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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麟童、刘新阳编著）
十一岁时的李麟童 飞来横祸 1939年，我从北镇南关小学考入伪满国民优级学校。翌年深秋，家里再一次发生了变故。我的舅舅张九如为山里反满抗日的“胡子”购买枪支，被日本特务盯上了。一天，不知情的舅舅到母亲的缝补摊上，把装有枪支的农家褡裢放在缝纫机下面，说有点东西先放在这儿，一会儿就来取。结果舅舅刚走，特务带着日本人就来到了母亲的摊儿上，从舅舅的褡裢里搜出了枪支，当时把母亲带走了。 晚上，我和哥哥放学回家，见门上贴了封条，邻居说我的母亲被日本人抓走了。眼看天就黑了，母亲被抓走，家门上又贴了封条，这对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来说，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无依无靠，只得连夜哭着跌跌撞撞地经过几个坟地，跑到离家十二里以外的路屯，向我姨家的表姐、表姐夫家求救。已经是掌灯时候了，进了门，我委屈地扑在表姐婆婆的怀里说：“大姨，我妈妈被抓走，家回不去了…”话还没有说完就放声大哭起来。表姐夫窦长山一家人都是很朴实善良的庄稼人，收留了我和五哥，待我们很好，特别是表姐的婆婆非常喜欢我，还说我就是她的“老儿子“，并吩附家里人不许欺负我，不让我干重活儿。至此我正式辍学。我们兄弟在姐夫家有饭吃，平时也能帮着姐夫家做点力所能及的农活，什么摘花生、收地瓜，我们都干。表姐夫一家只是靠租地主的二亩地种庄稼，生活也很清贫，这时又增加了我和五哥两张嘴，生活的重负可以想象。虽然表姐夫一家从未嫌弃过我们，但我们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母亲，经常夜里在被窝里哭泣。 我在表姐家住了一年半，后来，我的舅舅被日本人以“通匪”的罪名枪杀。母亲在入狱整整十八个月后才被释放。母亲出狱后，我和哥哥离开表姐夫家，又与母亲生活在一起。这时母亲再也无力养活两个孩子，万般无奈选择了“走道”。由于我年纪小，不懂得母亲的无奈及生活的艰辛，思想中更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所以我与母亲“绝交”来到本族的一位叔叔家讨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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