩建业著 2011年《潍坊学院学报》，《论古印度文明的特性》，张永秀著 2007年《中学历史教学》，《爱琴文明始于何时》，王宗信著 1998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四大文明古国与六大文明发祥地的争鸣——与王恩涌教授商榷》，林琳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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