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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建筑出身的作家艾伟，给人稳定坚固的印象。坐在沙发上的他，一如他那些见诸媒体的标准照里的形象，身体前倾，双手交叉，两肘分别撑在大腿部位，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体。采访进行了两个小时，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几乎没有变化。除了中途摄像师更换电池的短暂间隙，他站起身来配合记者拍了照，也是一贯的标准站姿，两腿略叉开，双手插在裤兜里，依旧是个稳定的三角形。采访进行到将近晚上十点，不仅仅谈论新书，就他的个人创作、以及他们这一代作家的“后先锋写作”等话题，也和记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妇女简史》由《敦煌》和《乐师》两部中篇小说构成。《乐师》是2008年发表在《收获》上的一篇旧作，因为早早将电影版权卖给了姜文、姜武兄弟，艾伟想着能在电影拍出来之后出个单行本，一直没有将它收入到任何集子中去。现在12年过去了，新作成了旧作，艾伟早已失去了谈论它的热情。所以，新书的主要意义在于《敦煌》——一部由他一点一滴潜心创作的“缩微版的女性简史”。 无论男性读者或是女性读者，艾伟都希望他们能够在这部小说中找到自己生活、事业、情感方面的影子，小说就是贮存人类经验的容器，希望读者阅读时能感同身受。 陈 曦/文 徐 洋/摄 《敦煌》是一部女性的生命简史，女主人公小项经历了一段段感情纠葛，在丈夫、精神恋爱对象、一夜情人、离婚后同居海归男四位男性之间先后游走，探讨了关于女性的爱情、生活、家庭、事业，对女性情感生活的书写纤毫毕现。这个故事，有关日常之海下的暗流涌动，更有关太多女性不可名状之殇。 小说完全贴着女主人公小项的心理、情感、情绪流动写，让女性读者产生代入感，而完全没有臆造感，一位男性作家是如何做到的？ 艾伟表示，他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有点曹雪芹的心情。现实当中，女性也是复杂多面的，小项的故事实际上在生活中非常普遍，只不过是他把现实生活当中支离破碎的、零散的事情放在了一个故事里面、一个人物身上。无论男人女人，对于爱的本质、爱的不对等、身体欲望的体验，其实都是共通的。小项这个人物，也可以从这几个层面去分析。
《妇女简史》 作者: 艾伟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首先是精神之恋，“面对温文尔雅、同时也非常霸气的男上司韩文涤，小项一开始就被征服，不是在身体上，而是在精神上。”“小项和韩文涤身体欲望的部分其实是失败的，这也是很重要的部分，由此小项才可以迅速地转向身体，出轨卢一明。对小项来说，孩子长大了，婚姻生活日渐变得缺乏激情，这是一个危险时刻，再加上前面精神之恋的挫败，这个时候她'孔雀开屏’也是可以理解的。”小说对女主人公由精神之恋转向身体欲望的过程，做足了铺垫。 婚姻生活则是关于爱的不平等。“陈波和小项的爱显然是不平等的，陈波更爱小项，小项对陈波则不是很有激情，有些读者认为陈波后来对小项的粗暴有些病态，但我有时候会想象一下，要是陈波没遇上小项，和另外一个人结了婚，而在那个婚姻中，女方更爱陈波，陈波可能是完全正常的一个人。《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和林黛玉就爱得不平等，贾宝玉比较博爱，但是林黛玉只有贾宝玉一个，所以受的伤更重。”
艾伟认为评论家岳雯对《敦煌》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 “一个姑娘长得也蛮漂亮的，婚前没有人追求，结了婚以后反而追求者众。这是小说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某种意义上也泄露了当下性关系的秘密：婚姻不是情感关系的目的，相反，婚姻外被传统道德所反对的情感关系成为许多人、特别是男性的追求和向往。” “但是女性这个物种，她和男性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她一旦接纳了男性，就会产生情感。女性的身体和精神、情感是难解难分的。这个东西几乎是天然的，这方面没有男性那么简单。 女性情感中这些暧昧不明的地带，也是书写起来特别有魅力之处。所以贾宝玉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污浊不堪。”艾伟说。 由于探讨的话题太切近现实，小说今年3月在《十月》发表后，又分成三期在杂志公众号上连载登出，点击量不低。有读者阅后评论：“这不是在教唆么？” 对此，艾伟表示，米兰·昆德拉说过一句话：“小说是道德的悬置地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小说里，当人物行动和选择时，都有自己的'个人真理’。在这世上，每个人的道德感是不一样的，有人在男女关系上严谨，有人相对开放，每个人都不是千篇一律的，小说要写出独特性，同时也要写出普遍性。比如像《红与黑》，既有险处的好，也有日常的好。至于教唆那真是多虑了。全世界所有的小说，如果要简单粗暴地归结起来都是关于男人与女人的故事，并且更多的是非正常的偷情故事。《红与黑》是个偷情的故事，《安娜卡列尼娜》也是个偷情的故事。” 某种程度上，《妇女简史》可以说是缩微版的《安娜卡列尼娜》，探寻了女性一生可能要经历的成长、觉醒、自我的找寻。 评论界将苏童、毕飞宇等男性作家视为书写女性的行家里手，事实上艾伟在这方面的贡献不遑多让，以女性为主要角色的小说，在其作品中所占比重则更大。《风和日丽》《爱人同志》《爱人有罪》等等都是从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出发，切入时代和历史的纵深，有着史诗般宏阔悲远的气质。 “为什么写女性，我自己也不明白，但你这么一说，我确实写了很多女性。在我的想象当中，女性的可能性更大，会更多地和世界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因为她就像水一样，更有韧性、渗透性，可以渗入到时代和历史的深处。”艾伟说。 《风和日丽》 作者: 艾伟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艾伟最为著名的作品《风和日丽》写了一个私生女寻父的故事。父亲是一位将军，在战争时期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风流。由马伊琍主演的同名电视剧在2012年掀起过收视狂潮。 “整个二十世纪对中国来说是革命的世纪，革命几乎像一尊神一样笼罩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革命是壮阔的，也是神圣的，但同时也难免泥沙俱下，它的底部律动着个人的理想、野心、私欲。但革命成功后，因为合法性的需要，对革命历史必须重新书写，这样的书写使革命历史变得一尘不染，革命者都变成了钢铁战士。私生女这一形象，可以迅速进入革命的私领域，进入革命的腹地，那儿其实杂草丛生。”艾伟说。 相较于《风和日丽》这样几卷本的长篇作品，《妇女简史》并不厚重，但同样都有艾伟孜孜以求的对人的精神性的探索。在他看来，中国作家写人间烟火向来写得很好，这也是中国小说的一个传统，比如《金瓶梅》，日常生活经验写得特别好，但对人的“灵魂的挣扎”都是不加处理的。“中国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但西门庆娶回家的两个女人，都是杀过老公的，就一个前提，西门庆很帅很有钱，女人都喜欢跟他，不需要再讲其他逻辑。但我们现在写小说、处理男女关系，就不会这么简单轻易，一定要铺垫很多，《妇女简史》里面，小项和韩文涤上床，这个过程多漫长，这里面有很细微、很挣扎的东西。” 艾伟在中国文坛成名已久。他和毕飞宇、李洱、东西等都是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写作，90年代引起文坛关注，一起被命名为先锋文学之后的“新生代作家”。 “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新生代作家’。”艾伟说，“因为90年代的文学生活对社会来说已经很隔膜了，你介绍自己是一个'新生代’的时候就很可疑。” 艾伟认为，他们这代作家身上有一样东西非常重要，就是历史感。就他个人来说，对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经验的书写，是他特别着迷的。 “我生于六十年代，经历了完全不同的时代，这个经历塑造了我。在欧洲，同样具有社会主义经验的作家，像帕斯捷尔纳克、米兰·昆德拉，他们的根本主题就是书写这一经验。每一代作家都有每一代作家的使命，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书写是一个宝藏，有待我们好好用小说的形式处理它。我在写《风和日丽》时，某种程度上在向上面这些作家致敬。” 艾伟表示，他们不讳言受先锋文学的影响，但“新生代作家”解决了一件事，就是从先锋的凌空蹈虚落实到人间大地。这是这一代作家所做的小小贡献。 当然，他们也无意去跟80年代作家论成就。 “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这个整体性非常强大。到了90年代，理想主义坍塌了，一个物欲时代降临。我们的这一代就是在那个节点上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80年代那种宏大的、有理想主义倾向的写作无以为继，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和整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去对抗，90年代写作的逻辑很自然地进入个人化和碎片化的书写。虽然90年代的文学，就文本成熟度、技术、思想等等方面来说，都相当出色，甚至总体上要高于80年代，但是影响力显然没有办法比。对于作家来说，这个整体性很重要，它能够使一个作家飞翔起来。” 谈到90年代之后这三十年的文学，艾伟认为，总体来说没有太大变化。因为文学的逻辑，还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逻辑。“你得相信， 60后也好，70后也好，80后也好，甚至90后也好，在大的历史长河当中都是同一代人，都是在这个时代意志干预之下的写作。我们这代人的逻辑和年轻作家的逻辑，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对 话 小说如同镜子，照见每个人的隐秘 读品：在谈《妇女简史》时，你总是不时地提到《红楼梦》。 艾伟：我最近在重读《红楼梦》。曹雪芹是一个女性至上主义者，他是真爱女性，那种一往情深，那种怜惜，就像日本人之怜惜樱花。美好的事物就这样在人世间被损害。在中国这样一个男权至上社会，曹雪芹真是难得。他坚定站在女性这边，瞧不上男性啊。《红楼梦》是一本很现代的小说，林黛玉有极强的占有欲，特别是精神上的占有欲。而贾宝玉复杂得多，他爱黛玉的才华，爱袭人的身体，某些时候也对宝钗心旌摇荡。当作者曹雪芹以顽石的形象跳出来，自称“蠢物”的时候，一方面是自嘲，另外一方面是克制自己对这些美好女性的情感。《红楼梦》当中，无限的深情一直存在，这是红楼梦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读品：两性关系的小说中，女性通常都是被征服然后难免被抛弃。但《敦煌》里的主人公小项，主动性、能动性似乎更强、更游刃有余。这是出于男性作家对女性的一种善意或“刻意关照”吗？ 艾伟：这可能比你理解的要复杂得多。你觉得女性在这个里面游刃有余，我觉得小项其实很艰难，她就是想尝试陈波以外的一个男性，我觉得女性或多或少会有这么一个念头——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念头，谁都不能回避，身体上可以有自我克制，但在思想上，自我克制的可能性是几乎是零——但小项最后受到的伤害多大？她的内疚感、她的赎罪行为，以及她最后的寡居。 读品：包括卢一明临死之前，委托遗孀给小项送来一封信，以温柔而多情的语调将当初的身体交往解释为不可承受的之情深。这完美吻合了小项对于当初追求炽热而不可达成的感情的想象。 艾伟：卢一明真的“情深”吗？我觉得小说留给他巨大的想像空间。卢一鸣是花花公子，他有很多女人，他最后死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个女人，他的话是不是真的？他给小项的信是不是真实的？他说自己深爱前女友，小项很像他的前女友，但最后不是有个翻转吗？ 人间有很多谎言，谎言是很中听的。一个人在表达的时候，有非常真挚的一面，同时也有修辞的一面。作家要做的就是这些，他不光是呈现给读者修辞的人物，在修辞的背后，还隐藏着可能的谎言。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复杂的人。当你说他是花花公子的时候，他是一往情深的；当你说他一往情深的时候，他可能还杀过人，这就是人物的复杂性。现实中的人可能没有这么复杂，但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必须让人物复杂，同时让人感受到复杂，感受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可能经历的那些复杂。 读品：作为男性作家，你是如何去书写女性的？ 艾伟：现实当中，女性也是有多面性、复杂性的，但是作者在书写的时候，不管她有多复杂，还是需要有对女性的尊重。所谓小说，就是人类经验的一个储存器。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小说人物所经历的如此复杂。 但人们往往可以在小说当中找到自己的经验，或者自己想过的但说不出来的经验。这是小说的迷人之处，也是读者愿意读小说的原因。小说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耀着我们内心隐秘的想象、欲望和生活。 读品：你会在意女性读者的感受，或者说避免冒犯到她们吗？ 艾伟：书写女性，首先对女性要怀有尊重、敬意，这是写作者最基本的立场。我不知道（小说）是否会冒犯，或者已经冒犯。现在毫无疑问是一个男权社会，谁都没有办法去改变，暂时也看不到可以颠覆这个的一个文化基础，我觉得做不到。 这涉及到根深蒂固的人类生活当中的权力关系，男性和女性在更隐秘的一个世界当中，有主导和被主导的关系，那些女性主义者提出来要和男人平权的时候，其实在他们的个人生活当中，在个人的两性身体交往过程当中，她或许恰恰喜欢做一个被动者、被征服者。人的快感就是来自于被征服，这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心理逻辑。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与生俱来的，我不想否认这种心理的机制和逻辑。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得承认现在这个社会还是一个男权社会。 总的来说，某种程度上我有点曹雪芹那种心情。我觉得一个美好的女性，在她的生命过程当中，她所承受承担的要超过男性，无论是在家庭内部也好，还是在社会上也好，还是在两性关系中也好，总而言之，是比较的弱势的这一方。我不想说“同情”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好像有很强的男性优越感在里面，但是确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感觉到心疼。如果要讲我对女性的态度，我觉得那种心情——当然也不敢比曹雪芹了，有那么一点点类似的心情。 读品：你是女性主义者吗？ 艾伟：一旦说起“主义”这样的大词，就会变得面目可疑。小说的写作从来是对这些固有概念的责疑。不过我可以说在生活中，我一向尊重女性。在小说中，我不会冒犯女性。我知道男权社会下面，女性无论在家庭、职场、两性关系中，男性确实有天然的权力。只要性征存在，这些关系暂时改变不了，这也许也是我们现存文明的基石。不过在我写作时，我确实会设身处地地站在女性角度想问题。 读品：作家往往善于发掘人性的阴暗面。但你的小说读到最后总给人一种暖意。 艾伟：我喜欢人生的暖意。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岛，小说在经验的意义上把每一个个体生命连结在一起。因此我还喜欢一句话，在“上帝之死”后，小说的喃喃细语就像教堂的钟声，给我们以安慰。 读品：作协主席的工作，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艾伟：这个职位需要承担一定的责职和义务，有时候确实会打断写作状态，但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一定人间事务也是需要的，整天待在书斋也会成为问题。我习惯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写作的人，任何的经历，经验都是可贵的。 艾伟 著有长篇小说《风和日丽》《爱人同志》《爱人有罪》《越野赛跑》《盛夏》《南方》，小说集《乡村电影》《水上的声音》《小姐们》《战俘》《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等多种，另有《艾伟作品集》五卷。多部作品译成英、意、德、日、俄等文字出版。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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