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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史怀哲 我最早给这篇文章起题目时，用的是《活着的耶稣》，转念一想，史怀哲已经去世将近半个世纪，此题目不妥。思来想去，最后一拍脑门就叫《做人的最高境界》吧，在我个人看来，史怀哲做人的确达到了最高境界，而他也永远是我人生路上最巍峨的灯塔…… 此君才华无与伦比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和弟弟要成为德才兼备的人，给我的感觉好像只要能成为德才兼备的人就前程远大似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越是无才无德的人似乎越容易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有德无才的人比比皆是，但有才无德的人似乎少之又少，而真正德才兼备的人似乎就是凤毛麟角了。我自诩虽然在仕途方面无任何斩获，但在才华和道德方面从小到大似乎从来没有输给过任何同龄人。但看完史怀哲“同志”的“先进事迹”才暗暗喟叹，“自己算个啥呀”。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冷漠、麻木、只为一己之私忙忙碌碌。而史怀哲正是一面最明亮的镜子，照射着人们的灵魂。我在这面“镜子”前，照见我的灵魂是那么的肮脏、龌龊、猥琐不堪。而史怀哲这面镜子更为神奇之处还在于能照射人的才华，人的知识面和知识总量。如果要决出二十世纪人类百科知识的总冠军的话，史怀哲无疑是屈指可数的人选，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通哲。 史怀哲原名阿尔贝特·施韦泽，史怀哲一名是我们中国人出于对他的敬仰而给他起的一个朴素、高雅的名字。1875年1月14日，史怀哲诞生于地处德法交界处的凯撒斯堡的一个牧师家庭，他在家中排行第二。特殊的地理环境令史怀哲儿时就能将德、法两种语言运用自如。史怀哲的父辈和祖辈大多是牧师和管风琴师，他五岁就跟外祖父学习钢琴，在音乐方面展现了非凡天赋，7岁时就能写出赞美诗，并编写和声附在合唱曲的旋律中。8岁时，小史怀哲还踩不到管风琴的踏板，就开始弹奏跟斯巴赫教会的管风琴。9岁时，史怀哲就可以代替正式的风琴师演奏，并在教堂礼拜中担任司琴。年纪轻轻，史怀哲就成为风琴演奏的即兴高手。他从小到大，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即无论到什么地方旅行，只要该地有管风琴，他一定把所有的事情都抛在脑后，而“直达”摆放管风琴的现场，并且往往要即兴演奏数曲。 要知道管风琴可是音乐史上构造最复杂，体积最庞大，造价最昂贵、音域最宽广的乐器，它的音色之丰富完全比得上一个管弦乐队，故此才被称为“乐器之王”。要想演奏好管风琴，必须得有一手绝活。除了双眼兼顾眼花缭乱的音栓之外，双手要在键盘上飞舞，双脚要控制低音踏板，大脑更需要高速运转，协调全身各个感官的“运动”。当代管风琴大师安德鲁斯曾打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演奏管风琴就像是全身心谈一场恋爱。管风琴就仿佛一个百变女郎，总能让你有去探索她的冲动”。
据史怀哲回忆：“1893年10月，得到在巴黎经商的伯父之资助，使我有幸追随巴黎管风琴大师魏多学琴。魏多的指导对我而言是具有决定性价值的重大事件；他从基本上增进了我的技巧，并使我在弹奏上发挥充分的创造性；同时也要感谢他使我开始认识音乐中的结构性的意义。” 一直以来，魏多教授只收音乐专业的学生，而史怀哲在魏多面前弹奏一曲，令其惊叹不已，立即收下了这个学生，并且预言史怀哲将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奏家。 当然史怀哲的天资超绝，绝不仅仅体现在音乐方面，他每一门功课都成绩优异。在师从魏多的这一年，史怀哲考入斯特拉斯堡大学。中国美学泰斗、大翻译家朱光潜也曾于上世纪30年代在此校求学，并在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是法国最高学府，学术氛围浓郁而活跃，老师和学生都不为传统所羁绊，校园四处都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气息。1899年底，史怀哲获得该校的哲学博士学位。1899年底，史怀哲的博士论文《康德从纯粹理性批判到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之宗教哲学》一经出版，就风行世界。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史怀哲也没有放弃音乐爱好，他23岁时师从“钢琴之王”李斯特的高徒杜劳特曼学习钢琴。而且同时也研究音乐理论，并开始管风琴音乐演奏。 1898年，史怀哲在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并获得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1899年至1900年，史怀哲担任斯特拉斯堡尼圣古拉教堂的牧师。1901年，年仅26岁的史怀哲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神学院院长，成为学术界举世瞩目的青年精英。这时的史怀哲已经是一位玉树临风的青年，他高大魁伟，仪表堂堂，精力充沛，幽默风趣，待人亲切谦和，意志力更是无人能及。 一个在哲学、神学、音乐三大不同领域都走在时代最前列的年轻人，前途自然无可限量，生活也将优渥无比，但1904年秋天的一个早上，一切都悄悄的发生着变化……
三十岁以后的道德人生 就在那个早上，史怀哲在学校宿舍的书桌上，发现了一本巴黎传教士协会办的杂志，他随手翻了一下，突然一篇名为《刚果地方传教士之所需》的文章使他停留住了目光。文章诉说了刚果北部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如何恶劣，传教团工作人员如何不足，方圆百里如何找不到一个医生等等，文中呼吁能使“主的眼光已落在其身上”的人，早日下决心把自己奉献给此项迫切的工作。这篇偶然翻到的文章，让史怀哲感慨万千，夜不成寐，一个宏伟的人生规划在心底里酝酿…… 而据华姿著的《史怀哲传：唯独这样的人》披露，早在21岁时史怀哲就立下宏愿：30岁之前为学术和艺术而活，30岁之后为直接服务于人而活。 1905年1月14日，当新的一天晨钟敲响的时候，史怀哲满三十岁了，他开始义无反顾地实施自己的计划。他写信给双亲和几位最亲密朋友，告诉他们自己将转学医学，学成之后，准备到非洲最偏僻的地方当一名“丛林医生”。所有的亲朋好友看过信后都惊呆了：这个时代最出众的“天之骄子“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决定？为什么会如此自讨苦吃？而据史怀哲回忆：“在我的计划中让朋友们感到最不合理的不是要到非洲当教士，而是去当医生，这样的话，已经三十岁的我还得开始一段吃力的学习。我毫不怀疑这种学习需要极大的努力，可是让我决定选择以医生的身份来奉献自己的理由，其分量是如此的重，以致其它的考虑都轻如尘土了。” 1905年5月13日，史怀哲参加了解剖学、生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等所谓的“生理考试”，毕竟“隔行如隔山”，这些陌生的学科对“超天才”史怀哲而言，似乎并不轻松。 但史怀哲的信念却是雷打不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我自己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却看到周围许多人正在与苦难和烦恼搏斗，这让我无法问心无愧。我绝不能把自己的幸福看为理所当然，我必须知所感恩有所回报。”他也用这样的真诚渐渐感化了他的亲朋好友，慢慢地获得了他们的赞许和支持。 而作为哲学博士，史怀哲可不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思维非常理性。他很清楚自己转学医学，并准备去非洲当“丛林医生”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冒险，但史怀哲是不会打无准备之仗的，他“评估”自身的各项条件：拥有健硕的体魄，旺盛的精力，丰富的科学常识和日常生活经验，而且坚忍、谨慎、寡欲，即使计划失败，也有承受能力。他越来越关注传教士们发自赤道非洲的报道。传教士常常在他们的杂志中抱怨，当地人生病前来求治的时候，他们却束手无策。这些报道时时刻刻灼痛着史怀哲的心，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1905年10月底的一天，史怀哲在浓雾中出门去听第一堂的解剖学课程。
1911年10月，史怀哲参加完国家医学考试，直到12月17日，才考完最后一门外科考试。当史怀哲交上考卷，走进寒冬的暮色的时候，连他自己也无法相信从事医学研究这段可怕的紧张生活终于成为过去。紧接着他以研究员的身份进入医院实习，并开始撰写毕业论文。而在撰写毕业论文期间，史怀哲已经开始为非洲之行做准备了。 1912年春天，史怀哲辞去大学教授及圣尼古拉斯教堂牧师职位。不再授道，不再讲课，直到启程去非洲之前，他都不敢经过圣尼古拉斯教堂和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校园，因为一看到这些最熟悉的地方，他就会泪如雨下，生离有时候真的比死别更令人痛苦…… 在紧张的学医生涯的最后两年及在医院实习期间，史怀哲废寝忘食地完成了《保罗思想世界的研究史》一书以及《耶稣生平研究史》再版的修订。并同恩师魏多合作出版管风琴赋格曲集。 1912年6月18日，史怀哲同海伦．布勒斯劳——一位历史学家的女儿永结连理。在我看来，这个海伦真是比“盲女”海伦还要伟大的女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她全身心的无私支持才成就了史怀哲日后感天动地的事业。 1913年，史怀哲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随后，史怀哲与妻子海伦到根斯巴赫的牧师住所共度最后几个月的时光，并完成赴非洲前的准备工作。 法国的巴赫学会不忍心史怀哲这位音乐天才被埋没在非洲丛林里，便在临行前送给他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一台三吨重特殊打造的钢琴。为了防止被非洲长年累月的湿气所锈蚀和无孔不入的可怕白蚁，巴赫学会特意将钢琴的表层全部用锌细心镀过，并为史怀哲安装了大风琴一样的键盘和管风琴式的踏板。这部恐怕是音乐史上构造最奇特的钢琴，一直陪伴着史怀哲在非洲丛林里度过了半个世纪的艰难岁月……。 敬畏生命 史怀哲选择加蓬作为目的地，加蓬位于非洲中部西海岸，横跨赤道线，面积26万平方公里，人口1百余万，是个地广人稀的非洲小国。史怀哲根据地图以及去过加蓬传教的牧师莫雷尔的建议，选择在加蓬境内的兰巴伦建立“丛林医院”，因为兰巴伦水上运输比较便利，从周围两三百英里远的地方，都可以把病人用独木舟沿着欧格威河和它的支流带到医院。 闷热潮湿的热带气候、迷信固执的土著居民、肆虐的传染病，都没有吓倒史怀哲夫妇。他们在一间废弃的鸡舍开始了行医生涯，条件之艰苦难以想象……
随后经过艰苦的劳动，在兰巴伦原始森林边的欧格威河畔“史怀哲医院”建立了起来。医院医治的主要疾病有疟疾、癫疯、酣睡病、痢疾、印度痘，以及恶性溃疡，史怀哲还发现了许多肺炎和心脏病的病例。 在医院开诊的头几周，史怀哲就感到当地原住民的病痛苦远比自己所意料的多得多，而这也让其更加确信了自己此行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为当地贫病交加的百姓奉献爱心是无上光荣的事情。 史怀哲的新婚妻子海伦曾接受过严格的护士训练，她在简陋的病房里照顾病情严重的患者，一人身兼药剂师、麻醉师、仓库保管员等数职，同时还要处理繁杂的家务。用现代人的世俗观点，似乎无法解释这件事情的合理性。家世优越的她，嫁给了这个世界上几乎最年轻有为的学者和演奏家，本应该过着最优雅和富足的生活，但在结婚的第二年就撇下大家闺秀的架子，自愿同丈夫来到远离祖国的蛮荒之地，过着无法想象的艰苦生活。大家肯定会觉得这对年轻夫妇疯了，是不是生活太安逸要寻找点额外刺激。但倘若你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深处你就会发现，他们是内心无比强大，有着异常坚定信仰的人…… 1915年，在非洲的原始丛林边缘，史怀哲构想出了“敬畏生命”的理念。他饱蘸激情地写道：“我是一个生命，生命的意愿是生存，在生命的中途，她愿意活着。在我的生命意识中，带着对毁灭和痛苦的惧怕，渴望着更广阔的生存和快乐……如果我是一个有思维的生命，我必须以同等的敬畏来尊敬其他生命，而不仅仅限于自我小圈子，因为我明白：她深深地渴望圆满和发展的意愿，跟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认为毁灭、妨碍、阻止生命是极其恶劣的……尽我所能，挽救和保护生命达到她的高度发展，是尽善尽美的。” 按照史怀哲的理念，对生命敬畏的感觉是绝对的伦理，这一伦理要求在生命中创造完美。一个人只有在帮助其他生命并且拒绝活着的生灵时，他才符合这种绝对伦理，才是对生命有所敬畏。每把一只昆虫从泥坑里救出来，他都感到这是自己的生命对另一个生命做出的贡献。在他的概念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个整体，都应该相互爱护。为此他还打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一个农民在牧场割草喂牛可能会割下一千朵花，但在回家的路上，路边的野花就不要采了，因为这样做就是对生命的犯罪。 敬畏一切生命是史怀哲生命伦理学的主旨，他提出要对一切植物和动物的生命，保持敬畏的态度。他认为任何生命都有价值，人的生命和其他生物的生命不可分割，生命之间存在普遍联系，需要一个和谐生存的世界。 史怀哲反复强调：“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史怀哲认为，如果没有对所有生命的尊重，人对自己的尊重也是没有保障的。史怀哲进一步的意思是任何生命都有自己的生存价值和权力，对其余物种生命的蔑视态度也会蔓延到人类自身，从而导致对人自身的蔑视及对人生命权利的剥夺。人类的历史为什么是一部血战而前行的历史？二十世纪为什么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从史怀哲的理论中似乎找到了答案……
敬畏生命，尊重一切生命的价值当然是一种美好而崇高的理念。但人类是生存在现实世界中的，为了自身的生存常常需要消灭一些生命。为此，有记者曾经问史怀哲：“生命的价值是否有高低贵贱之分？” 史怀哲的回答是：“敬畏生命的伦理是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的。所有的生命都值得敬畏。”在史怀哲的心里，如果把生命分成三六九等，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一个昆虫和一个原始部落都可能会被看作是毫无价值的，是可以被消灭的。 但是在非洲，蚂蚁和蚊子铺天盖地，不消灭它们，人类自己都无法生存。对此，史怀哲认为，尽管人类为了维护自身生存，蚂蚁和蚊子需要消灭，但人类必须有“自责”意识。如果人类认为自己拥有毁灭其他生物物种生命的权利，那么总有一天其会走到自我毁灭的地步。 史怀哲虽然生于欧洲的中心，在最正统的西方文化氛围中长大，但他对欧洲的近代文明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正是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近代文明才使世界成为生命意志自我分裂的残酷战场：一部分生命只有通过消灭另一部分生命才能持续下去。 与对西方近代文明持强烈批评态度不同的是史怀哲对东方传统价值观却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他的日记本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佛教格言：“决不可以杀死、虐待、辱骂、折磨、迫害有灵魂的东西、生命。”中国和印度的伦理学原则上确定了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这让史怀哲赞叹不已，如遇知音。史怀哲还撰写了《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一书，来分析这种伦理学原则。 史怀哲把爱的内涵扩展到所有动物、植物，提出了敬畏一切生命的理念，这是伦理学历史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我们由此理念可以看出，生物的多样性和环境的和谐才是人类存在的条件。而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当今世界环境不断恶化，各种区域性冲突频仍，而要避免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人类获得可持续的和平发展，无疑要将史怀哲的“敬畏生命”理念作为行动指南…… 文明的哲学 1915年初夏，史怀哲在行医之余，总是面对着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和奔腾不息的欧格威河陷入沉思。有一天他似乎突然从迷惘中醒悟过来。他扪心自问：“我以前为什么只做文明的批评？为什么只以剖析'我们后继者’为满足？为什么不进一步提出有建设性的东西？” 其实早在刚迈进大学校门的时候，史怀哲就对“人类不断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这一论断感到困惑。他感觉，人类的理想之火正逐渐熄灭。而最让他愤慨的是对于不人道思想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很多公众舆论不但不排斥这些思想的传播，反而接受它。而人们的精神和灵魂却空虚至极。那时候，史怀哲就感到一种恐慌，感觉全人类的灾难不可避免。 而到了1915年，史怀哲身在非洲，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正进行的异常惨烈。使得这位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对人类的未来忧心忡忡。他也开始为人类的命运寻找出路。他从最本质的问题——人类文明作为思考的起点。他认为，真正的文明不仅包括知识和能力的成就，最重要的是使人类──无论个人或群体──变得更富精神性和伦理性。 但文明是什么呢？史怀哲认为应该把个人以及社会的伦理之完成当作文明的本质。假如人类不是以伦理为目标而前进，那么物质条件即使再进步，但依旧无法消除随之而来的危险。而反观我们当今社会，其实教育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成为道德楷模，“活雷锋”，但最起码要保证每个人不成为伦理学意义上的坏人。 史怀哲认为，无论动植物或人类，只有当一个人对一切需要帮助的生命都能尽力予以帮助，他才是合乎伦理的。而新的文明就应该建立在此伦理之上。 “善就是维护生命、促进生命、将逐渐发展生命提升到最高价值；恶就是否定生命、损害生命、压抑可能发展的生命。”这是史怀哲伦理学绝对基本原则，也是他那颗博爱仁慈之心思考的必然结果。 1920年西方复活节刚过，史怀哲受邀在瑞典奥普萨拉大学发表题为“对世界和人生的肯定以及在哲学和世界各宗教中的伦理”为题的系列演讲，每一次演讲，现场反应都异常热烈。演讲进行到最后一场，在和盘托出“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后，他潸然泪下，激动地说不出话。 1923年春天，史怀哲出版了“文明的哲学”一书的头两卷。第一卷标题为“文明的衰败与重建”，第二卷标题为“文明与伦理”。在第一卷中，史怀哲叙述文明与世界观之间的关系。早在九十年前，史怀哲就对人类社会的“现代病”洞察无误。他认为，现代人因为过度劳碌，因此变成无法真正认识自己的人；他们失去精神上的独立，各方面都走向肤浅，对历史和现实生活做了错误的评价，并因而产生国家主义，最后他们则受到这种国家主义以及可怕的无人道主义所左右。史怀哲的研究从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出发，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史怀哲不但是一个思想者更是个行动者，他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影响着周围的每一个人。以往一些文章曾介绍，史怀哲对去“丛林医院”看病的患者分文不取，但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据史怀哲回忆：“我要求当地病人，对于他们所接受的帮助尽可能以实际行动来表示其谢意。后来我逐渐建立一种习惯，就是接受他们所赠送的钱、香蕉、家禽或蛋，作为医药之回报。这样的收费当然远不如实际为他们所花费的，但我认为如果本地人以自己的能力为医院的维持贡献一份力量，应该会比他们免费享受医疗服务，更能尊重医院的价值。”但给赤贫和老人看病，史怀哲则分文不取。 在医院建立后的三十多年间，史怀哲经常返回欧洲，奔波于各大城市，举办管风琴演奏会，为医院募集经费。 1924年2月24日，举办完巡回演出的史怀哲再一次离开斯特拉斯堡。这一次，夫人海伦有恙在身，不能与他同行。但海伦还是鼓励丈夫尽快回到兰巴伦重新开始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长途航行，史怀哲一行于4月14日复活节前一天日出的时候，抵达兰巴伦。
这一次史怀哲在兰巴伦的“丛林医院”里一呆就是三年半的时间。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医治病人和建设新医院上了。1927年1月21日，能够容纳200张病床的新医院落成。 1929年12月，史怀哲第三次返回非洲大陆，返回兰巴伦。此时，痢疾在丛林地区流行。史怀哲发现痢疾患者的病房面积太小，这既不利于诊治也不利于患者安心养病。史怀哲在全力抢救危重病人的同时，又开始规划新的蓝图。他亲手设计的新病房比旧病房更加坚固，也更加明亮和通风。史怀哲还为危重病人加盖了更加宽敞洁净的隔离病房。在史怀哲的有生之年，兰巴伦的“丛林医院”不断的得以扩建，设备日益更新，至史怀哲90岁去世时，该医院已经成为拥有60栋房子、在全非洲都是规模最大且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之一。 史怀哲不但用自己的思想更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而他也被非洲人民称为“密林圣者”，“非洲之子”，“时代先知”。1952年，史怀哲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史怀哲毫不犹豫地将奖金全部捐献出来，用于兰巴伦医院麻风隔离病房的建设。 爱因斯坦这样评价史怀哲：“他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人物。像他这样理想地集善与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发现过。”
向每一棵果树告别 史怀哲是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被称为“人类的良心”、爱与和平的使者。他和德兰修女一样，是最没有争议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57年，他的传奇经历被拍成了电影，感染了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并获得了奥斯卡奖，“世上真正善意、献身的人，非常罕见。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适于理解和无资格比拟这种人的。史怀哲博士就是真正善意、献身于世的人。”大哲学家罗素这样评价史怀哲。 史怀哲自身也把这种真正的善意每时每刻都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兰巴伦医院都会敲响圣钟，响起“亲爱的上帝”的祷告声，而史怀哲每天都会为患者和医生在那台三吨重的钢琴上弹奏巴赫、莫扎特的天籁之音。医院还开辟了种植园，患者和家属，都要力所能及的参加劳动。就这样，兰巴伦医院不仅仅被称之为治愈疾病的中心，也成为了传播知识的学校，拯救灵魂的圣地。后世有学者评价，史怀哲对待病人所采用的“社会形态学法”正是他在医学上最重要的贡献。 在上世纪初叶到中叶，种族歧视极其严重，黑人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场合都不被当作人来看待。而史怀哲怀着“基督的精神”万里迢迢来到非洲，在最蛮荒的赤道地区建起“丛林医院”，把当地黑人视为为兄弟，救死扶伤。而当地的黑人兄弟也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老爸爸”。
史怀哲敬畏一切生命，热爱一切生命。他看见人们采摘野花，他就会走过去耐心劝导：“让它呆在那里吧，它也有生存的权利”。他看到一位陌生的黑人老妇因为失去亲人在河边哭泣，他就会走过去攥住她的手，不停地安慰她。但他看到老妇人的泪水怎么也止不住的时候，他就跟老妇人一起失声痛哭。史怀哲年过古稀以后，还坚持每天在医院里工作16个小时以上。而进入耄耋之年，他还会去参加一个陌生黑人的葬礼，因为，在他眼里那也是一条生命。 1963年4月18日，“兰巴伦史怀哲医院”举行了成立五十周年的隆重纪念会。1965年6月，史怀哲费尽心血建造的隔离病房竣工。1965年1月14日，史怀哲迎来了九十岁生日，世界各地举行了盛大庆祝活动，人们纷纷企盼这位“活着的耶稣”健康长寿。但岁月毕竟不饶人，身为医生的史怀哲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他平静安详地安排着自己的后事：为自己最感激的50个人每人准备了一份特殊礼物，他还亲自去向兰巴伦医院亲手种植的每一棵果树告别。 1965年9月4日，史怀哲因脑血栓症而与世长辞。在临终前，他对守候在床边的亲友们说：“上帝啊！当跑的路我跑过了，尽力了，我一生扎实的活过了。”所有的人都悲痛欲绝。人们不远百里、千里、万里，从世界各地赶到兰巴伦为这位最自爱、也最爱人和一切生命的人送行。他的黑人兄弟们围着他的墓唱歌祈祷，自发的祭奠仪式持续了两个多月。而史怀哲就安葬于兰巴伦医院自己夫人的墓旁，这对今生最真爱，也最悲天悯人的夫妇永远地长眠在一起…… 参考文献： 1、《史怀哲传：唯独这样的人》，华姿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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