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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人先生者，鸟人也。生于80年，广东陆丰人。自由职业，曾为《香港艺术家》主编。本公众号所有文章，如无特别说明，均为鸟人先生原创，一切观点和态度，均为鸟人先生本人之观点和态度。如有雷同，十分荣幸；如欲转载，留言联系。感谢阅读！  最早接触摇滚乐是在读初中的时候。其实谈不上是接触，只是耳头耳尾零零碎碎听过一些，主要是Beyong的歌。那时并不知道这东西叫摇滚乐，只觉得很吵。虽然没有特别排斥，但也没什么好感。 真正开始听并且喜欢上摇滚乐是在20岁前后，当时陆续听到了崔健、黑豹、唐朝、魔岩三杰，当我在朋友家里看完了94年红磡体育馆的那场演出的vcd的时候，立马热血沸腾，着火了，火光里只闪耀着两个字：摇滚！
之后，开始听西方的摇滚：披头士、枪花、蝎子、U2、皇后、涅磐……一个个都给了我不同程度的摇滚洗礼，尤其是涅磐乐队，尤其是科特柯本。这个当时已被奉为神的摇滚英雄也成了我的摇滚英雄。从他开始，我不再满足于听和唱，我想写，想唱自己写的摇滚歌曲。为此我开始学吉他，在完全没有任何人指导的情况下胡乱地学会了几个和弦和节奏型，就开始写起了所谓的歌曲。那是一段孤寂而狂热的时光，常常一个人闷在宿舍或出租屋里里抱着吉他胡弹乱吼自嗨，想象着自己已经是个摇滚歌手，有自己的摇滚乐队，办起了属于我的摇滚演唱会，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嘶吼，高呼“Rock'n roll”。
有一年回到家乡，和分开好长时间的小学同学楠走到了一起。楠学的是音乐，在学校里就已经开始玩乐队了，他是主音吉他手。当看到他们乐队的演唱会视频时，我心里不禁阵阵发痒，羡慕不已。他们在镇上电影院里办的第一场摇滚演唱会我没有赶上，但赶上了第二场，我兴致勃勃地混到他们的队伍里去，看他们排练，在演唱会现场的后台看着他们在舞台上玩，看着台下爆满的观众们热情的反应，——心潮那个澎湃啊！啊！摇滚！啊，一起高呼“Rock'n roll”！
楠的乐队 正当我在想着也许可以跟他们一起玩的时候，乐队却慢慢地散了，具体原因不好说，客观原因之一就是：大家都要工作，要生活，要结婚生子，而且都住在不同的地方，聚一起排练也不容易。楠带着他的电吉他去某个城市的夜场里驻场，和其他乐队继续玩，不久又回到小镇上，剪去一头长发，到学校里教起书来，很快就结了婚有了小孩，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生活轨道上，之前的一切似乎成了一场青春梦。 那时我也出了门再次回到镇上，也当了老师，我们有了大把的时间在一起。楠虽然对于玩乐队玩摇滚的事有点淡了，但热情还是在的，也总有些念念不忘，而我更是念兹在兹。因缘巧合，曾跟楠学吉他的杰对乐队有兴趣，而且还买了架子鼓和贝斯，于是二话不说我们就玩了起来，开始在一个闲置的老屋里排练。这是我第一次玩乐队，感觉我的摇滚梦真正要开始了……但没持续多久，杰的热情似乎开始偏离，后来还把架子鼓也给卖了，楠是随性的人，也不怎么在意，而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于是一个尚未成型的乐队也就散了。 这时，楠原先乐队的鼓手涵哥找上来，招呼我们到县城里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玩乐队，我们答应了。大家坐下一聊，一拍即合，马上就开始排练，而且很快就排了几首歌，乐队名字也定了下来，叫“星期五乐队”（因为当时基本上都是在星期五排练）。一切都很顺利，也相当愉快。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已经了两场演出。站在舞台上摇滚的兴奋感才刚刚燃烧起来，突然一切又戛然而止了，由于种种客观主观的原因，我们停止了排练，然后散伙，乐队就此夭折，一切从此不了了之了，而我的摇滚梦和乐队梦，自此也划上了一个不完整的句号。
我们的星期五乐队 啰啰嗦嗦讲这些，对我来说，一方面是重温一段曾有过的摇滚岁月，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想从中看清楚曾经发生过的关于摇滚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在楠原先的乐队解散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摇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像我们一样怀有摇滚梦、热衷于玩乐队的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实际上连摇滚的末班车也没有赶上，摇滚的列车轰轰隆隆风驰电掣般绝尘而去，我们才刚被其荣耀之光所照亮，便被溅了一身的烟尘。所有的热情不过是青春荷尔蒙的发作，和对那样一个摇滚时代那样一种摇滚生活的不切实际的向往和没有底气的模仿，某种程度上也只是对于远去的英雄们的一种忧伤的追思和悼念，最终，我们对于摇滚的热情仅仅是对着英雄背影做一场一种心有不甘却无力无效、带有虚荣心理的招魂仪式和自慰仪式。
摇滚乐，作为一种漂洋过海而来的音乐形式和音乐文化，之所以能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极其生猛地“揭竿而起”，迅速征服无数年轻的身体和灵魂，自有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人心的原因，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中，中国摇滚乐的诞生，崔健、黑豹、唐朝、魔岩三杰包括黄家驹们的诞生是自然而然的事，甚至是不得不、必须有的事，多年的封闭和冷藏需要启蒙，需要解冻，长久的压抑需要一声呐喊，需要一种强力释放，——对年轻人来说，摇滚乐无疑是最好、最直接有效的启蒙方式和释放方式，甚至没有之一。 在这种前提下，中国摇滚乐的诞生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生长，事实上简直就是野蛮生长，从崔健的吼声开始，一切都在野蛮生长，所有的摇滚人几乎都是“野蛮人”，是自带火种的野蛮人，吼叫着点燃了自己，然后到处纵火。——而火的性质决定了火的宿命，——自燃者兼纵火者终将很快地烧成灰烬，新时代的车轮将从灰烬上碾过，毫不留情。后来者只能手捧灰烬，默念英雄的名字，黯然唱起哀歌。 除了中国摇滚乐自身的宿命，当然还有时代的原因，随着经济时代、消费时代和娱乐时代的洪水以势如破竹之势汹涌而来，闪耀于八九十年代的启蒙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神圣之光瞬间黯然失色，日薄西山奄奄一息。而启蒙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摇滚乐赖以诞生的土壤和空气，土壤没了，空气变了，摇滚乐的死期也就到了，英雄们从此走向末路。散的散了，死的死了，疯的疯了，堕落的堕落了，唐朝盛世不再，火麒麟变成了病麒麟，从此一蹶不振，绝大多数人躲在时代的阴影中，消失在时代的喧嚣中，一脸落寞，黯然销魂。有人试图挽救，却终究不敌时代的残酷，难成气候。在纪录片《再见，乌托邦》中，那些曾经的摇滚英雄在今天的生存状况让人不觉发出一声叹息，也只能作一声叹息。吴柯的死，和张炬的死一样，某种意义上，也宣告着中国摇滚乐的死。
我们可以叹息，可以伤感，但，似乎也不必过于悲伤，也没有愤怒的必要。一切不过是时代的必然，而乌托邦也只能是“乌托邦”——终归于乌有。如果说真有什么也许值得悲伤和愤怒的，那并不是摇滚乐的死，而是使摇滚乐之所以是摇滚乐的摇滚精神的死，这摇滚精神，意味着的是一种自由、独立、不妥协的生存态度和生活方式，是对人性，对生命，对一个更开放的社会、更广阔的世界的呼唤、向往和追求，——这样一种精神的堕落和死亡，对一个人和一个社会而言才是最大的悲哀。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悲于精神之堕落。 但又如何？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会死的终究要死，要堕落的终究不得不堕落。对于中国摇滚乐，我们能说的，必须说的，也只能是： 再见，摇滚！再见，乌托邦！ 与此同时，要么在时代的喧嚣中，在新世纪的“一无所有”中，另觅别一种形式的摇滚精神，另寻别一种可能的乌托邦；要么，就随波逐流，彻底妥协，彻底堕落，彻底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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